论农民战争领袖蜕变的历史教训

加木

《论农民战争领袖蜕变的历史教训》

王宏志

原载于1979年10月9日《光明日报》

农民战争领袖是农民阶级的杰出代表，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每当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民不聊生的时候，总是他们揭竿而起，率领广大农民群众，起来打击极端腐朽的封建王朝。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众多的农民战争领袖，都为历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然而，这些农民阶级的杰出代表，尽管他们代表了时代正义的一边，尽管他们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也尽管他们最初都代表了农民阶级的利益，但是，农民领袖的结局，却都朝着一个相反的方向发展。即任何一个杰出的农民领袖也不可能把农民阶级的共同事业进行到底，而最后总是以失败告终，要么，由于蜕变，失去战斗力而被地主阶级所镇压，要么，被地主阶级当成改朝换代的工具。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总结一下农民领袖蜕变的历史教训，找出他们蜕变的原因，是很有意义的。

一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的农民战争领袖，当他们准备起义的阶段和大规模进军的阶段，甚至包括建立政权后的一段时间，他们都带有强烈的反封建性质。农民领袖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向着封建王朝冲击，以他们朴素的阶级感情，杀官吏，杀地主，把封建社会的秩序打得人仰马翻，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每当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的关键时刻，正是借助于这种农民战争来推动历史前进的。

揭开封建社会大规模农民战争历史首页的秦末农民大起义，就是爆发在苛政、徭役重重，民不堪命的时刻。其它如隋末、元末、明末以及历史上各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都是爆发在封建王朝极端腐朽，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广大农民无法继续生存下去的时候。

农民战争领袖的杰出之处，就在于能够在社会面临危机的时刻，发动农民起义，打击了极端腐朽的封建王朝，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必须充分肯定的。特别是起义初期，农民领袖的革命性、进步性是很明显的，至少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说明。

首先，历代的农民领袖在领导农民起义时，都把矛头对准封建统治者，特别是对准贪官或地主阶级中最腐朽的势力。例如陈胜在领导秦末农民起义时，喊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把矛头直指暴秦。在"天下苦秦久矣"的怨声中，数十万农民、奴隶和囚徒，纷纷响应陈胜的起义。形成了一个"家自为怒，人自为斗，各报其怨而攻其仇。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的局面。又如东汉末年，农民领袖张角，针对东汉王朝的腐朽统治，提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决心推翻东汉刘家天下。再如隋末农民战争中，起义军"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杀之"。并使得一些世家豪族，望风而逃，"转死沟壑"。明末农民战争则提出要诛杀朱明王朝的官吏，李自成曾明确宣布"王侯贵人，剥穷人视其冻馁，吾故杀之"。总之，农民战争反封建和反地主阶级的性质，是十分明显的。

其次，农民领袖在农民战争前期，一般都是代表农民利益的，他们领导农民军剥夺地主的财产分给贫苦农民。"劫富济贫"成为农民战争初期的一项带有普遍性的政策。比如西汉末年的绿林军，就已经在攻打乡村时，劫夺富户的粮食以济贫。隋末的瓦岗军攻下兴洛仓之后，开仓库赈济饥民，唐末期的庞勋起义，攻破宿州之后，"悉聚城中货财，令百姓来取之，一日之中，四远云集","自旦至暮，得数千人"。黄巢起义军"见贫者往往施与之"。宋代的王小波、李顺起义，除一般地劫富济贫外，还调拨富人财粟赈济贫乏。元末南方红巾军领袖彭莹玉，在常州率领农民军夺取大地主王"佛子"的钱财，发其仓廪分给贫苦农民。明末的李自成初起时，"散所掠财物振饥民"，攻下洛阳后，杀福王，"发王邸金振饥民"。太平天国革命时，太平军"不但不虏乡民"，而且还剥夺地主的"衣物散给贫者"。农民每听说太平军将要到来，"皆谓害不及我，而甚有利"。

第三，农民领袖在初起阶段一般都能和群众同甘苦，相互之间比较平等，没有明显的封建特权。例如西汉末年樊崇领导的赤眉军，"无文书、旌旗、部曲、号令"等设置，"最尊者号三老，次从事，次卒史"，起义将领自称"老佣"，战士们互称"巨人"，表示他们都是平等的。起义初期的农民领袖生活上同群众差距也不大。比如元末农民领袖朱元璋领导红巾军的初期，"凡军中有所得，上皆无取，辄令分给群下"。而李自成则被称为"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的领导人。洪秀全、杨秀清在革命初期，所居是"荜门圭窦"，行军时和战士一起"徒步相从",说不上有什么特权。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农民领袖大都保持了农民阶级艰苦朴素的本质。

第四，农民领袖集团，在起义前期，目标一致，比较团结，革命形势发展比较迅速。隋末农民领袖窦建德，能"执苦与士卒均"，极得部下拥护。《明太祖实录》中记载其时的朱元璋"每遇敌，智勇奋击，身先士卒，故所向克捷。"太平军进军南京，越铜关而过铁卡，所向无敌，其基本原因，正如张德坚在《贼情汇纂》中概括的："夫首逆数人，起自草莽结盟，寝食必具，情同骨肉，且有事聚商于一室，得计便行，机警迅速，故能成燎原之势。"

综上所述，我们清楚地看到，农民领袖在初起阶段，是朝气勃勃的。正因为他们的行动是维护农民阶级利益的，因此，能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然而，正当他们建功立勋的时候，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们却逐渐朝自己曾经反对过的阶级滑过去，有的甚至逐步蜕变为地主阶级镇压农民的工具。

二

曾经为封建社会历史发展建立过丰功伟绩的农民领袖，在他们称王、称帝或建立政权之后，几乎没有一个例外地都开始封建化。是什么力量促使农民战争领袖蜕变的呢？综观历代农民领袖蜕变的过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封建主义就象一条杠杆，横贯着农民领袖蜕变的全部历史。这是因为他们所实行的政策就跳不出封建主义的范畴。他们为革命战争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政权机构，基本上是沿袭封建王朝的格式；而为了适应这一政权机构，所建立的各种等级制度，同封建的等级制度也不可能有什么本质的差别。当然，严重的问题还不仅在于这些等级的本身，而是依附在这些等级之的各种封建特权。比如太平天国政权中，天王称万岁，东王称九千岁，然后依次递减到翼王称五千岁。每个等级，都各有不同的特权，象王府的级别，后妃的数量，甚至连轿夫也规定为天王是六十四人，东王是四十八人，其他各级官员依次递减。扑实的农民领袖，一旦有了这些特权，小生产者的自发势力，就必然要导致他们去为争取这些特权和所规定的等级而奋斗。这种事例在中国历史上俯拾即是，不胜枚举。例如西汉末年的赤眉军，原是一支素朴的农民军队，但建立政权之后，立刘盆子为皇帝，原来的农民领袖樊崇，当了御史大夫，其余的农民领袖，也都个个加官进爵。《后汉书·刘盆子传》记载了樊崇、杨音为了行使封建特权，竟在腊月腊日设乐大会，按等秩安排坐次，行君臣尊卑节，当场引起"更相辩斗"，而且出现了"兵众遂各逾宫斩关，入掠酒肉，互相杀伤"的丑剧。正是因为等级和特权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当农民领袖在建立政权之后，都很热衷于封赏，热衷于获得并享有各种特权的等级。如西汉末年的绿林军，在建立更始政权之后，大加封王，各路农民军首领，都被封为王：王匡被封为比阳王，王凤被封为宜城王，申屠建被封为平氏王，陈牧被封为阴平王等等。又如北宋末年农民领袖方腊，也"自称圣公，改元永乐，置偏裨将，以巾饰为别，自红巾而上，凡六等"。附在这深严的等级之上的，是各自享有的特权。农民领袖按照封建社会的尊卑有序，来分享他们起义换来的"成果"，而这个成果恰恰把他们和农民群众之间，挖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陈胜原是庸耕者，揭竿而起之前，他曾与庸耕伙伴立下誓言："苟富贵，无相忘",但他当上陈王之后，昔日的庸耕伙伴来看他，只是向人讲了他过去庸耕的历史，陈胜就感到有碍于他的尊严，竟然杀了这个庸耕时的伙伴。太平天国在森严的等级之外，还规定了回避法。即部下和百姓见诸王出府时要回避，"不回避，冒冲仪仗者，斩不留"。洪秀到南京之后，连昔日"草莽结盟"的兄弟，也"罕识其面"，甚至连杨秀清要见他也得由他指定日期。这些农民领袖称王之后，尊贵程度，比起封建王朝的帝王将相来，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政治上的特权和经济上的特权是相伴而生的。陈胜称王之后，已从一无所有的庸耕者变成居于深宫的富贵者。唐末农民领袖黄巢，入长安时，即大齐政权建立前夕，他已是乘着金装肩舆了。明末农民领袖李自成在西安时，封赏将领，"其初封也，每侯赏珠一大斗，金银一车，币千端。"进北京后，将士的要求更高了，然而封赏却少了。"将领人百两，兵卒人十两。"于是，"皆大失望。"而且原来一切缴获归公的规定，明显地不能实行了。将士大都拥有金银"其囊中多者五、六百金，少者亦二、三百金。"将士们有了钱财，不想继续革命了，不少人想回故乡，甚至连李自成也有此念："富贵必归故乡，即十燕京岂易一西安乎？!"李自成自北京西撤时，士卒"腰皆有黄金环宝。"这同前期规定的军纪"不得藏白金"自然不能同日而语了。

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特权，必然要导至生活上的腐化。李自成素称生活比较简扑，但他到西安后，也是威风凛凛"锦衣归故乡"，并在故乡修建了华丽的行宫，至今旧址仍在。而他的大将刘宗敏，入北京后，"挟妓欢呼"、"耽乐已久，殊无斗志"。洪秀全修建的天王府，"城周围十余里，墙高数丈，内外两重，外曰太阳城，内曰金龙城，殿曰金龙殿，苑曰后林苑，雕琢精巧，金碧辉煌"。他的后妃竟达八十八人之多。

三

随着农民领袖的蜕化和政策的改变，使得原来起自下层，团结一致的队伍，发生巨大的变化。这一变化反映在内部，就是争权夺利，甚至相互火并；反映在外部，就是军民关系恶化。陈胜称王后，诛杀了起义军东路主帅葛婴。而吴广围攻荥阳时，部将田臧以"假王骄，不知兵权"，假称陈胜之命杀了吴广。结果，使战局更加恶化。还有起义将领武臣，在陈胜称王后不久，自称赵王，陈胜命他去支援周文，他坐视不救，忙于略地自广。西汉的绿林军建立更始政权后，赤眉军领袖樊崇等人曾亲到洛阳，面见刘玄、王匡，表示愿归附合作，但刘玄、王匡不能容，结果造成两军火并。与绿林军协同作战的弘农军领袖王宪，曾联合三辅义军首先攻下咸阳，却遭到申屠建等的嫉妒，被他们诱杀。又如前边讲到的庞勋起义，初期是多么为百姓拥护，但后来，由于庞勋本人蜕化，想去当唐朝的节度使，不再为百姓谋利益，于是"应募者日少，而诸寨求益兵者相继。勋乃使其党散入乡村，驱人为兵。"前后不到两十月，庞勋的起义军从"人争赴之"到"驱人为兵"，军民关系的这个变化实在是太惊人了。类似的情况还很多。有的认为这是农民的狭隘性造成的，狭隘固然有之，但主要起作用的，还是封建特权的作用。

农民领袖的蜕变，导致农民政权的封建化，上述事实说明农民领袖蜕变的根本原因，是封建主义的束缚和影响，无论多么杰出的农民领袖，都摆脱不了。因此，农民领袖的蜕变是历史的必然。我们指出这一蜕变的事实，并非指责他们不该蜕变，而是想从这里引出一条历史教训。有些人想替农民领袖的蜕化辩护，说什么难道允许地主阶级享受华丽的王府，就不允许农民领袖也去享受一下吗？还说什么难道允许地主阶级当皇帝，就不允许农民领袖也当一当皇帝吗？殊不知农民领袖住进华丽的王府之后，他就不再会想到住茅屋的农民了。农民领袖带上了帝王的冠冕，也就不再是农民领袖了。设若今天还有人要以农民领袖为楷模，那么，这些人一定是封建特权的拥护者，而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对农民领袖的蜕变，毛泽东同志曾反复批评过。在《学习和时局》一文中，毛泽东同志批评我党出现的几次大骄傲时指出："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后来，毛泽东同志在给郭沫若同志的一封信中又指出："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毛泽东同志批评李自成、洪秀全这两个著名的农民领袖，都是因胜利骄傲而失败。很明显这里说的骄傲正是封建主义造成的，因为这个骄傲的表现恰恰是封建特权和享乐思想等等。为此，我们如能在充分肯定农民领袖的历史功绩的同时，认真总结一下历代农民起义由于受封建主义的影响和束缚而失败的历史教训，对于总结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和认识封建主义的危害性是会有帮助的。

编辑于 2026-05-16 1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