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大串连”奇遇记

剑胆琴心

剑胆琴心

1966年10月，我当队长的海淀区红卫兵纠察队机动队，在完成了国庆节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天安门广场执勤任务后，蓦然发觉，全国范围的“大串连”活动已经如火如荼，全国各地来京的红卫兵仅接受检阅的红卫兵就达百万之众。为解决外地来京红卫兵的食宿难题，部分居民家庭都腾出房间把“毛主席的客人”接进家中，我们家也住进了几位外地师生。

当我们决定投入到“大串连”洪流中来的时候，学校里所剩的人已经寥寥无几了。海淀区红卫兵纠察队机动队剩下我们学校的十余人抱团一起，后知后觉地走出去，融入大“串连”的潮流中。

为了对祖国的山河地理有更详尽的认知，我特意提出把小学教过我们地理课的李德生老师也带上。当时政策上是革命师生“大串连”。时过三十年后，在八一学校建校五十周年纪念活动中，再次遇到李德生老师，他感慨地对我表示感谢，让他获得了其他老师所无法体验的大串连的亲身体会。

我们一行十七个人（清一色的男子汉），年龄最大的李老师，二十大几，年龄最小的是旷伏兆将军的小儿子，还有我的表弟都是小学生，队伍稍显庞大了些。机动队散伙之前，记不清是哪弄的一点经费，我们买了十几把小刀，每把刀定制了个皮套，参加“串连”的十几个机动队员人手一把。刀挂在腰带上，俨然屁股后面挎着把“盒子炮”似的，精神抖擞，美的差点鼻涕泡都冒出来了。以后学校的“联动罪行展览”上，其中一把不知是那位的“佩刀”做为“罪证”也摆在了展台上。

当时以步行长途跋涉的形式参加“串连”，是最能体现红卫兵革命化的。我们也赶时髦，计划先步行走到天津，体验一下徒步“串连”的感觉，然后再坐火车继续前行。可刚走到廊坊，眼看天快黑了，正赶上一辆军车停下来提出要捎我们一段，同学们昂扬的意志立刻就崩溃了，纷纷

跳上车。行驶了个把小时，就把我们拉到了北京八一学校的姊妹学校天津市红光学校。在“革命化”和“机械化”两者之间，我们毅然选择了“机械化”。

从天津出发，下一个目的地是青岛。在青岛逗留几天，再出来准备奔广州。从青岛坐火车到徐州换车，徐州是津浦线和陇海线两大动脉交汇的枢纽站。“大串连”正处于如火如荼之际。客流比现在的春运还要来势凶猛。“沙丁鱼罐头”这个形容词，用在“大串连”的火车车厢里可真不为过。当时的车厢真是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过道、厕所、车厢连接处都挤得满满的，甚至连座椅底下、行李架上也躺着人。现在的年轻人坐在舒适的“和谐号”动车或高铁上，根本无法想象当时拥挤的情景。当然他们也根本无法想象不花钱就能坐着火车天南海北地随便转。要赶上现在来个“大串连”恐怕更会挤爆了头。

我们在徐州站换车，挤了两趟车都能没上得去。因为我们人多，总有几个拉在车下。大家死心眼，一个人上不去，索性全都再等下一趟车。我们亲身体验到徐州火车站混乱的局面，于是这些曾经的纠察队员们似乎又找到了“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脑袋一热，兴奋劲上来

了，众人纷纷提出要承担起整顿徐州火车站乘车秩序的责任。这样的想法和做法搁现在能让人笑掉大牙，但当时我们就是这样身体力行的。徐州火车站站长听说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自愿站出来维持秩序，乐的嘴都合不拢了，特意在站舍给我们腾出来一间房子，供我们存放行李和夜间休息。我们的任务宗旨就是让更多的红卫兵小将能搭乘上火车，尽量减少在站旅客的积压。大家又像在北京执勤那样，和车站工作人员一起整齐地站在站台上，迎送着一列列南来北往的列车，疏导旅客，维持秩序。过往列车上的旅客和串联师生们好奇地看着我们这帮首都红卫兵纠察队员，心想徐州火车站太牛B了，居然搬来首都红卫兵纠察队在此执勤。知情的则肯定会认为我们是“吃河水长大的”。

经常有的列车进站后，因为车上太挤，车上的人不想让车厢继续超员，拒绝开门上人。但车下的人也是等的时间太久，离心似箭，矛盾十分激化。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就把站台候车的人从车窗一个一个往里塞，车里的人不让进，往外推。我们就武力解决，解下武装带照车窗里一通横扫，“扫清道路”后，再继续往里塞人，直到火车开动为止。在我们的努力下，徐州火车站积压的客流迅速减少。这样的工作我们持续干了三天。当大家依旧兴头未减，感觉良好的时候，我及时地提醒大家：我们目前这种“狂热”毫无意义。照此下去我们是永远也到不了广州的。

（红卫兵“大串连”）

（相比这些正儿八经徒步串联的红卫兵小将，我们就相形见绌了）

经我一语点破，大家幡然醒悟，及时离开了奋斗三天的徐州站，经郑州站转车开赴广州。当时的铁路运行秩序被严重打乱，超员加晚点，列车上几乎见不到列车员的身影。北京到广州的列车平日里不到两天的车程，此时走走停停要三天三夜时间。在火车上就是有个座，坐三天也够人受的。每到一站打水、买食品、大小便（车上厕所早已挤满了人），全把车窗当车门，爬上来，爬下去。好在那时年轻，身子板皮实，别说坐火车，就是把人打个包裹寄到广州，拆开包后照样活蹦乱跳的。眼看快熬到广州了，车到广州前的一个小站停下来不走了，说是进不了广州站。旅客只能在此下车自行去广州。无奈只好继续徒步“串连”，谁让我们刚开始时偷懒来着呢，正好把没走完的路给补上。好在二十多

公里路还不算太远。

到广州市后已经华灯初上，我们“下榻”在广州八一学校。这里聚集了大批北京来“串连”的老红卫兵。不仅有我们同学校的同学，还有海淀、西城、东城各学校的红卫兵，还有沈阳八一学

校和新疆乌鲁木齐八一学校的红卫兵。大家相聚一堂，谈论起运动形势来，观点一致，真可谓“酒逢知己千杯少”，“英雄所见略同”。

十月下旬的广州市气候宜人，我们兴致勃勃地转遍了广州市的名胜古迹，但最令人流连忘返的就是遍布广州大街小巷的“冰室”，即冷饮部。各种冰激凌，雪糕，刨冰，味道好极了，在北京很少见。结账的方式也很特别，自己取你要吃的食品，餐后服务员到餐桌上清点吃过的各种盘碗，容器，据此结算出消费的账单。先到广州的北京朋友教了我们逃单的经验，把部分吃过的盘子碗悄悄藏匿起来，结账时就可以多吃少结了，曾经“一尘不染”的我们，如今在手头拮据时开始玩起这种下作的小把戏。

正当我们在广州乐不思蜀的时候，一次偶然的事件使我们戏剧性地离开广州，而且是仓皇出逃。

北京的红卫兵在全国各地总是招惹是非，我们学校初中一年级的几个学弟，住在广州市的一个“串联”红卫兵接待站，与其他地区的红卫兵发生冲突，吃了点亏。听说广州八一学校有自己的同学，就跑过来搬救兵。远离北京的广州，同学吃了亏岂能袖手旁观。二杆子劲儿一上来，带上十几个弟兄就杀过去了。事件以对方几个学生头破血流而结束。我们则趁乱撤回了广州八一学校。

事情并未就此完结，之后不久，事发广州华侨新村，广州华侨新村是建国后为归国华侨建造的高级住宅区。北京一拨红卫兵跑去抄家，本地红卫兵组织认为染指了自己的地盘，双方发生冲突，据说冲突中惊扰了一位粤籍华侨领袖，主管侨务的副省长黄洁，已经被批斗抄家的黄先生当场心脏病爆发不治身亡。这些都是多年后才知晓。

当时有人跑到广州八一学校，煽动说有北京的老红卫兵被广州的造反派组织给扣了。又跑来搬救兵。住在广州八

一学校的这帮心血来潮的北京红卫兵们开始酝酿去救人。对此事的原委我们并不了解，经不住朋友们鼓动，底下人的撺掇，脑子一热，不问青红皂白，为根本不相识的人“两肋插刀”，打抱不平去了。

那是一天晚上，住在广州八一的百十号北京红卫兵集合起来，有人给带路，去的什么地方我都不清楚。到了那不久就感觉不对劲，围观的人愈来愈多，嘴里喊的广东话我们也听不懂，看他们满脸愤怒的表情能察觉到气氛愈来愈紧张。刚开始大家还摆出北京红卫兵的“谱”来，满不在乎，混不吝。接着是费尽口舌地辩解，却又语言不通无法沟通。人越积越多，最后看苗头不对，搞不好我们这百十号人会被包了饺子。三十六计“走”为上。我们四五个人一排紧紧手挽着手，排成一个纵队奋力向外冲。一路上后面追兵紧随，马路两边看热闹的广州市民也纷纷参加进来，向我们发出叫骂，不时有人用力撕扯，企图把人拉出队伍。此时如有掉队的，后果不堪设想。石块、烂果、瓜皮之类雨点般向我们砸下来。真正体会了到老鼠过街的感觉。正在我们慌不择路地紧跑时，突然发现前面是一个大广场，那天广场上正在举行一个集会，就看眼前黑压压一片，人山人海。后面紧追的人群发出一阵狂呼，听声音能感觉出非常之振奋，无非是招呼前面的老乡们

把这帮北京人截住。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发生了，不由得从心里冒冷气。人要是倒了霉喝凉水都塞牙缝，“老鼠”过街挨打倒无所谓，可把“老鼠”赶到笼子里那就是必死无疑了。

当广场上的人群纷纷回过头来，纳闷地看着我们这群不速之客，还没醒过味儿来的关头，也就是对我们的“合围”还没有最终形成的一刹那。忽然发现广场一角有个大楼，大门有解放军战士站岗，门前挂的大牌子赫然醒目地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市警备司令部”。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快跑！”不知谁高喊一声，大家心有灵犀纷纷撒腿向广场一角的大楼跑去。

在学校我短跑成绩平平，那天如果有人给掐表，我的百米成绩肯定超过12秒，这可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仓惶逃命。

原来很明显的追踪目标突然散去，后面追赶的和前面堵截的顿时都乱了阵脚。说时迟那时快，大家冲破岗哨的阻拦，一头扎进楼门，最后还没忘记把大门紧紧地关住。没等大门掩实，就开始了剧烈的撞击。听完我们结结巴巴的叙述，楼内的解放军急忙打电话搬兵，防止广场的群众冲进大楼。我们被安排到楼上的房间里，窗外喊叫声阵阵如潮，众人黑着灯趴窗户望去，原先广场集会地点由广场中心转移到广场一角我们所在的大楼前。不敢多看了，提心吊胆地躲在角落里，首都红卫兵纠察队的英雄气概早就丢到爪哇国去了。夜深了，人群渐渐散去，危险基本解除。军方开来两辆大卡车，风驰电掣地把我们送回广州八一学校。

经过这一折腾，大家开始打蔫了。偶尔外出也不敢跑得太远。不时听到广州八一的学生用夹带广东方言的普通话跟我们说：你们闯大祸了，广州市里好几个造反派组织扬言要抓北京闹事的红卫兵，而且北京八一学校的红卫兵还榜上有名。后来听说，在华侨新村的劣行中，我们八一学校一个风云人物有份。别人惹事，我们跟着沾包，这打击面也太宽了吧。不过扪心自问，我们不是也曾在红卫兵接待站把人打得头破血流吗？俗话说的好“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此后风声越传越紧，一会说广州市区众多人游行请愿，一会说北京红卫兵都藏在广州八一学校，广州市数万人要抄广州八一。广州八一学校留校人数不多，剩下的人做着防备挨抄的准备，最后好多人跑回家不敢回学校了。这下可苦了我们这些北京来的红卫兵。想躲，广州市举目无亲没处投奔。想走，必须到广州市红卫兵接待站凭证明领火车票，此时我们哪敢进市里，而且听说每天有大批工人守在火车站，防止北京红卫兵出逃。为防止意外情况发生，我仔细察看了广州八一校园的地形，什么地方围墙容易翻越，提前找好退路。有一次学校门外一群人打着旗帜，呼着口号，向学校方向走来，校门口望风的急忙发出警报，我们迅速按

既定路线翻墙逃出学校，后来才知只是一场虚惊。

那几天我们像热锅里的蚂蚁一样，坐卧不宁。正在我们这帮人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有几个神秘的人出现在广州八一学校。这帮人干部装束，说一口广东普通话，分头找到住在广州八一的每一拨北京红卫兵。经自我介绍，分别来自广东省委，广州市政府。说是你们的事情惊动了周总理，指示广东省委要保护北京红卫兵的安全。他们是奉命来安排我们安全离开广州。而且介绍了形势，这几天每天有群众到省市委请愿，而且群众已经知道你们这帮人藏身在广州八一，今天夜里必须准时出发，大家要守纪律，不能丢下一个人，不能走露风声，惊动了群众你们就别想跑出广州。总之“群众很生气，问题很严重。”

夜幕降临，我们收拾好行装，在学校待命。包括住在外校的北京红卫兵，陆陆续续集合在此，共计百十号人。在学校上车目标太大，在“神秘人员”的组织指挥下，我们先是分头鱼贯匆匆走出学校，带篷布的卡车停在学校附近，大家迅速登车。有一个广州八一的学生，广东人，和我们混的很熟，原打算和我们一起去北京串联，说好搭伴一起走。在走出学校的路上发现有几个陌生人鬼鬼祟祟跟着我们，他自告奋勇前去把人引开，我们担心他的安全，他说他会说广东话，“谋们忒（没问题）啦”。那天他穿一件军棉袄，背着军挎包，后来他没赶上我们的车，不知发生了什么情况，但我至今脑海里留着他的印象。

坐在大棚车里，颠簸一路，离开市区开出城外，漆黑的夜晚除了车前大灯照亮前方，四周什么都看不见。好久才停下车来，到了一个不知名的小村镇。大家跟随带队的干部进了一间临街的院子，仔细打量像是个大队部。大家进屋席地而坐，并关上灯。有四五个带队干部，穿着浅色风衣，戴鸭舌帽，腰里鼓鼓囊囊好像还别着家伙，说话压着嗓子。大家用不着嘱咐，也都压着嗓子，窃窃私语。一会过来几个乡干部模样的人，随行干部悄声向他们布置任务：“村口，路口派基干民兵持枪把守，如果发生情况由专人带路顺后面小路转移上山。”我们忐忑不安的在一边仔细地听着，眼巴巴地瞅着，就像在看电影里演的似的。

随行干部还不时地向我们通报情况，散布着紧张情绪。一会通报说广州八一已经被抄了，群众已经发现广州八一的北京红卫兵转移了，正在发动人分头堵截，寻找。一会说广州有二十多万人聚众示威。一会隔壁房间电话铃声响了，电话通知，城里已经有人往郊区赶来了。

此时屋子里静得掉下颗针也能听到响。不时有汽车开着大灯从门前晃过，干部们走到屋外探望

情况，每当大灯晃着玻璃窗的时候，本来蜷缩在墙根下的我们都会不由自主地把头再往下探，

尽管此时站在窗外也不会看到屋里有人。几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一直把心吊在嗓子眼上，七上八下。

到凌晨时分，随队干部招呼我们准备上火车，在简短的行军前动员后，大家“人衔枚马裹蹄”，蹑手蹑脚，一个跟着一个沿着稻田小路急速夜行军，仿佛东江纵队的游击队员一样。

渐渐在黑暗中看到了前面的铁路路基，沿着路基走向一个小车站，正在我们行进中，一列火车鸣着笛减速开过来，大灯照亮我们脚前的小路，列车缓缓停下来的时候，我们刚好跑到车下，没有站台，最前面一个车厢是空的，专门给我们预留，车门打开，列车长和乘警打着手电招呼我们抓紧上车，大家都像猴子一样动作敏捷，用最短时间登上列车。后来才知这一站是花县火车站。火车在此站临时停车，专为接应我们。

火车徐徐开动，我们也都长吁了一口气，这时我们才发觉没来得及向随队干部们道别。

我们这群北京红卫兵小将朝气蓬勃来到广州，又狼狈不堪，糊里糊涂地离开广州。事后我想，在广州呆的时间不算短，广州火车站是啥模样？来去都是从郊区站乘降，楞没和广州站照过面儿。

（这就是当年我们未曾谋面的广州火车站，照片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广州火车站）

一切都像做梦一样，事情的发生，发展，到结束，我们是莫名其妙地卷入，鬼使神差地逃离。事后回想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老有一种被人忽悠了的感觉，但又搞不清楚。广州“串连”的经历对我们这些被激情烧坏脑子的年轻人是一场洗礼。开始尝受被围追堵截处处喊打的滋味，也帮助我们能尽快适应回京后被打成“保皇派”、“联动”，被查抄、被取缔，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的新的政治“环境”。我们很快就“好了伤疤忘了疼”，又为被谢富治抓捕的“联动份子”和被首都大学第三司令部的造反派们压制的老红卫兵们打抱不平，又一次不顾后果的“两肋插刀”。难怪后来在冲击公安部时干得那么从容，因为有了“大串连”时冲进广州警备司令部的提前“热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