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永吉嘉靖四十四年会试论文发现记

知音无人

永吉公嘉靖四十四年会试论文发现记

2026年2月末，余一日闲来无事，处于习惯，翻开手机百度，看到明朝李廷机的一条介绍，看到李曾著有明丁未年会试录在日本有孤本，随即我又打开《孔夫子旧书网》，试图寻找有无出售的复印件，在无果之后，我又联想到既然丁未年有编的会试录，那乙丑年有没有编会试录呢？我试着在孔夫子旧书网上再搜，还真让我搜到了，有复印件，有点小贵，一百多元，我即刻下单，四天后，也就是3月17号，我收到了书，急不可待的翻看是否有永吉公的会试文章，当看到有之后，一边阅读一边在文化研究群中发了消息。这一发现，填补了我族没有发现永吉公文章的空白，为我们理解清庆阳知府赵本植赞永吉公“文章气节共推山斗”添加了有力的佐证，永吉公凭此文获得了乙丑年会试第十六名。

说到这，我请各位看官先按下你急于阅读永吉公会试文的心情，我在这里采撷了永吉公会试时的一些考试信息，在录永吉公文章之前呈现给大家，让读者了解一下古代科举的过程及考试官的简介，更好的理解先祖求取功名之艰辛，激励我们继承先祖精神之信心。

首先，我们应该知道，会试，它是中央政府选拔人才的高级考试，由中央政府的礼部组织进行，明朝会试每三年在辰、戎、丑、未年，考试日期是二月初九，十二、十五日，分三场进行。故又称“春闱”或“礼闱”。永吉公会试这年为乙丑年，参加此次考试的有四千六百多学子，中式者四百人。也就是说这四百人才能参加皇帝组织的“殿试”，通过后才可获得进士。这也是我们看到府志中记载永吉公会试第十六名。殿试的时间明朝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年）从以前的三月一日改为三月十五日，进士登科录上永吉公是第三百零五名。

二是嘉靖四十四年的会试时礼部尚书是李春芳。嘉靖二十六年状元及第，隆庆二年(1568)接替徐阶成首辅。为嘉靖四十四年会试录写序的是时任通议大夫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掌詹府事高拱，1566年拜文渊阁大学士入阁，1571年接任首辅，后因与太监冯保及张居正发生激烈斗争，被构陷谋逆，1572年回籍闲住，六年后病逝。

三是为永吉公阅试卷并批语的四人，顺序按职位小到大排，

1、同考试官署员外郎，常三省，直隶凤阳府泗州人，嘉靖三十五年丙辰科进士，官至湖广参议。

批：重责宋良得书救之义且对待严整精确当非前作者

2、同考试官修正撰马自强，陕西大荔人，嘉靖三十二年进士，万历六年三月加太子太保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辅政。在掌翰林院时，应永吉公请为直公书墓志铭，收录于《马文庄公集》

批：重责宋就是传意而词雅健录之

3、考试官侍读学士，胡僖。兰溪人。嘉靖三十八年进士，官至云南副使。

批：严整得体

4、考试官学士，高仪，浙江杭州人，嘉靖二十年进士，1566年代高拱任礼部尚书，1572年兼文渊阁大学士，与高拱、张居正共同接受遗诏辅佐万历皇帝。在高拱与张巨正的权力斗争中未深度卷入。《明史》评价其“性简静 寡嗜欲”，家中无妾 ，旧庐毁于火后终身借住他人馆舍。谥号文端。

批：义括而辞达

按旧礼制，永吉公在会试时是学子，应称考官为师，且在日后官场，当有师生之情谊。万历年，御史刘台骇张居正一案，因刘台参加会试时，张巨正是考官，弟子骇老师，张巨正感到是莫大之耻辱，这才恼羞成怒，给万历皇帝撂挑子。永吉公个性直，为刘台喊屈，一句“台死言路塞”种下祸根，致在山西为官九年，不得升迁，直到张居正死，方有转机。

四是嘉靖四十四年会试录中记载了各科考试题，第一场考四书、易、书、诗、春秋、礼记。同科考生根据所抽到考题答卷，这里只列举永吉公所考之春秋，共有四道题，永吉公的考题为：宋师伐陈衞人救陈 宣公十有二年。

第二场考“论、诏诰表、判语”，这主要考察士子的公文写作力；

第三场考的是“策五道”。是指以对策形式考察士人的考试方式。源于汉代汉文帝。策试要求应试者针对预设问题撰写对策，评判侧重答案的详尽与引证的明确。旨在就时政问题阐发见解、向朝廷建言献策。

遗憾的是余所购的《嘉靖四十四年会试录》复印本中没有录永吉公参加会试第二场、第三场的答卷。只有会试获前三名的第二、三场答卷。

五是嘉靖四十四年会试录中录第一场试卷十二篇，永吉公为会试第十六名，所录试卷为第十篇，已可见其优秀之处。

六是在嘉靖四十四年进士录《中式举人四百名》名次排列中有麻永吉“陕西庆阳卫右所人监生”字样，说明永吉公是在国子监读书或取得进国子监读书资格的人。

附：永吉公会试第一场试卷。

宋师伐陳衞人救陳宣公十有二年

麻永吉

春秋於大国之讨二必托词以罪之焉于以见宋之伐陈省已谋国两失之春秋於卫书救而所以罪宋者深矣宋卫情丘有盟好恶同之乃宋讨陈之附楚也而卫救焉宜以失信贬卫矣而得书救者何君子曰卫以救书所以罪宋也盖省己者非脩怨之贵而自厚以远怨之难陈之乱也楚讨之而宋不能陈是以南向而受盟宋欲服陈豈无德礼可以招携乎而加之兵也是徒知责陈不当背已以从楚而不思栗门之䡦在楚仗义有足多者要之虽縣焉復封焉陈之德楚宜也而无罪之邦非宋人执言之利矣惟干戈省厥躬书之训也宋之伐陈其无乃昧省躬之训矣乎谋国者非御敌之难而能固本以待敌之贵陈之二也华葉之而夷是即楚是北图而益横宋欲御楚无德政可以强国乎而攻与也是徒知伐陳或可立威以挠楚而不思蒲胥之車在楚重怒有足虞者卒之既伐焉復围焉楚之仇宋深也而無已之师固宋人自詒之戚矣惟甲胄啓戎书之戒也宋之伐陳其乃犯啓戎之戒矣乎故春秋於伐陳之下书卫人救陳羞托以罪宋之非义而失图也若卫之背盟豈待贬而後见哉抑宋之伐陳晋之意也清丘载书要言讨二不独宋志明矣辰陵遗义而夷寡轻挑夫豈制御之畧乎伯宗之对晋不能宗诸侯矣隳世伯之业以成楚庄之伯果天授楚耶抑晋授之耶士会诸臣不得而辞其咎矣。

译文：

春秋之世，诸侯征伐，仁义为本。宋国讨伐陈国，实为大国欺凌小邦之例，其行为不仅违背盟约信义，更显治国策略之双重失误。本文旨在剖析此事，以明《春秋》笔法之深意。

‌一、失信背盟，伐陈非义‌

宋与卫曾有清丘之盟，约定共扶弱小，恶同好同。然陈国依附楚国，本为自保之策，宋却以此为辞，兴兵讨伐。此举首失在于“失信”。盟约既立，当共同遵守；宋单方面毁约攻陈，是谓“托词以罪之”，实为强权寻衅。《春秋》记载此事，意在揭露宋国以“讨罪”之名行扩张之实的虚伪。卫国有救陈之举，《春秋》书“救”，非为褒奖卫国，正是为了反衬并深责宋国之不义。救陈乃卫履行盟约之责，宋之伐陈则背弃盟约之信，两相对照，宋之过愈明。

‌二、昧于自省，谋国失策‌

宋伐陈之次失，在于“昧于省己”。大国对待小国，当以德礼怀柔，而非以兵威胁迫。陈国处于楚宋之间，其依附楚国，或因宋之德政不足以安其心，或因楚之压力不得不从。宋国不反思自身能否以仁政“招携”陈国，反恃强凌弱，强行征讨，此即“徒知责陈不当背已以从楚，而不思栗门之恸在楚”。结果虽一时得逞，却使陈国对楚感恩更深，与宋结怨更固，反驱陈国彻底倒向楚国，是为“伐陈而益楚仇”。此乃昧于“省躬”之训，不修德政而妄动干戈，终致战略被动。

‌三、启衅强楚，自贻祸患‌

宋伐陈之三失，在于“启衅强楚”。当时楚国势盛，宋伐陈实则为楚国提供了直接干预的借口，刺激楚国北图中原之意。宋本欲通过压制陈国来威慑楚国，却不知“徒知伐陈或可立威以扰楚，而不思蒲胥之车在楚”。楚国以此为由，加深对宋之敌意，后续兵连祸结，“既伐焉复围焉”，使宋国陷入与强楚的无休止争斗中，国力消耗，此乃“无已之师，固宋人自贻之戚矣”。这正是犯了“甲胄启戎”之戒，轻启战端而招致强敌持续报复。

‌结语‌

/综上所述，宋国伐陈之举，在《春秋》的记载框架下，呈现出三重过失：背弃盟约而失信于诸侯；不修德政而昧于自省；轻启战端而自招强敌。故《春秋》于“伐陈”之下特书“卫人救陈”，此非独罪宋之兴师无名，亦深责其治国无方、御敌无策。清丘之盟精神在于互助，宋之行为背离此道；辰陵之会后，楚国霸业日盛，宋不能审时度势，固本待敌，反贸然挑衅，实非制御之长策。晋国作为盟主，未能有效约束宋国，亦负有失职之咎。观此历史，可知大国之行动，必以信义为基，以德政为本，以慎战为要，否则虽一时得利，终将陷于不义与危殆之中。

注：以上译文只是个人理解，也有AI的帮助，记文出来供族人阅读帮助理解。难得在461年之后，我们还能看到先祖考取功名时的文章。短短不到五百字的文章，折射出的是永吉公的政论水平和人品性格，永吉公在齐鲁晋楚巡按和为政期间正是按照做人的根本和信誉做事，得到了治民的爱戴和拥护。

2026年3月29日于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