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在遵义5》

韩可风

四

贵州陆军小学堂创办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由江南陆军学堂优等生赵均胜充当监督并提调事务。采用西式教育，所设课程有兵学、格致（物理）、日语、算学、图画等，聘日本教习官清宫宗亲、岩原太三郎等人任教。学生定额二百一十名，每年限收七十名。

贵州陆小第一期学生中，有一个学生特别优秀，他的名字叫何应钦。何应钦是兴义人，陆小毕业后因成绩优异，品行良好，被日本教官保送日本学习军事，这期间他有几个要好的同学和朋友，一曰蒋介石，一曰冈村宁次……后来何应钦回贵州发展，当了黔军旅长，却差点在内部倾轧中被手枪打死，没奈何跑到广州，投奔正在筹办黄埔军校的蒋介石。蒋正在用人之际，大喜过望，使委他当了黄埔军校总教官、教导团团长，逐渐形成黄埔军中蒋、何两驾马车的局面，其地位仅次于老蒋。又过了若干年，何应钦以中国陆军总司令身份，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以及东南亚战区盟军，包括苏、越、朝、缅、泰等国，在中国南京中央军校大礼堂接受日本政府投降。而站在对面呈递降书的日本“支那派遣军”总司令官，也是中国人民敌忾同仇的侵华恶魔，正是他的日本同学冈村宁次大将。

这也算是贵州陆军小学对中华民族的一份贡献。

莘园老人回忆说，陆小学生不交学费，还有津贴。而读同是新政的贵州中学堂，除生活费自理之外，学杂费就要每年三十二两银子。陆小这种待遇当然让很多人垂涎，因而第二期报考者众多，约有二，三千人，但录取只有八十名，还有备取十名，总共九十名。本来限收七十名，这期多收了二十名。考录比例不到三十分之一，可想当时之盛况。

一旦考取，津贴分优，上，中三等。优等第一年为每月一两二钱银子，上等一两银子，中等八钱银子。第二年优等翻倍为一两八钱银子，上等为一两五，中等一两二。第三年优等二两四，上等二两，中等一两八。那时候的银子值钱，一两约等于铜钱一千五百文，一斤猪肉只要二十文，一亩良田也才四五两银子。（说来读者不一定相信，贵州贫穷之地，许多老百姓一辈子没有见过银子，也用不着银子，几文小钱就把日子打发了。）况且每日生活免费，每餐四人一桌，每桌四荤一汤，猪肝、腰花、回锅肉从未缺过，所以陆军小学堂中这些未来的强国之星们，操课虽然辛苦，生活却是很优裕的。毕竟在当政者们的心目中，这些今天的大孩子们，俨然就是帝国明天的全部希望。

但是，苦难的时代让这些十七八岁的半大小子们迅速地成长起来。和猪肝、腰花、回锅肉比起来，胸膛里正在一天天发酵的家国情怀，民族意识，肯定是更重要得多。

那时候的军旅组织者们其实比较幼稚，不像后来经过若干年的战火洗礼之后，军官们终于明白，当兵不能有思想，兵一有思想，队伍就不好带了。而不让兵有思想的最重要手段，就是不要让兵们闲着。要让他们每天都累个半死，倒上床就呼呼大睡，根本没有时间再去思想。当年的陆小领导者们，实在是心地善良，不仅把这帮小爷好吃好喝供着，而且还给他们提供了大把时间和自由，可以让他们操课之余，三五相聚，茶楼酒肆，放浪形骸，谈天论地，意气相投。于是没有多久，陆小学生就自发的成立了一个所谓“历史研究会”。这个所谓“历史研究会”名为研究历史，实际上是讨论革命。其中最活跃者，一为沿河学生席正铭，一为仁怀学生刘莘园。

渐渐有些风声传到领导耳朵里面去，毕竟这还是大清朝，还拿着皇上的俸禄，领导便出一告示，“查本堂学科无一不关重要，该生等何独专研历史？盗外界之虚声，干军人之律禁，为此严加禁止。倘敢故违，定予严办不贷！”

这等叛逆大事，当局吆喝一声就算了，既没拿人，又不罚款，可见其爱护之情。告示一出，研究会诸人便不再公开活动，私下却联系更加频繁。继而干出更离谱的事，众小爷们以席正铭为首，直接在陆小学生中，成立了一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叫“皇汉公”，也即所谓“公口”。

这个所谓“公口”，今天的读者已经很陌生了，需要做一点说明。

满清入关之后，大规模的公开反抗渐渐平息，民间的反抗却一直在继续。这种反抗的主要组织形式是洪门，据说是由郑成功手下的几名亲信所建立，在思想上则受明末大儒顾炎武影响和指导。洪门后来又分出青红两帮和哥老会，三大帮会互相融合和渗透，但在北方大体以红帮为主，在长江中下游大体以青帮为主，在西南诸省及长江中游，以哥老会为主。哥老会也称汉留，具体起于何时已经无考，应该是清初西南和中南地区一些民间组织和洪门融合的产物，又以长江沿线为盛。所以哥老会的地盘，又称“码头”。外地哥老会或其他帮会中人来到新地方，去见当地的会党头目，又叫“拜码头”。入“哥老会”之人，俗称“袍哥”。之所以叫“袍哥”，是取三国时候关云长与刘备失散，虽受曹操厚待，但忠义之心不泯，他将义兄刘备所赠之衣袍穿在曹操所赠的衣袍里面，意为“身在曹营心在汉”，这是其一。其二呢，是取诗经中“与子同袍”，大家都是兄弟的意思。但不管什么意思，起初的宗旨都是“反清复明”，结义相帮，这却是无疑的。而哥老会在各地方的袍哥组织，就叫“公口”，也叫堂口。公口有大有小，彼此之间互相往来，只要是袍哥中人，凭一张“票布（身份证明）”和一套“切口（黑话）”就可以走遍天下，在各个码头上都能无需花费，受到一定的接待和关照。在各个公口之间，一般只有横的关系，没有直的谁领导谁的关系，但有辈分高低和势力大小的区别。

洪门、袍哥当时在社会上的势力非常大，小到邻里纠纷，大到军队建置，各行各业，甚至土匪乞丐，都能干预。就连孙中山，为了革命，也要在海外联络甚至参加洪门分支致公堂，并被推举为级别很高的所谓“红棍”，成为洪门大佬，才方便筹款和开展活动。而这致公堂，后来几经转变和改组，又和中国共产党合作，成为现在国内几大民主党派之一的致公党。新中国成立初期，其党首是著名的海外华侨司徒美堂。在开国大典上，一群喜气洋洋，胡须清一色刮得光溜溜的将领和名流之中，唯独他西装革履，长髯飘飘，就站在意气风发的毛泽东主席身边。

新中国成立前，江浙一带青帮横行，其大佬黄金荣、杜月笙者，连蒋介石也要买账。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四川最著名的袍哥大爷，是川军将领范绍增，江湖人称范哈儿。而当时遵义最著名最有影响的袍哥大爷，是张启佑，又名张肇奎的张大爷。

那时的张大爷，是遵义哥老会四台口公举的总社长，他在遵义倡导和资助兴建了川剧院、京剧院、电影院、发电厂、银行、教堂、小学、锰矿……其为人仗义疏财，做事一言九鼎，在贵阳和重庆，都是响当当的人物。江湖行走之时，只要拿着张大爷的名片，在这两处不仅畅通无阻，而且到处高人一等，是很有面子的。正因为他能够明大义，懂道理，一九四九年后政府也没有为难他，反而借助他的影响，在新政府成立初期为地方做了不少工作。其中最大者，一是劝说和争取了不少旧军政人员起义投诚，二是在兴建遵义公园和成立遵义会议会址纪念馆时，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张大爷病逝于一九六六年，终年七十三岁。他是那个时代的一个传奇人物，也是那个时代的一曲绝唱。

现在遵义市面上，到处都有所谓“刨锅汤”，其实这“刨锅汤”就是袍哥汤。当年袍哥们聚会时往往杀一头猪，肉和下水煮一大锅，三教九流，无论尊卑，热热闹闹，大家分吃。今人不解其意，连字都不会写了。张大爷天上有知，或许会哭笑不得。

社会在进步，人心已不古。

以席正铭为龙头，以刘莘园为正管事，一干准革命党人，其实就是一伙毛头小伙子们组织起来的“皇汉公”，就是这样一个“公口”。实际上是在当时反清革命思想的激励下，拉帮结伙，自立门户，自己在陆小圈了块地，也来当当大爷。连他们自己也没想到，这个当时“过家家”般的所谓“公口”，在后来的贵州辛亥革命中，居然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又居然在辛亥之后的震荡中，成为诸恶之源，众矢之的。

五

转眼到了毕业的时候。

这个时候，是一九〇八年底。

这一年的十一月，慈禧驾崩。在这个女人手上被彻底搞烂，又依靠这个女人一手拉扯和维系的大清王朝，一旦被这双保养得很滋润的女人之手万分无奈地放开，也终于要走向最后的末路了。

陆小的毕业生们，就在这个背景下，领取了官府发放的六十两银子路费，纷纷辞别家人和亲友，雇了专跑长途的三丁拐轿子，三五成群的邀约着，经凯里到镇远，再乘船下湖南，到洪江，从这里入长江，到武汉参加陆军中学的入学考试。

入学考试很简单，除个别人身体有缺陷未能入学外，所有人都顺利入学就读。有意思的是，那个别因身体缺陷没能入学的同学里，有一个叫袁祖铭的安龙人，这厮后来发展得相当不错，曾经在川滇黔长达十余年的军阀混战中赢得过“战神”之名，当过黔军总司令，还被广州国民政府委为北伐军左翼总指挥（右翼总指挥何应钦，中路总指挥蒋介石。这个阵势，老蒋左膀和右臂都是贵州人，那时的贵州人风头好劲，只不过这俩人，都是兴义安龙人），麾下有九，十，二十五三个军，连后来的国民政府第二十军军长，中国工农红军二方面军总指挥，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贺龙，当年北伐时，也只是他手下的一名师长，还不是嫡系。

安龙人袁祖铭总司令当年之所以没能入读陆军第三中学，从而在辛亥革命中一展身手，仅仅是因为他眼睛近视的缘故。没想到失之东隅，收之西隅，祸福难料，人生莫测。后来的年轻人，大可不必为一时的失意就悲催杯具。谁知道你这颗小小种子，将来的某一天会在什么地方生根发芽呢？当然，袁祖铭当了北伐军左翼总指挥后，还企图在南北之间骑墙观望一下，看看到底是吴佩孚的手腕硬些，还是蒋介石的本事大些？以确定自己最后的态度。结果很快就被老蒋识破看透，觉得此人非杀不可。于是命湘军师长周斓，设鸿门宴诱杀于湘西。他死后，手下几个军除周西成军外都被逐渐收编和瓦解。以小聪明去应对大形势，处艰危之地而不自知，此人结局，可以一叹。

不过这是后话。

一九〇九年，张之洞去世……

一九一〇年，李鸿章去世……

接下来的中国，就要由袁世凯、黎元洪、段祺瑞、冯国璋、张作霖……这一干人物粉墨登场了。

当然，还有孙中山和他的革命党人们。（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