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公渊传（三）

孙老师

——身世浮沉雨打萍

三 流亡学生

逃离太原的时候，他大约十七岁，跟着一个同乡走。十七岁的少年，没有父母陪伴，没有亲戚投靠，身上只有几件换洗衣服和一点可怜的路费，还有几本从学校带出来的课本。他不知道前方等着他的是什么，只知道身后已经没有退路了。

火车是坐不上了，全被军队征用了，汽车也没有，他跟着难民队伍沿着土路走，走不动了就在路边歇一会儿，歇够了接着走。西安、宝鸡，这两个地名在他脑海中反复盘旋。他听说那里有收留流亡学生的学校，只要找到学校，就能活下去，就能继续读书。

从太原到西安，从西安到宝鸡，再到天水，这一路走到哪儿是个头，他也没㡳，只说了“跟着走”三个字。这三个字背后，是饥饿，是疲惫，是恐惧，是一个少年在乱世中独自求生的全部艰辛。好在他肯吃苦，能忍耐，有一股子不服输的硬气。正是这股硬气，支撑着他走过了一程又一程，没有倒下去。后来—起走的同乡找到了归宿，他便成了一个人。

几个月颠簸之后，甘肃省的天水第五中学，成了他流亡路上第一个真正的避难所。那时政府有资助，学校管吃管住，还能继续读书。经过考试，他进了高中部，学业有了着落，生活安顿下来了。他的学习成绩在各科都是出类拔萃的，一直是班里的好学生。他特别善于学习新知识，不怕考试答题，这些都是他的长项。这份学习的本事，他在任何时候都没有丢下过。

天水的秋天来得早，九月一过，北风就从陇西高原上吹过来，带着干燥的尘土味。五中的校舍虽然简陋，却能遮风挡雨；食堂里虽然清汤寡水，却好歹能填饱肚子。他在这里安顿下来，重新拿起书本，以为日子可以这样过下去了。可命运又一次跟他开了个大玩笑。

天水五中的校长沈涤生，克扣学生的“贷金”——也就是伙食费。这事在当时的流亡学校里并不稀罕，校长们把学生的口粮钱装进自己腰包，学生们饿得面黄肌瘦，却敢怒不敢言。可天水五中的学生们偏偏不信这个邪。那天他记得很清楚，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七日夜间，积怨已久的学生们动手了。他们冲进校长室，把沈涤生打了一顿，还一路拖拽到校外，扔在了郊外的荒野里。事情闹大了。几个时辰之后，专员公署派兵前来，抓走了十五个学生。他就在其中。

一个十七八岁的学生，被关在临时拘留的地方，前路未卜，心里又怕又慌。外面的同学们想方设法营救他们，用的法子是——替他们填表加入国民党。同学们要去了每个人的年龄和籍贯，又找到照片，代为填写了入党申请表，集体加入了国民党。这或许起了作用，没几天他就被放了出来。后来听说，这次“学潮”背后，有共产党的暗中操纵。就这样，他成了一名国民党员。从集体加入那天起直到新中国成立，他就是一名“挂名党员”。这句话他后来反复强调过，仿佛在说：我不是自愿的，我也不是什么重要人物，我只是一个普通学生，被同学拉去填了一张表而已。

可历史不跟你讲这些。它只认档案，只认那一行白纸黑字。就这一张表，他后来用了一辈子去偿还。

学潮过后那年年底，他在天水五中毕业了。国家还在战乱之中，到哪里去又成了问题，反正家乡山西是回不去了。一九四○年初，他与同学一起去了陕西三原。山西大学当时迁到三原办学，他进校随读了七八个月，才知道自己没有学籍。随读就是旁听，旁听生是没有毕业文凭的。这件事给了他一个教训：想要在这个世界上立足，光靠旁听不行，必须有真凭实学。他是个有骨气的人，吃了这次亏，便暗暗下定了决心。

于是，那年秋天，他报考了迁到西安的“西北联合大学”之一的西北工学院，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土木工程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