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刻漫议

郑州张世科

　　如今的人们对于碑刻也许并不陌生。在我国广袤的大地上，各种书体的碑刻到处可见：或傍之于名山胜水，或依之于城郭街坊，或耸立于墓前桥畔，或临刻于园林寺观。作为中国特有的人文景观，名家手迹、六体精粹、琳琅满目，蔚为壮观。至于以碑饰园、饰山、饰楼台亭阁者，更是不胜枚举，从而被西方人称赞为刻在石头上的“史书”。但如果要问及碑刻的内涵、碑刻产生的过程、碑刻的结构以及与碑刻相关的历史，能说得清、道得明的恐怕不会太多。本文拟从以上几个方面入手，用通俗的语言，将碑刻知识尽可能详尽地向读者作以说明。

　　我们现在所能见到最早的一通碑，当数1996年在河南省新郑市战国时期韩国故城宗庙遗址发现的“无字碑”了。该碑为圭形，高3.25米，宽0.45米，厚0.25米，其石质为灰色砂岩。碑的下半部中间有一圆孔，称为碑穿。由于截至目前，尚未发现比其年代更早的碑，该碑也因此被誉为“中华第一碑”。从该碑的上述特征出发，我们就可以引出碑刻的原始含义：早年立于帝王宫中的碑，是为了测日影、定时刻的；立于帝王祠庙前的碑，是为了方便后人骑马乘车前来祭祀时栓牲口用的；而立于人们坟前的碑，是为了便于将棺椁放进墓圹里去的。由此可见，碑刻的最初使用场所主要是祠庙与陵墓所在地。

　　最初的碑刻并无文字。后来，陵墓上的“木碑”不再被拔下来埋进墓穴，而是作为标志立在了墓旁。于是，便有人开始利用它，把死者的姓名、籍贯、生卒年月等少量文字书写其上。再后来，人们又将“木碑”变成石碑，刻写其上的内容也逐渐丰富起来。石碑最终成为褒奖勋业、颂扬功德的工具。汉代以后，碑的家族越来越大，名目也越来越多。比如，在祠庙碑和墓碑的基础上又繁衍派生出了功德碑、纪事碑等多种。碑刻的历史就是这样演变来的。碑的结构大体由三个部分组成，即碑首、碑身和碑座。早期的碑，其碑首和碑身多是连为一体的。后来由于碑首的装饰功能越来越强，制作工艺也越来越精致，于是便独立制作了。待完成后，才将其安装在碑身上头。碑身的前面叫碑阳，后面叫碑阴；碑阳刻碑文，碑阴所刻内容属于“附录”性质的；碑阳和碑阴镌刻文字的地方叫又碑版，碑版的边框有的空白，有的还雕刻有花纹图案。碑座的形式也多种多样，有正方体、长方体，须弥座等。较常见的则是一个巨大的石龟，名叫赑屃。传说在龙所生的九个儿子中，赑屃的力气最大。由于其擅长负重，让其驮碑，有长久保存、流芳百世的意思。碑座顶部有凹槽，碑身底部的榫头就插在凹槽的卯眼里。也有的碑无座，直接插入土中。碑座称为趺，方座为方趺，龟座自然就是龟趺了。

　　碑首的正中部位称为碑额，碑额是题写碑名的所在。由于碑名常用篆书，故碑额又称“篆额”。倘用其他字体，则称为“额题”。有些碑额四周还绘有纹饰，除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灵”外，还有仙人或祥禽瑞兽。如果碑额正面雕刻青龙、白虎，背面刻有朱雀，而碑座是玄武（神龟），这样以来，“四灵”同时都有了。碑首的造型有尖、方、圆（半圆）之分。等级较高的碑，其头部多为螭龙纹，螭龙的数目有二、四、六不等，交相盘绕，是为螭首。其雕法又分为圆雕、透雕和深浮雕。常见的形式多为两条螭龙在碑额正上方托起一颗火焰宝珠，名曰“二龙戏珠”。汉碑中，其碑额下边往往有一个两边穿透的圆孔，直径多在10公分左右，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碑穿”了。其实，早年的“碑穿”，是有其实用价值的。到了后来，其遗存就只成了象征性的，没有了实际用途。有的“穿”四周还雕有3圈弧形的环纹，称为“晕”。在这里，含有以“穿”为日、月，而弧形则象征日月光环的意思。

　　碑上的文字多是由几个人共同完成的，即撰文者、书丹者和镌刻者。撰写碑文者的社会地位，往往决定着碑的等级。是故撰写者的地位越高、名气越大，碑的等级也就越高。倘若是皇帝御笔，那就是御碑了。所谓“书丹”，就是用毛笔蘸着朱砂写在碑版上。由于朱砂是红色的，故被称为“书丹”。用朱砂书写的原因有二：一是朱砂稳定性好，写到光滑的碑版上不流动不扩散，能真实再现撰文者字体的笔画风采；二是红色清晰、醒目，与碑版石面的色彩反差较大，便于镌刻。当然，碑文最终是由石工完成的。虽说石工的文化程度和雕刻技巧，对碑刻整体价值的高下往往具有重要意义，但镌刻者的地位相对于撰文者和书丹者而言，还是较低的。我们虽说在古碑上见到过“刊石人某某”或“刻石人某某”等字样，但真正能署上镌刻者名字的碑还是比较少的。

　　那么，迄今为止，碑刻又有多少种呢？碑刻如按功用划分，主要有墓祠碑、寺观碑、功德碑和标示碑等。顾名思义。墓祠碑是为死人刻立的碑；寺观碑是刻立在庙宇里的碑；功德碑则是专为圣贤神明、帝王官吏歌功颂德的碑；标示碑多是专为某一件事勒石树碑以记之。需要特别指明的是，标示碑由于其所记之事具有现场性和亲历性，因此，往往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意义。碑文内容涉及范围十分宽广。诸如自然地理变迁、行政地理沿革、重大历史事件、重要经典文献，还有方志、民俗、物产、物价、书体文风、宗教信仰、民族关系、官职演变、家族兴衰、世袭源流、工程建筑、边境治安等都在其中，这些内容无不具有补充和订正历史文本的价值和作用。其所涉及的学科除历史学外，还包括地理学、文艺学、文字学、社会学、民族学、经济学、医药学和宗教学等。

　　碑刻的形制和材质，也是丰富多彩，多种多样的。除长方形的标准碑外，还有一些特殊形制。比如汉代起有石碑就有“碑碣”之分。通常竖长方形石刻为碑；圜首且上小下大的为碣，有时也泛指石刻。还有墓志。人们把置于墓内记述逝者生平的石碑，称作墓志。墓志多为方形，由志盖（盝顶）与志身合而为一。墓志铭起源于秦汉，成熟于南北朝。直接镌刻于天然崖壁上的则是摩崖石刻。而将经典著作刻于石上，则为石经。以雕刻佛像为主的碑刻，则为造像碑。如“千佛碑”，是佛教艺术与碑刻的结合。帖的刻石则是为名家书法提供传拓临摹样本而刻制的。形制多为横石，体积小。当然，碑刻材质并不限于石，有的则是铸铜为碑，如河南武陟嘉应观的御碑及四川峨眉山金顶的铜碑。

　　有趣的是有些碑刻，还往往字中藏字，让人顿生好奇。比如江西九江市烟水亭内有“寿”字碑刻一座，相传为吕洞宾为浔阳县（今九江市）县令时所书。乍看此碑，乃一草书“寿”字，细辨则是由“九转丹成”四字组成。吕洞宾，唐朝人，历史上传说中的“八仙”之一。他一生信奉道教。道教主张练神兼练形，追求长生不老，炼丹是它的主要法术之一。道教方士认为金丹烧炼愈久，反复次数愈多，药力便愈足，服后成仙也就愈快。故以九转最佳。吕洞宾单单写一“寿”字，并由“九转丹成”四字组成，正是阐述了道教的炼丹延寿教义。

　　有的碑文还缺边少字，而真正的含义恰恰就在这缺少的内容里。最为著名的莫过于“虫二碑”。该碑位于泰山万仙楼北侧的登山盘道旁，是一块摩崖石刻。刻石高约60厘米，宽约150厘米。由晚清才子刘廷桂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题写。繁体“風月”去掉边框即“虫二”，隐去边框寓意“无边”，含蓄表达风景无限的美好境界。1961年，当日本学者对此大惑不解时，同游的郭沫若先生一语道破，直言这不过是古代文人的一个文字游戏罢了。相传刘廷桂本想直书“风月无边”，但为避乾隆皇帝在杭州西湖曾题写过此典故的讳，才以“虫二”代之。

　　当然，“虫二”碑刻并非泰山独有，全国多地都有类似的文化印记。比如杭州西湖湖心亭的，传说为乾隆皇帝下江南时所题，是另一个最著名的版本。湖南岳阳楼的，相传悬挂的“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对联，落款为“长庚李白书”。承德避暑山庄的，传说康熙皇帝题写的“浮”匾额，也是“风月无边”的拆字游戏。

　　现如今，人们通过对碑刻进行全面、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即“碑学”。有人说，我国碑学发端于汉，发达于宋，鼎盛于清。其实，有了碑，并不等于就有了“碑学”。一如不是《红楼梦》一问世，“红学”就出现的道理一样。一门学科的创建，不是仅仅有了零星的论述就算成立。而是应该既有范畴又成体系，这样，一个学科才算完全建立起来。因此，编者更倾向于中国碑学产生于清代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