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李翊云

韩鲁珩

<p class="ql-block">再谈李翊云</p><p class="ql-block">文/韩鲁珩</p><p class="ql-block">前几天写了一篇短文谈我对美籍华人女作家的一些看法,随后看到网上铺天盖地的,各种对李翊云以两个儿子自杀为文学素材出书的评论,以及对她有关原生家庭叙事的看法,我感觉还有几件事需要进一步澄清。</p><p class="ql-block">1, 无论李翊云如何做为,她毕竟是一个失去了两个儿子的母亲,内心的伤痛只有她自己才知道。我们可以以事实为依据,谈论人性,母性,人伦天理包括她叙事的真实性,但不该引入政治性判断,更不该进行人身攻击,文明是有边界的,必须明确这个边界。</p><p class="ql-block">2, 几乎所有的评论都是依据李翊云的叙事线索为依据展开,我认为这是一个极大的误区。我们无法判断李翊云的叙事是真实的故事,还是经过有意的文学加功,所以必须以历史,时代背景,文化环境为基础做尽可能客观的叙述,这样更接近真相。</p><p class="ql-block">下面具体谈几件事情</p><p class="ql-block">1, 忽略时代背景的原生家庭叙事</p><p class="ql-block">根据李翊云的自述</p><p class="ql-block">1) 她8岁之后因为一篇作文被老师和母亲羞辱。而事实则是,当时中小学都有家长会,老师和家长沟通有关孩子的学习和成长。恰好李翊云的母亲是小学语文老师,所以和李翊云的老师评阅李翊云的小学作文是最正常的一件事情。在李翊云的回忆中这是她精神创伤的一个来源,这种表述完全迎合,或者从西方文化意识的表达,而真实的8岁李翊云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中不会被这种学校的常规教育行为弄出创伤意识。</p><p class="ql-block">2) 有关母亲翻阅她的日记,侵犯她的隐私,以至于她12岁开始用英语写日记,这个故事更具有编造的成分。根据时间推算,李翊云母亲翻阅她日记大概发生10-12岁之间,用英语写日记之前。隐私的考虑不能脱离中国当时的社会和生活环境,首先,中国文化中隐私的意识一直被忽略,尤其对于十余岁的孩子而言,在父母眼里没有隐私,同样道理当时的孩子也不存在严格的隐私意识,更多是下意识不想让父母看到而已。另外当时中国人的住房狭窄,孩子和大人混住一个卧室是普遍现象,所以孩子几乎没有隐私的空间。李翊云的这种写作很投合西方文化精英的口味,但在事实上是扭曲了真实的事件和文化背景。客观而言,李翊云成长于改革开放时代的中产家庭,没有重大个人创伤经历。她对母亲的“暴君指控”仅靠两件普通小事支撑,缺乏现实基础。</p><p class="ql-block">3)李翊云出生于1972年的北京。对于一个1984年左右(12岁)的北京初中生来说,当时的英语教育水平和资源非常有限。李翊云自述为逃避母亲阅读,12岁开始用英语写日记,这个叙述似乎更具有文学浪漫性,但有真实事实的困难</p><p class="ql-block"> 首先是词汇量瓶颈: 12岁的孩子通常刚开始接触正式的英语教育。写日记需要表达复杂的内心世界、情绪波动和日常琐事,这需要极高的词汇量和语法驾驭能力。其次是表达的受限: 用一种极其生疏的第二语言写私密心情,会导致表达的“失真”。如果她当时真的在写,那大概率只能记录极其简单的流水账(如 "I am sad today"),而无法承载她后来所描述的那种细腻的内心防御。</p><p class="ql-block">2, 李翊云早期获奖作品多以中国社会的阴暗面,文化的负面为题材。比如她第一部获奖,奠定她在美国文学界地位的长篇小说【漂泊者】。小说背景设定在1970年代末(文革结束不久后的1979年)中国北方的一座虚构小城“泥河”。故事的引子是女主角顾珊被判处死刑。顾珊曾是一名狂热的红卫兵,后来却变成了所谓的“反革命分子” 。这部小说重点展示大众在政治压力下的冷漠、自私以及对他人的背叛,展现了暴力如何渗入日常生活的纹理。这里有两点必须澄清,李翊云是1972年出生,生长在北京,她笔下的中国黑暗面并非亲身经历,而是二手资料与文学加工。这里的蹊跷在于,也许是她对中国社会的阴暗有着不吐不快的执念,也许她的“创伤叙事”更像是文学策略与文化市场的产物,而非真实生活经验的自然呈现。</p><p class="ql-block">3, 李翊云有关小儿子自杀原因叙述的不确切性。李翊云在与美国电视节目安德森.库伯的访谈中说,“小儿子和大儿子关系亲密,大儿子自杀后小儿子的一部分生命也消失了,小儿子非常孤独”。这里李翊云恰恰忽略一个常识和常理--家庭关爱,母爱的温暖是孩子治愈孩子孤独的最佳良药。这里她的母亲的母性,母爱骤然消失了,她似乎完全处于小儿子的孤独之外,是一个冷静的旁观者。另外是李翊云有关儿子自杀解释的自我冲突,李翊云对三联生活周刊记者的解释可以归纳为”孩子早慧敏感,过早体验了生命的痛苦,因此选择结束生命”。这个解释明显与电视访谈冲突,并且把抽象的”生命痛苦”直接转换为自杀的具体原因具有明显的逻辑断裂。</p><p class="ql-block">4, 李翊云在写两个儿子自杀的两本书中给人以一种冷静,克制,充满对生命和死亡的理性,哲学意识,她把语言做为她唯一可以依赖的生存工具。但仔细分析李翊云的哲学意识和语言概念空洞模糊,有制造给人高深印象,但不存在真正触及哲学和语言本质的内涵。李翊云说“语言是我能控制的东西。”但她并没有语言的概念。语言对于李翊云而言是一个完成她叙事的工具而已。在她的语言中她可以控制该说什么,不能说什么,使用语言能够符合她的心理需求和写作需要,但从来不是语言的本质和概念。说这些的目的就是认清高深的空洞本质,祛魅。她的语言属于“象征性修辞”,不是真正的“哲学论述”,她的语言控制更多是自洽的自圆其说,而非哲学思考。</p><p class="ql-block">归根结底,人们包括我对李翊云的叙事倾向性有常识的困惑和疑虑,对她把两个儿子自杀这种家庭隐私悲剧变成两部文学作品的公众话题有在文明,人性,母性方面的极度不适,这些才是有关她的议论甚嚣尘上的根本原因。</p><p class="ql-block">2026,05,14</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