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曲三百首》读后有感

简

　　每日一首元曲，近日已完成《元曲三百首》阅读学习。综观元曲三百首，莫不反映俗世的风骨与悲凉。

在我国古典文学殿堂里，元曲仿佛扮演着一个不那么乖巧的角色。它没有唐诗那般意气风发，也无宋词那样情致缠绵，却以一种“异类”的姿态，在我国文学史的长廊里倔强绽放。如果说唐诗是理想主义的颂歌，宋词是文人士大夫的情思，那么元曲则是那个时代整个人间世井百态的浮世绘。

翻阅《元曲三百首》，最吸引人的是它们对世间百态的直面与不加修饰的呈现。张养浩的《山坡羊·潼关怀古》，既有“峰峦如聚，波涛如怒”的壮阔景象，又有“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直言不讳。这种对历史兴亡的反思，直指民生疾苦，比任何华丽辞藻的堆砌都更具震撼力。元曲不玩文字游戏，它像一把锋利的刀，解剖社会的肌理，直指问题的核心。

翻阅《元曲三百首》，常常惊叹于元曲作家们总能巧妙地把市井俚语、俗言俗事引入文学的殿堂。关汉卿在《一枝花·不伏老》中塑造的“铜豌豆”形象，至今读来仍令人拍案叫绝：“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这里直接挪用当时市井中对老于风月者的戏谑称呼“铜豌豆”，全然不见传统诗词中那个“采菊东篱下”的隐士形象，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被赋予了不屈人格的混迹于市井、带着几分泼皮气的世俗文人形象。敢于以如此粗暴俚俗的语言表达个人的坚毅不屈，这在讲究含蓄蕴藉的传统文学中几乎是不可思议的。而正是元曲中的这种“不雅驯”，恰恰成就了元曲独特的生命力。

然而，在表面的粗犷与狂放背后，元曲实则承载着元代知识分子难以言说的悲凉。蒙古入主中原后，文人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结构性困境：科举制度停废八十余年，传统“学而优则仕”的出路彻底断绝；即使元仁宗恢复科举，每科录取进士也仅约七十人，其中蒙古、色目人占去半数名额，权贵家族又通过世袭垄断重要职位，汉族文人大多只能担任地方低级官吏，难以进入权力核心。所谓“九儒十丐”是南宋遗民愤懑的渲泄，而非官方制度，但却真实折射出了元代文人在政治高压下的卑微地位与身份焦虑。这种失落并非个人的怀才不遇，而是一个群体的结构性困境。于是我们看到马致远在《天净沙·秋思》中写下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那漂泊天涯的断肠人，心中怀有的已不是单纯的羁旅之思，而是整个时代文人仕进无门、精神无家可归的隐喻。

元曲中的隐逸思想空前高涨，却也最为无奈。它不再像陶渊明那样有“归去来兮”仍可归的田园，而是一种无处可逃的离境。“青山绿水，古今常在；明月清风，物我无碍”。白朴在《沉醉东风·渔父词》中描绘的这般景象看似逍遥，实则是在权力缝隙中的自保之道。元曲的狂放不羁，某种程度上是文明在野蛮面前的最后倔强，是对“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彻底贯彻。白朴《沉醉东风·渔父词》“虽无刎颈交，却有忘机友”，表面是超脱，内里仍是“道不行”后的避世。而关汉卿那粒“铜豌豆”也未尝不是对“道不行”另一种更倔强的回应——不浮于海，而磨于世俗。

正因为有不浮于海而磨于世俗，才使得元曲难能可贵的开始出现了对普通人的关注和对社会不公的控诉。睢景臣《哨遍·高祖还乡》，生动描述乡民眼中的汉高祖不过是一个“耽几杯酒”的无赖，“白甚么改了姓，更了名，唤做汉高祖！”这种从底层视角解构皇权威严的写法，在传统文学中也几乎找不到先例。这种写法不再是精英对平民的俯视，而是平民对精英的直视。元曲作家们因士进无路真正走到了民众中间，为他们的喜怒哀乐而歌。

元曲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拓展了中国古典文学的表现力，更在于它为失意者提供了一种生存样本:即使在一个理想主义坍塌的时代，人依然可以保持风骨，依然可以活得有尊严。这种不屈不挠的生命力，这种在绝望中依然保持幽默感的智慧，或许也是当代人面对挫折时最为缺乏而又最为需要的精神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