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流失海外画像一瞥》（一）

闲云野鹤

算起来是第三次来看莫高窟了，莫高窟，俗称“千佛洞”，坐落于甘肃省敦煌市东南的鸣沙山东麓。作为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地，它不仅是中国四大石窟之首，更是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东方艺术明珠”。

莫高窟始建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公元366年），历经北朝、隋、唐、五代、元等十余个朝代，营建历经千年之久。它曾是古丝绸之路上的璀璨枢纽，见证了东西方文明的交融与碰撞。清光绪年间发现的“藏经洞”（第17窟），出土了震惊世界的七万余件中古时期珍贵文献，却也经历了西方探险家的巧取豪夺，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场空前浩劫。

这次来看莫高窟，发现新增了一处敦煌藏经洞博物馆，对游客展出一部分藏经洞文献，很是珍贵，本文选取部分流失海外的佛象画推荐给美友，希望大家能喜欢、欣赏。

上图所示为发现藏经洞的道士：王圆箓及藏经洞位置示意图。

藏经洞的发现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极大震动。敦煌遗书与殷墟甲骨、明清档案、汉代简牍一起被称为20世纪初中国考古史上的四大发现。

不幸的是，在1900年那个风雨如晦、国运不兴的年代，刚刚重见天日的珍贵文物惨遭厄运，大部分（约五万件）流失海外。目前，藏经洞出土文物分散于中、英、法、美、日、俄等国的数十家收藏机构。

藏经洞文物记录了先人们在不同文明交汇中认识世界、了解世界的历程；反映了他们对生活和艺术的理解，对自身命运的关照及对理想世界的追求；描绘了4＿11世纪丝绸之路沿线多民族文化交流、互鉴及融合的足迹。因而跨越时空和地域，具有了世界意义，当之无愧地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也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

藏经洞文物的丰富内涵和珍贵价值，不仅受到中国学者的极大重视，而且吸引了世界多国学者的目光。在20世纪初形成了一门国际显学＿敦煌学，并在国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大放异彩。

百余年来，在国内外敦煌学界的共同努力下，敦煌文物的价值被逐步挖掘。广泛的学术交流在推动国际敦煌学研究的同时，加强了各国间的文化互动，加深了彼此间的了解和认识。但敦煌文物流失海外，分存多地的命运并没有改变。

敦煌研究院近年来开展了"流失海外敦煌文物数字化复原项目"，旨在通过国内外协商合作，运用新兴数字化、信息化技术，多渠道、多方式获取（采集）流失海外敦煌文物的数字资源，并建立统一完整的数据库和资源共享平台，利用现代数字技术，实现了流失海外敦煌文物的数字化复原和全球共享。

我们共同期盼藏经洞文物全部回归的那一天早日到来！

《树下说法图》

唐代（8世纪初）绢本着色，现藏于大英博物馆。

这是藏经洞窟出土绘画品中时代较早的绢画。图中阿弥陀佛结跏跌坐于莲花宝座，身后两株菩提树，上部有华盖。两侧分别有观音和大势至菩萨，两位大菩萨前又各有一供养菩萨坐于莲台上，身后有三位佛弟子。画面右上角保存了一身姿态轻盈的飞天，左上角已残损。

作品中佛、菩萨及弟子的面部及肌肤的描绘，采用朱红晕染，低处深而暗，高处浅而明，鼻梁衬以白粉表现出立体感。这种西域式晕染法传自印度和中亚，在北朝时期较为流行，从此件作品可见唐朝绘画中依然在运用西域式晕染法。画面下部中央的碑状物用于写发愿文。右侧男供养人已残损，仅存部分幞头。左侧存一女供养人，梳高髻，着糯裙，一手持鲜花跪于方毯上。

《炽盛光佛并五星图》，现藏于大英博物馆，创作于唐代乾宁四年（公元897年），是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绢本设色画，它不仅是现存最早的“炽盛光佛”图像之一，也是佛教美术中极为珍稀的带有明确纪年的作品。

此画融合密宗信仰与天文星象。构图以炽盛光佛为中心，四周环绕人格化的五星神祇，动感十足。线条流畅飘逸，设色浓丽，典型唐画风韵。不仅是消灾避祸的宗教圣像，更是唐代星象崇拜与丝路文化交流的珍贵实证。

《药师如来像》，现藏于法国吉美博物馆。

这幅《药师如来像》是晚唐敦煌绢画的典范，艺术价值极高。其构图庄严肃穆，药师佛居中，两侧侍立僧人，形成稳定的三角形布局，凸显主尊的崇高地位。色彩运用上，以朱砂、石绿、金箔为主，虽历经千年仍显浓丽，尤其是袈裟上的“田相”纹饰，以金箔勾勒菱形图案，尽显华贵。人物造型上，药师佛面容饱满，神态安详，衣纹流畅飘逸，体现了唐代“吴带当风”的绘画风格。画面上方的天盖与两侧的题记牌，不仅丰富了画面层次，也强化了宗教仪式的庄严感。整幅画作将宗教信仰与艺术表现完美融合，是研究唐代佛教美术与绘画技法的珍贵实物。

《降魔成道图》作于唐或五代，现存法国吉美博物馆。

画面中央是释迦牟尼佛，他结跏趺坐于金刚座上，手结降魔印，神态安详，周身有华丽的头光和背光。佛陀周围是魔军进攻的场景，魔众形态各异，有的张牙舞爪，有的惊慌失措，有的已被降伏皈依。画面布局繁复，人物众多，但主次分明，动静结合。

这幅画是佛教美术中极为重要的“经变画”，生动描绘了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即将悟道时，魔王波旬率领魔军前来干扰，最终被佛陀以智慧和定力降伏的经典故事。它不仅具有极高的宗教价值，也是研究唐代/五代绘画技法、服饰、社会风貌的珍贵史料。

《二观世音菩萨图》，为唐代9世纪中叶（约890至910年间）创作的绢本设色画，现藏于大英博物馆。

画面中两身观世音菩萨呈镜像对称站立，左侧菩萨手持花朵，右侧菩萨捧着花瓶，姿态优雅，服饰华丽，体现了唐代菩萨造像雍容华贵的风格。画中央有愿文，记录了供养人温义、义温等人为祈求归乡及超度亡亲所发的祈愿，反映了当时观音信仰在敦煌地区的盛行。

这幅画不仅是佛教艺术的珍品，也是研究唐代宗教信仰、绘画技法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实物资料。其对称布局、细腻的色彩运用和流畅的线条勾勒，展现了唐代绘画的高超技艺和独特魅力。

《文殊菩萨赴毗耶离大城探望维摩诘图》，又称《文殊菩萨出行图》，创作于九世纪，现藏于大英博物馆。

画面中心为文殊菩萨，头戴宝冠，神态慈悲安详，身披华丽璎珞，右手施与愿印，左手拈青莲花茎，呈自在坐姿安坐于青狮所驮的莲花法座之上。狮子昂首向前，象征文殊菩萨的智慧与威德。画面上方有随风飘动的华盖，增强了画面的动感与神圣氛围。

该画作取材于《维摩诘经》，描绘文殊菩萨受佛陀之命，前往毗耶离城探望病中的维摩诘居士，二人在佛法上展开精彩辩论的场景。这一题材在敦煌艺术中较为常见，体现了唐代佛教艺术对经典故事的视觉化表达。

《普贤菩萨赴灵鹫山听法图》，也被称为《法华经普贤菩萨劝发品变相图》或《普贤菩萨出行图》。它创作于唐代末期至五代初期（约9世纪末至10世纪初），现藏于大英博物馆。

画面中央是普贤菩萨，他头戴宝冠，身披天衣，以自在坐姿安住在六牙白象所驮的莲花法座之上。白象装饰华贵，眼神慈悲。菩萨周围簇拥着庞大的随行队伍，包括天龙八部、菩萨、伎乐天等神众，场面宏大，气势恢宏。

这幅画的创作依据是《妙法莲华经·普贤菩萨劝发品》。经文描述了普贤菩萨从东方宝威德上王佛国，率领无量神众，以自在神通力来到娑婆世界，护持发心受持《法华经》的修行者。画中描绘的正是普贤菩萨一行奔赴灵鹫山听法的庄严场景。

《四观音文殊普贤图》，创作于唐代咸通五年（公元864年），是一幅绢本设色的佛教绘画，现藏于大英博物馆。是斯坦因收集的敦煌绢画中最早有明确纪年且题记完整的作品。

画面构图分为上、中、下三段：

上段为四尊观音菩萨立像，自右至左分别为“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大圣救苦观世音菩萨”、“大悲十一面观音菩萨”、“大圣如意轮菩萨”，均立于莲花座上，身着华丽的印度风格服饰，头光采用波形虹状纹与云涡纹交替装饰，体现了唐代对印度艺术风格的吸收与本土化改造。

中段为文殊菩萨与普贤菩萨，文殊骑狮，普贤乘象，两侧各有侍从菩萨持幡，形象完全采用中国风格，衣饰飘逸，线条流畅，展现了唐代绘画的成熟技法。

下段为供养人与题记，记录了画作的施主与绘制年代，是研究唐代佛教信仰与社会生活的重要史料。

这幅画不仅反映了观音信仰在敦煌地区的盛行，也体现了文殊、普贤菩萨在佛教艺术中的重要地位。其对称的构图、细腻的设色与严谨的线条，展现了唐代绘画的高超技艺，是研究唐代佛教艺术、绘画技法与文化交流的珍贵实物。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图》，创作于北宋太平兴国六年（公元981年），是一幅彩色绢本设色的佛教绘画。现藏于法国吉美博物馆，是敦煌绢画中的精品。

画面构图极为宏大，中心为千手千眼观音菩萨，头戴化佛宝冠，跣足立于莲座之上，身后有巨大的圆形背光，由无数只小手和眼睛组成，象征其遍观世间、遍护众生的慈悲愿力。观音的四十二只大手对称分布，各持不同法器，如宝剑、宝珠、莲花、净瓶等，代表其无边的法力与救度众生的方便。

画面四周环绕着众多菩萨、天王、飞天、供养人等形象，布局严谨，层次分明。下部中央有“功德记”题记，记录了施主樊继寿的供养信息，右下角还绘有地藏菩萨与道明和尚及金毛狮子，内容丰富，极具宗教与历史价值。

这幅画不仅展现了北宋时期佛教艺术的高超水平，也反映了当时敦煌地区对观音信仰的崇奉。其线条细腻、设色精工、构图繁复而不乱，是研究宋代佛教图像学与绘画技法的重要实物。

《地藏菩萨十王图》，一幅创作于北宋时期（约10世纪）的绢本设色画。现藏于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

画面的构图严谨，内容丰富，完整地展现了“十王信仰”的体系：

主尊：地藏菩萨居于画面中心，是幽冥世界的主宰与救赎者。

侍从：菩萨身旁站立着其胁侍——道明和尚，座下则蹲踞着神兽金毛犼（狮子）。

冥府诸王：画面下方分列着十殿阎王，他们头戴冕冠，身着官袍，手持笏板，如同人间官府般审判亡魂。

辅助神祇：在阎王之间，还绘有四位手持案卷的判官，负责记录功过。

这幅画不仅是佛教艺术的珍品，更是研究中国古代“十王信仰”和生死观念的珍贵史料。它生动地描绘了人死后需经过十殿阎王审判，方能进入六道轮回的完整过程，将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与中国传统的祖先崇拜、官僚体系巧妙地融合在一起。

《地藏菩萨立像幡》，创作于九世纪的唐代，是一幅绢本设色的佛教绘画。现藏于大英博物馆。

画面中央是地藏菩萨，他呈现为比丘（僧人）形象，光头，面相圆满沉稳，耳戴耳环，项有三道纹。他身披朱砂色的袒右肩袈裟，内着绿色僧衣，胸前佩戴着华丽的璎珞。菩萨赤足立于莲台之上，右手于胸前托举着一颗燃烧的火焰摩尼宝珠，左手则做出捻指的手印。其身后有分层的圆形头光，头顶上方还有华盖。

这幅画作是典型的“幡画”，即用于悬挂的佛教旗帜。它体现了唐代地藏菩萨信仰的一个重要特点：地藏菩萨常被描绘成僧人形象，这源于他“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宏大誓愿，以僧人形象示现，更能体现其深入六道、救度众生的决心。

这幅《地藏菩萨立像幡》线条流畅，设色典雅，是研究唐代佛教艺术、特别是地藏信仰图像演变的珍贵实物资料。

《文殊普贤对坐图》，也称《文殊变与普贤变》，创作于唐代（约9世纪）的绢本设色画，现藏于大英博物馆。

画面采用对称构图，左右并置两位菩萨：

左侧为文殊菩萨，头戴宝冠，身披天衣，以“游戏坐”姿态安坐于青狮之上，象征智慧与威猛。

右侧为普贤菩萨，同样头戴宝冠，身披璎珞，以“游戏坐”姿态安坐于六牙白象之上，象征愿行与慈悲。

两位菩萨身后均有巨大的圆形背光，周围环绕着飞天、祥云、莲花等装饰元素，营造出庄严神圣的氛围。画面下方绘有供养人形象，他们身着唐代服饰，手持香炉、经卷等供品，虔诚礼拜。

这幅画作是敦煌艺术中“文殊变”与“普贤变”题材的经典代表，反映了唐代佛教艺术的高度成熟。文殊与普贤作为释迦牟尼佛的左右胁侍，分别代表智慧与愿行，共同护持佛法。画中菩萨形象端庄华美，线条流畅飘逸，设色浓丽而不俗，体现了唐代绘画“吴带当风”的艺术风格。

《菩萨立像幡》，创作于唐代（约9世纪）的绢本设色画，现藏于法国吉美博物馆。

画面中央的菩萨头戴缀有红莲的宝冠，面相丰腴，双目俯视，神情庄静。菩萨双手在腹前结定印，赤足立于莲花座上。其身着华丽的天衣，佩戴着精美的项圈、璎珞和宝珠，斜披络腋，帔巾上饰有晚唐流行的团花纹样。菩萨头顶上方有华盖，身后有圆形头光，整体形象雍容华贵，充满神圣感。

这幅画作是典型的“幡画”，它体现了唐代菩萨造像的典型特征：面相丰腴、衣饰华美、姿态端庄。画中菩萨的形象融合了印度与中原的艺术风格，是研究唐代佛教艺术、特别是菩萨信仰图像演变的重要实物资料。其线条流畅，设色典雅，是敦煌绢画中的经典之作。

《托钵菩萨像》，创作于唐代（约850-900年）的绢本设色画，现藏于大英博物馆。

画面中央的菩萨头戴宝冠，面相丰圆，神情庄静，略带威严。菩萨右手掌心托持一透明玻璃碗，碗外壁布满大小斑点，可能是表现典型萨珊玻璃器的椭圆形或圆形磨花纹。菩萨身着华丽的天衣，佩戴着精美的项圈、璎珞和宝珠，斜披络腋，帔巾上饰有晚唐流行的团花纹样。菩萨赤足立于莲花座上，身后有圆形头光，整体形象雍容华贵，充满神圣感。

这幅画作是典型的“幡画”，它体现了唐代菩萨造像的典型特征：面相丰腴、衣饰华美、姿态端庄。画中菩萨的形象融合了印度与中原的艺术风格，是研究唐代佛教艺术、特别是菩萨信仰图像演变的重要实物资料。其线条流畅，设色典雅，是敦煌绢画中的经典之作。

《文殊菩萨骑狮像幡》，创作于中唐至晚唐时期（约8世纪下半叶至9世纪初）的绢本设色画，现藏于法国吉美博物馆。

画面中央是文殊菩萨，他头戴莲花宝冠，面相丰圆，修眉细目，以“结跏趺坐”的姿态安坐于狮子背上的莲花座之上。菩萨双手结印，神态慈悲庄严。其下是一头威猛的狮子，正斜向踏步前行，侧头瞪目，张口大吼，足踏莲花，展现出强大的力量感。

这幅画作是典型的“幡画”，它体现了唐代文殊菩萨信仰的典型图像：以狮子为坐骑，象征智慧与威猛。画中狮子的鞍鞯饰有联珠纹，体现了中亚织物的风格，是研究唐代佛教艺术与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重要实物资料。其线条流畅，设色浓丽，是敦煌绢画中的经典之作。

《普贤菩萨骑象图》，创作于唐代，的绢本设色幡画，现藏于法国吉美博物馆。

画面中央是普贤菩萨，他头戴宝冠，面相丰圆，神情庄静。菩萨身着华丽的天衣，佩戴着精美的璎珞，以“结跏趺坐”的姿态安坐于六牙白象背上的莲花座之上。白象身披华丽的鞍鞯，缓步前行，象征着普贤菩萨的“大行”与愿力。菩萨身后有圆形头光，头顶上方有华盖，整体构图庄严肃穆。

这幅画作是典型的“幡画”，它体现了唐代普贤菩萨信仰的典型图像：以六牙白象为坐骑，象征愿行与慈悲。画中菩萨的形象融合了印度与中原的艺术风格，是研究唐代佛教艺术、特别是菩萨信仰图像演变的重要实物资料。其线条流畅，设色典雅，是敦煌绢画中的经典之作。

这批流散于海外的莫高窟藏经洞绢画佛像，是丝绸之路上多元文明交融的结晶，也是中国古代绘画艺术的巅峰之作。

一、 艺术审美价值：中西合璧的巅峰之作

藏经洞出土的绢画大多创作于唐代至宋初，这一时期正是中国绘画艺术高度成熟的阶段。这批画作在艺术表现上具有极高的水准：

线条与设色之美：画中佛像与菩萨的衣纹线条刚劲有力且圆润流畅，展现出“吴带当风”的飘逸感。设色方面，运用了石青、石绿、朱砂等矿物颜料，历经千年依然鲜艳如初，色彩协调且极具装饰性。

中西文化的完美融合：画中的主尊形象（如骑象普贤、狮吼文殊、各类菩萨）既保留了犍陀罗、印度及中亚的艺术元素（如宝冠、璎珞、莲花座），又完美融入了中原汉地的审美情趣。画中人物面相丰润圆滑，神态慈悲静穆，展现了佛教造像彻底“中国化”后的雍容气度。

构图的叙事性：这些绢画多采用经幡或卷轴画的形式，上方常绘有华盖，下方有供养人或护法神，构图饱满且富有层次，兼具宗教庄严感与生动的故事性。

二、 历史文化内涵：鲜活的唐代社会缩影

这些设色绘画不仅是宗教艺术品，更是珍贵的第一手历史文献：

宗教信仰的直观反映：画中观音、地藏等菩萨形象的大量出现，反映了当时佛教信仰在民间的深入程度。部分画作中还保留了发愿文和供养人题记，为研究当时的民间信仰、社会心理提供了直接证据。

世俗生活的真实写照：在许多画作的边缘或下方，描绘了大量的世俗人物，包括官吏、平民、异域商人甚至胡人形象。这些生动的细节为我们还原了唐代丝绸之路的繁荣景象、社会风貌以及各民族文化的交流碰撞。

三、 历史之痛与民族之殇：辉煌背后的遗憾

在欣赏这些艺术瑰宝的同时，必须正视其流散海外的惨痛历史。20世纪初，随着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大量珍贵文物被外国探险家低价骗取并流散至世界各地。

这种大规模的文物外流，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段刻骨铭心的伤痛，导致了大量文物的碎片化收藏，使得许多具有极高历史和艺术价值的作品至今无法回归故土。

尽管这些画作如今被保存在大英博物馆、法国吉美博物馆等海外机构并得到专业的保护和展示，让世界得以窥见中华文明的璀璨，但它们的流失依然是我们心中难以弥补的遗憾。

总而言之，莫高窟藏经洞的这批设色绘画佛像，以其卓越的艺术成就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了全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我们在赞叹古人高超技艺的同时，也应铭记这段历史，期盼流失海外的文物能够早日回归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