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试制度为什么是中国第五大发明？

明媚（彭丽)sunny

　　一、"第五大发明"论断的提出与学术渊源

将科举制度称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这一论断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有着明确的学术渊源和理论依据。追溯这一命题的源头，需要回到19世纪西方学者对中国科举制度的认识与评价。1835年7月，英国人罗伯特·英格尔斯在《中国文库》上讨论东印度公司公开招考职员一事的历史影响时指出："英国东印度公司......就选拔文官而言，已采用了这一原则......这种中国人的发明创造在印度的充分发展，预示着或许将来有一天，它会像火药和印刷术一样，在国家制度、甚至是欧洲的国家制度中，引起另一次伟大变革。"英格尔斯的这一表述，首次将科举制度与火药、印刷术等中国技术发明进行类比，预言科举将在国家制度层面引发重大变革。虽然英格尔斯使用的是类比预言的方式，并未直接比较效用大小，但已经为后来的"第五大发明"论断埋下了伏笔。

1868年10月，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出席美国东方学会大会，宣读论文《中国的考试制度》。他在论文中极力建议美国政府应像英、法等国一样建立文官考试制度，向长期施行科举制的中国学习。丁韪良明确指出，这一制度的益处将大于以往指南针、火药、印刷术的技术发明。这是西方学者首次明确将科举制度的效用与四大发明进行量化比较，并得出科举"大于"四大发明的结论，已具备"第五大发明"论断的完整雏形。

1873年，美国文官委员会在争取建立文官考试制度时，直接借用了丁韪良的这一说法，认为考试任官的效用比指南针和火药更大。这表明丁韪良的观点在当时的美国政治改革中已经产生了实际影响。

二、孙中山的"第五大发明"命题

孙中山是明确提出"科举西传"这一命题的关键人物。他在20世纪20年代曾多次指出："现在欧美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中国学过去的。所以，中国的考试制度，就是世界上用以拔取真才的最古最好的制度。"

孙中山在《五权宪法》等演说中多次阐述这一观点。他认为，中国历代举行考试、拔取真才，是中国几千年的特色。外国学者考察中国制度后，极赞美中国考试的独立制度，也有仿效中国的考试制度去拔取真才。孙中山还指出："自世卿贵族门阀举荐制度推翻，唐宋厉行考试，明清峻法执行，无论试诗赋、策论、八股文，人才辈出；虽所试科目不合时用，制度则昭若日月。"孙中山不仅称赞科举制度本身，而且将其上升到制度文明的高度。他认为，中国历代考试制度不但合乎平民政治，且超过现代之民主政治。

1906年科举甫废，孙中山即提出在中国建立"五权分立的共和政治"的设想，主张"恢复固有优良的考选制"，"通过考试制度来挑选国家人才"。他将考试权提高到与立法、司法、行政权同等重要的地位，主张在欧美传统的三权分立基础上，加上基于中国传统的监察、考试两权，组成五权政府。这一思想直接导致了后来民国考试院的建立。

三、邓嗣禹的学术论证

邓嗣禹在孙中山这一命题的启发下，做了更为深入的学术研究。1941年，邓嗣禹草成论文；1943年9月，他在《哈佛亚洲研究学报》上发表了《中国对西方考试制度的影响》一文，长达三万余字。该文搜集、引用了1870年以前西方人论述科举的文献70多种，围绕"西方考试制度的发展、西方记述或涉及中国科举制的资料、英国对于中国文明的推崇、英国驻华使臣论中国科举制、确认中国影响的证据"等问题展开论述。

邓嗣禹在论文中得出的结论是："根据上述所有同时代的证据，我们可以确凿无疑地证明：中国的科举制是西欧制定类似制度的蓝本。"这一结论以大量第一手文献为基础，系统地论证了中国科举制度对西方文官考试制度的直接影响。

该文发表后，荣获美国哲学研究社（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研究奖。在海外引起广泛反响，被收入多种文集，在西方汉学界几乎无人不晓，已被公认为经典性论文。1953年7月，该文以《中国考试制度西传考》为名在台湾出版了中译单行本。邓嗣禹的研究不仅印证了文化交流与融合是促进人类文明的基本途径，也开创了科举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四、科举制度西传的学术确认

科举是中国的发明，对东亚和西方国家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日本曾一度仿行过科举；韩国（朝鲜）、越南曾长期实行过科举制度；英、法、德、美等国曾借鉴科举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推进了西方文明的进程。科举制度的西传早为西方学者所肯定。据不完全统计，自1570年至1870年的300年间，用外文出版涉及中国科举的文献达120余种。这一庞大的文献积累，为西方学者认识科举制度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基础。美国学者柯睿格1947年在《哈佛亚洲研究学报》发表的论文中指出："以科举考试为核心的中国文官行政制度的创立，是中国对世界的最重要贡献之一。"

1964年，美国学者顾立雅也发表过类似看法：中国对世界文化的贡献远不止造纸和火药的发明，现代的由中央统一管理的文官制度在更大范围内构成了我们时代的特征，而中国科举制在建立现代文官制度方面扮演过重要角色。美国汉学家卜德在《中国思想西入考》一书中说："科举制无疑是中国赠予西方的最珍贵的知识礼物。"《剑桥中国隋唐史》的编者崔瑞德也认为：唐代的科举制度经过以后的长期发展几乎被全世界所接受，"许多世纪以后，这一制度为我们所有西方国家以考试录用人员的文官考试制度提供了一个遥远的榜样。"这些西方学者的论述，从不同的角度确认了科举制度西传的历史事实，并为"第五大发明"论断提供了坚实的学术支撑。

五、学术论争与"哥德巴赫猜想"

任何具有开创性的学术命题，都会引发质疑与讨论。1953年，方豪在香港《民主评论》发表《西方考试制度果真受到中国影响吗？》，对邓嗣禹的论点提出挑战。方豪举出明末来华西人艾儒略刊于天启三年（1623）的《职方外纪》和《西学凡》中提到笔试的史料，认为西方笔试并非始于18世纪以后。但方豪的质疑并未否定邓嗣禹的核心论点。他承认："西方所受中国影响的，真正为中国考试制度上所独有的，不是笔试，不是官吏考试，而是西方从前只有一校一院的考试，中国却是合各县各府各省的学子而举行规模不同、程度不等的会考。只有这点，中国影响了西方。"这一让步实际上缩小了争论范围，却未动摇邓嗣禹关于"科举制是西欧文官考试制度蓝本"的基本判断。

这一学术史的延续性，说明了邓嗣禹1943年论文的方法论价值。他确立的文献搜集范围、论证逻辑和比较框架，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基础。刘海峰教授后来将"科举西传说"比作数学中的"哥德巴赫猜想"——一个看似简单、证明却极为困难的命题。在这一比喻中，孙中山最为明确地提出了这一命题，邓嗣禹则相当于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中的"1+2"，有如科举学领域中的陈景润。后来顾立雅、莱克等人的研究再将此命题拉回到"1+2"的层面。

20世纪90年代以后，刘海峰在邓嗣禹的启导下继续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发表《科举制对西方考试制度影响新探》，在邓嗣禹70多种文献之外又找到50多种，将此问题再推进了一大步。

六、中国考试制度作为"第五大发明"的核心依据

综合上述学术脉络，中国考试制度之所以可以称为"第五大发明"，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依据：

第一，科举制度对西方文官考试制度的直接影响已被大量史料证实。自1570年至1870年，西方出版的中国科举文献达120余种，说明科举制度在西方知识界具有持续的传播和影响。英国1870年文官制度改革、法国1791年、德国1800年左右、美国1883年《彭德尔顿法》等，均以中国科举为重要参照。

第二，科举制度的影响范围远超四大发明。指南针、火药、印刷术、造纸术虽然对人类文明产生了巨大影响，但主要局限于技术层面。而科举制度作为一种人才选拔和政治治理的制度创新，其影响深入到国家制度的核心层面，改变了西方国家的政治运作方式。

第三，科举制度体现了中国文明对世界的制度性贡献。西方学者从伏尔泰、孟德斯鸠到丁韪良、卜德，均将科举视为中国对世界制度文明的最大贡献。这种制度性贡献与技术发明具有不同的性质和价值维度。第四，科举制度的现代延续性。即使在科举制度在中国本土被废除之后，其基本原则——公开考试、择优录取、公平竞争——仍然在现代各国的公务员制度、教育考试制度中得到延续和发展。这说明科举制度具有超越特定历史时期的普世价值。

七、反思与正视

科举制度在中国本土被废除后，未能及时建立新的选官制度。在现代中国人的印象中，科举往往被作为一种落后腐朽的封建制度加以批判。孩子们的课本上有《范进中举》和《孔乙己》；各地的戏剧舞台上有《琵琶记》和《秦香莲》，把科举描绘得令人心悸。但是，如果用这些艺术作品来替代现代人对整个科举制度的理性判断，显然是片面的。80年代以后，当中国准备借鉴西方文官制度以建立中国的公务员制度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西方文官制度竟然还是从中国学过去的。

1983年，美国卡特总统任内的人事总署署长、世界著名学者区伦·坎贝尔应邀来北京讲学时便坦率地说："当我被邀来中国讲授文官制度的时候，我感到非常惊讶。因为在我们西方所有的政治学教科书中，当谈到文官制度的时候，都把文官制度的创始者归于中国。"

中国历史上有不少事物是"失之华夏，得之四夷"，许多在我国本土上未被重视的东西，传至海外后反而被他人发扬光大。但不管怎么说，中国科举制度西传欧美，是中国对世界文明进程的一大贡献。将中国考试制度称为"第五大发明"，不仅是对历史事实的尊重，也是对中国文明制度性贡献的重新认识和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