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邕墓志》令人垂泪

郑州张世科

　　现藏新安千唐志斋博物馆，镶嵌于第十一窑洞内壁的《李邕墓志》，全称《唐故北海郡守赠秘书监江夏李公墓志铭并序》，是由李邕的族子、著作郎 李昂撰文，当时洛阳地区的乡贡进士 张造所书的。青石质，长宽各约47.5厘米（另有资料记为47x46cm）。碑文镌刻23行，每行23字。1928年12月7日于河南洛阳水泉村南、陡沟村北出土。为后人所唏嘘的是该志唐大历三年（768年）十一月刻制，此时距李邕含冤而死已过去21年。

　　李邕（678-749），字泰和，祖籍江夏（今湖北武昌），后定居广陵江都（今江苏扬州）。他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是著名的《文选》学者李善。在父亲的熏陶下，他自幼才华出众，以文采和正直闻名于世。时人赞誉他集文章、书翰、公直、词辨、义烈、英迈六种绝妙品质于一身，称之“六绝之人”，其个人魅力可见一斑。正因其性格刚正不阿，他一生数度遭贬。武则天时期，他不惜触怒天威力挺忠臣-；唐玄宗时，他又因才干受赏识而锋芒毕露，最终遭权相李林甫忌恨，以“贪赃”之名诬陷，于天宝六年（747年）被杖杀，结局令人唏嘘。李邕的书法以行书见长，是盛唐书法革新的重要代表，被誉为“书中仙手”。明代书画大家董其昌评价其艺术气质的千古名句——“右军如龙，北海如象”，将他与“书圣”王羲之并列，认为其书法如巨象般沉雄稳重，气势磅礴。他早年精研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笔法，得其精髓后大胆创新，形成个人强烈的艺术风格。他的笔画遒劲舒展，结构左低右高，予人险峻爽朗之感。他巧妙地将行书的流畅与楷书的端庄融为一体，开创“行楷”一体，打破了两者的界限。

　　李邕才华横溢，尤擅撰写碑文。当时官绅、寺庙以重金求其文，一生撰碑多达八百余通，收入颇丰。在其众多作品中，有两件尤为著名：其一《李思训碑》，是其为唐代著名青绿山水画家李思训所书的神道碑。此碑笔力雄健，是其“雄强”书风的典型代表。其二《麓山寺碑》，现存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是李邕53岁时的作品。因碑文由他一人撰文、书写、镌刻，且三样俱佳，被世人称为“三绝碑”。他的其他代表作品还包括《法华寺碑》《端州石室记》等。在唐代以前，碑刻多用楷书。李邕是继唐太宗之后，将行书引入碑刻的关键人物，拓宽了书法的表现领域，后世书家纷纷效仿。他反对一味模仿，主张创新的名言 “学我者死，似我者俗” ，激励了无数后学者。宋代苏轼、米芾，元代赵孟頫等大师，都深受其影响。他的字甚至被编入现代小学写字课本。李邕爱惜人才，与李白、杜甫、高适等晚辈交情深厚。杜甫的名句“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足以说明他当时在文坛的崇高地位。

　　唐玄宗时期，李邕官至北海郡太守，被称为“李北海”。由于天资豪放，不拘小节，被李林甫所害，时年七十三岁。李邕之死，直接源于天宝年间一次惨烈的党争。当时权相李林甫为稳固地位，大肆清洗太子李亨的势力。天宝五载（746年），朝中发生了针对太子岳父杜有邻的“柳勣之祸”。案件的核心是柳勣诬告杜有邻“妄称图谶，交构东宫”，意图不轨。在审讯中，李邕因与柳勣交往并接受了其马匹等财物，被李林甫一党抓住把柄，诬陷有“厚相赂遗”的罪行。值得注意的是，由李邕族子李昂撰写的墓志铭提及李邕是因涉及“东宫之姻”而被牵，这与柳勣案的背景高度吻合。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卷入如此敏感的案件几乎注定死路一条。不过，关于李邕具体的死亡细节，不同史料存在多种说法。《旧唐书》《新唐书》等正史均记载，李林甫最终以“赃货枉法”的罪名，将他“杖杀”于北海（今山东潍坊）郡守任上。这种 “杖杀”是唐代一种非常严酷的刑罚，直接将犯人杖毙，从中能看出李林甫除之而后快的决心。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是，李林甫派遣酷吏罗希奭前往北海监狱执行杖杀。

　　另外，《新唐书•本纪第五•睿宗玄宗》记载，天宝六载（747年）正月辛巳日，唐玄宗直接下诏将李邕处死。史料记载他死时七十岁，但生卒年有678-747、675-747等多种说法。行刑时间也有746年（天宝五载）和747年（天宝六载）两种不同记载。去世后，因“边将作乱（安史之乱）”，他的遗体被草草安葬在“郓东卅里”（今山东菏泽、郓城一带），未能及时归葬。直到大历三年（768年），才在友人的资助下正式安葬于洛阳北原，时过境迁的冷清场景，与身后屡获的哀荣形成鲜明对比。李白的“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和杜甫在《八哀诗》中写的“干戈满沧洲，岁晏将何如”，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他生不逢时、死于非命的时代悲剧。李邕的墓志，不仅记录了他本人的生平，更澄清了后世史书对他的误解，是集历史、文学与书法价值于一身的珍贵文物。比如《旧唐书》《新唐书》都记载李邕为“江都人”，而墓志明确指出其先祖为“本赵人也”，后随晋室南迁至江夏，为追溯其家族源流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墓志明确记载李邕终年“七十三”，纠正了《新唐书》中“七十”的说法。志文补全了“布衣孔璋，请以身赎”等正史未载的细节，并详细记录了其被冤杀后，由尚书卢公为其雪冤，御史大夫韦公出资，最终在族孙李暄操办下迁葬的曲折过程。墓志以“人有不知公者，或以为外暴内侈...曾不知泛爱之道，犹春风入林，不辩嘉木与众薪也”等语，有力驳斥了史书中对其“趋炎附势”的负面刻画，重塑了其正面的历史形象。

　　该墓志书体为楷书，却巧妙融合了魏碑笔法与成熟唐楷笔法，呈现出隶意、行书笔意、古拙奇崛与法度森严并存的艺术风貌，被誉为“斜画紧结”书风的典范。书法评论称其“气宇轩昂，引带牵连，清健书风，如西子浣纱”。因其刻工精细、字口清晰、界格明确，能真实还原书写原貌，因此常被中国高校选作书法考试范本，是学习唐代书法的理想碑帖。文章“文辞简质古朴”，风格典雅，具有独特的时代文学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