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法归一萨迦寺历史文化与艺术展（上）

7252022侯文葳（拒私聊）

2026年2月10日到5月10日来自万里之遥海拔4300米的雪域高原萨迦寺二百多件珍贵文物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出，轰动京城。我们5月8日，到这里参观。写此美篇记录展览 ，本篇全部内容源于展览。

萨迦寺的历史

萨迦寺是藏传佛教萨迦派的发祥地，建寺时间比布达拉宫早了600年。“萨迦”藏语音译为“灰白土”。寺院分南北二处：北寺建设最早建于1073年，选址于仲曲河北岸奔波日山灰白土最明亮处，依山形而建。三百年间，佛殿、宫殿、僧舍、塔林缓慢生长，成为逶迤重叠的宗堡城寨，但近代被破坏殆尽，近年北寺仅重修了几座建筑；南寺位于仲曲河南岸的平坝上，1268年八思巴委托地方长官主持兴建。这是一座精心设计的坛城，是佛国的人间化身。（网络照片）

萨迦寺南寺东西长214米，南北宽210米，平面是臻于精准的方形。寺城坐西朝东，分内外两层，周匝有规整的护城河壕沟。外城墙是“回”形土筑城墙，四边、四角均设置凸出的角楼、敌楼，内城主佛殿（拉康钦莫）高大封闭，三面是不开一窗的十米红墙，仅在东侧留出一处黑幕遮掩的入口，是静待每天第一缕阳光的门扉，也是面向蒙元政府、尊奉中央的一个轻微致意。

萨迦寺可以说是一座古老的博物馆。寺庙内保存了数量众多的珍贵文物，包括数千件铜造像、唐卡、法器和数万函经书；时代从7世纪到20世纪，分别来自周边国家和地区，包括今天恒河流域的比哈尔和孟加拉地区、喜马拉雅山区的尼泊尔以及印度河流域的斯瓦特、克什米尔和吉尔吉特等广大地区。本次展出从中选择了两百多幅珍品。

元代从元大都到萨迦寺路驿站图，在元大都至萨迦寺之间设立‌72个大驿站‌，其中‌27个位于青藏高原‌。13 世纪中期，西藏地区吐蕃王朝崩溃后处于 400 多年的分裂割据状态，各教派与地方势力混战不休 。蒙古汗国在灭西夏、金朝后，对西藏形成包围之势。

公元1247年，西藏萨迦派宗教领袖萨迦班智达与蒙古汗国皇子、西路军统帅阔端在武威白塔寺进行“凉州会谈”，并颁发《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武威白塔寺成为西藏正式纳入中国版图的历史见证。凉州会盟使蒙藏双方避免了一场战争所造成的惨重伤亡和破坏，两族人民从此和睦相处，友好往来成为相互关系的主流。《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顺应历史潮流，反映了当时西藏人民的愿望与要求，其发表是向历史宣告，向世界宣告：西藏从此正式划入蒙元版图，西藏属于中国。凉州会谈确立了萨迦派在西藏的主导地位‌，会谈后萨迦派获得蒙古汗国授权，代表中央管理西藏事务，成为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核心。萨迦寺成为西藏政治中心‌，此后萨迦寺不仅是宗教中心，也是元朝在西藏行使行政管辖的重要据点，萨迦本钦（行政长官）由此产生。‌‌

大威德金刚曼茶罗唐卡系元代宫廷制作的缂丝作品，表现主题为大威德金刚 亦称“怖畏金刚”曼茶罗。画面主尊呈现九面、三十四臂及十六足的忽怒形象。曼茶罗四方形宫殿之内，主尊周围的四方与四隅，共排布有四十八尊大威德金刚的同色变化身，共同构成了宏大的曼茶罗配置。曼茶罗外廓的四隅分别绘有四尊阎魔的常见变化身。此外，画面顶部横列展示了此曼茶罗的修行法统，序列自大持金刚、无我母、毗卢巴及萨迦派诸祖师展开，指向此作品，表现了萨迦派的“道果”传承。

看中心9面34臂16足大威德金刚

在大成德金刚曼茶罗的左右下角，分别绘有两位皇常与两位皇后的供养像，据旅文题记识读，画面左下角两位男性形果分别为“图帖睦年皇帝及“和世球皇子 ，即元义宗(1328、1329-1332年在位）和元明宗(1329年在位，因此可将该作年代明确限定于1330-1332年。此作为现存尺幅最大、等级最高的元代织绣唐卡之一，亦是唯一可凭帝后供养像与题记确认其宫廷属性并精确纪年的元代缂丝作品，因而成为理解元代宫廷织绣唐卡的重要实物依据。位于右下角的两位女性供养人，分别为“皇后下答失里”( 文宗之妻）与“皇后入不沙”(明宗之妻），题记中二人皆草称为“皇后”，图像中，供养人头戴蒙古特有的罟罟冠（以桦皮合围呈圆简状，外裏红绢并缀珠饰），身着饰有华丽龙纹的宽大袍服，双手合十，神态虔诚。

萨迦寺祖师三尊像，18世纪。画面中心的主尊为印裔大成就者那若巴，瑜伽士装扮，半跏跌坐。其下方是来自尼泊尔的帕廷巴兄弟，二人推动了胜乐金刚密法传入西藏，周围环列四任萨迦法王。右上角胜绿山水与透明头光的画法，显示出汉地绘画风格影响。

萨迦道果传承祖师四尊像，18世纪，描绘了萨迦道果传承四位祖师两两对坐的场景。画面右上角是色敦·贡日，师从道果教法西藏首传者卓弥译师，得到全部教授；与其对坐的是弟子向敦·却巴。画面左下角为萨迦五祖中的初祖萨钦·贡噶宁波，曾师从向敦·却巴。与萨钦对坐者是萨钦的次子索南孜摩，他是萨迦五祖中的第二祖。

黄财宝天王，18世纪，财宝天王又名毗沙门天王、多闻天王，具有财神属性，统领夜叉大将，兼具世俗权力拥有者与财富拥有者的双重角色。唐卡中黄财宝天王形象遍体金黄、身着华丽的铠甲，头戴五叶宝冠。其右手持胜幢，左手轻抓口吐珠宝的吐宝鼠，以威镇姿态坐于莲花宝座中央的白狮上。该幅作品为刺绣唐卡。

护法普巴金刚，19世纪。普巴金刚，汉文译为金刚橛，通常有单身和双身两种形象，此幅所绘为双身普巴金刚，其身蓝色，三面六臂四足，正二手捧金刚橛，余手持不同法器，戴象征五佛五智的五骷髅冠，背生鸟翅，脚踏魔障，怀抱明妃洛格津母，周匝环列十余尊不同形态的普巴金刚。普巴金刚是金刚橛的神格化形象，8世纪左右传入西藏，成为萨迦派崇奉的重要本尊。

喜金刚，18世纪，这幅唐卡主尊为萨迦派道果法核心本尊喜金刚，呈蓝色身、八面十六臂，怀抱明妃金刚无我母，十六手分持嘎巴拉碗，脚踏四魔，主尊身前环绕空行母等眷属。画面上部绘萨迦派法脉传承谱系，以大持金刚为首，含印度大成就者、西藏祖师等，共计30位，人物旁有藏文金书题记。整幅唐卡构图严谨，设色浓郁，以金线勾边，尽显18世纪西藏高超的绘画技艺。

喜金刚九尊曼茶罗，16世纪。这幅唐卡绘制了金刚九尊曼茶罗、祖师及护法等。喜合刚是萨迦派中最为重要的本尊。图中央为喜金刚与明妃无我母，环列入位茶吉尼女，方形宫殿外绕八大尸林、金刚鬘（音man）与火焰鬘。顶端两排为祖师与大成就者，底端有文殊、观音等神祇及一僧人。各尊像背后均写有梵字心咒，中央是喜金刚心咒，可借这些心咒辨认相关祖师和尊神名称。

宝帐护法，19世纪。宝帐护法是喜金刚传承中的重要护法神，也是萨迦派的主要护法。在这幅唐卡中，宝帐护法一面二臂三目，身蓝黑色，头戴五骷髅冠，面呈忿怒相。胸前持旃檀杖、左右手各持嘎巴拉碗与金刚杵，眷属环侍其周。主尊上方依金书题记，可辨出梅译师、仁钦桑波等多位祖师和金刚杖空行母。唐卡色彩鲜明、运笔精细、构图规整，从蓝色的运用来看，应为18世纪后的成熟之作。

婆罗门大黑天，19世纪。婆罗门大黑天是萨迎派主神之一，呈婆罗门老者相，蓝黑身、三目圆睁，持钺刀、嘎巴拉碗与三叉戟，脚踏魔障。其上方是萨迦白衣三祖，周匝环侍四眷属女神。此神原型为印度教湿婆化身，公元8世纪，随着莲花生大师入藏弘法，大黑天信仰传入西藏。据说，婆罗门大黑天是随年译师来到西藏，并成为萨迦派最重要的护法之一。

大乘法王贡噶扎西，黄铜鎏金，明永乐(1403-1424年），

贡噶扎西头戴法王帽，发髻上方排列五方佛小化佛形象。法王面庞饱满，低目含笑，表情宁静平和，内着藏式坎肩，外披袈裟，袈裟装饰图案之华丽、繁缛精细程度，令人叹为观止。贡噶扎西双手施转法轮印并牵莲枝，双肩开敷莲花上各有法器，左肩上是经箧，右肩上为宝剑。莲台面刻有“大明永乐年施”六字款，此像是明代永乐时期宫廷造像中最为精美的作品之一。

灌顶净觉广慧国师印，明代：(1368-1644年）西藏博物馆藏。该印为镀金银印，如意钮，印文为汉文九叠篆“灌顶净觉广慧国师印”。从印质、尺寸等特征来看应为明朝官方颁赐的印章，但却不见纪年款识和印章编号等内容，其主人待考。明朝除赐封“大宝法王”“大乘法王”“大慈法王”三大法王和五大王外，还救封了许多国师、大国师、灌顶国师等。

正觉大乘法王印，木，明代(1368-1644年），西藏博物馆藏。大乘法王为明成祖册封萨迦派领袖贡噶扎西（明史作“昆泽思巴”）之封号，并赐诏书及金印，大乘法王是明初西藏“三大法王”之一。这方印章为木质，雕刻云钮，造型简洁，表面光滑，印面文字为汉字篆书“正觉大乘法王之印”，与明中央册封并流传后世的大乘法王玉印的印文、印制完全相同，是与其一同保存流传的两方木印之一，应是玉印的复制印。

大持金刚，黄铜、嵌宝石，15-16世纪，大持金刚一面二臂，菩萨装，双手于胸前交持铃杵，结全跏跌坐于仰覆莲台之上。大持金刚又称金刚持、金刚总持，大持意为永恒持有。从其所持法器铃和杵来看，他的起源与金刚手菩萨有密切的关系。本造像五官描绘、装饰样式等受尼泊尔风格的影响，而菩萨面部较宽，前额宽而颅顶较平，颈部较短，胸肌宽厚等特征又与尼泊尔风格有所不同，整体呈现出萨迦寺的艺术风格。

那波巴，红铜鎏金，16世纪中叶。那波巴亦称坎哈巴或黑行者，为印度密教大成就者，系萨迦派道果传原重要上师，曾亲承毗卢巴传“道果”教滋，并传予达玛茹巴以续密法脉络。该造像写实水平极高，面容威严，顶缩发髻，肺金测許，戴骷髅冠，帔帛饰繁复纹样，東嵌青金石腰带。施说法印、托嘎巴拉碗，结聊跌坐于覆兽皮莲台，莲座与组像造像一致，足证其为成套传承祖师像，极具艺术与历史价值。

达玛茹巴，红铜染金，16世纪中叶。茹巴为黑行者弟子，因常携达玛茹名，传其遍历诸多圣境，以神通）把外道君主使其皈依佛门，即后世名的萨迦派传承上师阿瓦都帝巴。此造像面容写实，眉蹙鼻挺，肌肉线条分明，发束高绾，饰摩尼宝珠。右手上举，原持鼓已失，璎珞呈X状，腹带嵌青金石，帔帛捶揲精美纹样。坐姿接近转轮圣王坐，莲座莲瓣肥厚，尽显大成就者的容智神韵。

萨钦·贡噶宁波，红铜鎏金，16世纪中叶，敏珠林寺藏。萨钦·贡噶宁波(1092-1158年）为萨迦五祖之首，系萨迦寺创建者贡却杰布(1034-1102年）之子，第三任法座持有者，被尊为文殊化身。他从印藏高僧习得显密教法，传法予子嗣，奠定萨迦派教义与法脉根基。造像面相写实，泥金彩绘，结跏跌坐，手结禅定印与说法印，衣袍錾刻繁复花纹，莲座为单层覆莲样式。

扎巴坚赞，红铜鎏金，16世纪中叶，敏珠林寺藏。扎巴坚赞是萨迎五祖中的第三祖，系萨钦之子，与其父萨钦、兄索南孜摩并称“白衣三祖”，为萨迦寺第五任法座持有者，其未曾出家，统领萨迦派政教事务，完善了萨迦教法与制度。此造像面部泥金彩绘，须发皆白，神情威严，右手施无畏印。衣袍錾刻繁复花纹，领袖饰金刚杆纹样，莲座为仰覆莲样式，莲瓣饰卷云纹，尽显同期捶揲工艺的巅峰水准。

真实嘿噜噶，黄铜，14世纪，嘿噜噶，又称“清净嘿噜噶”或实意嘿噌噶”，是金刚萨埵的忿，是萨迦派昆氏家族在前弘期传最重要的旧密本尊之一。此造像三面六臂，呈忽怒相。右侧手持嘎巴拉鼓、三叉戟、金刚杵，左侧持金刚铃、金刚索、嘎巴拉碗，与明妃共立莲台，脚踏两位人物形象，整体造型明显受到印度波罗风格的影响。

俱生喜金刚，黄铜，错银、红铜，嵌松石，14世纪。此俱生喜金刚一面二臂二足，左右手分持嘎巴拉碗与金刚杵，脚踏夜叉，丁字舞姿立于仰覆莲台的魔尸身上。三目圆睁呈忽怒相，发髻高耸，中嵌十字交杵。前额上方有本初佛金刚萨埵化佛，身饰联珠样式项链、腰带、臂钏、手镯、脚镯。莲座下台座饰八芒星与对狮。此尊造像整体结构紧凑古朴，具有元代造像特征。

萨钦·贡噶，黄铜，此件造像为萨钦，贡噶宁波(1092-1158年），全跏跌坐干仰覆莲台之上，左手施说法印，右手施与愿印，身着饰花纹的斜襟左衽束腰僧衣，上覆云肩。独特发际线为识别其身份的标志。他出身昆氏家族，是萨迦派创始人，第一任萨迦法王昆·贡却杰布(1034-1102年）之子。自萨钦开始主持萨迦寺工作，萨迦派声势渐盛，他也被尊称为萨迦五祖之首。

祖师像，黄铜，错银、错红铜，14世纪。此黄铜像，祖师全跏跌坐，目光沉静，从眼呈豆荚状，嵌银，唇部错红铜，左手施禅定印、右手施触地印，内着藏式坎肩、外着百衲衣样式架裟，最外层另有披肩，赤足。台座两侧各有一狮，正面中央为一立放的金刚杵，上有首尾相接的菱形立体装饰，底部涂红漆。因无题记且祖师无持物，故身份难以确认。

索南伦珠像，黄铜，16世纪初，此像全跏跌坐于仰覆莲台之上，于请法轮印，着藏式坎肩与披肩，头戴萨迎（祖师帽）；莲台后生出乌巴拉花于祖师两侧，花上又分别承托金刚杵与金刚，据莲应方藏文题记可知此造像为大斯续家王朝国王安贡桑波第三子索南伦球（1456-1532年)。他出生即皈依佛门，师从俄派多位祖师学法，在多地传法，对珞地俄派传承贡献卓著。

藏传佛教法盒，铁腕金，19-20世纪。这件藏传佛教法盒，主要盛白芥子、黑芝麻和松香等，用干举办密教仪轨仪式。法盒采用铁腕金工艺，盒身与盒盖的骷髅纹象征无常观与超生死的智慧。环绕的火焰纹寓意智慧之火，用以焚尽无明烦恼。盒盖的金刚杵钮则代表佛法的坚固与降魔之力。具有象征无以及代表佛法坚固与降魔之力的金刚杵钮。器色铁腕金工艺，双层，属19-20世纪藏晚期风格。

金刚橛，木，18世纪，金刚橛是藏传佛教密宗的代表性法器之一，形制为短小三棱橛状，最初或源起于一种实用器，后与普巴金刚仪轨结合，为萨迦派密法所尊崇。其结构含三面忿怒尊像、莲瓣、金刚杵饰件及三棱橛尖，材质多为铁、铜等。此件概顶部护法呈忽怒相，头戴五骷髅冠，发丝刻画精细，橛身自摩羯口中伸出，工艺精湛，古朴生动，原彩绘保存完整。

净瓶，红铜染金、嵌松石，18-19世纪

这件鎏金铜宝瓶为藏传佛教法器，属吉祥八宝之一。此外，该器也与财富、健康、长寿等世俗愿望紧密相连。器物由莲瓣托盘与净瓶构成，瓶身短颈、宽肩、敛腹，肩缠尼泊尔风格卷须金龙；伞幢形瓶口饰花瓣纹，壶盖塑有无量寿佛坐像一尊，辅以卷草、莲花、摩尼宝纹样。此器整体雕刻工艺和纹饰呈现尼泊尔与西藏艺术相融合的特色。

《大乘喜金刚各佛秘密脉相图>》，纸，明代前期(15世纪），故宫博物院藏。这是一部有关萨迎派瑜伽修行的古籍，长期以来深藏宫廷中，不为外人所知，仅在清乾隆时期的一条档案中提及此书。正文每页上部的三分之二绘瑜伽师修习图。瑜伽师于自然背景中呈不同的瑜伽动作，下部配汉藏双语解说。本书收录了萨迦五祖中的第三祖扎巴坚赞整理的先祖传法中喜金刚修法的内容。其汉藏文对照配彩图的形式罕见，对研究萨迦派密法实践及藏传佛教在宫廷的传播有重要价值。

九州一统

13世纪大蒙古汗国兵锋横扫欧亚，青藏高原纳入版图已是大势所趋。萨迦派顺势而为，登上了历史的舞台，第四祖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1182—1251年）应蒙古王子阔端之邀远赴凉州（今武威）举行会谈，最终达成和平统一的意向，奠定了中国大一统的基础。萨班圆寂之后，其侄八思巴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信任，先后赐封国师、帝师、大宝法王等，在元朝的总制院以及后来的宣政院之下参与西藏事务管理，还渐形成了以昆氏家族成员为主的帝师制度。萨迦寺成为西藏地方政权的中心，萨迦本钦成为西藏地方首席军政官员。元朝在西藏遣官设治、派军驻防、清查户口、征收税赋，划分十三万户，建立 “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司都元帅府”地方政权，将西藏完全纳入中央政权的管辖之下。明初，明成祖赐封贡噶扎西为大乘法王，继续承认萨迦派在西藏的政治地位。元明时期，萨迦派为推动汉藏文化的深度融合和发展作出了贡献，保存在萨迦寺内的很多文物都是重要的历史见证。

八思巴是西藏归属中国版图的关键人物，也是蒙元在文化上统一中国的主要主持者。1268年，他设置本钦制，荐举释迦桑波为首任本钦，整理卫藏地区13万户，西藏正式划归中国版图。次年完成蒙古新字的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今天，居庸关、浚州天宁寺等地的碑刻上都能见到八思巴字。“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八思巴得封帝师后在大都主持了一系列的宗教活动，持续影响了元明清的宫廷建设与北京城的风貌。

元朝帝师八思巴使用的铃杵，元代，民族文化宫藏，铃柄呈杵形，主要由5个铜节和三股杵头组成，铃身饰弦纹，杵为九股杆。两端皆有1个中轴股叉和8个雾曲的外股叉。铃杵为密教法器。元朝帝师为武传佛教萨迦派首领，兼领宣政院，管理全国佛教和西藏地区政數事务，该铃杵为元朝帝师八思巴使用的物品，体现了元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的管理。

忽必烈颁拉杰僧格贝圣旨，1277-1289年，元宫廷，西藏博物馆藏。

《放光般若经》卷第四卷，纸，1256年（蒙哥汗时期），西藏博物馆藏。据发愿文题记记载，本经于蒙哥汗丙辰年(1256年）在燕京（元代改称大都，今北京）印造。原为《赵城金藏》中的残本。宿白先生认为，此类经卷系元初在燕京弘法寺补雕《金藏》经版后所印，经卷初供奉于京城大宝集寺。在入藏西藏博物馆之前，该经卷曾长期藏于萨迦寺。一部汉传佛教经典经汉地、蒙古与西藏之间流转，最终来到藏区腹地，体现了多民族之间持续的交流与融合。

大朝国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教之印

，木漆描金，1269-1271年，源于蒙古宫廷，西藏博物馆藏。“大朝国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教之印”为方形木印，雕花如意宝珠形钮，印文为八思巴文篆书。“大朝”是指元朝建立前的(1260-1271年）蒙古汗国，忽必烈于1260年即位后沿用此称呼，至1271年正式改国号为“大元”。

1260年，忽必烈即蒙古大汗位，封八思巴为国师，赐玉印，统领释教，此印应是根据原玉印形质和印文复制的一枚木印，供日常使用。此印也是目前唯一能够确认的八思巴用印。

白兰王印，铜鎏金，元代(1271-1368年），元宫廷（复制件)。白兰王印为元代册封吐蕃地区政教首领的重要实物见证。印体以铜鎏金铸造，采用象征高等级的驼钮形制，印文以八思巴文篆刻“白兰王印”四字。白兰部族初见于《新唐书·吐蕃传》，原为青藏高原白兰羌的一支，后并入吐蕃，元朝沿袭此名作为封号。恰那多吉为首任白兰王，《汉藏史集》载“蒙古薛禅皇帝（忽必烈）封恰那多吉为白兰王，赐给他金印，并为他设置左右衙署，委派他治理整个吐蕃地区。”

桑杰贝帝师印，元代(1271-1368年）西藏博物藏，桑杰贝(1267-1314年）是元朝第五任帝师扎巴俄色的僅予，也是元朝第七任帝师，桑杰贝干大德七年(1303年）前任萨迦寺堪布，后赴大都（今北京），于火德九年(1305年）成为帝师，并干延枯二年(1314年）逝世，该印上刻龙钮，下为策书阳刻八思巴文“桑杰贝帝师”，形制与实字上融合了蒙，汉、藏三种艺术风格与史字形式，体观了元代多元文化和民族交融中维不国家统一的历火北水。

大元帝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教之印，白玉，元代(1271-1368年)，元宫廷，西藏博物馆藏。元代十四任帝师皆出自萨迦昆氏家族或与该派关系密切者。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元成宗敕造“双龙盘纽白玉印”及五方佛冠赐帝师，此方印文为八思巴字篆体“大元帝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教之印”。此印可能为第五任帝师扎巴俄色(1246-1303年)之印。据《红史》记载，扎巴俄色原为八思巴却本（司供官），非昆氏血统，因帝师达玛巴拉圆寂后昆氏乏嗣，经忽必烈特授帝师，其后扎巴俄色促成达尼钦波桑波贝恢复昆氏宗嗣。

“萨”字印，泉牙，元代(1271-1368年），西蒙，西藏博物馆藏。此印为元代西藏萨迦地方官员的印章。印面中心将“지”（音“萨”)字置于龛形图案中，该字符既是藏文“萨迦”的首字母简写，又是藏文“大地”的简语。龛外环绕云纹，云纹之中刻有三个圈符，从图像角度，象征着佛教寓意威严、财富和圆满的“三宝”。萨字印有多种样式，除了刻有“萨”字符号，有的带有蒙古新字，为署押印，有的刻有三个“萨”字。

《阔端敦请萨迦班智达令旨》《萨迦班智达至蕃人书》，1629，西藏博物馆藏。

洪武八年正月明太祖朱元璋颁赐给四世噶玛巴乳必多吉的圣旨，纸本墨书，明洪武八年，1375年，故官博物院蔵。这道圣旨于洪武八年(1375年）顺发，明太粗得知四世噶玛巴乳必多古在拉萨北部的卒尔普寺专心静修，特顺旨要求地方官民不要打扰。圣旨中语言风格具有元代白话的特点，反映出明朝立国之初就已经对西藏地方宗教势力有较为深入的接触，巴乳必多吉生在元明交替之际，是藏传佛教嘴马喝举派黑帽养第四世活佛，元朝册封“特律兴教火元国师”，亦作为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的早期上师之一。

明武宗给乌思藏大乘法王的敕谕，纸，明正德五年，1510年，民族文化宫藏。明正德五年(1510年），乌思藏大乘法王洛竹坚参巴尔藏卜向明武宗朝贡，明武宗回赐纻丝和彩绢。“法王”是明朝中央政府封赐藏区僧侣首领的最高称号，明朝先后赐封了“大宝法王”“大乘法王”“大慈法王”封号。此件敕谕载有“乌思藏大乘法王”称号，大乘法王为萨迦派领袖，实证了明朝中央政府封授西藏地方宗教领袖，并对其进行管辖的史实。

元帝师贡噶坚赞贝桑波颁夏鲁寺法旨 ，纸，1336年，民族文化宫藏。该法学此元代第十二任帝师贡噶坚赞贝桑千本冠二年(1336年）颁发给夏鲁寺的。元代设立帝师制度加强对西藏地方事务的管理。帝师为藏传佛教萨迦派首领，兼领宣政院，管理全国佛教和西藏地区政教事务。该法旨起首为“奉皇帝圣旨贡噶坚赞贝桑波帝师法旨”，是元代西藏地区受中央政府管辖的见证。

《放光般若经》卷第四，纸，1256年，（蒙哥汗时期），西藏博物馆。据发愿文题记记载，本经于蒙哥汗丙辰年(1256年）在燕京（元代改称大都，今北京）印造。原为《赵城金藏》中的残本。宿白先生认为，此类经卷系元初在燕京弘法寺补雕《金藏》经版后所印，经卷初供奉于京城大宝集寺。在入藏西藏博物馆之前，该经卷曾长期藏于萨迦寺。一部汉传佛教经典经汉地、蒙古与西藏之间流转，最终来到藏区腹地，体现了多民族之间持续的交流与融合。

上：《帝师胆巴碑》复制品，全名《大元敕赐龙兴寺大觉普慈广照无上帝师之碑》，又名《龙兴寺碑》，元赵孟𫖯撰并书于延祐三年（1316），纸本有乌丝栏，纵33.6厘米，横563厘米，楷书间有行草，共一百二十五行九百二十三字，现藏故宫博物院。该碑为赵孟𫖯奉元仁宗敕命撰写，记载帝师胆巴生平事迹，胆巴（1230-1303）系萨迦派高僧，曾任元大都、上都和五台山等地弘法，碑文包含敕碑缘由、赐谥含义及生平评颂。

下：元成宗颁桑格如下僧格等僧人的圣旨，绢本墨书，元大德五年(1301年），西藏博物馆藏。元朝皇帝成宗铁穆耳颁给西藏公结地区桑格如卜僧格(Sam grub sing ki)等僧人的圣旨，写于牛年（大德五年，1301年）。圣旨用八思巴字蒙古文书写，起首语、末尾和正文中铃汉文朱印，印文为“御前之宝”。圣旨主要内容是保护以桑格如下僧格为首的陀罗尼僧众(dharnichi)的利益，禁止官方使者在寺院住宿和索要马匹、饮食，禁止向僧人征收地税、商税，禁止侵夺寺院的土地、园林等财产。它体现了元朝对藏传佛教僧侣的优待政策。

元文宗御容像，14世纪，布达拉宫藏。画面中为元朝第八位皇帝元文宗孛儿只斤 •图帖睦尔（1304-1332年）。元文宗头戴五方佛宝冠，身着蒙古传统服饰辫线袄，双手持金刚铃、杵，在胸前呈十字交叉形，盘腿居于床榻式龙椅上。画像上方刻画了十五位萨迦派祖师传承像，最下方以红地缠枝纹为背景绘佛教七政宝图案。这是一幅14世纪左右，临摹元文宗御容画像唐卡的珍贵作品，更是元代皇帝御容像在西藏地方供养习俗留传下来的珍贵遗物。

不动金刚，14世纪，缂丝，布达拉宫藏。勉拉顿珠画派创始人真迹。

大乘法王贡噶扎西，18世纪。贡噶扎西，萨迎派高僧，是明成祖封授的“三大法王”之一，即大乘法王。画面中大乘法王安坐于宝座上，着红橙色相间的僧袍，双手持铃杵交持于胸前。面容写实，为慈和安然的智慧高僧形象。最为标志性的特征是头戴橙色与金色镶边装饰的红色法帽。此幅唐卡绘画精细，笔触细腻，设色浓淡相宜，晕染匀称，体现了钦孜画派的风格。

大乘法王贡噶扎西，18世纪，画面中主尊贡噶扎西为年长智者相，内着红色僧袍，外披橙色僧衣，全跏跌坐于宝座上，作说法状。在其座前和背后分别绘一着黑帽的僧人，根据其黑色帽冠上的五方佛及正中冠叶绘十字交杵判断，两人应分别是大慈法王和大宝法王。此幅唐卡中并置三大法王形象，而以大乘法王贡噶扎西为主尊，该作品当出自萨迦派。主尊背景所绘景物显示此幅唐卡绘画明显吸收了汉地元素。

巴斯巴传记唐卡，18世纪。整套唐卡原为三十一轴，现存二十六轴。前三轴为世系唐卡，以无量寿佛居中，周国环列昆氏家族先贤与历代萨迦祖师，着力彰显家族辉煌历史与萨迦教法的正统传承。因为在换展，我们只看到15轴，这里仅呈现看到的15轴。

后二十三轴为八思巴传记唐卡，以无量寿佛、救人难度母及奥鼻天等为主尊，叙事画面自唐卡左上角起、围绕主尊依顺时针方向展开，相邻场景间以云气，树木，山石、草地或建筑物进行分隔。

八思巴传记唐卡系统呈现了萨迦派第五祖、元朝帝师八思巴（1235-1280年）的生平事迹，内容涵盖其诞生、出家、北上凉州、参加佛道辩论、创制文字、任元朝帝师、两次返藏、主持曲弥法会直至圆寂等重要历程。唐卡融历史叙事、宗教仪轨与艺术想象于一体，堪称八思巴的“形象史书”，更是记录八思巴以佛法为纽带沟通西藏与中原，推动元代多民族交流、交往，交融历史的视觉材料，具有极高的史料、艺术和丈物价值。

近年来，萨迦寺在系统整理相关历史文献的基础上，对遗失的五轴传记唐卡进行了补绘。补绘作品以18世纪原作为参照，在题材内容、逻辑结构与视觉风格上力求与原有体系相街接。本次展览特别展出这五轴唐卡，通过文物与新作并置，呈现萨迦文化在历史传统与当代实践中的生动互动。

红阎魔锐莲花曼茶罗，黄铜鎏金，明永乐，(1403-1424年）。

曼茶罗莲蕾打开可见中心莲台的主尊红阎魔锐像，一面二臂，拥抱明妃，形象威猛。

花瓣内侧顺时针安置东方痴阁魔锐、南方悭阎魔锐、西方贪阁魔锐及北方妒阁魔锐，四隅花辦内是宝瓶上托举嘎巴拉碗图案，花辦外侧为具有供养功能的十六天女，均单足舞姿。此莲花式曼茶罗刻有“大明永乐年施”款识，样式深受永乐宫廷喜爱，在形式上继承了印度波罗时期的艺术特点，但在细节上富有创新，精益求精。

圣迎释迦牟尼传石牌，叶蜡石，12世纪，东北印度。此造像由黄色叶蜡石雕成，表现了释四牟尼佛的八大圣迹，分别是降魔成道，星槃，忉利天降下，舍卫城神变，猕猴队蛮，调伏醉象，初转法轮，右胁下生。这类表现佛传题材的石牌造像，大多以八旧成道或十二相成道为主要题材，即从弗一生中选取主要的几个生平事迹，且多有相对固定的模式选择。这类石牌造像生缅甸有大量的保存，而在印度则保存较少，斯里兰卡和西藏都有类似的作品保存至今，本件作品增加了佛观想七周的场景，应是缅甸在原基础上做了改动，故官博物院的一件石牌藏品与这件十分相似。

这件八相成道石牌，叶蜡石，元至正元年，1341年，东北印度或元大都，故宫博物院藏。这件八相成道石牌采用淡黄色叶蜡石雕刻，表现了释迦牟尼佛的八大圣迹：菩提树下成道，涅樂，忉利天降下，舍卫城神变，你候献蜜，调伏醉象，初转法轮，右胁下生。石牌呈尖楣方形背屏形式，这种造型流行于东北印度和缅向北部的蒲甘地区，并一直延续到13世纪，直到这两个地区佛教相继遭遇破坏后才消失。石牌的背面刻有“至正元年二月二十八日造”，确定此石牌为14世纪作品，结合造像的人物特点，推测可能是元大都仿做，可能与尼泊尔匠师阿尼哥进京有关。

度母，红铜鎏金，嵌宝石，13-14世纪，尼泊尔。度母也称救度佛母，能够救助众生克服现实中的苦难与恐惧。因此度母常被看作是观音菩萨的化身，其在西藏的影响力广泛而深远。此度母头戴三叶宝冠，耳上戴花，面庞清秀俊美，双目细长呈豆荚状，鼻梁挺直。长发梳成修行者发髻形式，双肩披发辫，发髻染青色。右手施与愿印，左手结说法印，双手各持乌巴拉花。这尊造像线条流畅，腰肢柔软，是13、14世纪尼泊尔造像的风格。

文殊菩萨，铜鎏金，元大德九年，1305年，故宫博物院藏。此尊文殊菩萨方面广额，头戴五叶宝冠，双手持莲枝结说法印，腰下束长裙。下承仰覆莲座，座上下沿饰联珠纹。红铜底板上刻文：“奉佛高全信一家，舍财造文殊师利一尊，报答父母养育之恩，一切众生共成佛道，大德九年五月十五日记耳”。此造像是目前所发现的有可靠记录的年代最早的藏传金铜造像，是尼泊尔匠师阿尼哥所传梵式造像的珍贵实例。

释迦牟尼佛，黄铜，元代至元二年，1336年，故宫博物院藏。此尊释迦牟尼佛弯眉长目，眉间白毫凸起，小口，呈微笑的童子相。螺发高髻，顶饰宝珠，宽肩细腰，着袒右袈裟，衣褶平缓，自然流畅。右手结触地印，左手结禅定印，全跏趺坐。下承仰覆莲座，座前雕多层宽莲瓣，座后光素，铭文中有“丙子至元二年(1336年）八月望日谨题”等字样。此造像是14世纪内地所造，是一尊珍贵的有准确纪年的造像。

吉祥天母，黄铜鎏金，明永乐，这尊吉祥天母为四臂忿怒相，前侧两臂右手托嘎巴拉碗，左手的法器已遗失（原应持三叉戟）。后侧两臂右手持剑，左手持金刚索。莲座下方有汉文题款：“大明永乐年施”。吉祥天母是藏传佛教中重要的护法神之一。在格鲁派的造像中，吉祥天母通常呈现为二臂形象，而这种四臂造型则更为常见于萨迦派和噶举派的传统中。

宝帐护法，黄铜鎏金，明永乐。宝帐护法为大黑天忿怒化身之一，面阔体壮，三目圆睁，蛇形火焰状发髻，顶饰化佛。此像虽为忿怒相，然体态敦厚、面带憨态。座前刻题记：“大明永乐年施”。宝帐护法在萨迦派和蒙古地区具有重要地位，被视为国家和军队的守护神。永乐时期宫廷造像在继承相关传统的同时，以精湛工艺与规范造型形成独特风格，并对后世西藏、青海、云南等地的佛教造像产生持续影响。黄铜鎏金，明永乐，

不空成就佛，黄铜鎏金，明永乐。不空成就佛，为金刚界五佛之一，常见形态主要有两类：一类为身着僧衣的化身佛（涅槃身），一类为头戴宝冠、佩饰珠璎的报身佛，此像属后者。永乐、宣德时期，中原与西藏之间的互动表现为较为频繁的往来与佛像贡赐活动。相关佛像的交流，成为双方展开交往与相互认知的重要途径，并在此过程中逐渐促成了以宫廷工坊为中心、融合尼泊尔与西藏艺术因素的佛教造像风格体系。

摧碎金刚，黄铜鎏金，明宣德时期，摧碎金刚是金刚手的变化身之一，在明代汉藏佛教造像中流行。摧碎金刚面相方圆，头戴精美的五叶宝冠，三目圆睁，表情微微含笑，右手于胸前持十字金刚杆，左手持金刚铃，全跏跌坐于双层仰覆莲座之上。莲座莲瓣长且鼓，莲瓣尖的卷草纹是永宣时期造像较常用的形式之一。莲座正中台面上刻有“大明宣德年施”六字款。此像应为明宫廷赏赐萨迦寺高僧的作品。

释迦牟尼，黄铜鎏金，明永乐。释迦牟尼佛结跏跌坐于仰覆莲座之上，右手施触地印，左手结禅定印置于左脚上方，表现释迦牟尼佛成道时请大地为证的场景。着袒右肩式架裟，衣纹柔顺自然，胸前内衫呈束褶状。面相端严安详，双目半敛，神情寂静。双耳修长，垂于肩际。螺髻细密规整，肉髻圆隆。佛像的莲台上题刻六字楷书“大明永乐年施”款。

佛塔，黄铜鎏金，明永乐。此藏式佛塔应是置于佛前案桌上的佛塔。塔座为四方委角须弥形塔座，双层覆莲莲座，中部束腰立十二柱，每一面中央浅浮雕狮子图案。塔基上承覆钟式塔身，塔身饱满光洁，塔身底部以仰莲瓣环绕一周。其上为十三相轮，代表佛界之十三天，上承宝盖，顶部装饰有日月。塔身正面錾刻有“大明永乐年施”字样，是明永乐时期宫廷佛教造像的精品。

圣迎牟尼佛传石牌

佛塔，黄铜鎏金，明永乐。此塔与前一件佛塔应为一对，不同之处是佛塔塔座部分是西藏工匠后配的，而非永乐时期原始作品，工艺较前一件略显粗糙，塔座底部封底髹红漆，隐约可见十字交杵纹。

六字观音，木胎，红漆，嵌宝石，17世纪。六字观音又称四臂观音菩萨，因其真言“嗡嘛呢叭咪吽”在梵文中是六个音节而得名。此观音周身施红漆，头戴五叶宝冠，面带微笑，神态祥静，正二手于胸前合十施礼敬印，右上手持念珠，左上手持莲花，具有西藏标准的四臂观音图像特征，且带有明显汉地造像风格。

精品文物展出场景

瓷瓶，元代，景德镇窑，故宫博物院藏，八棱形器是元青花瓷中的典型造型，器形见于梅瓶、玉壶春瓶、葫芦瓶和执壶等。此器是1964年河北保定元代窖藏出土的两件同形梅瓶之一，另一件配有原装器盖，现藏河北省文物保护研究中心。此瓶纹饰构图饱满，以色调幽蓝的青花作为构成纹饰的主体颜色，六条逐水翻腾的行龙以留白刻花的方法表现，蓝白分明，异常生动。

里模印外青花龙纹靶碗，瓷，元代(1271-1368年），景德镇窑，故宫博物院藏。

碗撤口，弧壁，高足外撇。里壁模印凸起的云龙纹，内外青花装饰，里心饰折技菊纹，里口饰卷草纹，外壁饰云龙纹，足柄部饰蕉叶纹。元青花装饰技法上承前代特点，除单纯以青料绘画外，还常结合刻划、模印、塑贴、浮雕等技法加以表现，其中绘画结合刻划、模印技法的器物传世较多。此碗所饰龙纹里壁模印，外青花绘画，里外呼应，堪称代表。

青花“满池娇”图菱花口折沿盘，瓷，元代(1271-1368年），景德镇窑，故宫博物院藏。盘菱花口，折沿，弧壁，底心坦平，圈足。里外施亮青釉，素底。内外青花纹饰，折沿上饰菱形锦纹，内、外壁均饰六朵仰、覆相连的缠枝莲，盘心绘荷塘鸳鸯（文献称之为"满池娇”）主题纹样，不同部位纹饰带间均以弦纹相隔。盘心主题画面为一对鸳鸯在荷莲水草之间嬉水漫游，这种荷塘鸳鸯图是元青花瓷器中出现较多的一类绘画题材。

卵白釉模印龙纹靶碗，瓷，元代 ，景德镇窑，故宫博物院藏。碗撤口，弧壁，高足外撤，内壁模印云龙纹。元代靶碗腹部较浅，底部较阔，足部略短，内壁常模印纹饰。卵白釉为元代景德镇窑创烧的高温釉品种，釉色白中微泛青。此碗内壁模印龙纹装饰，为元代卵白釉瓷器的代表作品。

釉里红花卉纹玉壶春瓶，元代，景德镇窑，故宫博物院藏。瓶通体施青白釉，口内涂施不均匀的釉下铜红斑纹，外壁肩及下腹刻划弦纹两道，上腹部以涂绘釉里红为地，留白处刻划折枝花开纹，形成红地白花的装饰效果。此器造型挺拔，胎体坚致，圈足足边平削且不规整，露胎处呈火石红色并杂有黑斑，釉下铜红彩发色红艳而晕散，其造型、胎釉、底足处理、釉里红发色等均反映了元代釉里红瓷器的时代特征。

青花六字箴言盘，明，故宫博物院藏。

青瓷靶碗，明代(1368-1644年），龙泉窑。敞口微外撤，浅腹，高圈足中空。里外施青釉，内口沿暗刻折枝纹，碗心刻月华纹，内壁为菱格形花卉纹，外壁暗刻折枝花卉纹。厚胎厚釉，釉层肥厚滋润。足边胎釉结合处呈现火石红。明代龙泉窑青瓷以釉下刻花、划花为主。在西藏地区，靶碗常用作盛放供奉圣物的容器，盛装酥油、青稞酒、鲜奶、清水等供品。

青花僧帽壶，瓷，明永乐(1403-1424年），景德镇窑。口沿出阶梯形立沿，形如僧帽，故名“僧帽壶”。此壶以青花为饰，腹部中间一周藏文为六时吉祥咒，意为：“白昼安宁夜安宁，阳光普照得安宁，昼夜永远安宁分，三宝护佑安且宁”。此段藏文与西藏萨迦寺、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的五彩满池娇纹靶碗、碗、盘口沿一周的藏文文字相同。僧帽壶元代已有烧造，关于其功用学术界有不同观点：一为茶器（盛装奶茶或茶）：二为酒器，为敬佛时斟酒用的酒器；三为佛教供器。

白瓷靶碗，元末明初，景德镇窑。

碗敞口微外撇，弧腹，腹较深，下承以中空高圈足，足下部微阔。高足外壁凸起一周弦纹，起到装饰作用。釉质油润，可见胎体修坯的弦纹痕迹。靶碗始烧于元代，明代永乐、宣德时期大量烧制。在西藏地区，靶碗常用作盛放供奉圣物的容器，盛装酥油、青稞酒、鲜奶、清水等供品。

白瓷僧帽壶，明水乐，景德镇窑，故宫博物院藏。壸口对称出三阶梯形立沿，形如僧帽而得名。永乐白釉瓷器釉料加工精细，含铁量低，和质洁白细腻，莹润如玉，有“甜白釉”之称。瓷质僧帽壶不仅有白釉、红釉、黄釉、蓝和、粉青釉等单色釉品种，还有青花品种。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持续烧造僧帽壶。僧帽壶在西藏多用于藏传佛教法事活动，在清代官廷中它却是重要的陈设器之一，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白釉僧帽壶见有后配制铜内胆，胆口呈多孔花口形，可作插花花器使用。同类器物，体现出不同的文化功用，是汉藏文化艺术交流的物证。

僧帽壶套。

茄皮紫釉靶碗，瓷，明永乐，1403-1424年，景德镇窑。敞口外撒，弧腹，高周足中空，外足内无釉，足心外凸。器内外施茄皮紫釉，种面不匀。茄皮紫釉是以锰为着色剂烧造的低温颜色釉品种，明代御窑厂出土有宣德时期茄皮紫釉靶碗残片，不见永乐器。此器从器型上更趋于永乐时期，是我们目前已知的最早出现的茄皮紫釉完整器的实物例证。

青花五彩满池娇图靶碗，瓷，明宣德，景德镇窑。碗外以青花、青花五彩满绘纹饰。外口沿下绘宽带青花云龙纹，外腹壁及外足、内底满绘五彩“满池娇”图。内口沿书青花藏文六时吉祥咒一周。足内有青花“宣德年制”四字楷书款。“满池娇”一词：现干元代柯九思《草堂雅集·宫词十五首其十二》中：“天历间，御衣多为池塘小景，名日‘满池娇’。”这种纹饰常见于元青花瓷器中，明代则继续沿用。此碗施釉工艺出现了釉下青花与釉上五彩结合，拼凑成完整图案的技法，即斗彩工艺的雏形。世界仅存两件，都在萨迦寺。

青花兰札体梵文出戟法轮盖罐，瓷，明宣德，(1426-1435年），景德镇窑，故宫博物院藏。料部体以花书梵文种子字为主要装饰。盖面绘朵云纹及五个梵文种子字，盖里及内底均书写“大德吉祥场”铭文，外围九个莲瓣形开光内书梵文种子字，盖侧面及肩部绘海水江崖纹。腹部中间一行为兰札体密咒真言，上下两层分别为八吉祥纹与兰札体梵文装饰，近底绘莲瓣纹。青花发色浓艳，浓重处有黑色结晶斑。从造型、纹饰上充满藏传佛教仪式感，为佛教道场所用的法器。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乾隆《是一是二图》中绘有此罐图像。

剔红莲托梵文，荷叶式盘木、漆，明宣德， 14261435年，明宫廷御用监，故宫博物院藏。此盘采用雕漆工艺装饰纹样，盘心呈六瓣莲花形开光，内雕梵文。盘内壁在方格锦纹地上浮雕缠枝莲承八吉祥纹。盘外壁与内壁纹样大致相同，唯八吉祥纹改为杂宝纹。盘外底髹黑漆，足内刀刻填金“大明宣德年制”。此盘款识、纹饰、断纹均体现宣德时期的特点，明宣德皇帝崇奉藏传佛教，盘心梵文即是供奉本尊金刚及其眷属的咒语，故此盘极有可能是作为佛前供器使用。

矾红彩双龙赶珠纹靶碗，瓷，明宣德(1426-1435年），景德镇窑。此碗以矾红彩为饰，内外口沿绘弦纹二周，外壁绘双龙赶珠纹，近底一周为莲瓣纹，足边绘如意云头纹。碗内正中绘两道红彩同心圆，圆内绘兰札体梵文字母“阿”，“阿”是梵文字母体系中的第一个字母，是一切字母之母、众声之本，象征空性、无生、法界体性智。此碗应为宫廷赏赐之物。

双层莲花瓷盘，明万历，景德镇窑，故官博物院藏。盘内壁呈双层莲花式，莲辦内凹外凸，莲辦尖饰旋涡纹及折枝花纹，内底绘双层如意纹，中心书写一梵文种子字，为咒字第一个字，外壁为八个兰札体凭文咒字与折枝花卉纹相问装饰。此件器物装饰以莲花和凭文为主题，手塑与绘画并施，器形独特，具有明显的藏传佛教文化元素，体现出汉藏文化艺术交融的多样性。

青花兰札体梵文靶碗，瓷，清乾隆，(1711-1799年)，景德镇窑，萨迦寺藏。碗敞口，弧腹，高圈足中空。以青花为饰，外口沿一周及圈足外壁绘卷枝菊花纹，腹部书兰札体梵文“八大菩萨”（地藏菩萨、观音菩萨、弥勒菩萨、金刚手菩萨、虚空藏菩萨、普贤菩萨、文殊菩萨、除盖障菩萨）的种子字。近足为拐枝纹一周。青花发色较深。此类靶碗明清宫廷也有收藏，应是宫廷赏赐蒙藏地区活佛和贵族的物品，在中央王朝和蒙藏地区的交往和文化交流中起重要作用。

火供勺，方勺为铁圆勺为铜，明永乐 ，火供勺，又称护摩勺，是在护摩法仪式中将供物（如酥油、草木、香料、谷物等）投入火中的工具。该勺归属于“供具”范畴，与供盘、火盆、香炉等一起构成火供仪式工具组合。此套火供勺分为大小两件，刻有“大明永乐年施”。大勺勺头为方形，称为注勺，用于将供物注入护摩炉中；小勺勺头为圆形，称为泻勺、祭勺，舀酥油泻入注勺、或直接泻入炉中。

局部

铃杵，黄铜，明永乐。铃和积为一套，西明代宫廷制造，铃内壁铸有美瓣纹、楷书款“大明永乐年施”，应是明代宫廷赏赐给西藏高憎的礼物。铃与杵，又称金刚铃、金刚许，是藏传佛教密宗常使用之法器，一般在诵经、修法、作法等法事活动中使用。铃与杆常组合使用，使用时左手执铃，右手执杵。

铃杵匣，羊皮，明代。铃与杵，又称金刚铃、金刚杵，是藏传佛教经常使用的法器，一般在诵经、修法等法事活动中组合使用，通常左手持铃，右手持杵。铃杵匣便是盛装铃杵的用具，是特制的连体随形盒，为羊皮质地，工艺较为精湛。

铁剑，铁錢金，明永乐，剑身为铁錢金质地，中起脊，剑头微宽中腰弧线内收。护手为八宝之伞，剑柄两端各装饰莲瓣，柄身饰有种子字，柄头装饰为金刚杆样式。宝剑护手前正反两面分别施有藏汉文款识“大明永乐年施”。法剑是智慧的象征，也用来断灭愚痴和障蔽的觉识，所以宝剑是智慧之神文殊菩萨的标识之一，也是很多本尊神和怒相神手持的武器，羯磨部怙主北方佛不空成就佛的标识即为宝剑或十字交杵，其作用是斩断、摧毁一切魔障和敌人。

金山寺舍利塔与碑。

“无量寿千佛舍宝塔碑”拓片，明代。金山寺塔位于河北涞水县金山寺，该塔是元大德四年(1300年）由本寺的功德主光禄大夫阿尼哥（系尼泊尔人）资助，经圆融广慧禅师创建。无量寿宝塔碑位于舍利塔北侧，碑刻明确记述了国融广慧禅师发愿建此塔的始末，碑上销刻了大踢德主大司徒阿尼哥的名号，进一步证实了金山寺无量寿千佛舍利宝塔的重大历更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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