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生（十四）文化大革命

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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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毛主席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同年5月份，延安各中小学校“停课闹革命”，搞“大串联”、破四旧（旧思想、收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导致大量文物遭到破坏。后来是大字报，群众组织起来，，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有领导干部无一幸免全被“夺权”，并被批斗、游街、关押，党政机关完全瘫瘓。

1967年，群众组织分裂成了两派，一派为“联总”，另一派为“联指”，两派互相指责，开始是“大辩论”，后发展成为“武斗”，先是棍棒，后是枪械，先后打死约数百人。到1968年，成立了由造反派、军宣队和部分干部组成的“革命委员会”，停止了“武斗”，但仍然搞“清理阶级队伍”、揪叛徒特务和反革命，继续批斗“当权派”。

当时，我是民政局局长，同样也被罢了官，停了职，定我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主要是两个造反派组织轮番批斗。一个是延安县政府造反派，另一个是“新建队”造反派。后者是在“社教”期间由民政局迁返回乡的群众组建的，头头姓雷，本有怨气，批斗我毫不留情，挨打是常有的事，甚至用枪头戳、枪托砸，真让人痛不欲生。此后，给我戴上纸帽子，胸前掛着写有“反革命分子”的牌子，腋下夹着一卷漫画，还手拿铜锣，边走边敲边说。到了人多的地方，将漫画掛起来，给群众指着漫画讲述自己的“反革命罪行”，基本上每天如此。那是我一生中最受煎熬的时期，身痛心更痛，多次有过去见“马克思”的想法。

到1968年冬，延安县成立了“五、七干校”，地址在南二十里铺沟门后面麻科义村。将我们共58名“当权派”都送到干校，一边参加劳动，一边继续接受批判。1969年4月10号，我和粮食局局长曹步云、水利局局长髙世民三人被首批宣布“解放”。

5月间，任命我为该干校副主任兼副书记（正书记是刘登云），负责管理干校的日常事务和逐个排查未被解放“走资派”的问题。如原延安县法院院长刘连贵，被定为“自首”分子，本人不服，我遂带干校秘书丁少生同志，一起去刘的老家山东省王家庄“外调”，历时一个月，弄清了刘的历史问题，摘除了他“自首分子”的帽子，还了刘连贵同志的清白，后来他被调任延安建设煤矿书记。

▽我和丁少生同志（左）

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延安十年的经历正是这一历史结论的具体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