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蔺老街的文革“鼎盛”时光

平鸽 5965819

那是一段己经遥远且注定在史册上留下浓墨重彩的时光。

那是一段不忍回望而又不能不回望的非凡岁月。

那是县城老街轰轰烈烈的热闹年代，历史绝无仅有。

那是中国大地景象的缩影，深山的古蔺不会缺席。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这是公认的文化大革命的起点。那一刻，我读小学一年级下学期。正常的学习、生活在猝不及防中被搅乱。人生清晰的记忆也从那一刻开启。

时间在那一刻凝固，所有人都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开启了一种全新的生活。

县城老街在那一刻沸腾，将各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表演尽收眼底。

往事如烟，六十年前孩童的记忆纷至沓来，涂成一幅残缺的文革画卷。文革对社会至深至钜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毛主席语录是开启文革记忆的第一把钥匙。学校的教学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学习毛主席语录。不分年级不管学科，也不论时间，所有教室传出的都是朗读毛主席语录的声音。各班读，全校读，校内读，校外上街游行也读。学校读，全社会各行各业都在读。人们的日常生活、工作交往都以先背诵主席语录开头。小学生被赋予了一项崇高使命，在老街随处设岗，让过路的大人背诵毛主席语录，背不出来就不准通过。

老街上的广播喇叭一天到晚都在播送毛主席语录谱写的歌。用蔚然成风形容那时全社会学习毛主席语录的状况，是一点都没有夸张。

　　毛主席语录书更是洛阳纸贵。新华书店一到货，人们便不要命地疯抢。最高峰时，新华书店根本不敢开门，直接在书店门前的三岔路口大街上，用桌子围成一圈，毛主席语录在中间堆成山，书店的人全员出动向四面八方开卖。

在拥有毛主席语录作为追求的同时，佩戴毛主席像章也就成为人们的梦想。满大街的人佩戴的主席金属像章不知是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一个比一个大，一个比一个精美，又从没见过什么地方出售。可以肯定的是，它们都不是古蔺制造。不过，可不要小看古蔺人的创造力，老街照像馆把主席像片镶嵌在纽扣般的圆形基座上，人们挂在胸前也还真像那么一回事。

手握红宝书，胸戴主席像章，再辅以发自内心的肢体语言，是当年的标配三件套。这肢体语言就是忠字舞。忠字舞故名思义就是向毛主席表忠心的舞蹈，动作简洁干练，人人都会，又不择场地，满街男女老少都在跳。街上游行，行进中的忠字舞更是一道亮眼的风景。

这些都还不足以表达对毛主席的热爱和忠诚，一种更直接坦诚的方式席卷县城的大街小巷，千家万户。那就是各家各户的门上都用黄色油漆印刷上一个大大的字:“忠”。过年时家家贴春联是古俗，但各家的春联各有不同。唯独文革时家家门上的忠字，独一无二，千人一面，可谓旷世奇观。

忠字在各家各户门上，门里的家人每天在演绎着内心的虔诚。为了更好地用毛主席语录指导学习和工作，人们每天早晨起床要向毛主席请示当天准备做的事，晚上上床前要向毛主席汇报当天做了的事，对照毛主席语录反省自己。这被称为“早请示晚汇报”。各家吃饭前还要向毛主席鞠躬，说一遍敬祝词，然后才端碗拿筷……

“早请示晚汇报”不仅仅是形式，更重要的是落实在行动上。人们以空前的激情，旺盛的精力，昂扬的斗志投身于文化大革命。学校休课，工厂停产，商店关门，机关瘫痪。人们都涌向老街，各种名目繁多的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就连小学一年级的学生们都成立起自己的组织。组织的标志是一面红旗和每人一个印有组织名称的红袖章。各个组织都迫不及待向社会宣示。于是老街每天飘扬着面面红旗，穿行着队队人流，回响着声声口号，荡漾着阵阵歌声。一时喧闹热烈，蔚为壮观。

　　在街上游行成为群众参与文化大革命的必然形式。游行传播最新文革精神，欢呼最高指示发表，显示组织力量。那时县城老街的游行天天不断。有一天县城周边某公社贫下中农到老街游行，平时负责领喊口号的人那天有事，临时委托一个人带队。告诉他看见街上标语写什么就喊什么。那时满街都是文革标语，一众人走了半条街，口号声声，同其他队伍倒并无二致。走到中街中城区社收购门市部，一条大横幅标语赫然入目:大量收购公鸡三把毛。领喊口号的人立时焕发精神，振臂一呼:大量收购公鸡三把毛。游行的众人手臂林立，齐声呐喊:大量收购公鸡三把毛……

在老街游行的队伍中，有不少完全陌生的年轻面孔格外引人注目。他们是大串连来古蔺传播文革火种的外地红卫兵。他们高举红旗，身穿军装，背着背包，精神抖擞地穿行在老街。听说他们来古蔺重走长征路，还要步行到北京去，接受毛主席检阅，更让人羡慕不已，引来无数孩童奔跑追随。

外地传经送宝的红卫兵踏上归途，古蔺老街的文革火焰更猛烈起来。街上游行的群众组织按不同观点开始分化，继而开始对抗。两支观点不同的队伍在街上相遇，大家便开始打嘴仗，七嘴八舌，各执一词。然后各推出一个能说会道的人单挑辨论。经常见到有人抬出吃饭的八仙桌，辩论的人翻身而上，居高临下高谈阔论。.另一边的人自然不服气，也搬来桌子，站在高处口沫乱飞。这样的场景主要发生在中街，辩论时人山人海，将整条街完全阻断。

老话说有理不在言高，文革大辨论时老话根本管不了用，辩论的人总是力图在声音上压过对方，最后的终极手段就是用高音喇叭对喊。振耳的喇叭声塞满狭窄的老街，让人格外难受。

　　在大辩论的同时，大字报也铺天盖地而来。以揭露反革命罪行为主要内容的大字报，集中张贴在中街的百货公司和新华书店一带，以百货公司为甚。满街黑压压的人群在大字报前睁着惊讶的眼晴.，继而升腾起革命的怒火。那时大字报的更新速度非常快，一层压一层，能保留一天就是很不错的了。只有一张贴在新华书店墙上的大字报，没有人敢在上面覆盖新的内容。上面说，经医学专家检查，毛主席身体十分健康，能活一百多岁。

在大辩论大字报摧化下，县城分出了泾渭分明的两大派阵营:一是造反派，又称红旗派；一是保皇派，又称六二七派。一番唇枪舌剑、笔墨交锋后造反派在县城占据了绝对优势，六二七派落荒而逃。

造反派高举“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大旗，吹响了大批判的号角。各种小道消息在老街疯传。据说郭沫若早就知道刘少奇是坏人，他题写的“欧阳海之歌”的书名从反面看是“少奇反对毛泽东思想”。我对着阳光反复揣摸书名，怎么也看不出那隐藏的秘密。

不管我看不看得出那书名蕴含的深意，刘少奇这个党内头号走资派被实实在在地揪出来了，还有二号人物邓小平。人们群情激愤批斗远在北京的二人。本人到不了场就扎稻草人代替，将稻草人捆绑吊在中街的电线杆上示众。人民医院用石膏和纱布做成的刘少奇邓小平，吊在医院内的电杆上，远望过去更像真人，小孩不敢靠近。

随之而来的是在本地揪批斗对象。从县委县府到各个单位，大大小小的领导被揪了出来，罪名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各单位开批判会，大街上开批判会，大礼堂开批判会，大大小小的批判会此起彼伏，连绵不绝。

批判会上被批斗的人低头站在前面，头上戴上白纸糊的三尺高帽，颈部挂上写有姓名打上红叉的牌子。有的还要用浸过水的厚重木牌，拧上细铁丝挂在颈上，铁丝深深地勒进皮肉。台上控诉罪状的声音不时被全场齐呼“打倒XXX”的口号声打断。最后主持人总要强调，要批倒批臭，再踏上一支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批判会后的程序是游街。仍然挂牌子，戴高帽，排成单列，从下街游到上街，又从上街游到下街。

　　这些被打倒的走资派每天还有一门功课要做，就是上街敲“铛铛儿”请罪。提一面铜锣，在大街上一边敲，一边自报姓名和罪名。见到毛主席画像，就鞠躬向毛主席请罪和悔罪。被打倒的人越来越多，找不到那么多铜锣，就用脸盆和搪瓷盅盅代替，只要敲响就行。老街不断响起敲锣、敲脸盆和搪瓷盅声。请罪的人三三俩俩，成群结队，来来回回在老街游荡，成了老街独特的文革奇景。

普通群众也难逃厄运。 “六二七”派的群众，被打成坏头头。有的逃向了贵州。我岳母今年九十三岁，当年是饮服公司的一般会计，只因她得罪过造反派又同情“六二七”，也被打成坏头头。我一个小学同学的母亲是一小的普通老师，一夜之间被打成“漏划地主份子”。我那生活在阳光下的同学一下塌了天，她说那大字报上母亲名字上的红叉至今都还刺得眼睛生痛。这些新打成的“坏人”与原来的地富反坏右的命运同走资派并无二致，一样开批判会，一样抄家，一样游街，一样上街敲“铛铛儿”请罪。

我问岳母:“你挡不住抄家，可不上街敲铛铛儿不行吗？”。岳母斩钉截铁:“不行。不去要遭打！”。我明白了，那年月一个单位的造反派就掌握生杀大权。定罪、抄家、关人、打人、批斗人都在革命的名义下贴上阶级斗争的标签，让人理直气壮地践行。

阶级斗争被赋予了神奇的魔力，人们坚信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只要抓阶级斗争就会有面包，就会有牛奶。而抓阶级斗争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扩大阶级敌人，管制阶级敌人，批判阶级敌人，惩罚阶级敌人。

声势浩大的破四旧立四新活动也在这个时候拉开帷幕。渇望改头换面的人们同旧文化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作坚决斗争。人们在自己家里在单位在各种场所拚命搜寻斗争对象。老街牌坊口的牌坊被拆除，凡是旧社会留下来的精美石雕木雕统统被砸烂，各种带花带彩的老瓷器等物件一律粉身碎骨，中外文学书藉几乎全被封禁、焚毁。一时老街在人们兴高彩烈中浓烟阵阵，遍地狼藉。

中华至圣先师孔老夫子最不愿见到的礼崩乐坏场景出现在了文革，出现在了他的身上。老街随处可见丑画他的漫画，不要说尊称，他的大名也无人提起，大人小孩张口就是他的蔑称——孔老二。与此同时老师等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沦为同牛鬼蛇神并列的臭老九。说是千古奇观，一点都不为过。

让古蔺人见识能和千古奇观相提并论的也许是接芒果。那时的古蔺人只知道芒果是一种热带水果，没有谁见过。外国朋友送芒果给毛主席，毛主席又将芒果送给全国工人阶级。这芒果要到古蔺来，人们欢呼雀跃，奔走相告。那天傍晚，无数大人小孩沿着泸州方向的碎石公路前行，走到离老街好远的跌人岩，热情迎接芒果。等了好久，在浓厚的夜色和喧闹的锣鼓声中才看见送芒果车的灯光。人们真正看见芒果己经是第二天了。彩车缓缓行驶在狭窄的老街，芒果静静躺在车厢玻璃柜子里。全县城的人似乎都拥上了老街，盛况空前。人们沿街跷首以待，到身边时努力睁大双眼。后来知道那只是用塑料仿制的芒果，但它毕竟来自北京，带有毛主席的印记，所以仍让人心潮难平。

　　被打倒的走资派们是没有资格去看芒果的，对他们的批斗折磨在人们的狂热中升级。见证了迎接芒果欢乐的老街同样见证了对走资派的残酷。—群来自重庆“反到底”的红卫兵将这种残酷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们将走资派们剃成阴阳头，让其嘴里含着沾粪水的稻草，在地上像猪狗一样爬着游街。每个走资派后面跟几个红卫兵，提着皮带，满脸杀气。在他们皮带抽打下，走资派们从下街爬到中街，又从中街爬到上街。那场景真是惨不忍睹。

精神和肉体的折磨终于击穿不少批斗对象的生存防线。老街开始流传关于自杀的信息。割颈、上吊、投河，死讯一个接着一个，不同的方式，一样的结局。不知当年自杀了多少人，只知道我住家的中街中城区社就自杀了两个。一个姓周的叔叔是古蔺本地人，失踪了十多天后被发现吊死在头道河山上；一个姓张的叔叔是河南人，南下干部，他用伙食团的菜刀割断了颈动脉。我看过现场。那空洞的眼神和从颈上流到楼板己经发黑的血迹至今让人心有余悸。

批斗对象的自杀并不能冲淡造反派的斗争激情。在他们眼里，死去的人是畏罪自杀，死有余辜。造反派有更重要的事要做。他们己经夺取了县城大大小小单位的权力，而流亡贵州的“六二七”派仍贼心不死，企图杀回县城反夺权。造反派喊出了“文攻武卫”的口号。重庆、泸州己响起反夺权的枪声。在一个阴沉的日子里，造反派聚众冲击中街大巷子的县武装部，打开枪械库房，成功抢得枪支弹药。造反派由此有了自己的武装，更有了保卫权力的底气。

这种底气必须昭示于社会。造反派在老街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武装游行。参加的人全部是青壮年，全副武器装备，只是枪枝不够就用其它代替。游行队伍在造反派红旗的引导下，后面按几十人一个方队排列，每个方队头戴清一色藤条编的安全帽，手持一样的武器。前面几个方队手持肩扛各种枪械，中间几个方队肩扛用锣纹钢制成的钢钎，后面几个方队肩扛木头制作的锄把。武装游行从下街游向上街。震耳的步伐，肃杀的氛围，老街笼罩在了战火的恐慌之中。

所幸县城的人只听见了远在轿子顶的枪声。也许慑于造反派的实力，六二七派没敢攻打县城。在老街游行的武力，最终在武装支援泸州中派上了用场。只是其中有好多人在派性战斗中丢掉了年轻的生命。

当年他们得到了最高的礼遇。人们在迎接芒果的跌人岩迎接他们的遗体，遗体停放在县委政府大院，在毛主席逝世后给主席设灵堂的大礼堂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可如今他们的名字却早己在流逝的时光中消失。

其实，为了历史不再重现，我们应该记住他们。记住那己经遥远的时光，回望那非凡的岁月。这正是我们今天对文革应有的态度:不应该被怀念，但决不能被遗忘。

（配图来自网络，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