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在遵义4》

韩可风

如刘莘园者，或许便是遵义

——辛亥元勋刘莘园

一

先说一点题外的话。

遵义这个名字，目前的官方解释，来自《尚书》中，“遵王之义”的意思。这个意思，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因而每当有人问起，小子也是如此作答。

但有一年，与山东学者王蔚教授蜗居在青岛附近的一个小岛上写作，适逢台风过境，海上风高浪急，停了电，岛上漆黑一片。居处临海，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于是和教授凑在一处，一边听风声如吼，潮声如雷，一边找些话题来说，消此惴惴之夜。

闲谈之中，教授忽然问我：“韩兄可知遵义这个名字的由来？”我答以前意。教授一笑，说：可知《尚书》之外，还有其他出处否？我答以不知。教授再说：老兄一定知道秦末张良的故事。我答以知道。教授一笑然后说：大多数人都知道张良与黄石公相遇，黄石公三试之后，送张良一本书，张良将此书读熟，以此辅助刘邦得了天下，并且成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智者之一。但是，一般人却都不知道黄石公送给张良的，是一本什么书？

我好奇之心顿起，问道：“什么书？”

教授笑说：“这本书的名字叫《素书》，它的第五章就叫‘遵义’，只是不知道这《素书》中的遵义篇，和今天的遵义城又有何关系？”我连称“受教”，台风过后，赶紧上网查看。

还真如此。

《素书》是一部以道家思想为基础，论述安邦治国，为人处世的奇书。二〇一二年某次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就曾引用书中之句“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回”，表白自己的做人理念。

其中的《遵义》篇，主要讲如何在社会上以至朝堂中辨别贤愚善恶，分清利害得失，避免错误荒谬。譬如：“……慢其所敬者凶，貌合心离者孤，亲谗远忠者亡，近色远贤者昏……略己而责人者不治，自厚而薄人者弃废……薄施厚望者不报，贵而忘贱者不久。念旧而弃新功者凶，用人不得正者殆……小功不赏，则大功不立；小怨不赦，则大怨必生。赏不服人，罚不甘心者叛。赏及无功，罚及无罪者酷。听谗而美，闻谏而仇者亡……”等等，有兴趣者，不妨一读。

我想"遵义"的意思，大概从“遵王之义”而出是不错的，但这“王之义”都有些什么内容？怎么去“遵”？可能就要在《素书》中来找答案了。

几年前，贵州的史学大家仁怀龙先绪先生，将刘一鸣先生和他共同整理之《辛亥革命老人刘莘园遗稿》一书赠我。随手翻翻，已是有些震惊了。其中事主所亲历的那些历史风云，在遵义人的历史基因中，一向是属于别人的事，桩桩件件，虽有所闻，却不关痛痒，无法去设身处地的。譬如辛亥革命，譬如滇军入黔，黔军入川，譬如黄兴如何？李烈钧如何？熊克武如何？白崇禧如何？蒋介石如何？台儿庄抗战又如何……等等，实在没有想到乡梓之中，居然有一位目光炯炯的老人，于饥鼠绕室的斗屋里，将自己几十年参与其中的亲见亲历一一铺陈，使一份原本对遵义人来说有些疏离的历史，变成了我们自己身边发生的如烟往事。

我辈愚氓，生也恨晚。这才知道，原来在这些曾经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以及重要人物的活动中，因为这个老人的参与，遵义虽然小而偏僻，但是没有缺席。

这个名叫刘莘园的老人，年轻时候人才出众。当年因缘时会，曾经也是高官任做，骏马任骑的风流人物。他在那乱世之中，得意时志存高远，失意时简静自知。他的一生，从满清，北洋，民国，直到四九年以后新的社会，历经四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可谓历尽沧桑。虽然身逢乱世，又少年得志，却出淤泥而不染，操守无亏。虽然不是名满天下，但也算得上收放自如，羽毛自重。他是革命军，是爱国者，是真名士，也是大丈夫。

于是想到我们这座城市的名字一一遵义。

如刘莘园者，或许便是遵义。

二

莘园老人生于一八九一年。家乡是现在的仁怀市鲁班镇，当时叫鲁班场。这里丘陵起伏，群山环抱，风景秀美，一直是黔北重要的粮食产地。笔者当年在与鲁班毗邻的坛厂公社上山下乡，深知这一带人文厚重，物产丰饶，民风简朴，同时也是人才辈出的地方。

刘莘园的家族，是此地的一个小绅粮。据他自己回忆说，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那一年），黔北丰收，他家有十余里（请注意，是“里”，而不是亩）山地，收浮粮七十余石，当时遵义一带的粮食计量和换算方法为一升等于十斗，十斗等于一石（担），浮粮一升约等于净粮1.5斤，一斗约等于净粮15斤，一石（担）约等于净粮150斤。其家之收入，当年山地收入即约一万余斤。在鲁班一带，这种家庭除了山地，应该还有田地若干。所以推算这个刘家，在当时当地，不仅属于温饱有余之家，而且还可能小有赀财。

就在这个鲁班场上，当年有一个叫孟昆山的大绅粮，七十多岁时娶了一个十七岁的丫环做老婆。九十多岁去世后，这个老婆才三十多岁，名叫孟本胡，其实就是胡家的女儿，跟了夫姓。

孟本胡出身贫苦，深恨自己没有读过书，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她掌权理事之时，正好在辛亥之后，皇帝没了，新学得到宣扬。她受影响，拿出钱来，创办了鲁班昆山女子学堂。

在这个学堂中，支出全由孟家承担，入学的女学生不交学费外，每人每月还能得到大米五升，菜金两元，升学到外地者，发给学费和路费。每年春节前，孟本胡还会派人背着大米，烧酒等，到学生的家里挨户发放。年节之时，孟家又要摆流水席招待四乡八面前来拜年之人，时间在一月以上。来客都有水果糖之类当时稀罕之物，作为回赠。这所昆山女子学堂后来改为昆山中学，男女混读，一九四九年后再改为仁怀四中，至今还是仁怀的名校。

这个孟本胡，这个昆山女子学堂，在上世纪初，在那个穷僻的乡间，真的犹如圣母耶稣天菩萨一样的存在！而且在后来的数十年中，只是唯一，没有唯二。）

一九五O年初，我母亲就是从这所学堂里走出来，走到遵义，参加了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刘莘园家和孟昆山家应该会有往来吧？毕竟都在一块小地面上，总有些人亲客往，总有些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时候。

但是没有记载。

刘家当时也有私塾一间，以旧学为主，用以教导子弟。别家子弟交一点费用，也可前来就读。所谓“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也。先生一般都是秀才以上资格者担任，薪俸是每年五十两银子左右。这个薪俸算不上高，但能够让先生体面地生活以及养家。

其实，那时候中国农村里的乡绅地主，以及主要由他们建立和支撑起来的耕读传统和宗法制度，除了是中国农耕经济的主要承担者，同时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守护者和传承者。

正是因为家境还过得去，莘园老人才能够从小就在家族中受到良好的教育。他五岁启蒙，在塾中随老师读四书五经，千家诗等。十岁开始做对子，做八股文，十五岁应县考，取为童生。正要应府试考秀才时，清廷废科举，办新学。刘莘园转而弃文从武，到贵阳考入贵州陆军小学堂，为第二期学生。

这时是一九〇七年，刘莘园虚岁十七。

稍有近代史知识的人都知道，莘园老人成长的这个年代，正是我们国家民族多灾多难的年代，也是一个方生与未死之间激烈博弈的年代。他三岁之时，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不仅割让台湾，澎湖于日本，而且赔款两亿两白银，实际赔款约四亿两，相当于日本政府当时七年的财政总收入。仅仅过了五年，一八九八年，即是戊戌变法，光绪被囚，谭嗣同等六君子喋血。再过两年，一九〇〇年，又是义和团之乱，八国联军侵华，清政府无条件投降，赔偿参战各国白银四亿五千万两，万园之园圆明园毁于愚蠢和兵火……

莘园老人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成长起来，自然对腐败无能的满清政府深恶痛绝，对决心推翻这个政府的革命党充满同情和向往，因而对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满怀敬仰。

各位看官，这些我在此时此刻轻松写下的文字，要知道在当时绝不是一句空话，而是要用鲜血和生命去兑现的东西。

写到这里，我好像看见那位千般妖娆，万种风情的历史姑娘轻轻一笑，点头说道：

“是的，并且不需要太久。”

三

甲午战争后，因为痛感国家疲弱，大清王朝终于认识到必须变法图强。于是废除科举，开办新学，编练新军……

按照清廷的规划，全国编练新军三十六镇（师），大多数省份都要编练一至二镇（师）新军，贵州因是穷僻小省，恩准减为一旅之数，各省并建陆军小学堂一所，收取年轻聪慧，品行端正，有志报国，而且受过旧式教育的生员入学，三年学满后，择优录取，升陆军中学堂。再两年学满后，分发各省新军担任尉级军官。当时全国在陆军部下，建有陆军中学四所，第一中学在北京清河，第二中学在陕西西安，第三中学在湖北武汉，第四中学在江苏南京，南北各两所。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和北洋政府又在保定原清朝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的原址和基础上开办陆军军官学校，将这四所中学堂的学生愿入学者悉数收纳。这些被称为“保定生”的学生人才济济，后来几十年中，成为民国乃至国、共双方将军的，有一千六百多人。中国的事，不管是军阀混战，南北相争，北伐清党，国共分合，抗击外侮，逐鹿天下……无一处无一时没有他们的身影。其中最著名最有影响者，名字叫做蒋志清，后来又叫蒋介石。稍次一点的，有白崇禧、陈诚、叶挺、李济深、邓演达、张治中、傅作义、张群、陶峙岳、刘文辉……当然，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又所谓雏凤清于老凤声，后来的黄埔军校学生，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了。

刘莘园于辛亥后，一九一二年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一期。对上面这一长串名字来说，除蒋介石外（一九〇七年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前身保定陆军速成学堂肄业），他都是学长。

这是后话。

贵州到辛亥时候，仅建成新军一标（团）。其他各省，也大都不能完数。且这建成之新军中，尤其是南方各省建成的新军中，革命党和会党（哥老会，青红帮）份子甚多，官兵聚会时，彼此谈论革命，慷慨激昂者多有之，渐渐蔚成风气。朝廷本来希望建成一支新式军队，外抗列国，内图自强。但当时的决策者们，谁也想不到辛辛苦苦播下的龙种，收获时却是一手的跳蚤。各省所建的新军，客观上大都成了满清王朝的掘墓人。

最极端的例子是张之洞和袁世凯。他俩分别是湖广总督和直隶总督，一南一北，都是南北新军的建设者和主持人。张之洞费尽心力建设起来，希望成为国家干城的湖北新军，最后竟成为“乱党窝子”，武昌首义的发起人。而袁世凯更牛，他和他的北洋部将，直接当了大清王朝的送葬人。

所有的事情都和最初的愿望相睽背，倒霉的时候盐巴都会生蛆。这就是大清王朝最后阶段政治生态的基本写照。

这是历史，也是生活。

顺便说一句。张之洞者，字香涛。清末与李鸿章、袁世凯齐名的大政治家。他兴两湖书院，修京汉铁路，建汉阳兵工厂，办南洋舰队，筹组可与袁世凯小站新军抗衡的湖北新军……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影响至今观念的提出者和倡导者。其父张锳，曾任贵筑（即今贵阳）知县，兴义知府，遵义知府等，最后死于黔东道戡乱任上。所任之处，多有建树，是朝廷干员，也是贵州的一代名宦。张之洞在其父贵筑任内生于贵阳六洞桥边，长于今天的兴义安龙（当时的兴义府，府治在安龙）。现在到安龙去，招堤旁边有一座小山，名金星山，山间有半山亭，里面还有张之洞十一岁时宴聚的墨迹《半山亭记》。城中有明十八先生墓，祠堂正殿上，有张之洞撰联：“杀身以成仁，询称志士；临难勿苟免，不愧先生。”他因祖籍河北南皮，世人皆称张南皮，其实他是说贵州话，吃狗肉用辣椒蘸水的贵州人，至少是半个贵州人。他有部下及学生黎元洪、黄兴、王宪章等，黎为民国副总统，总统等；黄为著名“乱党”，与孙中山并称孙黄；王宪章就是安龙人，曾任武昌起义军副总指挥。只不过黎元洪之外，黄、王二人当时卑微，张之洞不认识他俩。部下和学生之说，缘起于黄兴曾为张之洞兴办之两湖书院学生，王宪章则为张之洞筹办之湖北新军中正目（班长）而已。

他所做的一切，初衷都是要维护恩宠于他的那个帝国。但事与愿违，正是他所做的这一切，为他身后那场推翻这个帝国的大革命，准备了一块虽然不是风调雨顺，但还差强人意的土地。他一生做了无数大事，经手无数银两，但在湖广总督任上，却经常需要典当自己的衣箱来应付日常开支，去世之前之后，家中土地没有因为他几十年位高权重而增加一亩。

既是能臣，亦是良臣；既是功臣，又是罪臣。（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