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盒红烟

振翼山人

　　一九七零年夏天，德化县三班公社三班村的日头是烧红了的铁，沉沉地压在脊梁上。以知青身份，刚从县城来此地的我，像被忽然拔起来的秧苗，蔫蔫地插在这片陌生的水田里。七八月的“双抢”，是真正的抢——从老天爷牙缝里抢粮食。天不亮出工，收工时星星已经稠得像撒了一天的白芝麻。腰弯下去，就仿佛再也直不起来，手里的镰刀越来越重，重得要把整个人拽进泥水里。

　　就在那样的时刻，一种奇特的仪式开始了。

田间地头，数位年长的农民，相继直起腰，用沾着泥巴的手，慢条斯理地从怀里掏出个小袋子，或者一个铁皮烟盒。他们蹲到田埂上，捏出一小撮焦褐色的烟丝，铺在撕下的小纸上。那手指粗粝得像老树根，可卷起烟来却灵巧得惊人，三捻两转，就成了一支头粗尾细的“喇叭筒”。然后，“嗤”地划亮火柴，凑上去，深深吸一口。那烟头猛地一红，随即，一股干燥、辛辣、带着点草木灰气的烟雾，便缓缓地从他们鼻孔里飘出来。他们眯着眼，望着远处层层叠叠的山，不说话，就那么一口，接着一口。周围的一切——毒日头、蚊蚋、没完没了的稻垄——仿佛都被那缕青烟暂时阻隔开了。那几分钟，是钉在漫长苦役里的一枚生锈的钉子，让他们，也让我们这些眼巴巴看着的人，得以悬挂片刻。

　　可我那时不懂。我只看见他们歇了，便也扔下镰刀，一屁股坐在田埂上，让酸痛的腿脚松快松快。然而，呵斥立刻就像鞭子一样抽过来：

“后生仔！做事情不专心，老是歇工，几时能做完？明年喝西北风去？”

　　说话的是队里的老把式，姓郑，一张脸被岁月和日照雕刻得像山岩。他嘴里还叼着那截“喇叭筒”，烟雾缭绕里，目光却严厉如刀。我脸上火辣辣的，心里憋着一团委屈和愤怒：凭什么？凭什么你们抽烟就能歇，我空手歇一下就是罪过？可我不敢顶嘴，只能闷头重新攥紧镰刀，把那份不服气，连同汗水一起，狠狠砸进泥土里。

　　收工后，在溪边冲洗泥腿的时候，同屋的阿锻凑过来。他是本地青年，比我大两岁，皮肤黝黑，一笑露出一口白牙。他压低声音，用湿漉漉的手碰碰我胳膊：

“憨仔，光坐着，哪算‘休息’？”

我愕然。他眨眨眼，嘴角朝老郑头他们休息的方向努了努：“看见没？要手里有‘事’，歇得才有名目。”

我好像明白了。

　　第二天上工前，我赶到三班镇的后房街。那是一条窄窄的老街，石板路被岁月磨得光滑，两旁是低矮的木板门店铺。我在一个卖杂货的摊子前停下，买了一个铁皮烟盒和半斤烟丝。

我把它们郑重地揣进怀里，像怀揣着一个被许可的、小小的秘密。

　　下午，太阳最毒的时候，汗水流进眼睛，刺得生疼。我看见老郑头又直起了腰，向田埂走去。我的心怦怦跳起来，也学着他的样子，走到另一处树荫下。我坐下来，尽可能让动作显得老成些，从怀里掏出那个崭新的铁皮盒，“咔哒”一声打开。红烟丝躺在里面，像一盒干燥的、深红的泥土。我回忆着他们的动作，用指尖小心捏起一小撮，铺在早就准备好的小纸条上。可是，手指根本不听使唤，烟丝撒了出来，卷得歪歪扭扭，怎么也成不了那漂亮的“喇叭筒”。笨拙地卷了好几分钟，才勉强凑合成一支松垮的、丑丑的烟卷。火柴划了好几根，才点着。第一口吸进去，毫无防备的辛辣猛地在喉咙里炸开，我剧烈地咳嗽起来，眼泪都呛了出来。

　　就在这时，我瞥见老郑头朝我这边看了一眼。他没有说话，只是就着手里快要燃尽的烟蒂，深深吸了最后一口，然后站起身，把烟蒂在鞋底仔细摁灭，捡起烟蒂纸，攥在手心，走回了他的那垄田。他什么也没说。

　　很多年过去了，我早已不再抽烟。但那铁皮烟盒的凉意，那红烟丝呛入喉管的灼痛，那第一口烟后抬头看见的、被汗水模糊的、安静的群山，却永远地留在了我的生命里。那不是烟的味道，那是关于一个少年在生活重压下，终于学会的一点笨拙的、被许可的温柔。

　　作者简介：振翼山人（笔名）。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文章百余篇发表在《中国乡村》《红土地》《每周文摘》《福建日报》《福建老年报》《泉州晚报》等报刊杂志上，著有三十万字《足迹》散文集一书，由北京九州出版社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