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照片 ‍与尘封的往事

黄征9212407

2026年4月9日到达武汉，4月11日下午终于到了武汉长江大桥。说终于，是因为这次来武汉还有一个目的，是寻找曹老师53年前在武汉长江大桥留下的足迹。

1973年五一曹老师曾经在武汉长量大桥留影，1973年我还在内蒙乌拉特前旗二顺才生产队插队落户。

一张老照片想起了很多尘封的往事。

为了找到相同的位置，我们在桥旁转来转去。53年过去，长江大桥依旧巍然耸立，我们却已青丝不在。

1972年底从黑龙江兵团回到天津的弟弟，患上了急性肾炎，病情急剧发展，先是在天津中医医院治疗不见好转，危及生命，1973年1月6日转到北医三院住院治疗。

七三年四月弟弟的病情稍有好转，因欠下医院不少医药费，4.22日只得从北医三院出院回天津。

我在家休息几日便收拾行李准备回生产队，听说即将要迎来高考，我期待着。组里已经有不少同学进了工厂或者去上中专大学，我却前途渺茫，我期待着自己能通过高考离开农村。

弟弟住院期间我一个人住在北京，曹老师几次到北京看望我，和他有了很多交往。

五一前我和曹老师在北京火车站分手，他出差一路南下，最远要到广州。我北上，回到生产队去继续我的插队生活。

回生产队不久，确实传来了要高考招生的消息，我却被告知回生产队晚了，不能参加考试。我弟弟病的生命危险，我在医院陪伴，有人说我在家温习功课。

在生产队不断地收到曹老师寄来的信和照片，第一张就是在武汉大桥拍照的。

这一次故地重游，又想起那一段蹉跎岁月。

1973年，是最难熬的一年，家中弟弟的病一直没好，爸爸妈妈一筹莫展，我自己在生产队干了近五年农活，腰疼，腿疼，步行艰难，心脏也开始出现问题，心里像压住一块大石头，经常心动过缓。

一直不想“半截革命当逃兵”的我，终于下定决心，同意爸妈帮我办困退，我自己也开始着手办病退，我突然明白，这样的情况下只有我爸妈和我自己能救我了，想靠招工上学，政审永远通不过，就永远轮不到我头上。

可我不想一辈子待在生产队 ，家里需要我，我也想与曹老师继续交往下去，我只有想办法回天津。

从下乡的第二年就开始腿痛腰疼，牵扯到坐骨神经疼，最严重的时候腿迈不开步，只有晚上让同学帮忙扎针灸，第二天才能勉强下地。

回天津探家时在天津骨科医院拍了片子，被诊断为“骶髂关节炎”，那张诊断证明揣在口袋里，一直没有下决心去前旗医院办病退。

大半年时间都在坚持着劳动，秋天到了，家里来信说弟弟病情反复又住进医院，要我回家照顾。

要回天津了，再不去前旗医院办理病退诊断就耽误事了。在同学的催促之下，我忐忑不安犹犹豫豫拿着X光片和诊断证明到了医院。医生只看了一眼，就给我开出了“骶髂关节炎，不适合体力劳动”的证明。

出了医院，我喘了一口大气，庆幸自己终于迈出了病退之路的第一步。

1974年3月底在我即将过24岁生日之际，收到了派出所警察送来的户籍准迁证，那一刻重获新生的兴奋终身难忘。

因为家里仅有两个孩子都下乡，弟弟又得了“尿毒症”，我是困退回的天津。

天阴沉沉的下起了蒙蒙细雨，我们仍然执着的在桥边寻找当年拍照的准确位置。看看老照片，再拍一张新照片对比一下，总是有欠缺。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找到了最佳位置。

两个人一起拍一张。

历经千辛万苦终于牵手走到晚年，过上了幸福生活。

一列列火车轰鸣着从大车上飞驰而过，像极了飞驰而过的岁月，那轰鸣声一点点远去，没有了踪迹，而我们这一生却留下太多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