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伴在母亲生命尽头的日子

吴文海

　　五一回去，老家庭院里的杨桃树又开花了。那一簇簇粉红色的花朵藏在茂密的枝叶间，一如往年那般招来一群蜜蜂嗡嗡地欢唱着。可是，树荫下再也看不见母亲那伛偻的身影。

母亲享年九十，算是高寿了。十多年前，我们兄弟姐妹举家搬到城里居住后，父母二老一直固执地独自留守老家。平日里，母亲耳聪目明，除了拄着拐杖行动不大方便外，身体并无大碍。我们原本以为她再活个三五年不成问题，谁料，去年农历十月初二，那个寒冷的冬天夜晚，一场急性脑梗竟让她从此与我们阴阳两隔。

　　在医院急诊室辗转等待，做完各类检查住进病房时，母亲右手右脚已经偏瘫，吞咽功能已经丧失。主治医生跟我们家属交代，母亲年事已高，手术风险极高，康复的概率很小，只能进行保守治疗。

瘫痪在床的母亲，大概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快要走到了尽头，整天迷迷糊糊地嚷嚷，翻来覆去就一句话：“我要回家，拿我的衣服给我穿上。”起初我们以为是她神志不清说胡话。父亲说，早在疫情过后那年，母亲就悄悄到镇上给自己准备了寿衣，一直瞒过我们压在那个她当年陪嫁过来的箱底下。听了这话，我鼻子酸酸的，猛然想起两年前，已见父母二老将他们的彩色相框挂在了床头，当时我们兄弟姐妹心照不宣，没人多问一声。想不到，母亲早就开始从容地、一件一件地安排自己的后事。

住院治疗了半个月，母亲偏瘫的手脚虽然逐渐恢复了一些知觉，但一日三餐依然只能通过胃管注射流食维持生命。听从医生的建议，我们办理了出院手续，全家人陪同母亲回到了老家。

遵照医嘱，我们每天定时定量给母亲注射流食，妹妹和几个妯娌整天轮流守候在床前，给她刷牙洗脸、转身擦背、端屎端尿。蜷缩在床上的母亲，时昏时醒。昏睡时，她的呼吸像一把生锈的钝锯，来回拉扯着喉咙里每一寸干涸的肉。那声音穿过房门，压过庭院里杨桃树的枝桠，沉甸甸地砸在我们每个人的耳朵里。我坐在树下不敢进去，因为每一声都像是她在喊我的名字。醒来时，她翻来覆去地嚷嚷：“我难受，你们别拦我，快给我穿上衣服，让我去吧。”我问她哪里难受，母亲用那只还能动弹的左手在空中比划着，说她全身骨头都被人揉碎了，疼痛难忍，叫我们放手吧，别让她遭罪。那声音很低，却像刀子一样地剜着我们的心。

或许人的心灵确实是有感应的。冬至前一天，母亲的神志忽然变得很清楚，神情也很安详。早上帮她刷牙洗脸时，她吩咐妻子，明天冬至要蒸刺薯馍。她担心妻子手艺不精，不厌其烦地交代，刺薯和米粉各配多少，红糖和白糖怎么配，火候应该怎样把握。最后竟露出难得的笑容，像个腼腆的孩子：“蒸好后，夹一块给我尝尝。”傍晚时分，刺薯馍刚出锅，妻子用碗端到床前时，母亲竟然叫我们扶她坐起来。可是，当我小心翼翼地将一小块捏碎的刺薯馍送进她嘴里，她的舌头轻微地转了转，终究无法咽下，只是轻轻地点下头，干枯的眼角微微弯了一下，像是露出了一丝赞许的笑容。

一时间，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恍惚中不禁想起以往每个大小节日，母亲在烟火氤氲的厨房忙碌的身影：春节蒸年糕、端午包粽子、中秋蒸发糕、冬至蒸刺薯馍……即使在儿时物质匮乏的年代，她那双灵巧的手从来都会给我们带来节日的惊喜。近几年来，母亲拄着拐杖行动不便，推磨碾米之类的重活已力不从心，但每年冬至节日，她还是要亲手蒸上一锅刺薯馍，并提前打电话叮嘱我带孙子孙女回去一起过节。

　　那时，我总是来去匆匆，陪同父母吃顿饭，收拾碗筷，就急忙返回城里，从不肯在老家多呆一会儿。有一年冬至，我们照例吃过午饭后就动身返城。发动车子时，从后视镜里看见母亲拄着拐杖追到路口，手里还举着一袋刺薯馍。我摇下车窗喊她回去，风太大，她没听见，依旧一瘸一拐地追。我本该下车接过那袋刺薯馍，扶她回去，可我却踩了脚油门，从后视镜里看着她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灰扑扑的小点。当时我甚至有点不耐烦，多大点事，值得追出来？心里想着，下次回来再多陪她半天吧。可“下次”来了，我还是没做到。

这个冬至，妻子亲手蒸好了刺薯馍，可母亲却瘫在床上，连一小块都无力咽下……

冬至过后，母亲的状态一日不如一日，神志变得狂躁起来，三天两头趁人不备就拔掉胃管。第一次被我撞见时，她没有慌张，只是安静地看着我。那眼神里没有愧疚，甚至没有解释的意思，只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近乎倔强的平静。过了一阵，她才轻轻地说了一句：“老二啊，让我走吧。”声音不大，像一根针直直地扎进我心里。我张了张嘴，想说“妈，你会好起来的”，但看着她枯槁的面容，那句话怎么都说不出口。

护士重新插胃管时，母亲整个人像一片风中的枯叶剧烈地颤抖着，喉咙里发出含混的、类似小兽被夹住的呜咽，左手死死地攥住床单，指节咯咯作响。我用力按住她的手臂，那皮包骨的触感硌得我掌心生疼。过去几十年，我何曾这样用力握过她的手？不是按住，是搀扶。我原本有时间可以轻轻牵着她散步，可我却等到她最后瘫痪在床，才这样死死地按住她。

待护士重新插上胃管后，我们只好用乒乓球手套将她的左手绑在床沿上。可她每隔一两天还是挣脱手套将胃管拔掉。反反复复，每次护士都要费尽周折，才能将那根粗长的胶管从母亲的鼻孔插进胃里。这个时候，我总是将头扭到一边，不忍心看见她痛苦挣扎的样子。

农历冬月十一晚上，母亲在床上折腾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我们准备给她刷牙洗脸时，却发现她已昏睡不醒。看着母亲双目紧闭的样子，我们兄弟姐妹惊慌失措，连父亲也一时慌张起来，担心母亲匆匆离去，当即叫我们拔出胃管，让母亲干干净净上路。

刚拔出胃管，母亲居然张开了眼睛，呼吸慢慢变得顺畅起来。可这一次，无论我们怎么连骗带哄，母亲就是极力挣扎，拒不配合重新插上胃管，弄得从城里赶来的护士只能无奈地对着我们摇头放弃。

我们心里清楚，母亲剩下的日子屈指可数了。为了尽量维持母亲的生命，我们整天轮流守候在床前，像哄孩子一样，用汤匙一滴滴地喂她喝水。刚开始那两三天，每天还能勉强咽下两三汤匙，但从第四天开始，母亲连嘴巴也不肯张开了。我端着碗在床前坐了整整一个上午，从儿时她带我赶集，说到我退休后的日常生活，她始终没有睁眼，只在我说到“妈，你再喝一口”时，才极慢极慢地摇了摇头。

那一瞬间我明白了：母亲不是喝不下，是不想喝了。

拔下胃管的第八天晚上，全家人刚吃过晚饭，正收拾碗筷，守候在床前的妹妹忽然惊呼起来，我们赶紧涌进母亲的厢房，只见她气若游丝，两行泪水从那双干枯的眼眶里慢慢流出，像是用尽了最后的力气。然后，那无力的目光逐一扫过每个人。

听从父亲的吩咐，我们赶紧将母亲抱到厅堂躺下，用井水给她擦身，一件件给她穿上那套两年前就准备好的寿衣，等到这一切拾弄完毕，母亲终于安静地闭上了眼睛。

那天正好是农历冬月三九天，夜里寒气逼人，冻得人似乎失去了知觉。通宵守灵，我的脑子混沌一片，时而想起她在杨桃树下拄着拐杖的身影，时而想起她瘫痪在床痛苦挣扎的表情。我记得她淘米推磨的姿势，记得她蒸年糕包粽子的手，记得每次我离家返城时她那落寞的眼神，可任凭怎么回忆，也想不起母亲年轻时的面容。

或许，在我的记忆中，母亲从来就没有年轻过？

自从少年外出求学、参加工作，直至后来退休闲居城里，几十年间，我真正陪伴在母亲身边的日子，竟然只有她生命尽头的这一个半月。而就是这一个半月里，大部分时候她还是昏迷不醒的。

母亲走后，我才明白一件事：她提前准备好寿衣、挂好相框、反复拔掉胃管，最后连水都拒绝咽下，她不是不想活下去了，她是不想再拖累我们啊。她在用自己最后的方式教会我：亲情的陪伴，不仅是等人病倒后才守候在床前，而是在她还能吃下一整块完整刺薯馍的时候，慢慢陪她吃完。

可惜，等到我明白时，却再也没有“下次”陪伴母亲的机会了。

这个夏天，庭院里杨桃树的花期依然如约而至，细细碎碎粉红色的花瓣洒满一地。我捡起几片放到母亲生前常躺过的吊床里，轻轻说了一句：“妈，我回来了。”

可是，杨桃树下再也听不到母亲的应答声：“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