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访谈录

许卓良

东方三女博士的命运交响

——许卓良先生访谈录

王祖友 许卓良

（王祖友，泰州学院外国语学院 泰州 225300； 自由作家）

摘要：

作家许卓良力图在历史事件与个人意志的交汇点上，整体谋篇布局、结构人物、展示出浓稠的时代感和不同时期女知织分子的悲剧性命运。《杜兰若博士》史记般叙述杜兰若在战争、死亡、瘟疫、饥馑的多重阴影下走完读书人颠沛坎坷的一生。《顾雪利博土》中的主角顾雪利博士在“新冠”疫情时期，演绎了惊天大剧。《杜雨生博士》塑造出当代女性知织分子群体中的非常罕见的“这一个”复杂悲剧人物——类似“囚禁”状态的杜雨生。通过人物关系的“勾连”，“女博土三部曲”的创作达到人物再现、情节交织、背景共享、主题融通的目的，揭示社会环境对人性的塑造和腐蚀，拓展深度和复杂性，增强读者对社会整体性的把握。“女博土三部曲”有文学自身的互文，也有与现实世界的对话。

关键词：

“女博土三部曲”；存在困境；异化现象；对话。

‌‌Eastern Trio’s Symphony of Fates: An Interview with Xu Zhuoliang‌Wang Zuyou Xu Zhuoliang(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Taizhou University, Taizhou 225300; Independent Writer)‌Abstract: Writer Xu Zhuoliang strives to structure narratives and characters at the intersection of historical events and personal will, showcasing an intense zeitgeist and the tragic destinies of female intellectuals across different eras. Dr. Du Lanruo chronicles Du Lanruo's tumultuous life as a scholar amid the shadows of war, death, plague, and famine. The protagonist in Dr. Gu Xueli stages an earth-shattering drama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Dr. Du Yusheng portrays a rare, complex tragic figure among contemporary female intellectuals—a character trapped in a metaphorical "captive state." Through interlinked character relationships, the trilogy achieves character reappearance, interlaced plots, shared backgrounds, and thematic cohesion. It reveals how social environments shape and corrode humanity, enhances narrative depth and complexity, and deepens readers' grasp of societal interconnectedness. The trilogy engages in both literary intertextuality and dialogue with the real world.‌Keywords: "Female Doctor Trilogy"; existential predicament; alienation phenomenon; dialogue

王祖友:

长篇小说《杜兰若博士》《顾雪利博土》《杜雨生博士》是您有整体构思的“三部曲”吗？

许卓良:

是的。我创作“女博土三部曲”时，力图在历史事件与个人意志的交汇点上，整体谋篇布局、结构人物、展示出浓稠的时代感和不同时期女知织分子的悲剧性命运。《杜兰若博士》女主角杜兰若民国初年留学海外，致力于医学和“人类暴力倾向的内分泌研究”，一生命运与她的童年伙伴、也是战争的发起人沈汉轩、沈汉光兄弟纠缠在一起，在战争、死亡、瘟疫、饥馑的多重阴影下走完了读书人颠沛坎坷的一生。《顾雪利博土》中的主角顾雪利博士是杜兰若的曾孙媳，顾雪利与杜兰若的曾孙沈一云共同留学牛津，在生物化学领域特别是生物基因重组领域独树一帜，创办生物医学公司，在“新冠”疫情时期，演绎了惊天大剧。《杜雨生博士》中的女主角杜雨生是杜兰若的曾侄孙女，她因研究曾祖父一百多年前留学德意志学习海军时带回的植物“紫茎泽兰”的生殖问题，致使这一植物经历了繁盛和最终的毁灭，也暗示了她自己的毁灭。这些故事发生在同一地域的不同时期，通过人物关系的“勾连”，达到人物再现、情节交织、背景共享、主题融通的目的，既可以增加深广感和真实感，让读者看到一个角色动态的、完整的人生历程，也可以揭示社会环境对人性的塑造和腐蚀，拓展深度和复杂性，增强读者对社会整体性的把握。

这是我创作“女博土三部曲”的愿望和宏伟“抱负”，究竟能实现多少，得经过读者的检验。现在，我也很忐忑，这种构思有优点，也有缺点和局限性。缺点和局限性主要表现在，掌握不好时，把另一部小说人物和情节“勾连”进来，会产生一种“填充物”感，让读者感觉作者是为了充实体系、连接人物而作。有时，也容易产生“理论先行”的痕迹，显得过于刻意或图解化，削弱了艺术本身的自然感。不言而喻，这样也会提高读者的阅读门槛。

王祖友:

每个人，一出生就是囚犯。（《杜雨生博士》443）这是一种基督教或佛教式观点？

许卓良:

《杜雨生博土》中杜雨生在田建国落难时所说“每个人，从一出生就是囚犯”，表面上看，是对田建国的宽慰，其实也是杜雨生自己人生命运的注脚。

“囚犯”说是人生被时空所困的感觉，既接近基督教观点，也接近佛教观点，或者说更接近佛教观点。基督教认为亚当与夏娃的堕落使人类“生而有罪（原罪），人需要基督的救赎才能获得自由”。这种“囚犯”隐喻契合了“罪性束缚”。佛教认为人因欲望而轮回受苦，类似“囚禁”状态，这是个体业力的结果，不是与生俱来的“原罪”，通过觉悟和修行才能脱离轮回，是自我救赎。

《杜雨生博士》 第一章“绿皮火车”就奠定了全书的基调和生活气氛。几个主要人物登场在闷热拥挤的火车车厢里，本身就是一个“囚犯”隐喻，或者说是埋设了伏线。杜雨生被田建国安排在行政机关秘书二处工作，起草了当地股份制改革实施方案，赢得了肯定和掌声，他们开始在一张巨大的白纸上指点江山，挥洒作画了。其实这时她与田建国一起，就跌进了时代的洪流，或者说是旋涡。他们被时代所裹挟，身不由己，踩着别人设定的鼓点和节奏起舞，既高光时刻不断，也屡遭羞辱。万亩土地案几起几落，背后的影响力超出他们的想象。他们是辉煌的制造者，同时也是灾难的制造者，紫茎泽兰腐败后将小兰溪河山尽染黑色，他们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囚犯”环境使他们戴上精神枷锁，就连杜雨生的婚姻也与她的学识和能力极不匹配。“囚犯”心理如影随形，随着故事的展开，一步一步内外兼攻，把她逼入绝境，唯有坠入黑色深渊方能解脱。

杜雨生的命运折射了当代知识分子在理想与现实冲突中的“存在困境”，是现实性压迫和心理囚徒的象征。

王祖友:

田建国总结官场，说：“人入了官场，身不由己，为名利所累，各种明里暗里的规则，裹挟着人，直至把人生消磨完。”（《杜雨生博士》35）这个人物有现实原型吧？他的话的确是社会现实的写照吧？

许卓良:

田建国这个人物形象有原形，但不是一个原形，是好多个原形的综合体，或者说，是艺术化了的原型。这是田建国与杜雨生、马鸿君在等待处理耐火材料厂职工上访事件时，他喝着茶说的“茶语”：“人入了官场，身不由己，为名利所累，各种明里暗里的规则，裹挟着人，直至把人生消磨完。”表面看，这些话确实触及了权力生态某些深层结构，是田建国发的感慨和他对现实的嘲讽，实际是自己官场命运的伏笔，他最终被异化并消磨完了。

田建国这一角色的塑造，具有复合型特征，可能融合了多类官场人物的典型特质，不能简单用先进与落后、善与恶的概念去概括。他的几重人格是特定环境下形成的。这个人物形象具有独特性，很难在现有文学人物画廊里找到属于他的谱系。我力图田建国这个人物呈现"理想主义者异化"的叙事轨迹，其言论既是个体挣扎的投射，亦是对科层制异化现象的批判。

田建国和杜雨生的奋斗轨迹，始终受到或明或暗的规则制约。他的最大败笔是万亩土地案，他自己与杜雨生凭着一腔热情和所谓良好的目的，采用非市场化的手段用万亩土地引进太奇莱国际娱乐项目，又被京里某人以非市场化的手段将万亩土地从太奇莱手里夺走，转让给了李娟房地产项目，表现为魔术甚而魔幻，但确确实实发生了。他与杜雨生在事业蒸蒸而上时遭遇了一场“滑铁炉”。这种“规则裹挟”论揭示了所谓理性官僚制的悖论：制度设计本为提升效率和保证公平，却在实践中衍生出非正式规则体系。费孝通曾提出的“差序格局”理论，在当代官场演化为以人情网络为载体的潜规则系统。2014年中央党校《官场生态调研报告》显示，76.3%的受访干部承认"工作决策受非制度因素影响"，印证了文学表述的经验基础。

这种批判性描写既延续了文学传统，又有时代性魔幻色彩。紫茎泽兰的繁盛和灭亡，与田建国和杜雨生的爱情和事业发展互为表里。田建国的奋斗和抗争既有正义性，又有非正义性。他与杜雨生的爱情，因互相倾慕，自然而然地发生了，而且爱得死去活来，但当他第一次落难，杜雨生舍身救下他时，他又因她怀孕而远离了她。值得关注的是，在新时代语境下，当代作品更强调制度性腐败与个体选择的辩证关系。田建国的“消磨”论实际提出了“政治熵增”命题——缺乏监督的权力场域会自发走向无序，这与当前全面机制建设形成文本内外的对话。

一种奇异的草——紫茎泽兰被杜雨生的曾祖父从遥远的西方带回来，历经百年风雨，从不能生殖到繁盛到死亡，汁液染黑了大地，无人知道这种草究竟本土化了还是没有本土化。这是田建国和杜雨生们终生困惑的问题。

王祖友:

“命运女神”是一个充满神秘与诗意的概念，在不同文化中有不同的化身和象征，如：古希腊神话中的命运三女神（Moirai）；北欧神话中的诺伦三女神（Norns）；中国的“天命”与“人为”、印度的“业力”（Karma）。她纺线、丈量、剪断，却从不告诉你图案的寓意——命运女神的沉默，正是人类自由的留白。每个人的命运似有定数，个人的意志在宇宙意志面前似乎无能为力，比如,杜雨生博士认识到：“以为自己奋力冲破了枷锁，现在它又锁住了你。”杜雨生博士自愿给田建国当情人，后来为救田建国又委身于马鸿君，这个人物是命运女神的化身还是受害者？

许卓良:

杜雨生这个人物也有原形。书中人物与原形比较，原形的命运更加悲惨。杜雨生这个人物既不是纯粹的“命运女神化身”，也不是简单的“受害者”，而是在特定时代权力结构与个人性格交织下，被命运洪流裹挟却依然试图抗争、最终走向毁灭的复杂悲剧人物。她的故事体现了“天命”与“人为”之间的张力，其悲剧性恰恰源于两者的交织与冲突。

杜雨生缺乏神性视角与操控力。 命运女神是超然、客观、执行宇宙法则的存在。她们纺织、丈量、剪断生命线，本身不受情感和个体命运的影响。杜雨生则深陷于自身的情欲、痛苦、牺牲与绝望之中，她自身就是被“丈量”和“剪断”的对象。

杜雨生被动性大于主动性，虽然她做出过关键选择，如委身马鸿君救田建国、与朱志强结婚等，但这些选择都带有强烈的被迫性（为救爱人田建国）和逃避性（不愿连累田建国）。她从未能像命运女神那样，真正主宰自己或他人的命运轨迹。相反，她的每一次重大选择，都进一步将自己推向深渊。

她是“线”而非“纺线者”。 杜雨生更像是命运纺锤上那根被编织、被拉扯、最终被剪断的线，她的生命轨迹被外在力量权力、爱情、责任、疾病、灾难等和内在性格深情、刚烈、自我牺牲等共同塑造，而非编织他人命运的神祇。

观察她的一生，她远非单纯的“受害者”。她在命运什字路口的遭遇，是主动的激情与选择所致。她与田建国的爱情是热烈、主动、相互倾慕的产物。她进入官场、施展才华如撰写改革方案、主导小兰溪开发等，都展现出她的能力和抱负。这些是她主动拥抱生活、追求价值的体现，并非全然被动受害。

她具有牺牲的“能动性”。委身马鸿君救田建国，是一个极其痛苦但清醒的决定，她自己明白一切后果。这固然是权力结构下的被迫交易，因为马鸿君父亲能救田建国，但也包含了她对田建国深刻的爱与自我牺牲的意志。这种牺牲虽导致更深痛苦，但其中蕴含了她的主体性选择。

她的性格是她的行为的驱动力量， 决定了她的悲剧命运。她的“深情”使她为爱飞蛾扑火；“刚烈”使她无法接受爱的褪色如田建国的退却和自身的“污点”，选择与不爱的人结婚；“自我牺牲”倾向使她不断为他人如田建国和儿子朱兰桂付出，压抑自身需求，最终在身体患乳腺癌和一切精神被毁的双重崩溃下选择毁灭。她的性格是推动其命运走向的重要内因。

她是“命运”的具象化承载者与“人为”困境的体现者。杜雨生是时代与权力的祭品，她的命运轨迹深刻地烙印着特定时代阴影，被改革开放初期官场生态，和同时期权力结构和以田建国、马鸿君代表的男性权力中心的笼罩。从绿皮火车偶遇开始，她的才华、爱情、身体都无可避免地被卷入权力网络。万亩土地案爆雷、田建国落难、需要寻求马父帮助等，都是宏大叙事和权力游戏施加于个体的“命运”重压。她是这种结构性力量的直接承受者。

杜雨生这个女子成了“天命”与“人为”冲突的战场。 杜雨生始终在不可控的外部力量如偶遇、权力倾轧、疾病、毁灭性台风等“天命”与她的才华、爱情、选择、牺牲、抗争等“人为”之间挣扎。她试图用才华、爱情、牺牲等“人为”去对抗权力的不公、爱人的困境、身体的衰败等“天命”，甚至取得过阶段性成功如小兰溪开发等。然而，最终，田建国的两次落难、乳腺癌、洪水等“天命”因素以压倒性力量，摧毁了她构建的一切——事业、爱情、家庭和生命。杜雨生的故事，就是个体“人为”在强大时代洪流、权力结构、自然伟力、生命无常等“天命”面前奋力挣扎却最终湮灭的悲剧。

正如王老师所说： “命运女神的沉默，正是人类自由的留白”。杜雨生的一生，就是在这片“留白”中奋力书写。她的痛苦、选择、牺牲、毁灭，都是对这“沉默”命运的回应。她的悲剧性不在于她是命运的玩物，而在于她明知前路艰险甚至绝望，面临着重重“枷锁”，依然选择奋力冲击，妄图冲破“枷锁”，最终却发现新的枷锁已然形成，“现在它又锁住了你”，循环往复，直至毁灭。这生动诠释了个人在命运面前的有限自由与永恒困境。

杜雨生既是受害者，也是自身命运的参与者。她是特定时代权力结构、男性中心社会、以及不可抗力的受害者。同时，她炽烈的爱情、刚烈的性格、自我牺牲的选择，这些“人为” 因素也主动塑造了她的命运轨迹，使其悲剧更具深度和必然性。她不是命运女神，而是命运力量作用于一个具体、鲜活、充满矛盾与挣扎的个体身上的最深刻体现。她的故事是对“命运”与“自由意志”永恒命题的一次悲怆演绎：人在看似有选择的道路上，被性格、环境、时代洪流所裹挟，最终走向宿命般的结局。她的纵身一跃，既是绝望的解脱，也是对“命运”沉默力量最震撼的控诉。

我力图在书中写出女性知织分子群体中的“这一个”，真的不知道完成得怎样。

王祖友:

的确，杜雨生不是命运女神，但她既是受害者，也是自身命运的参与者。很难说清这其中的因果关系，她是极为复杂的人物，您塑造出女性知织分子群体中的非常罕见的“这一个”。看到书中这句话——“妓女与做官是世上最相似的职业，只不过做官出卖的是嘴……”（《杜雨生博士》204），我想起张爱玲在《女人和猫》一文中提到：“有美的身体，以身体悦人；有美的思想，以思想悦人；其实也没有多大分别。”这句话揭示了男女在情感中的本质差异可能被缩小，甚至被掩盖。 ‌王小波曾说过：“这个年头有人出卖良心，有人出卖人格，有人出卖肉体，有人出卖灵魂，所以我们和妓女没什么不一样，只不过是出卖的部位不同，都是为了生存在出卖自己。”这句话揭示了不同性别在生存压力下可能采取的相似生存策略。鲁迅说得更深刻：“出卖肉体，若没有品相很难成交，出卖灵魂就简单多了，你只要无耻就够了”。您写这句话时，有没有想到这些前辈作家或者类似作家？

许卓良：

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曾在短篇小说《疲软》中涉及到了这个问题。《杜雨生博土》第十八章“我必荐你”中，叙述田建国将要升迁，他意欲举荐杜雨生接替他空出来的位置。二人在朋友别墅泳池游泳欢娱时，田建国说了上面一段话，他的目的是对初入官场的杜雨生进行官场“启蒙”教育。具体场景如下：

……田建国把杜雨生拉进怀里说:“才女，让我吻一下，咱们下水游泳吧……”杜雨生仰脸找到田建国嘴唇，给了他一个长长的吻，说:“再说一会儿话吧。我真怕你举荐了我，还实现了，我的本事拿不动你那个差事，露了馅儿，你的举荐成了古人说的谬荐，就是个大笑话!” ……

“对了。不但要学会说假话，更要善于说假话。你看许多大人物，会亲热地拥抱政敌，那才是政治家风度……"

杜雨生扑哧笑了，流出了口水，抹在田建国胸前，说:“这会儿你拥抱着我，是不是也像拥抱政敌一样!嘿嘿……”

“瞎说。咱们的路还很长。不但要学会说假话，更要善于说假话。要看着对方的眼色说假话。要把说假话当成一个习惯，不，当成事业，说到自己也相信的程度。妓女与做官是世上最相似的职业，只不过做官出卖的是嘴……”

"还有灵魂!”

您提出的这个联想非常深刻。《杜雨生博士》中田建国这几句话是田建国为了让杜雨生尽快认清官场本质，接替自己空出来的位置。这几句话是拿不到台面的“肺腑之言”，或者说是“真话”，由官场中“层级”比较高的他的嘴里说出来，很讽刺。这几句话确实与几位文学大师的观察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对话谱系，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只是由不同时代不同人物用不同的话语表达出来。

这几句话确实带有张爱玲式的"身体政治"解构色彩。 这种将职业本质符号化的写法，确实延续了张爱玲对"出卖"概念的祛魅。她在写妓女赛姆生夫人"把人生当生意做"，与您提到的《女人和猫》中有关内容形成互文——张爱玲总在模糊所谓高贵与低贱的界限，将生存博弈还原为赤裸的交换关系。张爱玲这种“模糊”是有道理的，有历史学家曾说封建时代全国臣民都是“一个人”的奴才。“奴才”的本质是一样的，无论达官显贵或下里巴人。所以就经常发生田建国这样“因嫌官印小，反倒锁枷杠”的上下翻转悲剧。

这几句话也有王小波式的"存在主义幽默"。王小波写过"知识分子和妓女都是出售专业技能的劳动者"，这种将严肃事物荒诞化的笔法，与田建国把官场比作欢场的讽刺逻辑如出一辙，都是用黑色幽默解构权力话语。

这几句话也含有鲁迅式的"国民性手术刀"意味。鲁迅揭示的"做戏的虚无党"，恰是田建国这句话最残酷的注脚。官员出卖嘴也就是话语权与妓女出卖身体，在鲁迅看来都是"奴隶的生存智慧"，只不过前者多了一层"道德脂粉"。

若追究起来，这几句话还有更隐秘的思想文化谱系。晚清《官场现形记》的"官场即戏场"比喻，甚至《庄子·盗跖》中"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的悖论,这些文本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学中"职业异化"的批判传统。

《杜雨生博士》中田建国与杜雨生的这段对话的意义或者深刻性在于：它将这种批判从道德层面提升到了存在层面——当所有职业都被资本和权力异化为"出卖"时，区别仅剩技术层面的"出卖部位"。这种观察比单纯讽刺更令人战栗，因为它指向了现代人普遍的生存困境。当欺骗和谎言盛行时，每个人都是“售卖”链条中的一环，难以脱逃，信任危机必定降临。所有人最终都活成了不是“自己”，或者找不到“自己”。

王祖友：

所以，您的创作非常重要，因为即使进入新社会，人性问题依旧存在，社会丑恶依然“横行”。“一个活的女神”（《杜兰若博士》245），“修养和气质都渗透到骨子里去了”（《杜兰若博士》248），因为无法得到正常的性生活，在夜空中“嚎叫”，“她还边嚎叫着，边脱下自己的衣服，用手拍打着自己的身体。直至嚎叫到没有力气时，她还仰躺在地上，还不断发出低沉的呻吟”（《杜兰若博士》268）。说明人的最基本的生理需求都等不到满足，人是要出问题的；同样，当“满天下都没有饭吃了”，社会还能正常运行吗？几千年前的人都知道：“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我们人民政府干部难道不懂吗？

许卓良：

“一个活的女神”指的是我的反战长篇小说《杜兰若博士》里的人物张韵初。她是洋务运动重要人物的孙女儿，美貌、善良、有学识，“修养和气质都渗透到骨子里去了”，留学归来与行伍沈汉光婚配。沈汉光与沈汉轩是双胞胎，与寄养在家里的父亲友人的女儿杜兰若青梅竹马。沈汉光和沈汉轩自幼聪慧且玩劣，好争斗，与杜兰若一同入圣约翰大学学习。杜兰若学习卫生医学有成，留洋继续研究“男性暴力倾向内分泌成因问题”。沈氏兄弟在圣约翰大学学习不成，各自入南、北讲武堂习武，并各自举旗拉起队伍，在家乡九台山摆起战场，炮火连天，兵士民人死伤无数，尸体形成“巨人观”（尸体膨胀爆裂）引发瘟疫。逢杜兰若学成归来，她为了阻止战争，在战场寻找到沈汉轩，在战役开始前夜与其“结婚”，但劝阻无效，她只能在战场开办普济医院救治伤员。沈汉光和沈汉轩在战役正酣时各自提枪督战，双胞胎互相瞄准，沈汉光的子弹伤及沈汉轩裆部，沈汉轩被兵士匿名送普济医院，杜兰若检查后认为睾丸破裂不能复原而切除。战争结束，双胞胎兄弟因各种因素先后回到祖屋，每天在院子里模拟象棋复原战争情景，争执不下互相打斗，沈汉轩举起棍棒意外击打沈汉光裆部，致使沈汉光也是睾丸破碎被杜兰若切除。天长日久，沈汉光的妻子张韵初因激素水平失衡，过度压抑发生精神问题，在一个月明星稀的深夜独自到山顶，脱下自己的衣物仰天“嚎叫”，村民以为闹“狼灾”，隔几天一次。这一幕被尾随其后的杜兰若和同是医生的丈夫（杜兰若与沈的婚姻自动解除）许寒冰看到。张韵初的行为愈演愈烈，几近精神崩溃。为了挽救张韵初，杜兰若劝使许寒冰与张韵初亲近。张韵初怀孕生子后，情绪平复。

这段关于张韵初的故事涉及小说探讨的核心矛盾——战争对人性的摧残，尤其聚焦于它对人类最基本生理需求（“食色，性也”）的剥夺及其灾难性后果。

“人性问题依旧存在，社会丑恶依然‘横行’”。小说里并非仅仅讲述一个历史故事，而是力图揭示超越时代的、根植于人性与社会结构中的永恒困境——暴力、权力、欲望的失控，以及社会机制对个体基本需求的漠视或压抑。

“食色，性也”是人性的根本，您引用孟子的话，并联系小说情节（张韵初的悲剧、战争导致的饥荒威胁），有力地证明了满足基本生理需求是人性与社会稳定的基石。当这些需求被战争、社会规范或个体生理创伤（如阉割）粗暴剥夺时，个体必然崩溃（如张韵初的精神失常），社会也必然陷入混乱（“满天下都没有饭吃了”）。

张韵初是战争与生理剥夺的终极受害者。小说里关于这一情节因涉及核心主题，写得比较长，有许多张韵初情绪变化的细节。她丈夫被阉割导致其性生活被剥夺的遭遇和她的痛苦表现以及最终的、充满伦理困境的“解决方案”是为了增加小说的思想张力。

“活的女神”的陨落有一定代表性。您引用的“一个活的女神”、“修养和气质都渗透到骨子里去了”与她后续在山顶绝望嚎叫、自残的描写形成极其强烈的反差。这完美印证了您的观点：即使是最有教养、最优秀的人，当最基本的生理需求（性）被长期、彻底地剥夺，且无法找到任何宣泄和满足的途径时，精神与人格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张韵初的悲剧不是个案，而是战争对人性普遍摧残的一个极端且深刻的缩影。

“嚎叫”具有象征意义。 您提到的嚎叫场景是小说最震撼人心的段落之一。这不仅仅是张韵初个人的痛苦宣泄，更是对战争罪恶、对无视人性基本需求的控诉。她的嚎叫，是对孟子那句古训在残酷现实面前失效的悲鸣。

沈氏兄弟与战争的荒谬循环说明了暴力根源的内成因素，其结果是自毁。 沈氏兄弟“男性激素内分泌过盛”的设定，恰是杜兰若的研究方向，暗示了暴力倾向可能的生理基础。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因权力欲和暴力冲动发动战争，最终战争却反噬其身，导致双双被阉割，形成了巨大的讽刺：战争的发动者最终被战争剥夺了作为男性的基本生理能力，也摧毁了配偶张韵初的幸福。

象棋推演是战争的延续。 战后他们在家用象棋模拟推演战争并再次爆发肢体冲突，导致沈汉光被阉割，这深刻揭示了暴力思维的根深蒂固和战争创伤的持久性，即使硝烟散去，仇恨与争斗的模式仍在延续。杜兰若的角色复杂，她既是救治者又是伤害者。杜兰若是战地救人的医生，是试图阻止战争的人。她亲手执行了对沈汉轩和沈汉光的阉割手术。她的医学行为主观上是用手术刀代表正义惩罚战争罪犯，客观上直接导致了张韵初的悲剧。杜兰若也是伦理困境的制造者。 为了“救治”张韵初的源于性剥夺的精神痛苦，她设计让丈夫许寒冰去满足张韵初的生理需求，使其怀孕。这个“解决方案”本身充满了巨大的伦理争议，将许寒冰和张韵初都置于复杂的情感与道德困境中，再次体现了在极端环境下满足基本需求的艰难与扭曲。

有读者反馈，《杜兰若博士》通过张韵初这个“活的女神”因丈夫被战争阉割而陷入生理压抑最终精神崩溃的极端悲剧，以及战争本身导致的饥荒威胁，以震撼人心的笔触揭示了满足人类最基本生理需求（“食色，性也”）的极端重要性。张韵初这个人物如何从“女神”跌入崩溃，完美阐释了生理需求被剥夺的毁灭性，涉及了深层次的人性，也是小说的主题所在。沈氏兄弟的战争是剥夺他人包括所有士兵及百姓和自己及配偶基本生存需求的元凶。张韵初的“性饥渴”和战争的“食威胁”是“食色，性也”根本性意义在小说情节中的双重体现。小说深刻批判了战争对人性的全面摧残，暴露了社会机制尤其是权力结构在保障这些基本需求上的失败可能带来的毁灭性后果即个体崩溃、社会失序。张韵初在山顶的嚎叫，是对人性根本需求被漠视的痛苦呐喊，也是对任何时代社会治理者的深刻警示。小说超越历史背景的普遍意义：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去，对人性最基本的尊重是任何社会健康运行不可回避的基石。

对现实的叩问。 您最后的质问——“我们的政府干部难道不懂吗？”这并非简单指向小说中的历史背景，而是将小说的寓言性投射到现实社会。它质问任何时代的权力掌控者：是否真正理解并尊重“食色，性也”这一最基本的人性需求是社会稳定和谐的根本？是否在制定政策、管理社会时，将保障人民的基本生存权和追求幸福包括合理的生理满足的权利置于核心地位？当饥荒（“食”）或普遍性的生理压抑（“色”）出现时，社会还能否“正常运行”？张韵初的悲剧和小说中战争的惨状，就是对忽视这一根本问题后果的血泪控诉。

王祖友：

您的阐释极其深入、全面、科学，我深以为然。解放后我国搞农业合作化运动时，“宣传上说是自愿加入，实际上是必须加入，这是洪流，万勿抵挡。洪流来了，能淹死好多人”（《杜兰若博士》277）。对私人企业进行资本主义私有制改造这一过程虽以"和平赎买"为原则，但实际执行中存在强制合营现象，部分企业主被迫接受改造或停业。“勾连”您的小说和国家历史，我不禁产生这样的疑问：我们的社会至今不还是按照类似的“潜规则”在运行吗？许寒冰、杜兰若夫妇不堪凌辱而自尽，高校里的博士抵制不了“非升即走”的洪流，走投无路而选择自杀，从人权民主和文明传承角度看，是不是也相当于杜兰若博士的后来者？

许卓良：

千百年来，知识分子的命运惊人的相似。尽管斗转星移，他们的悲剧情节却在舞台上轮环上演，前后相继。

为了说明问题，有必要对《杜兰若博土》相关故事简介如下：杜兰若的公公，也就是许寒冰的父亲许文章，几代人替沈家看管黑龙潭上游偏远的二百亩竹林，以编织竹器为生。某年杜兰若暂理沈家事务，将二百亩偏远竹林赠与许文章。许文章异常兴奋，以为有了主权属于自己的财产，率领儿子许寒冰、许白冰及准儿媳杜兰若用几天时间，以标有“许氏竹林界”的木桩圈出了地界。时代翻篇后，运动来时，许文章拿出受赠文书，表示要单干，不愿将竹林加入集体，被村民打死，杜兰若和许寒冰将他葬埋在竹林里。许寒冰的弟弟许白冰，学历不高却爱学习，当时他撰写的社会初级阶段所有制形式初探得到各方认可并在大报登载，被招至经济研究所供职，不久事件反转，他成了精神病，与妻子一起服毒自杀。杜兰若随四姨娘生活在沈家，沈家主人沈一默老爷，经营古青记猪鬃生意，生意很大，猪毛销往英伦三岛。公私合营时，沪上每天有资本家跳楼，人们戏称他们为“空降兵”。商务部领导找沈一默谈话，让他给沪上企业家作表率。他无奈将古青记公司交了出去。商务部给他安排一间办公室，他一生也没有去过。他的两个双胞胎儿子因发动战争导致瘟疫，沈一默染疫惨死在自家门楼里，因恐惧传染，杜兰若与四姨娘将他与门楼一齐火化。

您的提问敏锐而深刻，将历史进程中的结构性力量与个体命运的悲剧性结合，揭示了社会变迁中那些看似进步却常常伴随着个体牺牲的复杂状况。这种追问本身就蕴含着对理想社会的深切渴望和对现实的严肃批判。

关于历史与小说中的“洪流”与“潜规则”问题，具有历史的复杂性。您指出的现象，无论是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宣传的“自愿”与实际执行中的强制，还是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中“和平赎买”原则下存在的强制合营甚至逼迫停业，确实是特定历史时期复杂现实的反映。这些运动的目标如快速实现工业化基础、建立公有制主导的经济，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有其逻辑，但其执行过程中，地方官员的激进、政策理解的偏差、资源的短缺、以及“大势所趋”形成的巨大社会压力即所谓的“洪流”，常常导致了对个体意愿和权益的挤压、忽视甚至暴力侵害。沈一默、许文章的遭遇正是这种结构性力量碾压个体的缩影。《杜兰若博士》尽力捕捉这种历史洪流下个体尤其是拥有一定资产或独立思想的人的无力感与悲剧性。

关于“潜规则”的延续性，您提出的核心问题是：这种“洪流不可挡，个体需顺从否则毁灭”的模式，是否以某种“潜规则”的形式延续至今？比如“非升即走”压力下博士的悲剧。这需要辩证地看，它们确实存在相似性， 确实存在强大结构性的系统性压力。例如：市场经济下的激烈竞争、资本扩张的逻辑、效率优先的导向，可能形成一种无形的“洪流”。高校“非升即走”制度本身是学术评价和资源分配的一种机制，但若执行僵化、缺乏人文关怀、配套支持不足、评价标准单一且严苛，就容易演变成巨大的、难以抗拒的压力源。

关于许寒冰、杜兰若与当代博士的悲剧类比，他们是同一链条上不同的环节，悲剧性共鸣的效应是相通的。将不堪凌辱而自尽的许寒冰夫妇、因抵制不了“非升即走”压力而自杀的博士，视为杜兰若博士的“后来者”，这种类比在个体面对巨大、难以抗拒的系统性压力最终导致毁灭这一核心悲剧性上，具有强烈的震撼力和深刻的共鸣。他们都代表了理想、尊严、独立人格在强大的、似乎无法对抗的结构性力量面前被碾压的极端案例。杜兰若一生面对战争暴力、瘟疫、家族倾轧、政治运动的冲击，最终与丈夫一同选择结束生命，其精神内核与在当代高压制度下崩溃的个体确有相通之处，都是理想主义者在残酷现实面前的幻灭与绝望。

从人权视觉观察，任何导致个体尊严被践踏、基本生存发展权受到严重威胁甚至生命被剥夺的制度或环境，无论发生在哪个时代，都是对人权的侵害。许寒冰夫妇因不愿屈从于非法暴力和可能的后续迫害而自杀，当代博士因无法承受极端职业压力而轻生，都是个体人权未能得到充分保障的悲剧。

从民主视角观察，民主不仅在于选举，更在于对多元声音的包容、对少数和弱势群体的保护、以及制度对个体权利的切实保障。无论是历史上的强制改造运动，还是当代某些领域僵化、缺乏弹性的评价制度，如果缺乏有效的民主参与、反馈修正机制和对个体差异的尊重，就容易滑向“多数暴政”或“制度暴政”，形成压迫个体的“洪流”。个体的无力感，往往反映了制度中民主协商和权利救济机制的缺失或失效。

从文明传承视角观察，文明的进步，体现在对人的价值的尊重和对个体尊严的保障上。许寒冰（知识分子）、杜兰若（医学研究者）、许白冰（思想探索者）、当代博士（知识生产者），他们的悲剧不仅是个体的毁灭，更是社会智力资源、创新潜力、乃至道德良知的损失。一个健康的社会，应当珍视并保护这些承载着文明传承与发展重任的个体，避免他们成为制度缺陷或时代洪流的牺牲品。从这一点看，任何时代，当知识精英或独立思考者被系统性地推向绝望深渊时，都是对文明传承的伤害。

你的提问洞察力穿透了时代的表象。杜兰若博士的悲剧，以及你指出的那些“后来者”的遭遇，是历史与现实的沉重回响，提醒我们社会进步的真谛不仅在于物质的繁荣和宏观目标的达成，更在于制度是否能让每一个个体包括那些敏感、独立、有理想甚至有“不合时宜”坚持的人们有尊严地生存和发展。真正的文明，是在奔涌向前的洪流中，依然为每个独特灵魂保留不被淹没的礁石。

王祖友：

您的阐释深得我心！我又发现了一位同道中人。谢谢您！小说《顾雪利博士》的背景，甚至内容就是现实生活中人们经历的“新冠”疫情及其相关事件，对吧？其中“人类成了新冠的自然宿主，若想消灭新冠，等于要消灭人类自己”（《顾雪利博土》201）这句话特别发人深省，您在此想传达的思想是？

许卓良:

在写作《顾雪利博土》前，我学习了《细菌学》和《病毒学》，知道了病毒的历史比人类还要早很多。病毒和细菌一起参与了人类的进化，至今还参与着人类的消化和思维系统。自然界的病毒不管以何种方式进入人类世界，便与人类生活融为一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消灭病毒，等于是消灭人类。我是把科学知识通过小说中的人物之口表达了。

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有必要将《顾雪利博士》有关内容简介如下： 小说叙述牛津大学毕业的博士生沈一云、顾雪利、安东季诺夫（俄籍）、罗杰斯（法籍）婚恋和创业的故事。他们创办隆回生物医药公司生产的流感疫苗等药物畅销海内外，病毒基因重组技术走在世界前列。因偶然因素，顾雪利祖爷爷顾益堂坐完热气球，游览生物公司实验动物中心，不慎导致从西非进口的实验用蝙蝠、猴子等倾巢出逃。巧合的是，隆回生物公司附属医院爆发了冠状病毒疫情，在人类社会上演了一场戴口罩、造核酸、打疫苗的大剧。运尸车的笛声犹鸣耳畔，焚尸炉的火光，映照着历史的天空。造成瘟疫的病毒溯源至今成谜。与此剧情并行的另一条线是，顾雪利与沈一云婚后因内分泌问题不能自然生育，在进行试管婴儿手术时，利用生物中心的先进设备，在胚胎中掺入祖爷爷长寿基因失败，所生三胞胎未老先衰，致使顾雪利人生崩溃，她在一个早晨与她的三个儿子坐热气球永远消失在空中。

您的提问深刻而富有洞察力，您精准地捕捉到了《顾雪利博士》这部作品通过“人类成为新冠自然宿主”这一核心设定所传达的复杂现实意蕴和哲学思考。这句话彻底颠覆了我们对病毒的传统理解，即外来入侵者是需要被清除的敌人的概念。它宣告了一个生物学和流行病学上可能发生的、令人不安的现实：病毒已深度融入人类生态系统，成为其中难以分割的一部分。 “自然宿主”一词带有强烈的生物学宿命感。它意味着病毒在人体内找到了长期、稳定的生存环境，达到了某种演化上的平衡。消灭病毒的努力，在生物学意义上，变成了针对宿主即人类自身的战争。它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迫使人们正视“与病毒长期共存”这一并非理想，但可能是唯一现实的选择。这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深刻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需要再校准并打破控制幻想。人类试图完全掌控自然包括微生物世界，是傲慢与徒劳的。我们并非自然的绝对主宰者，而是复杂生态网中的一个节点。

“动态平衡”是关键，超越了简单的“消灭”或“被消灭”的二元对立，指向了一种更成熟、也更谦卑的生存哲学即理解并接受自然界的复杂性，在持续互动和调整中寻求相对稳定的共存状态。这要求人类发展新的“生态智慧”。人类试图彻底清除某一微生物尤其像新冠病毒这样高度适应人类的病毒，不仅难以实现，更可能打破微妙的生态平衡，引发不可预知的后果。 当然，这句话充满了无奈的清醒。它没有浪漫化的英雄主义，而是直面了人类在强大自然力如某种病毒全球性大流行面前的局限性和脆弱性。它迫使我们接受疫情带来的深刻改变——不仅是公共卫生措施，更是社会结构、经济模式、心理状态和国际关系的重塑。这些改变可能是长期的，甚至是永久性的。

在接受了这一设定后，疫情的残酷和人性的坚韧，获得了更深层次的意义：残酷不仅在于病痛、死亡和社会撕裂，更在于这种生物学上的“绑定”——病毒成为人类存在的“影子”，一个无法彻底摆脱的长期威胁，持续考验着社会的韧性。

“人类成了新冠的自然宿主，若想消灭新冠，等于要消灭人类自己”这句话，是小说抛出的一个比较有冲击力的思想锚点。它超越了具体的疫情叙事，是一个巨大的生物学比喻，直接关乎顾雪利等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

顾雪利博士作为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可能承载着对真理、科学或人文精神的追求，但其理想往往在现实利益、政治压力或社会庸常中遭遇挫败。小说通过其职业轨迹如学术腐败、研究伦理争议等情节，揭示知识分子在权力与良知间的撕裂和社会体制的异化和扭曲。

顾雪利等人在进行蝙蝠、猴子基因重组研究时，奇迹般的想象利用生物研究设备，在自己试管婴儿基因中插入祖爷爷的优秀长寿基因。这一荒诞境遇中的自由选择，是存在主义的哲学隐喻，可能呼应加缪的“西西弗斯神话”——在无意义的世界中，其坚持研究或对抗命运的行为本身构成了一种存在主义式的英雄主义。小说也通过病毒隐喻人类存在的有限性，而顾雪利对社会病毒和自身疾病的抗争成为对生命意义的追问。顾雪利的有关研究涉及基因编辑、人工智能等前沿科学。小说通过这一故事警示科学进步背后的伦理风险，反思“科学是否应扮演上帝”。通过顾雪利个体苦难和她的悲剧性，传递科学与人文必须融合的价值观，以对抗技术时代的精神荒漠。也反映了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阵痛，顾雪利的命运可能缩影一代人价值观的迷失，以及重建精神家园的尝试。

《顾雪利博士》的思想意义力图呈现多声部特征——它既是对特定时代的诊断书，也是对普遍人性困境的寓言，迫使读者放下“战胜即结束”的简单期待。读者可从个人命运中看到社会的投影，从科学争议中捕捉文明的悖论。其终极价值或许在于提出问题而非解答，使读者与顾雪利一同面对那些无解的道德难题，从而完成自我意识的觉醒。

王祖友:

您确实是下功夫研究后才写作的，难怪感觉您对细菌、病毒等描写那么专业！顾雪利孩子因为基因编程上的错误“初涉人生，却已抵达终点”（《顾雪利博土》351），不仅如此，她爱人在她最需要温情之时和别人发生关系，而且在她视野中。所以“人们奢谈的爱情，本质上不存在”（《顾雪利博土》254）。故事这么安排是否可以理解为这个时代诸多事件表明科学、人性都不可靠，人类前途岌岌可危？《顾雪利博土》最后的一句话——“四处的蝙蝠腾空而起，从人们头顶掠过，乌云一样追向热气球”（《顾雪利博土》351）中的意象有什么寓意？

许卓良:

顾雪利、沈一云夫妇创办的隆回生物医药公司在西非某地建有药物试验基地，从亊药物临床试验及试验用蝙蝠、猴子的引进。提供试验基地的外国领导人布隆旦的子女亲属来华留学，包括布隆旦的第二十三个年轻、美貌、活泼、善良的妾恰利斯的留学费用，都是隆回公司提供的。顾雪利、沈一云夫妇在进行试管婴儿手术时，盗取一百多岁祖爷爷优秀长寿基因插入胚胎基因中，不料在基因编辑过程中操作失误，造成三四岁的三胞胎儿子未老先衰，形似一百多岁的祖爷爷。顾雪利难以承受这样的结果，精神崩溃，在一个早晨，与三个儿子乘坐热气球，永远消失在空中，“四周的蝙蝠，腾空而起，乌云一样追向热气球”。

顾雪利与沈一云曾互相倾慕才华，事业有成。她在崩溃离世前，预料她身后沈一云周围的社会环境不容他生存，所以她有意将异域的本与沈家相熟的恰丽斯推给了沈一云，算是对沈一云的安排和交待。

从西非引进的蝙蝠似乎具有人的灵性。它们身上携带二百多种病毒是大自然所赐，它们并不生病，昼伏夜出，与人类少有交集。疫性爆发后，它们成为被怀疑对象，遭到大规模捕杀和化学品限制其繁殖。讽刺的是，蝙蝠却在重压下进化出超常的生殖力，致使种群大爆炸。顾雪利曾参与了对蝙蝠的不公平对待，所以当她与儿子们乘热气球消失时，“四周的蝙蝠，腾空而起，追向了热气球”，成了魔幻图景。

您对《顾雪利博士》意象和主题的感觉非常敏锐，抓住了小说的核心张力。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您提出的问题：小说核心悲剧直接源于基因编辑的“操作失误”，表达了人类基因重组等科学技术的不可靠与傲慢，以及科学技术与人性的不可靠。顾雪利夫妇作为顶尖科学家，试图扮演“造物主”，盗取祖爷爷基因以求后代长寿，这本身就是对自然法则的巨大挑战和伦理僭越。结果，技术失控导致了可怕的、违背人伦的“未老先衰”。这是对人类尖端科技，尤其是直接干预生命本源的技术的掌控能力和道德边界的强烈质疑。科学在此非但不是救赎，反而成了灾难的源头，揭示了其潜在的巨大风险和对人性的异化。

人性包括爱情、伦理、社会等的不可靠与脆弱也是故事情节包含的意蕴。 对顾雪利来说，人生结局包括爱情彻底幻灭，粉碎了她对爱情的信念，所以就有了“人们奢谈的爱情，本质上不存在”的慨叹。这揭示了人性在极端压力和诱惑下的脆弱，以及建立在才华和事业基础上的伴侣关系在灾难面前的崩塌。

盗取祖爷爷基因本身就是伦理的巨大挑战和生存困境，灾难是他们自己制造的。悲剧发生后，沈一云的出轨更是雪上加霜。顾雪利“安排”恰丽斯给沈一云，表面是“交代”，实则是绝望中她对人性，包括沈一云的需求、恰丽斯可能的慰藉作用、社会压力的妥协和利用，充满了讽刺和悲凉。

社会环境的冷酷也是悲剧因素之一。顾雪利预料沈一云在失去她和孩子后，周围的社会环境将“不容他生存”。这暗示了成功者跌落神坛后可能面临的舆论压力、道德审判、商业竞争倾轧等，揭示了社会名利场的残酷与人情冷暖。

代表理性力量的科学失控造成灾难，代表情感与社会基础的人性崩塌，两者的结合确实指向一种深刻的危机感。当人类赖以进步的工具和维系社会的基础都显得如此不可靠、充满破坏性时，整体的前途自然显得黯淡和危险。小说通过这个极端悲剧，放大了对科技伦理、人性弱点和社会异化的批判。

蝙蝠意象的寓意比较深远。小说中蝙蝠的描写尽量具有象征性和寓言色彩，并且反复出现，是小说矛盾结构中的一方，它可能是施害者即灾难的根源，同时也是受害者。“蝙蝠腾空而起，乌云一样追向热气球”的结尾画面更是充满震撼力。其寓意是多层次的， 是自然力量的复仇与审判，是大自然对人类粗暴干预的顽强抵抗和反噬。顾雪利曾参与对蝙蝠的“不公平对待”，蝙蝠群此时如“乌云”般追逐她升天的热气球，极具视觉压迫感，宛如一股来自自然界的、无声但强大的审判力量，追讨她及其人类犯下的对自然的破坏和科学傲慢的“罪孽”。

人类原罪的具象化伴随故事始终。 蝙蝠身是大自然所赐，本与人类相安无事，是人类的活动如入侵其栖息地、药物试验、捕杀打破了平衡。蝙蝠群成为人类破坏自然平衡所带来潜在危险如病毒溢出的具象化象征。它们追向热气球，象征着作为人类精英和干预自然的代表的顾雪利无法摆脱的“原罪”，如同这些病毒和愤怒的蝙蝠，始终如影随形。

蝙蝠的故事线是一个完整的生态寓言：人类因恐惧和无知破坏自然平衡 ，令自然力量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如种群爆炸、病毒溢出反抗 ，最终对人类行为发出警示或“审判”。结尾的追逐场景是这个寓言的高潮，警示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否则将面临无法预料的后果。

蝙蝠种群在人类压迫下的“爆炸性”增长，本身就是对“控制自然”企图的巨大讽刺。它们最终形成“乌云”般的力量，追向顾雪利为摆脱现实痛苦和自身罪责而试图“逃离”的热气球，象征着人类行为的失控后果最终会反噬自身，无处可逃。热气球升向天空，但蝙蝠依然能“追”上，暗示这种反噬的普遍性和必然性。蝙蝠追逐着承载绝望母亲和畸形孩子的热气球，象征着自然对破坏者的复仇与审判， 为顾雪利的个人悲剧涂抹上一层关乎整个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宏大而悲怆的宿命色彩。

结尾

“蝙蝠追热气球”是整部小说主题的升华与具象化，画面具有视觉冲击力。“乌云一样”蝙蝠群遮蔽天空，这是一幅充满象征意味的天地不仁、万物共悲的末日图景，既是顾雪利个人悲剧的终点，也是对整个人类科技文明与自然关系敲响的警钟。乌云般的蝙蝠群，既是具体的生物，更是凝聚了自然力量、人类原罪和失控后果的沉重意象。

王祖友:

谢谢许先生精彩分析！从未得到如此震撼的访谈回答！

许卓良：

十分感谢王教授！您的敏锐的文学感觉和高水平提问，促使我系统地回望了我的作品和创作历程，总结了创作经验，发现了作品中的不足，提高了对文学、社会、历史等不同维度的认知。这次访谈是一堂难得的文学创作课，再次感谢！

访谈人简介：

王祖友，男，博士，教授，博导（兼）。主要研究领域是美国文学和文学翻译。出版著作17部，曾在《外国文学》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过论文近百篇，主编、参编教材7部。完成科研项目7项。社会兼职：《《山东外语教学》编委（2011-2017）、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编委、《语言学》编委、《世界文学评论》编委、《世华文学/ World Chinese Literature》顾问、《华中语文》编委、《华文月刊》文学访谈栏目主持、张俊彪文学艺术研究会顾问。“义讲堂”（当代知识分子公益讲堂）堂主。

受访人简介：

许卓良，男，1957年生，西安人。著有文集《竹林之风》（合作）、短篇小说《远方》《窑里官司》、中篇小说《一屋病人》、长篇小说《杜兰若博士》《顾雪利博土》《杜雨生博士》《癌细胞之舞》。主编《乡党陈忠实》等文史资料18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