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门外往事》

宽襟堂

北门外往事

我的小弟永进是1960年出生的。说起来，他真是生不逢时，正好赶上了三年自然灾害的头一年。

那时候，我们全家六口人，只有父亲一人在贸易公司上班，每月四十七元工资。我们六口人都是城市户口，只能凭粮证按年龄配给粮食，到就近指定的国营粮店购买。面粉、玉米粉、小米、豆子、地瓜干——主要就是这五种，按比例搭配着买。一月一供，不能超买。那时在饭店吃饭，商店里买点心、面食，全都要粮票，光用钱是买不来的。在城里住，样样都得花钱：身上穿的衣服要用布票，吃的花生油、豆油要用油票。那是计划经济时代，

新中国底子薄，外部势力打压，全国上下勒紧腰带过苦日子，精打细算节省每一分钱搞建设，经济困难。

我和大弟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那点配给的粮食根本吃不饱。

我是五九年九月份在鲸园小学上的学。刚上学时，初年级的教室在北沟村南路边一个高台上的四间平房里，门朝南，正对着北门外生产队的菜园子。入学时已是秋天。下课铃一响，我们这帮孩子就跑进菜地里，去挖人家刚收拾完剩下的大头菜根，用削铅笔的小刀剜出仅剩那么一点点芯子来吃。还去抢丢下的菜叶子，也不洗，在身上擦两下就往嘴里塞。那时候，真是饿急了什么都吃。

父亲一看，一个月的粮票根本撑不到月底，一家人个个饿得面黄肌瘦。

那时父亲已调到威海市生资公司干物价组的负责人。北门外村的书记叫徐学春，他闺女的女婿姓谷，和我父亲在一个单位，比我父亲小一岁，我见面叫他谷大叔。谷大叔和我父亲关系非常好，他领着我父亲去他老丈人家求情，想把奶奶、母亲和我们弟兄三人转成农村户口，落在北门外村。大约是谷大叔提前做了工作，徐学春书记见面后一口就答应了。

就这样，六〇年底，我们从鲸园的青岛街搬到了北门外村，住在后藏巷九号。

那是一个小巷，一共只有两家。里面那家门朝西，住着姓卢的一户；我们家住在外边，门朝南开。进门有个小院，正面四间瓦房，院子东面有一个偏坡草厦子，茅厕在西南角上，院子西墙边还栽了一棵无花果树。房子后边有一条小河，不下雨时水很少，到后街都能迈过去。我们家西边原是一片废弃的猪圈，后来也建了两排平瓦房。巷子口有一口甜水井，一开始没有自来水的时候，周边住家的邻居都吃这口井的水。

这里比青岛街宽敞多了。

我父母住西边那一间。东边两间，一开始我和大弟永强跟奶奶睡一个炕，后来小弟永进断了奶，也跟奶奶一个炕上睡。里屋地上放着一盘石磨，炕上堆些杂物。冬天生产队分的地瓜放在炕东头，用破毯子盖着，怕冻坏了。分的白菜、萝卜就在院子里挖一个窖子，用玉米秆插上通气，用土埋起来。整个漫长的冬天，这就是我们全家要吃的菜。

我们被安排到北门外生产大队第二小队。队长叫鞠世茂，副队长是我同学袁雍顺的父亲，我们都叫他袁大爷；还有一个是我们女同学卿子的父亲，叫他丛大爷。我们家五口人全都转成了农村户口。北门外村就在圆楼以北、珍珠酒店以南，那一片全是菜园子。路北叫北沟，再往上，北山根就是古陌村了。

北门外村地处城北，平地上的地全部种菜供应市里，由国营蔬菜门市部卖；山地不多，种点地瓜、玉米，小麦很少。我们虽是农村户口，但每家都发有城市的粮证，队里分配的粮食不够，可以去粮店买，每人也是限量供应。

母亲被分到第二小队干活。妇女干一天挣六分，男的整劳力是十分。最大的好处是：分菜、分粮食先不交粮钱，只记账，到年底各小队独立核算，按全年工分计算出每个劳动日值多少钱。那时一个劳动日只值两三角钱，年头好就略多一点，不好就少一点，上下差不太多。我们小队总是村里最高的。

孩子们到了六年级以上，大一点的，放暑假时可以到队里菜园子被安排浇个水，或者帮大人往城里送菜——大人拉拖盘车，我们在边上拉边绳，一天给四分。这样我也能给家里做点补贴，也算是队里的照顾。我们家只有母亲在队里干活，挣的工分少，分的粮食和蔬菜年底要从工分所得的钱里被扣除。一年下来，总能欠队上几十元钱。

可是，起码能吃上饭了。

每年父亲单位工会有救济金，他向工会申请，总会给我们家一部分救济款，添补欠队上的钱。也就这么湊合着过下去了。

搬到北门外村住，我们家过上了不一样的生活。

善翁 单国防。20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