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如歌》五

酉者

陕北绥米县，土薄地瘦，天旱少雨就像悬在头顶的一把利剑，年年月月悬着，叫人心里发慌。地里的收成，全看老天爷赏不赏脸，风调雨顺就有一口吃的，遇上大旱，就只能熬饥荒。

一九七二年，天底下都遭大旱，北方更是闹了解放以来最厉害的荒年。陕北雨比往年少得可怜，地里的庄稼蔫得抬不起头，灾情铺天盖地。政府赶紧调粮来救，一队接一队的运粮车，过柳林、经吴堡，驶上二〇国道。闫森茂和伙伴们天天守在溪水河桥上，眼看着几分钟就过去一辆，车斗里装的是活命的粮，是全村人的指望。可车再多，粮再重，落到这干得冒烟的土地上，还是不够吃。就算平常年景，绥米的粮食也从来没够过，肚子里总缺一口饱饭。

绥米不产小麦，大米更是稀罕物，一年到头就种谷物、杂豆、洋芋，当地人统称 “杂粮”。祖祖辈辈，洋芋就是陕北人的命根子。陕北的婆姨们手巧，能把洋芋翻出几十种花样：洋芋擦擦、洋芋馍馍、洋芋丸子、洋芋凉粉，天天吃、顿顿吃，洋芋就这么养活了一代又一代人。

闫森茂天天喝小米稀饭，或是高粱稀粥，肚子灌得圆滚滚，可几泡尿一撒，饥饿立马又卷上来，饿得心慌。所以一放學，头一件事就是寻吃的，寻到一口是一口。

早春二月，春风软乎乎吹醒黄土，正是备耕的时候。闫家渠的社员们忙着搭温床育红薯苗。床底修火道，中层砌烟道，盖上石板，再覆土铺粪，然后挑皮光、形正、没病没伤的红薯做种，一排排摆整齐，盖上土。一个小队要搭四五个这样的温床。护林队砍树枝当柴烧，给温床加温。十几天工夫，红薯就冒出紫红嫩芽，早晚洒水养着，慢慢长成一簇簇小苗，再过几天就能移栽了。

育红薯苗的这些天，是闫森茂和伙伴们最快活的日子。一到晚上，他们就从家里揣上洋芋，埋进温床的热灰里烧。闫森茂用柴棍拨开灰，轻轻把洋芋放进去，再盖好灰，把火拢过来，然后躺在玉米秆上，听大队的高声喇叭唱《红灯记》。

说起这喇叭，还有一段荣光 —— 一九四七年转战陕北，夜里曾在闫家渠一户地主家住过，那院里有通山暗道，危急时能安全转移。为纪念这段历史，上级特批给闫家渠一台唱片机、一台扩音机和一只大喇叭。这份荣耀，旁村比不了。

一群娃娃围着等洋芋熟，嘴里不停念叨吃法：烧好要趁热，不能硬抓，得捧在手里来回倒，不然烫得慌；一边捧一边吹，吹凉也吹灰；差不多了就拍，拍掉灰和焦皮；再把黑皮剥净，露出金黄的瓤，那一口最香；塞进嘴里还得边吸边吹，不然能烫得人直跳。每一步都得伺候周到，这烧洋芋才吃得舒坦。

熟透的洋芋香气扑鼻，闫森茂一口气吃三个。喇叭里正播《新闻和报纸摘要》“帕巴拉格列朗杰，一个藏族的老大爷……，他听不懂，只当是热闹。他用衣角兜上剩下的，跑回家给闫守谦和胡秀芝，兴冲冲喊：“我吃美了！你们也尝尝！刚才广播里‘啪啪两截’，我听不懂，啪啪两口就吃了三个！”

胡秀芝看他一脸一身黑灰，笑得直不起腰：“看你脏成个土猴，快洗洗睡，明天还要上学。”

闫森茂舀一瓢凉水泼在脸上，清爽得很。水里映着他小小的脸，虽有疲惫，眼里却亮着对日子的念想。洗完爬上炕，梦里全是热乎的烧洋芋，还有喇叭里听不清的新词。

第二天一早，阳光从窗缝钻进来。闫森茂一骨碌爬起，胡秀芝已在灶前忙。出门时，她递过一块手帕包着的东西：“拿着，中午饿了吃，是高粱饼子。”

闫森茂攥在手里，心里暖烘烘的，点点头：“妈，我走了。”

上学路上，社员们已下地，有的赶牛耕地，有的修农具。孩子们像小鸟一样吵吵闹闹。课堂上，闫森茂使劲听讲，可饥饿一阵阵往上涌，总走神。好不容易挨到中午，他掏出高粱饼，和伙伴们坐在操场角啃。饼又干又硬，他却吃得香甜。喝完凉水，又在操场上疯跑。

下午的课漫长又难熬，铃声一响，闫森茂背起书包就往温床跑。洋芋的香气，就是他童年最踏实的快乐。

日子一天天过，红薯苗栽进地里，娃娃们的烧洋芋时光也暂告一段。可他们对生活的热望，对好日子的盼头，一点没减。在这贫瘠的黄土里，他们照样笑着、闹着、盼着，盼着有一天，能吃饱、穿暖，日子能过得亮堂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