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花白，桃花红】加拿大高校文学社2026年第10期（总第446期）小说专刊

月光如雪

导言

万沐

花，乃大地之英，杏花、桃花更承载着中国人的理想和审美。“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红杏枝头春意闹”、“人面桃花相映红”、“杏花春雨江南”、“桃花杏花红映红”……都传达出特有的美感。而“杏花村”、“桃花源”“桃花扇”，更是寄寓了前人的精神追求。杏花和桃花，在中国文化里，不仅仅象征着爱的温柔，也有政治人格的节操，更有民族气节的刚烈！

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没有桃花和杏花的春天，我们也无法想象一个没有桃花杏花意象的文学。现在中国虽然已经进入了夏天，春天的花已经凋零，但多伦多才刚刚进入春花的季节，“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杏花白、桃花红的景象给我们带来诗心，带来联想，带来回忆，也带来向往……

“春日游，杏花吹满头”、“桃花满陌千里红”，我们正走入了杏花白、桃花红的季节，也请走进杏花白、桃花红的意境，用您的五彩笔记录下您生命中美好的诗意篇章。

诚邀美友聊聊在杏花白，桃花红的季节与意境里，你的感觉与联想。

目录

1. 桃花落

万沐

2. 杏白桃红的岁月

李雪梅

3. 人间四月

刘俊民

4.过河的卒（节选）

周全

5.花事

徐迅

6.桃之夭夭

斯夫

1.桃 花 落

萬沐

（一）

英籍科学家陶华参观访问，在豳州市这个西北小城掀起了滔天巨浪。陶华教授带着她混血的儿子凯文参观了很多地方，尤其是在她读书的豳中徘徊了很久。在早春的寒风中，陪同她的主管科技的严副县长，科技局李局长一行人，浩浩荡荡杀进了豳中校园，走了两圈，陶华对严副县长说，她想一个人走走看看。严副县长一听，知道她对这里熟门熟路，也就没有客气，让陶华带着儿子去溜达，自己则去了校长办公室，一行人在那里坐着去喝茶聊天了。

学生正在上课，校园里静悄悄的，几处桃花、杏花偶尔点缀在校园里，稀稀拉拉的，当年的平房已经全部拆除，但她上学时校园里的几棵树却保留了下来。桃树、杏树长得很慢，四十年过去了，并没有长大太多，却已经显出了老态，有些枝丫已经干枯。而许多柳树已经长出了密密麻麻的枝条，全身金黄，校门口的两棵大树尤其茂密。门口的两棵大树是当年上高中时，他们班同学栽下的，她还和同学去附近的河里抬水浇灌过几次，直到那两棵树后来还了阳，长出了新枝，大家才算完成了任务。但而今，两棵都已经成了很粗很大的树了。想来夏天时节，在大门外肯定是一眼望不到校园里面的。不过，她也吃惊地发现，其中一棵的身子已经有些空心了。

这是二零二五年的三月底，陶华八七年上大学离开豳中，差不多四十年了，一切都变了！校园变了！前几年有人给她转过班上同学的照片，从几个同学的合影看，似乎成了老头老太太，听说有的同学已经去世了。而当年给她改名的张延川虽然成了著名的中外合资企业总裁，也成了省政协常委，照片上的他也已经头发花白了。

不过，校园里的宋代宝塔依然如旧，早在四十年前就说塔已经斜了，而现在依然斜着站在那里，风铃在早春的冷风中依然像过去一样发出清脆的铃声。

人变了，树也变了，都变老了。她记得在哪里看过这么一句话：“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想着自己已近年年过半百，走着走着，就不知不觉眼眶湿了。下课期间，她看到很多师弟师妹走过，着装气质已经完全不同于当年了，尽管没有“笑问客从何处来”，然而她却明显觉得自己是个外人了。

陶华教授原名叫陶花，是县城东边梨树村人，父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但陶花却格外争气，小学到中学却是一路凯歌，学习好，表现好，而且是有名的美女。即使当年穿着臃肿的棉袄棉裤，也掩盖不住青春的美丽，尤其是上高中后，竟成了县城很多浮浪子弟追逐的目标。班上有个连姓局长的儿子经常给她送电影票，并说陶花毕业后，他爸爸可以在县城帮她找工作，都每次都被她拒绝了。有人形容她肤白如梨花，面嫩似桃花，是县城一大风景。很多干部子弟尽管用尽心事接近她，但陶花表现得却很矜持。她心中的目标很清楚，就是去西安上大学，再去北京做一名科学家。

高三时，陶花觉得自己的这个名字有些土气，便征求同级最好的同学张延川的意见，张延川灵机一动，就给她改成了“陶华”。张延川是个语文天才、校园诗人，两个人是很要好的同学。记得改名后张延川还说了一句：“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说完他自己倒先红了脸。陶华不懂其中的意思，让张延川给自己写下来，张延川只写了“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几个字，陶华知道其中肯定有诈，下去问了语文老师，才知道是《诗经》中的句子，再一查，她的心也“扑通”、“扑通”跳了起来。一个十七岁的少女，在跑学校教导处和派出所改名的那几天，眼前尽是五光十色的景象。以后这个名字伴着她上西安交通大学，一直到读研究生、读博士，到最后定居英国做教授。尽管平常名字都叫格蕾丝-陶，但法律名字依然是Hua Tao，这个名字承载着她青春最美好的一段记忆，也承载着她一生的成就与艰辛，这个名字也是和地球另一端的张延川同学连在一起的。

陶华此次回国，是由她牵线一家英国在上海的电子公司LTW来豳州市设厂，她原兼任这家公司总部研究院的研究员，前年初，这家英国公司本来欲转往东南亚经营，但由于陶华教授在两地穿针引线，LTW上海分公司最后看中豳州市接近西安，用地用工又相对方便的有利条件，就在泾河沿岸落户了。陶华这次是应渭阳市外办和豳州市政府邀请前来访问的，当地政府主要是希望利用她在英国的人脉关系，为当地的招商引资进一步提供帮助。于是，她才腾出时间，回到了家乡。

估计陶华在校园里独自转悠得差不多了，副县长和科技局长及校长才迎了上来。

副县长叫严卫红，是陕南人，长相身材有些像四川女人，显得精明强干。她毕业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原在渭阳市团委任科技部长，前年调到了豳州市当副县长。她的儿子读了个三本，整天无所事事，正想出国留学，所以她一见到陶华，并没有像一般官员那样称“陶教授”，或者“陶女士”，而是热情地喊她“师姐”，这既拉近了她和陶华的关系，也让周围县政府那帮土鳖们对她羡慕不已，觉得她在英国伦敦竟然也有这么铁的关系。陶华以为这位陌生的流副县长只是客气，严卫红却在背后的县政府办公会上，绘声绘色地描绘了一番她们当年在西安读书时的密切关系，只是完全忽视了两人十岁的年龄差距。

中午饭本来由豳州中学安排到了全市最高档的泾河饭店，但陶华却坚持要去学生食堂体验一把当年的学生生活，只是没有了当年的搪瓷碗，严副县长吩咐马上安排，校长不敢怠慢，很快就从一个老师家拿到了这个古董。之后，在副县长、科技局长和校长、教导主任的陪同下，一行人在学生食堂找了一个大桌子，亲亲热热吃了一顿臊子面、羊肉泡、加肉夹馍的中午饭。很多学生瞪着奇怪的眼睛看着他们，很不明白天天出入宾馆的领导们，为啥陪着一个中老年妇女来学生食堂受这份洋罪？其实他们几个吃的，大部分是从另一个小锅里舀出来的，和同学们吃的大锅菜并不一样。而且，同学们也没注意到，泾河饭店的郭师傅也临时来帮忙了。

陶华因为是衣锦还乡，在豳州城里是很风光的，但她却觉得很累。从小生活在中国的她很清楚，这根本不是乡情，而是官员们各有私人盘算的社交。听人说，随行的科技局长是县人大王主任的女儿，毕业于长安科技大学，七、八年不到，就已经是正局级了。这怎么看都是一种火箭式的蹿升，但王主任似乎并不满足，还希望女儿能到国外去访学，进一步镀金，并极力让女儿拜自己为老师，而且还私下派了一个工程队去梨树村改造她父母的墓园，给人一种强行关系绑架的感觉。想想父母早年在她读博士的时候先后过世，尽管说起来有一个博士的女儿，但事实上，家里为了供她念书，已经穷得叮当响，都是草草下葬，任何一级父母官何曾关心过他们？而今县人大主任竟然派人给自己的父母修坟，这还不是因为自己这个英国教授的身份有了利用价值，别人才这么讨好她的吗？她尽管很反感，但也很无奈，她不得不接受王主任的“好意”。她知道，如果不接受，这类土皇上马上就会给自己难堪。况且，自己帮助介绍的英国LTW公司马上就会被从各方面为难。

为介绍这家公司来豳州，自己可是拿了五十万人民币酬劳的啊，即使不考虑自我的得失，也必须对这家公司负责，所以，当地政府的头头可是千万不能得罪的，必须想尽办法和他们周旋！

因此，尽管这个小王局长很不懂事，动不动耍小姐脾气，陪自己去学生食堂还撅着嘴不吃，表面上被众星捧月的英籍陶华教授，还必须哄着她，因为她那个有权势的爹，即使脚抖一抖，这豳州地界都会来个一级地震的。前几天清明前在梨树村给父亲俢坟，同族的人都来了，都夸她这个女儿孝顺有出息，比很多家养几个儿子还有用得多，其实，这哪里是她的主意，她是个基督徒，做这些也是违背他的信仰的，但王主任执意要这么干，工程队已经给她派来了，她就只好入乡随俗了。并要她说是自己给父母修坟，开工时，县里还派了几个人来，带了记者，说她身在海外，还能慎终追远，可见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与在海外的巨大影响。并在县电视台把她吹嘘了一番，搞得她哭笑不得。

陶华教授前几天回村子，来了很多同族的人和亲戚，她们尽管以前来往不多，但这次看到县里来了不少人，都是闻风而动，觉得自己也和衙门里关系亲近了很多。事后，陶华也在泾河饭店里招待了族人亲戚一顿。然而，这钱是不用她出的，王主任家族已经把全家前往英国的宝押在了她身上。而且还不仅仅是王家一家，王主任的亲家就是县委的黎书记，黎书记的儿子是小王局长的丈夫，正在清华大学读博士，半年前就通过她联系前往英国帝国理工大学留学的事

（二）

陶华虽然身在英国学术界，但她却是一个活跃于英国侨界的侨领，她尽管出身于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但其实为人非常精明，而且也很聪明。在中学不是学习委员，就是团干部，做人几面光，老师们喜欢她，同学们也不反对她。八七年高中应届直接考上了西安交大核物理系，和她同届的张延川虽然考上了北京政法大学，但为了和亲爱的女友陶华能在一起，最后退而求其次上了陕西师大历史系。

因为陶华没有被第一志愿的清华大学录取，已经与陶华定情的张延川并没有仰天大笑去北京，而是选择了和自己的心爱的人在一起，当他将档案设法调到西安，开学后才拿到了陕西师大的录取通知书，不过他对外说，自己不去北京是因为想吃陕西的肉夹馍，惹得周围人一片嘲笑，说着瓜怂娃没出息。

当他的父亲，水利局的张局长知道其中的原因后，气得拿起木棍在他背上狠狠地打了两棍，骂他没出息。说哪里没有肉夹馍，你去北京就没有肉夹馍吃？你明明就是个雌怂闷种，没见识。我要是当年贪图陕北的小米，今天还在沟里放羊，能有你这个哈种。老张气得一顿骂，但张延川却一句也不回，反而心里乐滋滋的。尽管背上两条木棍打过的印子迅速肿胀了起来，他却唱着“天空中虽然下着雨，我依然等着你的归期”，出门看电影去了。屋子里只剩下气得喝闷酒的老张，和正忙着给儿子准备上学行李的老伴，也就是张延川的妈妈。

老张不是本地人，他是陕北延川县人，小时候死了父母，他十几岁就走西口到了到了鄂尔多斯，开始给一个蒙古王爷家放马，但由于不小心丢了马，他逃到了通辽地区，给人放羊，但却染上了赌瘾，一次在外放羊，竟然输掉了东家的八头羊，他没办法，连夜在牧场背起铺盖卷，逃到了东北，下过煤窑，当过伐木工人，一度还当过绺子（东北话：土匪），后来听说高岗是陕北人，他头脑一发热，就参加了东北义勇军，这支军队以后成了林彪的四野。他跟上打过锦州，也打过天津城。在南下的路上由于负伤，就回到了陕北养伤。由于他已经成长为一个革命战士，伤愈后归队，被重新分配到了延安的保卫部门。解放初有一批陕北的干部被派往关中地区接管政权，老张就被派往豳州市，也就是当时的豳县，做了一名公安局的科长。那时的老张就是二十出头，勤快、能干、勇敢，但就是脾气太坏。他看上了县卫生所的李晓燕，但李晓燕却看不上他，但慑于他的权威，又不得不嫁给他。

听说李晓燕的父亲原来是陕西省的议员，解放前去了台湾，留下了女儿来不及走，在西安也备受歧视，便来到豳县，找了一个护士的工作养活自己。本来他和豳中的一个鄠县籍的毛老师在偷偷谈恋爱，但美貌的李晓燕却被老张也就是当时公安局的张科长发现了，而且一见马上就缠上了。不是今天送梨，就是明天送红枣，天天有事没事找李晓燕。有天正在上班的李晓燕被烦得不行，说我有对象了。不想张科长一听，突然脸上青筋一爆，说：“是谁？说给我听，老子日塌（灭掉）了他”，把腰间的手枪拿出来，“啪”地一下甩在医疗台上。

李晓燕吓得尖叫了起来。手中的针筒掉在地上，玻璃渣洒了一地。而另一个小护士也被吓得夺门而出，从门前的台阶上滚了下去。

李晓燕经过反复考虑，知道自己身份特殊，根本得罪不起张科长，最后只有乖乖地嫁给了他。尽管平时过得不愉快，但由于有老张的保护，李晓燕在历次的运动中基本没有受到大的冲击。但令她很不开心的就是，老张这人特别好色，经常搞女人，他口头一句话，就是“老子拿命给你们打下的幸福江山，搞个女人算什么，我在东北时候，白俄女人、日本娘们随便搞，你们这些豳州女人算个鸡毛？”以后升到公安局副局长兼刑警队队长的时候，就更加肆无忌惮了。为此，文革中曾经为此被人贴了大字报，打成走资派，还下放到帝爵沟的农场养了两年牛。大概在八零年左右，老张由于和一个被抓在看守所的女人贩子通奸，并私下放了这个女人，被公安局的副政委告发，最后调到水利局做了副局长。由于陕北人在渭阳地区势力很大，后来也因为老张工作积极，就被提成了正局长。

在老张这个家庭，家风似乎都跟了母亲，他们生了一儿一女，姐姐叫张丹丹，取山丹丹花的意思。弟弟叫张延川，自然是纪念他的老家。两个儿女都斯斯文文，待人谦恭有礼，备受周围好评。姐姐八五年上了浙江大学，弟弟文科好，体育也好，他的第一志愿报中国政法大学，就是想一旦陶华考上清华以后，自己还能继续跟她在一起。

由于豳州这个地方民风比较保守，在高中的同学尽管情窦初开，但相好的同学却不能以男女朋友相处，其实早在高一时候，陶华和张延川就心有灵犀了，他们是同一年级的文科尖子和理科尖子，互相非常欣赏。高二的时候，他们由于是学生干部，经常互相关照。张延川一个周末还跑到陶华家去玩过，但陶华的家人以为他们只是两个要好的同学而已。不过，知道内情的同学已经酸溜溜地说怪话了，而且竟然活灵活现。毕竟，陶华是这个学校最亮丽的校花，很多人心里都在惦记着她。

高三的最后一个学期，学生们进入了高考自由复习阶段，有的在家，有的在学校。一个周一的早晨，陶华约张延川去了县城北边的一个原始林区，这里林木茂密，槐花开得正好。除过周末有县城的医生教师来散步，平时只有护林人员，人烟稀少，很适合男女幽会。他们两个分头来到沟口相会，然后选择了一条偏僻的林间小径，往山沟深处走去，五月的豳州，已经进入初夏，暖风熏人。山野间开着各色各样的花，蝴蝶在头顶上飞来飞去，他们默默地在小山道上走着。在穿过一条小溪沟时，正好这边高，对面低，张延川先跳了过去，他在那边等着陶华跳，结果陶华一跳，脚下没站稳，眼看就要摔倒，张延川一拉，一下将陶华揽在了怀里。他一惊，正要推开，没想到陶华却死死地抱住了他，闭着眼，一张秀丽的脸就固定在了他的下巴底下。张延川突然感到眩晕，仿佛世界都在隐去，只看到眼前这张美丽的脸，长长的睫毛，和一头乌黑的发，随之，这两张嘴就紧紧地吻在了一起------

不知过了多久，他们才从梦幻中醒了过来。早晨的林中，静得出奇，只听到林中偶尔传来的鸟鸣，和小溪潺潺的水声。这一年是一九八七年，陶华十七岁，张延川十八岁，这对豳中的高三学生，像那个年代很多年轻人一样，完成了他们特殊的成年礼

随后，两个人继续晕晕乎乎地走着，张延川红着脸说了一句：“对不起！”陶华摇了摇头，眼眶里流出了幸福的泪水。

这是八十年代的豳州，青年男女发展到这一步，就等于将自己交给了对方。

回来的路上，他们商定了各自要填报的高考志愿，陶华很有自信心，第一志愿一定要报考清华大学核物理专业。她从初中起，就暗暗下决心，要做中国的居里夫人。张延川尽管酷爱历史，心里很想报北大历史系，但他知道，历史这个专业将来就业前景不一定好，就报中国政法大学，既可以和陶华在一起，也可以有一个好的就业出路。

这样一个早晨，在一条山路上，他们的人生起点就这样决定了。

在快走出山沟的时候，张延川又吟起了“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这次陶华已经完全理解他的意思了，将手和他紧紧地拉在了一起。

八月份，高考录取通知书在陆续发放，陶华接到的却是西安交大的入学通知，她感到很失望。紧接着，张延川的录取通知书到了，而且很快就传到了她的耳中。她更失望了，躺在炕上默默地流泪，也许她为自己的居里夫人梦碎伤心，但更可能是她为自己和张延川冒失地确立恋人关系而自责。

正当陶华在家里难过的时候，张延川骑着自行车到梨树村找她来了。他知道陶华的心事，于是就信誓旦旦向她表白，自己不去北京了，马上改自愿，就上西北大学或陕西师大。陶华没有说什么，但在张延川离开后感动得大声哭了起来。

张延川立马去了县招生办，为了顺利改志愿，他没有提上西北大学，而是直接说自己想上陕西师大。招生办主任许大飞一听，马上斥责，这不是胡来吗，你明明是全县的文科状元，为啥要从北京改到西安？张延川自然不好说心里话，只是说“我离不开陕西的肉夹馍，上陕西师大我也是为了将来回县教书。”肉夹馍的说法有点好笑，但将来回县里教书这句宏大的话语一出，可是一种不容忽视的政治正确。许大飞闻言也不敢怠慢，马上打电话找到教育局长，局长一听，沉默了一下，很快就爽快地答应了，他觉得这是宣传自己的一个好机会。

很快，县招办电话打到了陕西省招生办，八月底，县招办接到省招办意见，说北京那边已经搞定，陕西师大招办昨天调走了张延川的档案，以他的成绩，中文系、历史系可以随便挑。县招办打电话到水利局，找到了张延川，他来到招办，说自己想上历史系。

而此时，在张延川的家里，父母亲还在欢天喜地准备着儿子去北京政法大学读书的事，老张心里想，老子干公安局副局长，为了女人那点事，干了个半途而废，被人笑话，快到手的局长都泡汤了。现在儿子上了北京政法大学，将来说不定就是省公安厅的厅长，或者省高院的院长，将来公安局那帮孙子们将来还不是要求到你张爷爷头上来，哼！

想到这里，老张点上一支精装金丝猴，又就着茶几上的花生，美滋滋地喝了一口西凤，靠在沙发上轻轻地笑了起来，并下意识地在两腿中间做了一个剪刀的动作。

没想到，过了几天，三秦晚报却登出了豳州有志青年张延川不去北京中国政法大学上学，却要转档案到陕西师大，准备一辈子立足家乡讲坛，教书育人的先进事迹，并大大表扬了豳州市教育局不仅教学工作抓得好，政治思想教育也给全省教育战线树立了榜样。老张看着新送到的报纸，才知道贼种儿子完全打碎了他的梦想，他一口气堵在肚子里出不来，眼睛直冒金星，当即抡起眼前的一瓶西凤酒，将一个新买的茶几砸了一个大窟窿。等儿子一进门，猛地操起门后的一根木棍，一句话也不说，就朝着狗日的的后背给了两下，大喊：“你干的好事！”。气急败坏的老张，在他打了儿子两木棍后，自己也病倒了。

张延川并没有理会他父亲的暴怒，而是沉醉在他与陶华高考志愿破镜重圆的欣喜中。尽管脊背肿起了两道巨大的紅杠，但年轻人根本就没有把这当个啥事。只是他有些后怕，如果自己这次改自愿不成，这美丽的陶华会不会凋谢，他想起了陆游那首《钗头凤》“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的齐天悲苦，他不愿意走到哪一步去！

而现在改志愿终于成功，他为自己的重情重义竟有些自豪了起来。

张延川是个很严谨、很负责任的人，尽管没有履行任何仪式，但他觉得五月和陶华的那一吻，就是一种宣誓，一种承诺，这一辈子两个人注定就要风雨同舟了，所以，上学一定要在一起，避免出现意外，即使最后学校差点，也完全值得。前多年，两个豳中的学兄学姐听说上大学前也海盟山誓了一番，但一个在重庆大学上学，一个在华东师大上学。一开始，还有“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的浪漫，结果毕业时，在上海的学姐却和一个无锡小伙子走在了一起。而那个在重庆的学兄备受打击，本来毕业后可以回到西安一家著名的机械厂工作，但他觉得无颜见豳州父老，一气之下远走攀枝花，蓄了一头长发，并且变成了一个忧郁的诗人，很多人为他慨叹。但去年学兄却带了一个美丽的羌族姑娘回来，姑娘肤白貌美，是攀枝花钢厂党委书记的女儿，名字是四个字，叫乌云泽娜，乌云穿着美丽的民族服装，和师兄在豳州街上走来走去，一时成这个县级小城市的头号新闻。张延川想，也许这个学兄就是要让那个短胖的学姐看一下，谁赢了？但张延川却感到了一种巨大的悲哀，难道两个相爱的人最后就是争输赢吗？在他看来，自家人争斗，即使赢了，其实也是输了。张延川年纪虽小，但由于熟读历史，而且有很好的古文功底，所以他对世态人心有着比同龄人更加深入的理解，同时平日为人也非常重情重义，所以在同学中有很高的威望，也深受老师肯定。加上又是个排球健将，是很多女孩子心仪的对象，不过，张延川却一直保持着矜持，他心里早就成了一片桃花盛开的地方。

在陶华要去西安上学的前夕，张延川又去了陶华的家，下午他们去了凤凰山上散步，他们因为马上要上大学，已经不怎么在意别人的目光了，村里的人也对他们的关系猜了个七里八分，并给予肯定。

这时候的田野上的向日葵开得正盛，地里的瓜果飘香。有个陶华一个同族的哥哥黑牛还在自家瓜地招待他们吃了西瓜。他们望着远处的群山，在夕阳里漫步，说到张延川为他放弃中国政法大学，陶华感动得稀里哗啦，几次抹眼泪。她说：“延川哥，今后你去哪里，我就是去哪里。不过，我们大学毕业后，还可以一起读研究生，去到我们更理想的地方。如果你将来回豳县教中学，我就回县机械厂当技术员！”说完，两人都为此幽默的话语笑了起来。因为，那个时候交大毕业的学生，不可能回豳州的，豳州也没有那样的单位。他们听老师讲过，八零级有个学姐叫曹小梅，她就在交大留校了。本来她可以分到北京去的，但由于想到要照顾父母，就留在了西安。他们上高一的那年，曹师姐还回到学校做过一次学习经验报告。陶华当时站起来大胆提了一个问题，问她为什么不去北京，而留在了西安？曹师姐一愣，随即说了一句：“我离不开陕西的搅团！”一句话逗得全场哄堂大笑，连严肃的杨校长也哈哈大笑了起来。

他们边走边商量着去了西安交大后，是不是去找一下曹师姐，但最后的意见，还是不要贸然去找，毕竟人家在主席台上作报告，又不认识咱们，去找，人家现在是老师，如果对你来个不理不睬，咋办！不过，如果在校园无意中碰到，可以上去打个招呼。

两个豳州的青年就这么商量着、猜测着，去到西安这座大城市里该怎么接人，该怎么待物？毕竟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西安人和豳州人有太多的不同，无论说话，穿衣服，还是看人的眼神。去年，那位曹师姐看起来就自带着一股洋气，好象也有一股傲气。尽管他们都是当年全县的文理科状元，但想到已经高度西安化的优秀的曹师姐，还是觉得有很大的不自信。

太阳落山了，位于山坳上的梨树村已经是一片灯火，炊烟中的柴草味在村子上空弥漫着，陶华感到了一种深深的留恋。明天她就要离开这个村庄，去往一个被称作十三朝古都的地方，那里真是太神秘了。之前她只是往南走到永寿县的监军镇，那是她的姨家。至于西安，仅是经常听人说，在书上看过，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她感到新鲜，又有些恐惧。不过，她终究是充满信心的。她想，将来不仅要在西安学出一番成绩，还要去北京，去上海，可能还要去纽约，去伦敦，去巴黎------当然，无论去到哪里，都要和张延川在一起。

这位从小就要强又优秀的山乡姑娘，心里憋着一股子劲，她下决心一定要做出一番成绩来，对得起父母的辛苦养育，自己的优秀和美貌。

下山走到一块玉米地旁，天完全黑了，陶华走路也就更靠近了张延川，他们的手紧紧地拉在一起，张延川嗅着热风中陶华身上散发的青春体味，深深地陶醉在这乡村夜晚的爱情中。他大胆地一下将陶华拽进了玉米地，两个身子紧紧相拥，两张嘴也紧紧地吸在了一起。张延川的手像蛇一样，在陶华松松垮垮的夏装里，急速地游动了起来，他仿佛进入了山海经中那神秘的山川，又进入了一个神秘的天外世界------

回到家，已经十点多了，陶华的父母亲还在等他们吃完饭。黄瓜韭菜青葱的凉拌菜，加上一盘新麦的锅盔，他们吃起来感到分外的香。

张延川的录取通知书，估计用不了多久也要下来了，他虽然去过西安两次，但终究是匆匆而过，还是觉得那是一个很陌生的地方，他们两个同样都很珍惜离开家乡前这顿可口的晚餐。

尽管女儿上大学是件喜事，但陶华的父母却有些忧伤，因为他们觉得那是一个很遥远的地方，而且非常担心。他们想，女儿一个人出门，会不会不小心走丢？但他们却没有能力送女儿去西安。只有陶华十五岁的弟弟陶林高高兴兴，准备明天一早和延川哥两个一起去豳州车站送姐姐上大学。

第二天，天还不亮，陶华的父母已经起床为他们准备早饭了，三个年轻人吃过饭，陶华的铺盖、书包被捆在了张延川自行车的后座上。而陶林则骑车，后座上带着姐姐，沿着村中的小路去豳州长途汽车站。陶华的父母站在门口的梨树下，看着他们远去，不知不觉就红了眼眶。

到了豳州车站，张延川和陶林送陶华上车，张延川在车窗外说：“一路小心！”陶华将头伸出车窗说：“西安见！”

（三）

陶华一路小心翼翼，又满怀激情，到了西安长途汽车站，看到有西安交大的接待处。车门刚一打开，就见两个大学生举着西安交大的牌子，站上车门口喊：“有没有交大的新生？”陶华一阵高兴，马上举手说：“有，八七级，西安交大核物理系的。”于是，一个同学马上爬上汽车的行李架，另一个同学接着，把陶华的行李搬到了接待处。那里已经有几个新生了，陶华递上录取通知书，只见一个青年教师模样的人走上前来，说：“我叫康森厚，欢迎你，陶华同学！”陶华赶忙鞠了一个躬，说“谢谢您，康老师！”

十天以后，张延川收到了陕西师大的录取通知书，搭乘豳州市水利局的一辆工程车来到了西安，到了周末，他费了很大的劲从小寨出发，转了很多路车，走了不少路，找到了在交大的陶华，二人相见，自是一番惊喜，在交大食堂吃过饭，买了两张五毛钱的门票，就去兴庆公园玩了。他们开始大方地拉着手，慢慢走着，欣赏着兴庆湖里那一对对戏水的鸳鸯，憧憬着他们在这个城市里美好的未来。还兴致勃勃讲起了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故事，但说到马嵬坡时，张延川突然觉得不吉利，就打住没有往下说了。

转眼到了第二年的春天，张延川周末又跑到西安交大找陶华玩，他们刚刚走到一片樱花树旁，却见前面走来一个高个的女子，穿着运动服，手里拿着一个羽毛球拍。他们觉得眼熟，张延川突然对陶华说：“是曹小梅，曹师姐！”“噢，对，是曹师姐。”

说着就走到了眼前，陶华跨前一步，用豳州腔叫了一声“曹老师！”曹小梅愣了一下。只听陶华说：“我是豳中的，现在在交大上学，前年还听过曹老师的报告，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提问过你为啥不去北京，你说你离不开陕西的搅团。”曹小梅一听，就高兴地笑了起来，连声说：“记得！”“记得！”，又用豳州话问：“你是咱阿达的！”陶华忙说：“县城东边，梨树沟的，不知曹老师去过没有？”曹小梅说：“去过去过，小时候暑假我和我哥还去你子村里偷过梨，差点被狗咬到！”说完，又大笑了起来。曹师姐的爽朗，让两个年轻人一下放松了很多。这时曹小梅才注意到旁边的张延川，回头问他：“这位同学是哪个系的？”张延川马上回答说：“我是师大的，和陶华是同学，今天来交大玩。”并补充了一句：“我也是豳中的！”“喔，今天是个好日子，一下就遇到两个学弟学妹！”曹小梅欢快地说着，随即在手提包里摸出纸和笔，写下了家里的地址和单位的电话，说：“有事来出版社找我！”然后就挥挥手离开了。

转眼到了八九年的春季，西安全城的同学都不上课了，大家经常去新城广场集结。陶华告诫张延川，不要跟上这些人起哄，抓紧时间学习，准备考研究生。但张延川受周围环境的影响，却也参与了进去，这让陶华很不开心，觉得他还是不够成熟，看不清大势。期间陶华几次去师大张延川的宿舍找他，都没有看见。但去新城广场，发现他肯定在那里。有一次去，竟然发现他在讲台上演讲，慷慨激昂，提到了什么东汉的太学生，宋朝的陈东，以及五四运动的傅斯年，等等，等张延川走下那个被作为演讲台的凳子，陶华走上前去，一反此前的温和，变得非常愤怒，骂他：“你还有没有脑子？”“就你能？”“研究生你还要不要考？”甚至大骂：“你这个瓜种，你把自己的事搞好，再去管别的！”

见张延川不听，她摔下一句：“你后悔了，别来找我！”张延川在后面追着解释，陶华却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很快到了暑假的时候，张延川由于积极参加校外学生的活动，最后被留下来写检查，进学习班学习，而陶华放假前也没有去找她，径直一个人回了豳州。这时张延川的家里也收到了他所在学校的报告，张延川的父亲一听，暴跳如雷。坐水利局的车来西安找到他上来就是两个耳光。他本来就对张延川转档案到师大一肚子火，没有想到，此后还这么不省事。而老张从心底里恨儿子的是，他和他姐姐、母亲三个人是一个阵营，经常讽刺他的粗鲁。而且平常聊起社会的事，也和他这个老子格格不入，尤其是这个逆子自从去年联系上了他在台湾的外爷和舅舅，对他这个父亲就更是趾高气扬。而两个月前，还打电话给他，让他省点事，没想到最后惹这么大的事，几乎要被人家给开除。听说，还是学校领导发了善心，最后才给了个记过处分。

张延川本来还等着陶华来师大看自己，没想到，她竟真的和自己矛盾闹大了，假期给陶华写信，寄到交大，寄到她家里竟然都没有回音，现在没想到还被父亲狠狠地揍了一顿。想想，这些被办暑假学习班的人，其他都有人关心，而只有他自己遇到困难，就地老天荒，被人彻底遗忘了。直到八月初，母亲和姐姐才来到西安看他。一问才知道。原来为他的事，母亲生病一直在住院，到现在才稍微好了一些。

没有等到陶华的回信，张延川也是干着急，因为不许他外出，人根本就离不开学习班。第二学期开学后，继续遭到连续批评，而且学生会的干部职务也被撤了。那些昔日和他关系很密切的人，也离他远去了。女友、朋友个个都弃他而去，张延川觉得自己实实在在成了孤家寡人。他也索性赌气不在乎了，但开学一个月了，还是没有等来陶华的回音，而国庆假期，也没有任何动静，张延川终于稳不住了。于是，他决定去交大找陶华。

国庆过后的西安，天气已经比较凉了，交大校园里有很多的落叶。那天下着雨，他打着伞找到了陶华的宿舍楼下。不一会陶华出来了，但一看见他就黑了脸，问：“你不是不在乎我吗，现在找我干啥？”

张延川苦笑了一下：“我等你认领张延川的尸体呢？你有个同学叫张延川，死在小寨了，你不去认领一下，送火化场里去吗？”一句话把陶华逗笑了。不过，紧接着眼泪就哗哗流了下来。为了不让门房阿姨看笑话，她说：“出去走走！”

他们就着张延川那把雨伞，悄悄走在淅淅沥沥的秋雨中，陶华只穿了一件薄毛衣下楼，看起来有些发冷，张延川就把自己的夹克拿下来披在她身上。出了北大门，拐了一个弯，就进入了兴庆公园。他们沿着湖畔沉默着走了很久，最后到了花萼楼前，陶华才开腔了，她说：“你还在准备考研究生的课没有？”

这么一说，张延川眼泪一下就出来了，“现在哪里还有心事学这些，周周被谈话，检讨书都写不过来呢？”很明显，他一肚子委屈。不过，说完以后，他就后悔了，他觉得男子汉不应该遇到一点问题就对女孩子抱怨。

陶华又沉默了。张延川看到，很明显，她的脸上有失望，有愤怒，也有怜悯。他觉得，昔日他们并肩而行的天平已经倾斜了。

也许，她的压力太大了吧，太脆弱，经不住事情？或者我已经失去了她心目中的“上进”，她开始变心了？张延川心里默默琢磨着。此时，他突然想到了“反右”运动中，很多家庭妻离子散的悲惨故事——尽管现在他们还不是一个家庭，但是张延川却将陶华看成了一家人。

就这么走着，雨已经停了。天空中出现了太阳隐隐的影子，已经快到六点钟了，他们快步回到了校园。陶华去宿舍拿了两套碗勺，然后去西食堂吃晚饭。张延川点了一份回锅肉，两个大馒头。陶华买了一份水果沙拉，一份米饭。

这时，他们又谈起了考研究生的事，张延川说休整一下，他可以争取考西北大学周秦汉唐史的研究生，但陶华却说，西安不能待太久，应该往北京走。她说她最后决定考清华大学核物理方面的研究生，让张延川务必考北大，或者北师大方面的历史研究生，这样大家毕业后就可能留在北京的高校工作。陶华补充说，即使回西安，也有很大的选择余地。

张延川还想反驳，但见陶华目光坚定，似乎没有商量的余地。

他知道，陶华这两年功课门门90分以上，就是连政治课的成绩也没有落下。她已经拿到了一个法国人设立的奖学金，上学期就得到了人民币五百元，所以她说话格外有底气。而他去年由于在哲学课考试中随意发挥，结果没有及格。最后补考，勉强才得了65分。

由于陶华在学校一路开挂，不论三好学生，还是奖学金，似乎所有好事都能找到她，而且在大三又做了学生会的学习部长。偶尔来一下师大，对张延川也不再是以前的内敛、温柔，更多的是指导，甚至是训斥。他们出外散步到没人的地方，张延川偶尔想亲热一下，也会被她轻轻推开，骂他“就好这些！”搞得张延川很苦恼，也很伤面子，他曾觉得陶华是他精神的桃花源，然而，昔日的美好似乎正在渐渐远去。他本身是个很宽厚，但很有个性的人，面对陶华的日渐冷漠，尤其是他在学习班期间，对他不理不睬的态度，让他非常伤心。现在他的心中越来越多在这桃花源里欲留不得、欲走不能的苦恼。不过，他尽量压制自己，不往这方面去想。

他们的关系曹小梅已经知道了，但也发现两人有些忽冷忽热。有一天曹小梅正在办公室校对书稿，忽然接到了张延川的电话，说他觉得和陶华越来越说不到一起去了，曹小梅听了，感到大事不妙，觉得有责任将两人的关系拉好。于是，就约两人周末来她家里吃饭。曹小梅的先生是个四川人，做了几个四川的冷热菜，其中一个麻辣鱼让他们那个单间里充满了四川的味道，而小厨房的砂锅上还炖着一只鸡，摆在桌上的凉拌猪耳朵和凉拌牛筋，也油亮油亮的，桌角还放着好几瓶西京啤酒。曹小梅一手抱着她的女儿，一手揭开一个被罩着的搪瓷大盘，他们伸头一看，却是家乡的美食搅团，两个年轻人顿时开心地笑了。

这是九零年的一个秋日的晚上，两个豳中的师弟师妹已经在西安几年了，他们向着下一个人生目标迈进，曹小梅觉得她有责任扶他们一把，也希望两个有情人能终成眷属。在小屋子里曹小梅分享着自己过往的爱情和家庭生活，以及工作上的琐事。她说自己在恋爱过程中也因为生活习惯不同，志趣不同，两人常常生气，但最终还是走到了一起，而且越来越有稳定感。最后谈到他们研究生考试的学校，陶华坚决要去北京，而张延川还是想考西北大学的历史系，因为他觉得研究周秦汉唐的历史，在西安有地利之便，而交大的核物理研究已经很前沿了，陶华考交大肯定更有把握。但陶华却把头一偏，转过去看窗外了。还说了一句不阴不阳的话：“你看，两个鸟叽叽喳喳了一会，各飞各的了！”曹小梅老公一听，马上说：“清华大学的核物理当然更好，去北大读历史系研究生，也不影响啥子回西安做实地考察！”曹小梅也听出了意思，就决断性地说：“延川，你就考北大历史系吧，你那么好的成绩，肯定没有问题！”她知道，张延川尽管考试成绩没有那么理想，但他却是一个很有学术能力的人，截至目前，已经在省科学院的《人文杂志》上发表了两篇论文了。他不是没有考北大的能力，可能就是陕西的文科学生有一种汉唐情结，舍不得离开西安。

就这样，两个青年恋人之间的嫌隙正在弥合。他们在曹小梅家饭饱酒足，临别时还各自带了一些菜，然后就高高兴兴地离开了。他们路过后面的花园，嘴也情不自禁地吻到了一起。正好曹小梅打开后门想在阳台上休息一下，不想却发现了这一幕，她忙弯着腰跑回了屋子。她对正在桌前写东西的老公说了刚才的一幕，老公用生硬的陕西话说：“看来我今天这桌川菜嫽着哩，一下就让他们又好上了！”曹小梅不服气，说：“是我这锅搅团把他们粘到一搭去了，搅团，搅团，一觉和，就团到一块去了！”说完，两口子都开心地笑了。不想，睡在婴儿床上的女儿突然叫了一声，他们两个吓得吐了吐舌头，唯恐把女儿闹醒。小宝宝昨晚醒来，哄了很久才睡着。

时间已经到了九一年，张延川和陶华已经面临毕业分配，当然他们更期盼的是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两个人都感觉到考得不错，所以在考完以后也就特别放松，三月份还去了翠华山一趟，并在翠华山的一处民居住了一夜，当民居管理人要二人结婚证的时候，他们就说两人都是咸阳彩电的工人，出门休假，忘了带结婚证。当然一夕的旖旎缠绵，自是人生中一桩难忘的时刻。他们商量好了，一旦去了北京读书，马上就登记结婚，这样也方便互相照顾。

四月初，两人先后接到了北大、清华的面试通知，他们自然是春风得意，而且一行双栖双宿，所谓“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正是他们此刻的写照。张延川风神潇洒，陶华千娇百媚，小鸟依人。他们面试都很顺利，此时正是落红满地、杨柳依依的暮春时节。两个豳州青年走在首都的长安街上，意气风发，重拾当年高考前的豪情满怀。

本来还说要去登长城、逛颐和园，但最后这些都免了，都留给了读研究生以后的旅游计划。他们将自己的幸福和喜悦，几天几夜，尽情挥洒在了首都一家宁静的街道旅馆里。

六月的西安，天气已经很热了，毕业生分配的工作正在按计划进行，但六月底陶华已经接到了清华的正式录通知书，本来给她的留校指标，自然也就放弃了。而张延川要被分去汉中师范学院，他自然拒绝了。因为他觉得上北大研究生是肯定的事了。再说，陶华要去北京读书，他怎么可能去陕南工作呢？不想，七月九号接到通知，说鉴于他的政审不能过关，所以北大历史无法录取他入学。

接到这个通知，张延川一下就瘫在学生宿舍床上了。等了一天，他打电话给陶华，陶华下午从交大过来，脸都黑了。不过，她还是安慰张延川，让他明年再来。

好多年后，张延川才搞清楚，原来是同宿舍一个渭南的同学告了他的黑状。说当年他在新城广场是多么地活跃，又说他当年上学习班，得到记过处分的事。本来，他们学习班那批人的记过处分在学校领导的暗示下，已经统统作废了。

（四）

这年的分配，也许应了张延川早年的话语，他由于开始拒绝去汉中师范学院，最终真被分回了豳州市教育局，结果自然是去豳中教历史。

陶华去了中国最高学府读研究生，而张延川却重新回到了他的母校，担任高中历史老师。这对鸳鸯一个天上，一个地上。陶华不断鼓励安慰张延川，张延川自己也没有放下自己的学习，但现实是能不能去北京和陶华在一起，不是专业的问题，而是那年那月的那件事。如果形势没有大的变化，这依然会是一道坎。他不明白，明明自己深深地爱着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而那么点很正常的“挥斥方遒”，却给自己带来这么大麻烦！毛主席他老人家当年不是也和自己一样都是热血青年吗？

在豳中的单身宿舍里，张延川常常愁苦，但愁苦之后，心中却凝聚起了巨大的愤怒。

这年的寒假，陶华从北京回来了，在张延川的单身宿舍坐了很久，但也拿不出什么主意。早在十二月份研究生考试报名的时候，豳中不同意张延川报名参加考试，说大学生必须在当地工作三年以后，才能考虑离开的事。于是，他也就把这事暂时放下了。

但麻烦的事却又找上门来了。第二年的后半年，张延川讲课时，由于讲到庚子赔款的一个事，结果被学校告到了教务主任那里。教务主任是个老中师生，本来觉得张延川看不起他，这下却被他抓个正着，而且这是个政治性的错误，以此拿捏张延川非常容易，就不断让他写检讨，而且校长也很支持教务主任。张延川本来就觉得已经窝囊到了极点，最后他回家和父母亲商量，此时的父亲已经退休，根本没有任何办法，就又乱骂了他一顿，说他是丧门星。而母亲本来就胆小，还有高血压，说他问问台湾的舅舅，看看有没有啥办法，结果被丈夫老张一下给怼了回去。

思前想后，张延川知道公家这碗饭是没办法吃了，一咬牙，就选择了离职。他其实早已想好，想承包帝爵沟的农场，引进技术人员，培植新产品，让当地的黑酸枣打入国际市场。本来他可以停薪留职，但为了堵死退路，就选择了彻底辞职，已经想好，如果自己创业失败，就去南方打工。豳州很多青年在深圳、广州打工，工资是自己这个大学生的好几倍，何须守着这个没几颗米粒的铁饭碗呢？

想好了说干就干，他找一个开餐馆的同学担保，在银行贷了十万元，雇了七、八个农民工，自己也在农场的窑洞里安家。一个秋天，将农场一山的地平得整整齐齐，他每天一身土，一看完全就是一个地道的青年农民。过了很久，豳中那边让他回去拿信，他回去一看，有陶华的三封信，每封信都着急地催问他现在干什么，怎么不回信？还给他寄来了在清华的几张照片。他觉得陶华的风度越来越好了，完全就是一个美女学者，再看看自己的一身装束，已经完全成了一个地道的庄稼汉。看完信后，他想哭，但把哭声咽了下去。

他知道，和陶华的关系再发展下去，既不现实，最终也会害了陶华，而且自己还不得安生。于是，他就鼓起勇气给陶华写了一封信，讲了自己已经从豳中辞职，现在承包了帝爵沟的农场的事。并说估计来北京已经没有啥希望了，希望陶华寻找自己新的人生，而他可能也就终老山沟了。

张延川颤抖着写完这封信，马上就去北街的邮局里发了。他不敢等待，怕多等一分钟，自己就没有勇气发出这封信，又让这个糟糕的状态继续拖下去。

其实，他早已觉得这层关系要结束了。就像一颗病牙，留着根本不能吃饭，拔去又怕疼。现在自己天天在山里挖土，垦荒，神经已经麻木了，正是拔掉这颗牙的最佳时机。信一发出，在开着拖拉机回农场的路上，他不仅没有感到伤痛，反而有一种解脱的轻松。任凭寒冷的雪粒打在脸上，在迷茫中他有种眩晕的感觉。不过，张延川立即提醒自己，这个农场的所有重担都在自己身上，千万不要把这一切扔给别人。

过了年，阳历二月，张延川雇了一个农用汽车，从西北林学院拉回了几车黑酸枣苗。黑酸枣含有抗癌药物，据在浙江大学生物系留校任教的姐姐说，国际上对黑酸枣的药用价值正在研究，据说英国葛兰素公司正在推出有关产品。据她估计，药用价值应该很大，未来有很好的市场潜力。而且黑酸枣耐寒，在豳州地界有良好的成长条件。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之前也正是姐姐的这一番闲谈，更加重了张延川辞去教职，自我创业的决心。

当年天气暖得比较早，清明节还不到，张延川就雇了三十几个人，在全山开始植树。由于工钱高，大家干活都很认真，不到十天，半山的酸枣树已经栽种完毕。同时，又种了半山的新疆改良西瓜。到了农历四月底，张延川才忙完，去豳州大浴堂洗了一个澡，然后在一家川菜馆点了一锅麻辣鱼，还有一盘麻辣猪耳朵，一盘麻辣牛筋，又要了几瓶啤酒——他忘不了在曹小梅家那次愉快的晚餐。他想，已经几年不见了，也不知曹师姐一家都好吗？

吃完这一餐，张延川感到人轻飘飘的，这才想到应该去豳中看看有没有信，这两年通信的地址都是豳中，陶华应该来信了，她肯定也会寄到豳中来的。

到了豳中门房那里，门房老韩拿出一叠信给他，他顺手给了老韩一包烟。说了几句，就离开了。他拿出信一看，有几个同学的来信，也有陶华的一封信。

陶华的信很简单：

延川哥，来信收悉。也许命运如此，人各有志，我也不敢勉强，但愿你一切好。

附上五百块钱，就当做零花钱吧！

陶华

张延川拿着信既没有失落，也没有生气，更没有负气将五百元钱退回去，而是很平静地去邮局把钱取了。并就这邮局的柜台，简单地写了一封信，就说钱已经收到，谢谢。也请她保重。

他知道，这是陶华能给予他最大的帮助了，他辞职从县人事局拿回的补助也不过才一千二百多块钱。

张延川这下心思全部扑到了帝爵沟农场的建设上。他看着还阳过来，长得蓬蓬勃勃的黑酸枣苗，简直就像看到当年自己的论文被在学术刊物上登出来一样兴奋，而满地的西瓜藤下也结出了拳头大的西瓜，并一天一天地长大。为了西瓜的安全，张延川从五月开始，又请回来了原来的几个农工，为西瓜打尖。六月一到，为防止人偷西瓜，就在几个路口搭上了庵子（临时草棚），日夜看护，并买了两条狼狗看山。张延川几乎整夜不敢睡觉，带着狼狗在全山巡视。他有些时候暗暗笑自己，现在完全变成了一个小地主，而小地主比这些老长工们要辛苦得多。

西瓜要收成了，结果这种特殊的新疆黑皮瓜一下就火遍了豳州城。有城里的一些混混晚上骑着摩托车来偷西瓜，不仅没有占到便宜，还有一个还被几个看山的农工抓住打了一顿，小混混面对呲牙咧嘴的大狼狗，也只有磕头认罪的份。最后一瘸一拐地下山，被在沟口等候的同伴接走。这一带归泰裕派出所管，而这个派出所的所长是张延川父亲当年的手下，老张出马，所长自然帮忙，把那几个小混混交到派出所，教训了一顿。消息传出，周围的人自然不敢打张延川西瓜的主意了。

也许是时来运转，西安要办一个国际博览会，而会议秘书处有一个人是张延川当年的同学张力仁，由于会议要准备一批特优的西瓜，他便极力推荐张延川的产品，并说比大荔县的西瓜好很多。于是张延川的西瓜很快打入了这个国际殿堂。一些中亚国家来的客商也竖起了大拇指。由此，帝爵沟西瓜一下成了西安名牌，成了政府和会议的特供产品，很多暑期的会议也找上门来，一时还供不应求。等到西瓜收蔓。张延川净赚了八万多，一下子觉得头上仿佛推掉了一座大山。心里直念叨：“老天有眼”。并请人将孟子“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的名言写成了一个条幅，装裱后，又用镜框装上，恭恭敬敬挂在他农场的窑洞里，这里是他的卧室兼办公室。他今年西瓜的成功，一下成了远近的名人，很多人造访这里，三秦晚报的记者也来这里采访他，请教帝爵沟西瓜成功的秘密，窑因人名，帝爵沟的窑洞，和陕北的窑洞一样，因为张延川，一下变得神圣，并且金光闪闪了起来。

以前有人笑话他，说他当农民可能连一般的庄稼汉都不如，还联想到他从中国政法大学转档案到陕西师大，到陕西师大又被分回原籍的瓜怂行为，以至最后在豳中连个历史都教不下去，沦为豳州城的冷笑话。并得出结论说，混成这样，书也是念到狗肚子里去了。但看到，如今人家一季就赚这么多。周围的人这才惊叹，当庄稼汉也需要眼光啊！原来看不起他的豳中校长，还请他作为优秀校友回去给同学们作报告。他想，这就是当年曹师姐的待遇啊！

不过，他并没有忘了在北京读书的陶华，他写信简单介绍了一下自己的情况，并给她寄去一千元。

（五）

却说陶华在和张延川的关系明确断掉以后，病了一场。她知道张延川是个人品好、有头脑的人，但问题就是太理想主义，把自己摆到了一个不该摆的位子上。要不是当年跟上那些同学胡闹，现在肯定两个都在北京大学读书，并早就结婚了，说不定已经有孩子了。结果他却自以为是，不听劝，选择了一条危险的道路。最后两个人分手也是必然的事。

可能也是天意吧！陶华这么想。当然，这样想，她觉得自己的心里也安稳一些。

现在陶华已经是硕士研究生的第三年了，正在联系出国留学的事。刚刚收到来信，她为张延川今年的收成高兴。她本来很需要钱，张延川寄来的一千元也能解决一些问题。但是，她想到张延川这笔钱是在何等心碎、何等劳苦，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情况下赚到的，就感到心酸。她尽管工作也很辛苦，但坐在夏天有冷气、冬天有暖气的实验室和教室里，比起张延川在帝爵沟那荒无人烟的地方垦荒种地，两个人完全就生活在两个世界啊！

陶华她拿着这一千元的汇款单，一个人在实验室里泪流不止。

但她知道，这一千元必须收下。最后，她设法找到了一个贫困地区儿童援助机构，化名张华，将这一千元捐了出去。她希望这个捐款能为张延川增加福报，保佑他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两年以后，张延川的黑酸枣开始结果了，而黑酸枣素在癌症治疗方面越来越显出了巨大的市场优势。九月份黑酸枣收成后，张延川通过在陕西省卫生厅一个同学的关系，联系到了驻重庆的英国葛兰素公司。经过电话约定，张延川带了一些产品直接飞到重庆，一个叫约翰-黄的公关代表接待了他。由于约翰黄的妹夫就是豳州市人，自然这样大家的关系更加融洽。两天以后，重庆医科大学的化验分析结果出来，张延川的黑酸枣含酸枣素丰富，还比其他各地酸枣多出了两种元素，这一现象在世界各地同类产品中，目前发现的只有这一家。于是，由重庆葛兰素公司报请英国总部，将张延川的黑酸枣命名为“中国帝爵沟”牌，并希望能在此建设特供原料生产基地。几天以后，报告得到批复，

此时，中国正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全国各地掀起了热火朝天的引进外资热潮。约翰黄代表英国葛兰素公司，携大英帝国驻重庆副总领事史密斯先生立即飞赴西安，在重庆市政府外办协助下，联系上了陕西省政府外经委。

看到有外资找上门来，当地部门自然欢天喜地。很快电召渭阳市政府外经部门和豳州市政府前往西安洽谈，最后一行人乘车前往豳州市帝爵沟考察。几天以后，在豳州市政府会议室签订合约，英方葛兰素医药公司代表约翰黄和帝爵沟农场厂长张延川签字，英方注资一百万英镑，成立帝爵沟黑酸枣生产有限责任公司，张延川为中方总裁，约翰黄为英方总裁。

至此，张延川完成了他从农民到中英合资公司总裁的身份巨变，喜讯传遍了整个豳州县城，他一下成了传奇性的人物。

张延川在豳州城里租了县政府大楼的第五层全层做办公室，并买了一个奥迪作为他的坐骑。

却说张延川在帝爵沟开始打拼期间，就打动了一位姑娘的芳心。这个姑娘叫何小娟，是帝爵沟旁边石家湾村的小学教师，她毕业于豳州师范，对豳中的很多老师都了解，尤其仰慕张延川老师，有一个暑假教师培训，还听过张老师的课。何小娟觉得张老师为人亲切随和，知识丰富，很是佩服他。结果以后却听说他离职，去承包了农场，她还拉上姐姐去看过他。看到张老师一个白面书生，扛着镢头和一群农工在地里干活，满身泥土，她很是伤心。以后还给张老师送过几次烧饼、油饼，并把他的脏衣服拿到河里边洗过。不过，张延川却不为所动，他知道比他小三岁的何小娟是个好姑娘，但自己目前这样子怎么能配得上人家一个国家正式干部呢？何况，他和陶华关系尽管已经断了，但依然走不出心灵深处的那片桃花源，所以一直就在回避这事。不过。现在自己的情况有了起色，而且父母亲也一直催这事，香港都马上要收回来了，不结婚也说不过去了。但奇怪的是，自己这两年情况一好转，何小娟反而看不到人了。

想到这里，张延川有一天就买了一包儿童图书，步行了七八里路，到了石家湾何小娟教书的小学，借口说，给孩子们送些书来。何小娟自然是喜出望外，校长也热情留下他吃了饭，希望他这个大老板支持石家湾小学办学。就这样，一来二去他和何小娟的关系确定了下来。尽管这个时候，不少回乡的大学生，包括副县长的千金，还有县城里的很多女孩子都在追求他，但张延川心里却很清楚，只有何小娟这样踏实本分，要求不高的姑娘，才可能和他度过这一生。

九六年春节前，张延川和何小娟在泾河饭店举行了风光的婚礼，重庆葛兰素公司的约翰黄和英籍员工詹姆斯、渭阳市外办、现政府分管经济的县长都参加了婚礼，但更多是豳州的乡亲，大家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痛快淋漓。

张延川就是喜欢这样的气氛，因为这样他才感到踏实、安稳。而何小娟也才是他真正需要的妻子。

陶华的弟弟陶林也来参加婚礼了，他已经从西北工业大学电子工程系毕业好几年了，现在在西安四军大工作。陶林坐在一个角落里，一直黑着脸不说话。他很生气姐姐为什么和延川哥的关系最后搞坏了，张延川对他一直很关心，他也一直把当做亲哥哥看，没有想到，最后他们却劳燕分飞了。而陶华的父母亲也为他们的分手很伤心，甚至，当时他们认为陶华在北京读书，张延川完全可以去北京随便找个工作干，比如去摆个修理自行车的摊子啊，什么的。无论如何，两人都不能分开。这次陶林回到家里，说第二天要去参加延川哥的婚礼，这两位朴实的老人在陶林走后，竟悄悄地哭了起来，而且，女儿已经二十六岁了，还是单身一人，听说还要去英国读书，更让他们担心了。

不过，陶华并不觉得自己年龄有什么大的，她已经上了清华的博士，但是英国剑桥大学的留学申请已经成功，她准备退学去英国读书。剑桥大学的核能物理可是全球第一流的，陶华心中依然有她的居里夫人梦。不过，在听到张延川结婚的消息后，她还是难过了一阵子。心想，本是自己的男人，却和别人拜了花堂，而这个男人曾经对自己付出了真心。即使后来两个人关系已经结束，还几次骑着自行车来村里看她的父母。当今世上，有这种真心的男人能有几个？夜深人静，她常常辗转难眠，真觉得应该像她妈说的那样，张延川当年在北京找份临时工，两个人在一起。

不过，这一切都不可能了。

九七年的春天，陶华顺利来到了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很快，她就争取到了一笔奖学金。本来张延川想给她一些资助，但她拒绝了，觉得自己没有这个资格。

陶华在剑桥大学很快就显出了她各方面的优异，这位来自东方的美丽女性，也很快吸引了自己的导师布莱尔。布莱尔是一位三十七、八岁的优秀学者，曾获得了英国最高科学奖科普利奖章。布莱尔此前有过一次婚姻，妻子是一位风华绝代的芭蕾舞演员，两个人郎才女貌，曾是剑桥校园里的神仙眷侣。然而天妒红颜，却在留下了两个孩子后，于前几年去世。布莱尔作为青年才俊，尽管身边不乏追求者，但终难打动他，但是自从遇到陶华以后，这位明目皓齿的东方女性让他春心萌动，而陶华对研究课题超常的理解，更是令他叹服，所以更加坚定了他的追求，但陶华最初却是一种拒绝的态度，因为她没有结过婚，很难接受立即就当妈妈的生活。但最后布莱尔的一儿一女大卫和薇薇安却冲破了她的思想防线。

一次，在她生病的时候，布莱尔和两个孩子捧着鲜花来看她，两个孩子在她的病床边，一人拉着她的一只手，祝福她很快恢复康健。这让孤身一人在海外的她倍感温暖，通过以后的长期接触，她渐渐喜欢上了布莱尔一家，接受了布莱尔的求婚。读博士期间，在伦敦的一间教堂里，她接受来自上帝的祝福。九七年的四月的一天，陶华一步成为了妻子和母亲。

不过就在陶华在伦敦过上了安稳日子的时候，她的母亲却因为长期的劳作、辛苦而离世。母亲的年龄本来不大，只有五十多岁。陶华远在英伦，猝不及防，不能回来参加葬礼，在远方自是一番肝肠寸断，而这一切都交由弟弟一人应对了。

听到陶华母亲去世，张延川晚上匆匆赶了过去，送了五百块钱的奠仪，这在当地是很重的礼了。本来他还要送一万元给陶林办丧礼，但陶林拒绝了。张延川知道他们现在经济并不紧张，也就没有再勉强。这时候由于陶华已经结婚，他不想引起其他人的议论，所以也就没有出现在正式的丧礼上。

不幸的是，半年以后，陶华的父亲也去世了。

村子里的人都说，他们老两口的去世，是因为儿女太优秀了，他们是被“烧死”的，当然这是迷信的说法。了解情况的人都知道，老两口为了女儿儿子倾尽一生的心血，过分透支了身体和心力，最后却没有享到任何实际的福，只得到了一腔空洞的赞美。所以，从英国回来的陶华看到父亲冰冷的遗体和母亲已经被青草覆盖的坟墓，就觉得特别的伤心，为自己没有让父母亲过上好的生活而内疚。

陶华这次回家奔丧，已经有了五个月的身孕，张延川觉得这次再去他们家吊唁更不合适，就托人带给了陶林一千块钱。陶林讲给姐姐听，陶华含泪点了点头。她本身相约张延川见个面，但想到已经男婚女嫁，大家不见也罢，见了以后徒增尴尬和伤心。况且自己目前的情况，也不宜情绪太波动，于是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六）

几十年以后，张延川由于自己的努力和老天相助，已经成了一位著名的企业家，除了继续担任与葛兰素合资公司的总经理，还成为很多家制药企业的重要股东，并担任了省政协常委。而帝爵沟由于他的经营，也变成了集旅游、休假于一体的避暑山庄。这个昔日的荒山野岭，在夏日的习习凉风中，各处别墅灯火辉煌，仙乐飘飘，成了西兰路上的一大景观。而产于帝爵沟的黑酸枣成了灵丹妙药，包装精美，常常以颗为单位来售。很多达官贵人，常常一颗难求。都是因为经过检测，世界任何地方的黑酸枣都达不到帝爵沟黑酸枣的相关指数，帝爵沟牌黑酸枣已经成为葛兰素公司攻克癌症的“稀土”。豳州人闲聊说起张延川当年的惨状，方才醒悟，这正是老天爷要赏他黄金屋，所以才先要磨炼他。而张延川的成功，也成了很多青年人模仿的样板。

作为张延川背后的后盾，何小娟几十年来兢兢业业干着她的后勤工作。人们既没有见过她的珠光宝气，也没有见过任何的名牌加身，一直朴素得像豳州一个普通的妇女。他们的一儿一女上大学时一个去了清华，一个去了北大，最后留学，都在美国参加了工作。

而陶华在牛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进入了英国帝国理工大学任教，四十多岁时，因其在核物理方面的研究成就，拿到了由伊丽莎白女王授予的皇家奖章，但她成为居里夫人的梦想还一直在路上。不过，陶华并不是一个古板的科学家，她还在企业兼职，并经常参与华人的社区活动。不幸的是，布莱尔教授却于五年前因病去世，两个继子女已经结婚成家，她的亲生儿子也已经二十七岁了。

一年前，陶华牵线的项目终于落地豳州，这让她颇为开心。本来想借机回来看一看亲戚，如果有可能也希望儿子在中国找一个媳妇，活到现在，一个人孤零零的，她幻想，如果在豳州城里能找一个姑娘做儿媳，能在伦敦和儿子及一个中国的儿媳生活在一起，这将是她最大的安慰。

但没有想到自己一到豳州，却瞬间被官僚集团给包围了。和他们合作很可怕，但不合作，却也肯定会带来更大的麻烦。但她又一下离不开，因为有个人这次必须见一面。

二零二五年四月的一个下午，阳光和煦，陶华在弟弟陶林的安排下，来到了帝爵沟，车刚进入沟口，就看见张延川和一个中年妇女已经在那里等着，她知道那是他的太太。车子停下，张延川和何小娟快步迎了上去，张延川把太太推到前面，说：“这是小娟。”陶华忙用豳州话喊“嫂子”，何小娟则喊“陶华姐”。

晚上，何小娟就用豳州的臊子面、凉粉、御面招待陶华，陶华说，在外面很多年，没吃过这么地道的家乡饭了，回来这一段时间，好象餐馆的味道也变了很多。陶华的儿子凯文也直喊阿姨做的饭好吃。但陶华让儿子喊何小娟“舅妈”，儿子喊了一声，何小娟爽快地答应了。不过凯文又瞪大眼睛说，“为什么不叫阿姨？”何小娟看到，陶华和张延川脸上都有些尴尬。对于他们的过去，何小娟多少了解一些，知道两个人的关系不至于好同学这一步。

晚上，他们坐在外面的露台上聊天，说到张延川当年创业时的情况，陶华听着听着，一下子就泪流满面了，这越发让何小娟相信了自己的判断。

第二天一早，陶华和陶林还要回梨树村，父母亲的坟经过人大王主任的帮助，已经修好了，他们准备给父母亲再烧一次香，就要回西安了。这么一说，何小娟说，他们也要去，这一下让张延川觉得心情大好。第二天早上，由陶林开着车，不一会就到了梨树村，张延川发现他们的老屋还在。门前那颗老梨树依然浓荫蔽天，只是院子里有很多杂草，显然很久没有人住了，陶林只是偶尔回家里来看看，幸好还没有像刚来的路上，有些家院子已经荒草丛生。这些年由于很多人进城，大多数院子都荒芜了，张延川依然清晰地记着他送陶华上学的夜晚，那时候村子里灯火点点，人声犬吠，好不温馨。

凯文是基督徒，不愿意去墓地敬拜，就坐在外婆家的院子里玩手机，其他人则去山上给陶华的父母亲上坟。张延川发现，山上硷里有一处得很整齐的墓地，有水泥铺就的墓园，和围城一圈的石栏杆，而两座墓碑是当地上好的青石，而且连去墓园的这条土路都铺成了石头台阶。陶华看到父母亲这个豪华的墓园，就想，王主任这哪里是给自己的父母修坟，明明就是给他们的子女移民英国修路嘛。还有，那个精明的严副县长，也在往自己的脖子上一圈一圈套绳子。

在给自己的父母上完坟，陶华邀大家往山上走走看看，陶林说要先回屋给大家备茶，何小娟也推脱了，说自己先回屋休息，让张延川陪陪老同学在山上走走走。

这是陶华和张延川九二年冬天在豳中见面后的首次会面，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恋人，已经被都变成了别人的太太和丈夫，他们走在当年的路上，心里自有一番酸楚。虽然一切都成过去，但从两个人不时闪动的泪花来看，显然并没有觉得云淡风轻。他们走过了太多的路，心里有太多的苦，尽管现在都风光无限，但谁知道他们心中那一道道抹不平的伤痕，尤其是陶华总在自责自己背叛了爱情，但又无法面对当时的现实，一直在痛苦挣扎中艰难前行。

他们慢悠悠地走着，经过一片平地，陶华说：“这是当年黑牛哥请我们吃瓜的地方，我才知道，他前几年已经去世了，儿子在西安打工很多年也再没有回来！”很显然地荒着，在枯草中有长出了一片一片的新草，想到当年黑牛哥的热情和西瓜，两人一阵唏嘘。

他们回忆到了在交大的生活，陶华说，这次路过西安，一定要去看看曹小梅师姐。但张延川告诉她，曹师姐听说去了新西兰。当年，他农场的西瓜熟了，送了两个给曹师姐的父母，才知道她已经出国，希望下次回国我能接待她一次。

陶华说，她在德国开会期间，还见到了交大在波恩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康森厚老师。当年去交大报名，担心不知道怎样去交大，就是康老师在西安长途汽车站带着几个学生接待新生，才让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以后在交大校园里几次遇到，还和康老师打过招呼。没想到，真是有缘，有柏林开会又遇见他。康老师给她传教，使她成为了一名基督徒。听一个交大的校友说，康老师后来移民去了美国。

张延川说，康老师我就不认识了，好像曹师姐说过这么个人，是兴平的吧？

他们就这么闲聊着，由于山上空无一人，这对当年的情侣，故地重游，不知不觉手就拉到了一起。张延川觉得陶华的手还是那么细腻柔润，而陶华却觉得张延川的手明显粗糙了很多，这当然是由于他经常在农场干活的原因。不过，陶华想起他创业时一个人在帝爵沟的荒山野岭间艰难开垦，就一阵一阵地心痛。

怕其他人等得太久，他们就开始下山了，走到当年的玉米地那里，只见整个硷已经变成了一片苹果树林，他们心照不宣，向里面走了几步，然后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张延川抚摸着陶华的一头秀发，觉得还是那么柔软，不过已经有了零星的白发，但身子更加丰满，依然散发着当年的体香，他们紧紧地狂吻在一起。

山上清风徐来，苹果树叶轻轻地摇动着。陶华枕在张延川的臂弯里含着眼泪问：“延川哥，你恨我吗？”“怎么会？怎么会？几十年都过去了，一切都是命运！”张延川叹了口气，陶华含泪点点头。张延川发现，陶华的脸上的皮肤依然紧致细嫩，白里透红，真是岁月从不败美人。

又一阵山风吹过，他们掏出纸巾擦了一下脸。看着熟悉的村景，陶华一阵感伤，她马上就要回英国了，这一去，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来，再回来，恐怕也难和张延川再走这么一回了。

张延川也很伤感，他担心这恐怕就是和陶华最后一次见面了，去年他已经查出了脑瘤。不过，这个情况别人不了解，陶华更不知道。目前他正在积极治疗，但不知老天爷究竟能给他多大机会。几十年来，陶华虽然远在天边，其实一直就住在他的心里，刚刚匆匆一面，却又遥远去。

张延川走着走着就吟出了辛弃疾的诗句：“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

陶华也跟着吟诵道：“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瞬间，眼泪夺眶而出。张延川背过脸，眼泪也奔涌而出。

等到回到陶家老屋，陶林已经备好了茶水点心，何小娟也切好了水果，她发现，这两人都哭过。

（完）

主持人点评: @萬沐（ 「杏花白桃花红」主持人） 

拜读完了大作，非常感动，男主女主从中学时期的少男少女，一路写到年过半百的中年危机，个人的命运随着历史的波涛起伏，分别又相逢，无奈又默然，很能抓住读者的心，很棒[玫瑰][强]在你的虚拟世界里，竟然出现了我，还有康森厚@出山-康森厚（西交大79） ，享受了一番在现实中没有得到的待遇——被邀请去彬中演讲[呲牙][玫瑰]

巧的是，昨天开始中国央视播出了电视剧《主角》的第一集，有在仙交大拍的外景，里面说的话是“秦腔”，陕西风味很浓。

刘俊民点评: @萬沐（ 「杏花白桃花红」主持人） 谢万兄知己。春暖花开正是恋爱的季节，读万兄的《桃花落》，感慨一波三折的人生情事和拗不过的命运。还好，两人总算是成功人士，没辜负少年时的努力。

2. 杏白桃红的青春

行路人

一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延安城里，你是看不到花的。一来谁敢冒牢狱之险养资本主义的花呢？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延安作为地区首府，各种干部职工的人数就相当可观，工作单位有地委和市委机关、宾馆招待所、地市级医院、大中小学校、文联、画联、文工团、体委、报社、书店及其它日常商店、基建队、运输队，等等，不一而足。这些人觉悟高，散布各处，起了很好的示范及监督作用。

二来城小、房少、人多，纵有人胆肥，哪里有地方养花？城里的北方四合院里通常都住着若干户人家，大多数是一家人住一间房，有境遇好一点的一家人有相通的两间房。院子则是所有人家共用的。有的院子里甚至建起了小房子，一样住人。靠山的窑洞如果是单孔或小院，一般是当地人私产。如果是成行成排的规模，不论是平房还是窑洞，则必是某些大单位的家属区，比如地委大院和军分区大院，又比如延大和师范的校园。

这城里虽然没花，但城周围的山上有野花，城乡相接处也有果园、菜地，反倒是非城市户口的人家得以饱眼福。本地很多女性的名字里都有花，比如桃花、兰花，又比如当地都没有的桂花、菊花、梅花。有的名字只是顺应习俗，也有的是真的应景。

吴杏白得名就是因为出生在四月初。北方寒冷，花开略晚。一夜春雨后，满地落英，而褐色的树干上贴着的白色花朵更娇润动人。她爸爸出门，一眼看到房东院子里的杏花，就给她取了个乡土味十足的名字。那时他们的第一个家租住在城郊，她爸吴德明还是个学徒工，上班住在集体宿舍里，没有分房的资格。

二

1979年的暑假，上小学四年级的吴杏白与家属院的小朋友们一起在厂区的户外水泥台子上打乒乓球。单位活动室的乒乓球台大人用的时候，小朋友们就只能在户外打。这时她爸吴德明和同事吴光明带着一个女孩一起走过来，让她带着这个叫吴桃红的孩子一起玩。杏白爽快地答应了。

太阳毒辣，过了一会儿，小朋友们都散了。杏白看见爸爸仍然在和这个搞政工的吴叔叔聊天，不想打扰了他们的兴致，就继续与这个小眼、圆脸、背微驼的吴桃红隔着砖块垒起来的临时球网，一来一回地慢慢打。同时杏白心里也好奇：两个大人今天怎么会聊得这么开心？从平日里偶尔听到的只言片语里，好像政工吴叔叔对爸爸不好，在什么事情上总为难爸爸。吴叔叔不住在厂里，他的宿舍兼办公室一般就他一个人，这是他第一次带吴桃红来厂里，不过好像也就这一次。

吴桃红过了一会儿要去厕所，杏白就乘机走向爸爸。隔着好几米远，她听到两个男人在吹牛。

吴叔叔说，“我这女子（女儿）可厉害了，学习好，可给我长脸呢。”

爸爸说：“我这女子也可厉害了，成绩向来数一数二的，年年拿奖状。”

吴叔叔紧接着说：“我女子还写得一手好字……”

听到此，杏白大声喊：“爸，球打完了，我想回家喝水。”

杏白爸爸就起身说，“那咱回家喝水去。”

三

一晃三年过去了，吴杏白已经就读于本地重点中学的初中二年级二班。一天，班主任带着一个单眼皮、小眼睛、圆脸、粗腰身的女生介绍说：“这是新转来的同学吴桃红，大家欢迎。”

正在进入青春期的男生、女生们稀稀拉拉地鼓掌欢迎。只有吴杏白关注着这个新同学的一举一动。课间休息时，吴杏白走上去问：“我们见过，你记得吗？”

吴桃红看了她一眼，平淡地说：“记得。”

吴杏白猜想新同学一定是因为陌生而小心谨慎，就提议带着她出去认认地方，比如操场、厕所、板报、新建起来的实验楼、老师宿舍区。

回到家，杏白就把新同学的事情告诉了父母。她妈妈脱口而出：

“是吴光明的娃？你不要跟她太好。”

“为啥？”

“她爸人坏得很。”

杏白爸立刻喝止住她妈：“你别胡说！娃小呢，不懂。”

她爸回头对杏白说：“没事。”

桃红回到家也对她爸说了遇见吴杏白的事。她爸微微蹙了一下眉，只说了一句“别跟她靠得太近”就走出去了。

吴桃红和吴杏白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就小心翼翼地与对方相处，回到家都不提对方。

然而，青春期的叛逆是个奇怪的现象，大人越不让做的事情就让人越想去做。两个人在家里都是老实巴交的乖孩子，可是在学校里，她们却被日益复杂的同学关系被迫绑在了一起。

初二，男孩们开始在女孩子的抽屉里留暧昧的纸条或笔记本，让女孩子不知所措。女孩子们也开始偷偷关注男孩子以及自己的妆容。一群女孩在一起最喜欢的闲聊话题就是谁新买了一条藏蓝色的直筒裤，谁剪了个流行的日本学生头，谁的发型是有意掩盖大耳朵，谁笑的时候以手掩口来遮挡黄牙，等等。

吴桃红和吴杏白在女生里却不太合群。她俩对于“嚼舌头”一类的事情都是避而远之，难免被同学嘲笑是一家人，尤其名字也像是一家人。她俩都喜欢打乒乓球，下午自由活动时间都喜欢冲出教室去抢占乒乓球台。别看有一长排一、二十个台子，不出几分钟就被跑得快的男生抢没了。

杏白问过桃红，她的名字是谁起的，桃红说是她爷爷。她老家在延安南边的黄龙，她爷爷家对面山坡上有一片桃林。她出生在四月份桃花盛开、漫坡披红的时候。

她们两人都诧异于彼此生日只相隔几天，而且父辈的名字也像是一家人。但她们核实过了，大人的名字纯粹是巧合。吴杏白的爸爸老家在陕北神木，家里的兄弟、堂兄弟都是“明”字辈的，中间字也是德啊、思啊、崇啊之类的。而吴桃红的爸爸和爷爷是黄龙当地人，家里人名字都取得与时俱进，如光明、建设、红旗之类的。

杏白和桃红虽然因为打乒乓球而产生了友谊，但是她们从来不敢像其它好朋友那样去对方家里做客。

四

有一天，教室外面来了一个高个子、大眼睛的女生来找吴桃红。桃红喊上杏白，三个人就一起去河边聊天。这个女生叫王莉，在一中上学，逃课走过大半个城来看望桃红。她们俩以前是同学，也是好“哥们儿”。

杏白第一次在桃红的眼睛里看到了光。杏白听她们两个兴致勃勃地畅聊当年的“英勇”和现今某某某的状况，不禁好奇一中是个什么样的学校，而这两个言谈举止都有几分“小子（男孩）气”的女生曾经做出了什么样的壮举。有这么铁的“哥们儿”，桃红为什么要转校呢？

王莉和桃红似乎有一种默契，不主动说杏白想问的问题，而杏白也不好意思问。令杏白开心的是从此桃红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话多了，也有了笑容，并且时不时地怂恿杏白与她一起逃课去看体育场的比赛、去买邮局新发行的邮票、去爬山摘不知有没有主人的梨。杏白每次都很纠结，但是每次都去了。

桃红经常教杏白一些蒙骗班主任老师的借口与技巧，但是有一次她们真的被班主任抓了现行后，杏白还是老老实实地承认了错误，令桃红非常气恼。班主任念杏白是初犯、并且很诚实，没有进一步处理她，只告诫她以后凡事要先请假。

对杏白来说，诚实很重要。即使做错事，也要敢承担，否则以后就没有人敢相信你了。然而，桃红却说，你一旦认了错，别人就会揪住不放，后患无穷。无论如何，能蒙就蒙，老实人肯定吃亏。

被老师批评后，杏白果然收敛了叛逆的行为，不再愿意跟着桃红逃课。但是王莉来的次数更频繁了，因此三个人总在自由活动时间一起溜达，使得那些对杏白和桃红原来颇有微词的女生都心生忌惮，连男生也都敬而远之。

五

接下来的一年里，杏白见识了桃红的义气和淘气。如果说义气让她感动，桃红的淘气实在让杏白匪夷所思、哭笑不得。

一天午休后，杏白悠悠然地骑着自行车去学校。人行道上两个小学生边走边打闹。忽然小男孩手抓空、而小女孩则跳下了人行道。一转身间，小女孩的鼻子刚好撞到杏白的自行车右把手。杏白立刻下车，看到小女孩的鼻子撞流血了。她拿出手绢把女孩的鼻孔塞住止血，同时让女孩不要哭、也不要用力，一会儿就好了。女孩很听话，血果然也止住了。

这时一个中年男人突然跑过来，抓住杏白的胳膊：“你不能走！是你碰到我娃，万一把哪儿碰坏了呢？你要带她去医院检查一遍。”

原来刚才那个男孩一看出了事故，就飞速回去找来了大人。

杏白看着气势汹汹的男人，心里担忧起来：这人是不是要讹我？去了医院，上课就要迟到，怎么办？身上的钱够不够挂号开药？

正想着，就看到桃红一个人闷头走在人行道上。杏白喊住她：“你能不能替我请个假？我可能会迟到，也可能要误一节课。”

“没问题。”桃红答道。

杏白迟疑了一下，又悄声问：“你能陪我一起去医院吗？”

“行，没问题。”桃红毫不犹豫地说。

于是，一比三的形势就变成了二比三，杏白心里安稳下来。

一行五人见到医生时，小女孩早就像没事人一样了。医生检查后说：“没问题，上学去吧。”

杏白把身上带的二十块钱给了那个男人，说：“叔叔，你给她买点营养品吧。对不起，我们要上课去了。”

杏白用自行车带着桃红往学校赶。这段路没有警察，否则被抓住也要罚钱的。

不知为何，桃红的心情特别好，一路有说有笑的。等她们停好车来到教室门口，语文课已经上了一半。

杏白小声问：“谁喊报告？”

“我来。”桃红说。

“报————-告”，桃红用一种小丑似的声调，拖长了“报”，却以短促的“告”结束。喜剧效果十足，教室里传出哄堂大笑。

老师没有回应。

“报————-告”。又是哄堂大笑。老师仍然沉默。

“报————-告”。同学哄笑，老师沉默。

杏白觉得很尴尬。她感激桃红对她拔刀相助的义气，但是桃红现在的做法让她有些气恼，还不能表现出来。她还是第一次被老师拒之门外。这节课是语文，付老师向来很赏识她，她不想破坏了在付老师心里的形象。

杏白无奈地看了桃红一眼，说：“还是我来吧。”

她站直了，对着教室门认真地喊了一声：“报告！”

“进来！”付老师立刻回应。

杏白悄悄进去坐在自己后排的座位上，而桃红则大大咧咧地走向她第三排的位置，无视偷笑的同学。

桃红的文采很好、字体又工整，本应是语文老师的爱徒。可是付老师对桃红有些厌恶，桃红也很看不起酸腐的付老师。实际上，桃红除了体育和化学老师外，谁都不喜欢。

物理课的严老师年纪比较大，消瘦的脸和身体转动起来动作缓慢，有时显得迷茫。一次在他的课上，桃红因为插话、做鬼脸被他罚站在外面。

二班的教室这时是一间闲置的老实验室。新的实验楼落成后，这里就空出来了。而二班原来的教室已被推平，正在盖新教学楼。这间教室的旁边还有一个储物间，内部有一个双扇的大门与教室相通，现在松松垮垮地挂着铁链、上了锁。如果使劲推，门缝足以让一个人钻进钻出。学生们趴在门缝看了一眼里面落满灰尘的破旧桌椅、架子、及玻璃瓶，没人愿意进去。储物间的窗玻璃也掉了好几块，伸手进去可以打开窗框，轻松地爬进储物间。

这天户外阳光明媚，反衬得教室里有些阴暗，尤其是储物间的那面墙完全没有光进来，让教室里半边明、半边暗。

不知什么时候，桃红已经从外面翻进储物间，然后在那个大门缝里露出头来向后排同学做鬼脸。后排全体哄堂大笑，前排则回头迷惑不解地傻笑，而严老师颤巍巍地回头，什么也没发现。

严老师继续写黑板，桃红故技重施。后排又是哄堂大笑，而前排此时也明白了机巧。学生们各种遮遮掩掩的笑、闪来闪去的眼神，如唱戏般热闹，严老师无法上课就严肃地盯着学生看了足足一分钟才镇住场子。

严老师又回头边讲边写黑板，桃红这次索性从门缝里钻出来，佝偻着身子藏在后排课桌旁。严老师写黑板，桃红就像武大郎一样跑几步；严老师面向学生时，桃红就蛰伏不动。学生们像看马戏一样目光随着她偷偷转，笑得抱着肚子、擦着眼泪。

严老师恨恨地敲了敲桌子，铁青着脸走下讲台，向教室的后方走来。此时大家都低下头忍住笑，而桃红已经佝偻着身子转移到教室的前面去了。严老师转了一圈什么也没发现，又回到讲台。但是他讲不下去了，只好早早下了课。

当然这种事情是瞒不住班主任老师的。

杏白也从此对桃红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她觉得桃红这样做太过分了。一来很对不住严老师；二来桃红的作为与她平日的侠义形象很不符。桃红这样偷偷摸摸、鬼鬼祟祟地作乱作怪，实在像个小丑，不是杏白喜欢的为人处事方式。

有一天，杏白被班主任叫到办公室去谈话。老师告诫她不要跟有些行为不端的同学靠得太近，会影响她的学习。杏白很反感老师的暗中操作，觉得自己知道怎么与同学相处。

然后有一天回家，杏白妈妈说，“你班主任冯老师今天去单位找我了，说你跟着吴桃红学坏了，成绩也下降了。” 杏白对于班主任告状一事非常不屑，辩解说桃红学习挺好的，就是调皮捣蛋一些。但杏白也不想让父母担心，就刻意地跟桃红保持了一点距离。

桃红感觉到了，跟杏白说，我爸也说我被你带坏了，不许我再跟你往来。

杏白听了觉得不可思议，但也无话可说。

六

这一年里杏白也见识了王莉的桀骜不驯。王莉最常说一句话就是：“有人欺负你没？谁敢在你面前批扞（嚣张），你就给我说，我找几个哥们儿来修理他。”

杏白本来跟一两个同学不太对付，但一听王莉的话就什么都不敢说了。

王莉身材高挑，有一双很招人喜欢的大眼睛和苹果一样的圆脸蛋。但是她走路拖拉着脚，显得重心下移、体态不淑。与其他初中生不同，王莉是个行动自由、来去无踪的人。她经常提起她师父的武功如何如何，她的哥们儿如何如何，但是她绝对不会把这些人介绍给杏白认识。她有时去杏白的学校等她放学，一路陪她走回家，然后才折返回自己家。说不清为什么，王莉有一种想要保护杏白的冲动。她有时目光一扫就能看出周围有几个男生在偷看杏白。

王莉的家离杏白家更近一些，王莉就经常去杏白家，而杏白也常去王莉家。

王莉妈非常喜欢杏白。她年轻时与杏白的妈妈同在一处打过工，也见过三岁时的杏白。但是王莉妈一直没有找到正式的工作，靠摆小摊维持生计。当王莉要出门见其他朋友而她妈又不允许时，只要谎称是去杏白家，她妈就准了。于是，王莉撒这个谎就成了习惯。

有一天，杏白去王莉家时，王莉还没回来，她妈妈就邀请杏白进去坐着等。王莉妈妈先跟杏白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然后不声不响地问“前天莉莉去你们家了吗？”

杏白一听怔住了，一时无语。王莉妈一看就明白了，转了话题。等王莉回来她们独处时，杏白就正告王莉以后不要用她做挡箭牌了，因为她既不想撒谎，也不想出卖朋友。

王莉笑嘻嘻地保证，但她心里却不以为然。她是打心眼里喜欢杏白，因为杏白很单纯，一点儿也不需要戒备。可是杏白的单纯也让王莉看到了自己内心深处的幽暗与嘈杂。与杏白在一起，会让王莉心里既欢喜又自卑。

又有一次，杏白去找王莉时看到王莉妈站在门口翘望。一问才知道王莉的哥们儿来喊，王莉不顾妈妈的阻拦，执意溜出去了。杏白安慰她：“姨，你不要急。我去追她回来。”

杏白快步追去，终于在街尾转角的一处齐肩高的矮墙下找到了王莉。

“莉莉，你妈都急死了。你跟我回去。”

“你来干什么？我不回。”王莉倔强地说。

“你要去哪里？”

“跟我哥们儿耍去。”

“你哥们儿是谁？”

“这不关你事，你少管！”

“你就不想想你妈心里多难受？跟我回去吧，你妈在家等着呢。”

王莉纵身一跃就跳上了矮墙，杏白赶快抓住她的手。王莉跳到墙的另一边，一只手却被杏白紧紧抓住。

“放开我，不然我就使劲拽了。”

王莉的口气让杏白愤怒：“不放。有本事你把我胳膊拽断！”

王莉用力，杏白也用力。两人的手臂被粗粝的墙面磨来磨去，磨出了血印，滲出了血水。

杏白眼里含着泪，仍不松手。王莉忽然一发力，猛地挣脱、转身就跑。杏白站了好久才慢慢走回去。

王莉妈妈看着杏白小臂上的血印子，心疼地说：“看把你伤成啥样了？”然后又发狠到：“等她回来，我剥了她的皮给你出气！”

杏白流着眼泪说：“姨，你不要打她。我不生气，也不疼，就是没把她拉回来，心里有点难受。”

七

初三的一天桃红没来上学。放学后她在路边等着杏白路过。桃红带杏白来到河边，说她二哥死了，喝酒喝死的。

杏白很想搂一下桃红，但是却无法动弹。她和其它的女朋友都会挽着胳膊走路，但是她好像从来没有挽过桃红的胳膊。她也不知道为什么。她于是就静静地坐在桃红身旁，什么都没有说。她感觉这种时候，语言是多余的。

桃红隐约记得大哥的影子，隐约记得妈妈和爸爸吵架，隐约记得妈妈和大哥走了，隐约记得爸爸让她和二哥永远不许提起妈妈和大哥，只当他们死了。他们好像搬了一次家。

学前桃红经常一个人在家，用铅笔头描二哥的大字本。二哥沉默寡言不太搭理她，总是自己出去玩。爸爸晚饭后也常出去。但是自从她上了小学，她爸就开始指导她练字。她渴求爸爸的关注，因此每个字都认真地写，把草稿纸的正面和反面都写得满满当当的。她爸总说字是人的门面，字写得好，提拔得才快。她爸说的没错，因为字写得好，班主任老师喜欢她，任命她当学习干事，让她写黑板报、帮教后进的同学，有时候还让她帮忙改作业。

然而上了初中，一切都变了。老师们不喜欢其貌不扬还有点驼背的她，她穿的衣服也总被同学取笑。倒不是她爸爸买不起，而是什么衣服穿在她身上都显得土气。她引以为傲的一手好字也没有用武之地，学校的黑板报有高年级的学生写。她忽然发现生活如此索然无味，自己是如此的渺小和卑微。

就在她孤独无助时，有一个人站出来，吓退了作弄她的男生和女生。这个人就是王莉。

那天，桃红一推教室门，一个扫把落在她头上。那是教室里每周打扫卫生的扫把，不重，因此打不疼人。但是扫把上的尘屑落到她头发上、脸上，她本能地逃到院子里拍打。教室内外都有偷笑声。

这种恶作剧时不时在男生中发生，她是第一个遭此作弄的女生。桃红一时不知是进、还是不进教室，尴尬地站在那里。

这时，只听“刷拉”一声，王莉从腰间抽出一条铁链来，左右挥舞，嗖嗖的金属抽打空气的声音让桃红都感到害怕。王莉收了铁链系回腰间，用手指着一群围观的人说：“以后谁再敢拧玼（嚣张），看老子不削了他脑（头）”。原来这铁链就是她的腰带。

从此桃红与王莉成了哥们儿，走路勾肩搭背如男生一般，全无一丁点少女的娇羞。桃红觉得自己所有的、压抑了许久的怨气与怒气就在这住放浪形骸中得以释放。同时，她心里产生了一种莫名奇妙的感动与冲动，她想一直能搂着王莉。

这一天在她们经过时，几个男生背过去偷偷笑，还打了个口哨，王莉的英雄气概一下给激发出来，指着他们问：“笑谁呢？你们敢笑老子！活够了？”

这几个男生也不是省油的灯，双方对骂起来，话赶话就约好了架：星期天中午校园没人时，操场见。

那天的操场真的是不忍回顾，桃红想起来都后怕。王莉请不动教她武功但是也抽她、骂她的师父，却请来了她在社会上交的一群朋友，而对方男生的阵仗也不小。一场尘土横飞、身体与器械的撞击之后，操场上留下了很多的血迹。

桃红没有参与物理的碰撞，她站在一旁望风，并且怔怔地目送着一个个被架走的七仰八倒的身体。

星期一桃红不敢去学校，在冷清的集市上晃荡了一天回到家，被她爸劈头盖脸一顿暴打，骂她丢了先人的脸，说她被王莉带坏了，不许她再与一中的同学来往。她爸把她在家关了一周禁闭，同时上下活动、给她办好了转学手续。

王莉因为有武器在手，没有被暴击，但是皮肉伤是难免的。她在哥们儿家躲了一夜，不敢回家。第二天她也没去上学，夜里偷偷摸摸回到家，只听黑暗里她妈一声断喝，擀面杖朝她屁股横扫过来。好在她有心理准备，边求饶边躲避。

她知道等她妈怒气消了，就又会落泪怜惜她。孤儿寡母的日子就是这样的，她小学毕业了去学武就是为了防身，可是她能防住外人，却防不住自己的妈妈。她既害怕妈妈又心疼妈妈，就像她既想离家出走、又想回家与妈妈相守。

王莉住在人口嘈杂的二道街，她那洋娃娃一样的脸蛋儿在她小时候给她带来许多赞美，她妈把她当心肝宝贝一样。只是她很调皮，难免惹糙了她妈挨些巴掌。长大以后她学习不好，上了初中功课更是吃力，在学校里不受老师待见。同时她的美貌也给她带来很多不怀好意的觊觎。二道街上到处都是流氓二流子，也不知怎么搞的，她渐渐就混出了一帮不敢让她妈知道的哥们儿。她妈总说将来她得嫁个好男人，可是，她从来都不想嫁男人，她的朋友在她眼里都是哥们儿而已。她明白哥们儿看她的眼光与她看他们的不一样，可她需要这些哥们儿给予她的刺激、麻痹、放纵与保护，让她忘记心里的憋闷和妈妈的叹息。

桃红转学走了以后，王莉差点被开除。她妈求了班主任求校长，说了一圈儿的好话，才勉强给她保住学籍。在学校和妈妈两方的密集训导下，王莉夹着尾巴做人，老实了两个月。然而时间并没有磨去她对桃红的惦念。

八

据说周总理在1970年曾召见了延安地委领导，表达了对老区人民困苦生活的关切，以及对当地农业及工业发展的期望。当他老人家在阔别26年后，于1973年第一次返回延安时，他和越南外宾下榻的延安宾馆已建成，经他老人家亲定设计稿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也落成，而红色领导们当年在延安的四处旧居业已修整完毕，成了后来红色旅游的打卡地。六十年代末及七十年代初、中期，延安近郊及远郊建起了若干大型国营工厂，给无数年轻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当地的经济一派欣欣向荣，先于很多地方迈开了科技创新和提高生产力的步伐。

杏白的爸爸吴德明是近郊木材厂的工程师。他当年从学徒工干起，后来经选拔去外地先进厂家接受培训，回来后被提拔成技术工人。但他不满足于此，利用业余时间自学机械知识，琢磨减轻工人负担、增加生产效率的方法。在他的一系列改进初见成效后，被推荐去大学深造。学成归来后，被任命为工程师，带领一群年轻人，致力于技术革新。吴德明潜心钻研，夜以继日地工作，给厂里实现了生产自动化，并研发了新产品、设计了新机器，开拓了城乡建设所需要的各种建材市场，使厂里的效益日新月异。他设计的一系列大型流水作业系统获得了国家发明奖，省里、地区领导非常重视，有意重用他。但是吴德明生性耿直，不善言辞，尽管在工人中威望很高，但是他的风头盖过了单位领导，多少让领导有些不舒服。

吴光明与吴德明是同一年被招进厂的学徒工，吴光明因为一手好字一年之内就被领导相中去刻厂报的蜡版、写宣传栏的粉笔字。他工作勤勤恳恳，而且悟性高，宣传资料抄得多了，很快就领会了其写作的要领，深得厂长和书记的喜爱。他对领导感恩戴德，下班后跑腿打杂的事情也常做，几年后就被发展为党员，之后又被提拔为政工处处长。

当吴德明获奖被大会、小会表扬、省报、市报采访时，吴光明的职责是宣传吴德明的成绩，同时发展他加入组织。吴光明心里五味杂陈，但是他也看到了机会。

九

杏白很少有与爸爸交流的机会，爸爸妈妈说话时，总是把她支开。后来搬进了新楼房，有了分开的卧室，爸妈就把卧室的门关起来说话。

这天，杏白去厨房倒开水时，隐约听见妈妈提到了桃红的名字。她悄悄移步到卧室门口，偷听父母说话。

妈妈：听说是喝酒喝死的。

爸爸：谁说的？

妈妈：地区医院都传开了，说好好一个后生说死就死了。听说吴光明根本管不住，那娃天天跟一群混混在一起，烟不离手、酒不离口。天天胡吃海喝、烂醉如泥。听说尸体解剖开，肺里都是窟窿眼儿，肝也坏了。

爸爸：胡说了吧？这么年轻，再抽再喝也不至于把肺搞出窟窿眼儿。

妈妈：谁知道呢？我也是听人家说的。

听到这里，杏白心里一惊。原来桃红的二哥死得这么惨！还没等她移步，对话又开始了。

妈妈：你说这是不是报应？吴光明坏事干得太多了。

爸爸：按说人家死了儿子不该这么说，不过那怂真是个坏心眼子。

妈妈：就是。你说那些年他用手里的那点权给你使了多少绊子。

爸爸：唉，都过去了。现在不见面，日子清爽多了。那些年我一心想干点正事的时候，被那怂人整的心里直冒火。

妈妈：他为了政绩，几次三番地跟你做工作、要发展你入党。把你发展进去了，又每次开组织会批判你。放旁人能忍就忍了，可你就是这么个犟脾气，会上吵完，回家生气。

爸爸：我历来都是宁折不弯。那会儿被吴光明整得都不想活了。那境遇就像一根刺卡在喉咙里，难受。进，进不得；退，也退不得。

妈妈：要不是上面有指示，他肯定不想发展你。

爸爸：那怂妒忌我上报纸、得赏识。政府发给我三千块钱奖金，他眼红的不行，就跟马厂长串通一气，分了我的奖金。最后到我手上就三百块钱。

妈妈：你花了四五年的心血，没白没黑地熬，身体熬垮了才出的成果，好处倒让别人拿了。

爸爸：就是。吴光明和马厂长都是靠我的成绩才给提拔到工业局，一去就一人分了一套新修的两室一厅。他们爬上去了，回头倒踢我一脚，给上级说我没有觉悟、不堪大用。要不是后来建了分厂，上头有人点名让我当厂长，只怕我就给这哈怂整死了。

妈妈：多亏厂子效益好了，非得建分厂。

爸爸：唉，人活一世不容易。光是自己苦干，不会溜须拍马，就免不了被小人算计。不过咱们自己做人就是要堂堂正正的，要不活着还有啥意思！

妈妈：这话是对的，可你厂长当得好好的，为啥辞职呢？

爸爸：唉，没办法。我这性格当不成领导。工人再叫我“吴青天”也没有用。我自己做不来逢迎拍马的事，再加上吴光明在局里天天给我捣鼓事。在那位子上，就像架在火上烤。算了吧，我该出的力出过了，现在靠边站，就准备过“一张报纸一杯茶”的日子吧。

听到这里，杏白静止不动的腿有点麻了，她掐了掐腿，轻轻地走回自己的卧室，轻轻地关上门。然后，她就觉得鼻子酸酸的，眼眶也湿了。

十

一晃四十年过去了。一天，远在南方定居的吴杏白收到高中同学的聚会邀请。她本来对各种聚会没什么兴趣，但是她在高中的几个好朋友都要参加，她就匆匆回去了一趟。聚会中她得到了初中同学吴桃红的微信账号，只是时间紧，她没有来及与桃红见面。杏白听说吴桃红一直在打听她的下落。

高中毕业后，杏白考上了厦门的一所大学，毕业后先留校任教，后来辞职去了外企，虽然辗转了几处，但都在南方。杏白结婚生子后，工作越干越好，人也越来越忙。她妈妈病逝后，她把爸爸接到南方，因而与家乡的联系就很少了。

桃红第一年考理科落榜，第二年考文科也落榜，就上了电大。毕业后她在一家国营企业谋了个坐办公室的工作，然后就出人意料地与高中同学郭一良谈婚论嫁了。按说高中同学暗生情愫、私定终身很正常，但是他们两个在一起就引发了很多闲言碎语。

郭一良是高中男生中独一无二的存在。他说话的声音很柔和，手臂的动作也柔和。有一次劳动课清理废校舍的残余砖瓦时，他右手托一块砖，左手扶着右手腕，走过一个持铁锨干活的同学时，腰身婀娜一扭就绕过去了。碰巧看到此景的同学都忍不住偷笑。郭一良抬眼看到同学的笑，脸一下就红了。这种趣事在学生中传播很快，人人都知道他娘里娘气。

听说郭一良上了函大，毕业后当了交警。其实吴杏白大四暑假时在街上遇到了郭一良——她骑在车上，他穿着警服站在路边。两人对视，他脸红了，杏白就骑过去没有说话。当时的她不知道郭一良很快就与吴桃红结婚了，是其他同学事后告诉她的。

当杏白打开桃红的微信朋友圈后，发现她几乎认不出桃红了。现在的桃红留了分层打薄的齐肩发，人字流海与耳边的垂发修饰得脸型小了一圈。她略施粉黛、着装优雅，显得端庄而知性。杏白盯着桃红的脸看了半天，好奇桃红是拉了双眼皮呢，还是眼影用得好；因为所有图都是合照，细节看不清楚。不过杏白觉得无所谓；都什么时代了，哪样都行。

桃红组织了一个“木兰书苑”，成员是一群志同道合的女性朋友，还时不时举办专题讲座。杏白真心为桃红高兴。以杏白如今的见识，她明白桃红是同性恋，也能脑补一些桃红当年的孤独处境。她不能被人理解，还要逃避周遭的恶意，只能生活在阴暗的夹缝里。桃红与郭一良结婚一定是为了应付各自的家人，也为了掩人耳目、方便自己的地下恋情。杏白觉得桃红现在能够走出创伤，光明正大地生活是件很美好的事情。

十一

王莉没有上高中，也没有再去学校找过杏白和桃红。王莉傍晚偶尔会到杏白家来坐一坐，可是她们之间已经没有了共同话题。王莉得知杏白在高中有了新同学，交了新朋友，功课压力更大了，但是杏白立志要考上大学。看着杏白贴在书桌旁“不吃苦中苦，难为人上人”的励志座右铭，王莉心里交织着羡慕、失落和自卑，她明白她们以后会渐行渐远。

有一段时间，二道街忽然来了很多温州人，给小城带来了新潮的面料，也带来了久违的活力。城里的人家争先恐后地去扯料子、做新衣服。杏白跟着妈妈也买了布料，然后去裁缝家排队量身才，领了三周后取成衣的单子。王莉家临街的门面房租给了一对带个小孩的年轻温州商人，她和她妈则搬到院子里的杂物间暂住。

提起温州女人，王莉的语气带着一分神秘。她说那女人有一天在她午睡时，凑上来亲她的脸，她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假装熟睡、不敢醒来。杏白碰巧读过一篇关于国外同性恋的文章，就说：“她会不会是个同性恋？”

王莉听后意味深长地看着杏白，笑了笑，没有说话。杏白好心地叮嘱她：“你小心些，别跟她单独在一起。她有丈夫有孩子，你别惹上麻烦。”

王莉暧昧地笑笑，说：“她对我可好了，我想跟她学做生意。”

这是杏白和王莉最后一次见面。

杏白上大学后就与王莉彻底失联了。她放假回家也偶尔去二道街，但一次都没有偶遇过王莉。她也没有理由去敲王莉家那扇破旧的门，走进那间昏暗的、没有一件体面家具的老房子。她即便见到王莉，又能问她什么呢？

四十年后杏白回家乡聚会时，特意去了王莉家原来的街道，发现一切都不复存在了。二道街原是城区的小商小贩街，破旧而拥挤的老式院落与房屋全部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光鲜亮丽的高楼大厦和整洁宽阔的街道。杏白望着这一切心里很失落，感觉生命的一段给丢失了。那些生活在这里的人都去了哪里呢？王莉去了哪里呢？

初三那一年，杏白每天清晨跑步到王莉家，喊她起床，然后一起跑步去河边，早读一会儿，然后跑回家吃早饭、上学。晚上，杏白经常邀请王莉来她家一起写作业，帮王莉辅导功课。杏白把多余的笔记本、草稿纸、铅笔、油笔、甚至新球鞋都送给王莉，希望她没有借口不学习、不锻炼。王莉很少出去找她哥们儿了，王莉妈妈心里非常欣慰，也很感激杏白。

然而，王莉在升学考试的那一天，却没有去考场。

杏白失望透顶，感觉自己用了一年的时间想把王莉从泥沼里拉出来，眼看就要成功了，王莉却一屁股坐下去说，我就待在这里，不出去了。杏白一直不明白王莉为什么没有勇气去考试，为什么不愿上高中？王莉心里究竟怕什么？是什么力量一直拉扯着她，使她甘愿沉沦于社会的底层？

年纪大了以后，杏白逐渐理解了王莉当年的处境，不禁在心里一问再问：人心底的伤痛究竟要怎样才能治愈？人与人之间又有多少是无法交流的？她好希望能回到过去，多了解一些王莉的经历和想法。现在，她永远也找不到答案了。

主持人点评: @李雪梅(行路人）西外86 谢谢雪梅赐稿。

一万一千字的小说，叙写缜密细腻，把小女生的小心思写得丝丝入扣，把当年的环境写得真真切切，而且非常可信。杏白、桃红、 王莉性格各有特点，而个性背后各有成长环境。

杏白家教好，心细规矩，是个上进，但老实的孩子，这种人在学校受表扬，但没有“ 势力”；桃红千方百计要引人注意，可能与内心的自卑有较大关系，但 性格坚韧，仍不甘落于人后；而 王莉由于家里孤儿寡母，为保护自己，和社会上的混混走到了一起，表面上是强大，但背后肯定是巨大的辛酸，结局也必然是不好的。

其实「 杏白桃花」也可以被看成一篇社会问题小说，并以此深入分析人物命运背后的社会问题。她们行为背后固然有个人性格的原因，但想想，社会在其中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也很值得深思。

另外，「 杏白桃花」也揭示了人性中长期被忽视的丑恶的一面。一群小男生千方百计设法捉弄女生，嘲笑弱势的男生。而女生里一大部分也从小好嚼舌头，对别人评头品足。这些都是巨大的社会恶俗，中国社会就是在这一种” 平庸的恶” 中变得令人烦恼不堪。

而且，老师也似乎在家长之间，两头挑拨，你说人烦不烦？

但这就是中国那个时代的现实，日常中人们总以为这是小事，而很多作家也对此视而不见, 而形成了一种可怕的集体无意识。

但「 杏白桃红」的作者却以无情的笔触揭露了这种被忽视的恶俗，而没有象大部分写作者一样，为了追求“ 光明面“，而一味地美化将就，并对这种人性之恶涂脂抹粉。对作者这一份清醒，我是大力肯定的，而且我对那种“ 平庸之恶”也是有切肤之痛的。

还有，作者通过杏白偷听父母对话，最后将桃红的人生悲剧，切向了家庭，也带有某种哲学甚至宗教的启示意味，令人遐想。

不错，雪梅这篇小说长于心理和细节描写，所有环节都与人物形象刻画紧扣，细腻、真实、 到位。也可以看出雪梅这位陕北才女缜密的心思。

最后，我猜一下，“杏白” 这个人物形象有雪梅自己的影子。

3. 人间四月

刘俊民

新世纪初，加拿大多伦多市一个暮春周末的早晨。

“呵，又是一个艳阳天。” 阿男拉开窗帘，看着窗外院子里花已落尽绿叶正爬满枝头的杏树，情不自禁地在心里喊了一声。

“早上好。” 他边系着腰带，边走出房间，和正在厅里吃早餐的一对年轻伴侣室友打招呼。

“早，” 男的回应道，“心情不错啊。”

“嗯，晴空万里。”

“你这几个周末心情都不错啊。”

“是吗？”阿男以问代答，低头打开冰箱，拿出两片面包。

“是啊，” 女的接口道，“看你一到周末就打扮起来，有女朋友啦？”

“算是吧，” 阿男搪塞道。用塑料食品袋装好面包片，揣进外衣口袋里。心烦那女的拐弯抹角打听他的私事。从前跟老外做室友，就不需要应付这种烦人的问题。好在天高气爽，心情够爽。

“天好心情就好，是吧？” 女的又补上一句。

“心情好天就好，” 阿男回道。走到门口，穿上皮鞋，从挂衣橱里取出外套，随手从鞋架上拿上两份免费的中文小报，说声“你们慢吃。再见。” 紧忙开门出去，生怕女的让他把女朋友带来看看。这个老传统最让阿男受不了，我找女友，带给你们看算什么事？

表面上，阿男给人的印像文静可亲。一米七四的个头（因没过一米七五，总在比他矮的朋友面前说自己是半个残废），白净脸，稍瘦削，一身衣服干净利落，看上去就像个读书人。那个时候，大部分大陆来的技术移民都带着一身书气。阿男也不例外，不过虽然看上去书生，心眼还是蛮活的。

这是阿男自己以为的，杏花可不这么说。杏花是阿男前女友，总说阿男耍小聪明，阿男辩解说那叫智慧。想到杏花，阿男不免一阵心酸。转念又想杏花谢了还有桃花，天涯无处无芳草。再说，整天和那一对不比自己大多少的伴侣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阿男心里也是满满的寂寞。可他还是想证明给杏花看看他的智慧。这段时间，他就在做着别具一格的赚钱生意。今天，自然也是计划好的。

刚走出门，就看见不远处放着一个附近西人超市的购物车。嗨，总是有那么些人把商场的购物车当私家车，装满货物顺手就推回家，卸完货又当一次性用品一甩手扔到路边。难怪有的超市最近开始在周边加装铁杆，用来拦住购物车。

阿男一边推着购物车朝路过的超市走去，一边纳闷着第三世界的人为什么要干这种事。“第三世界”这个词还真贴切，典型特征、典型心态都给概括出来了。前两天有个国会议员还在抱怨说，加拿大有点第三世界的味道了。这就叫多元文化吧。

阿男把购物车送回超市后到了车站。早了点，车站空空无人。也好，早出来总比在屋里被女人追问女朋友舒服。阿男一感到舒服，就哼起了歌谣。喔喂--，冷风轻轻吹动发梢，大衣里的人儿呀，在冷风中瑟瑟飘摇。边哼边想到国内网上最近很多人赞美这个时节是“人间四月天”，可多伦多的四月天在哪呢？

又来了个等车的，同胞。没进候车棚，在外边自顾自地掏出一包烟，取出一支点上，吸上一口，随手将那根夹在拇指和食指间还冒着青烟的火柴棍弹了出去。箭一样窜出去的火柴棍一坠地，便被一只新来的脚踩住，女人的脚。从鞋子上精致的花纹看去，应该是南亚人，她们总是很传统地守着自己的花纹。抬眼往上看去，宽大的衣袍，别致的头巾， 还有额头中间永远的一个红点。

不知不觉中等车的人多了起来。阿男看看表，车快到了，便从车棚里走了出来。两个学生模样的人主动跟他打招呼，他漫不经心地回应着。两个学生不像油头粉面开高档车的公子哥，估计是靠自己打工挣学费或生活费的。爹妈能凑够来的钱已经不容易了，打打工也是个锻炼，还提前接触了社会。

正想着，一个学生朝他直努嘴。阿男顺着努嘴的方向看到了那个吸烟的同胞。你看，烟头就往地上那么一扔，太不文明。接着又说，中国人就是不文明。阿男本来没什么，可一听他说“中国人不文明”便不以为然，心想你不是中国人咋地?

车来了。等车的人呼啦一下排起队来，连领着孩子的也排在队伍中。惟独那两个学生，噌噌冲到车的前门口。站在最前的是个小学生，背了个大书包，本来上车就挺吃力的，让那两个学生一挤，两只脚刚踏上车梯，身子便直往后仰。

排队的人一片哗然，只见那个抽烟的人上前一顿呵斥，阻止了两个学生。小学生身后的一名女子帮着他上去，然后队伍开始向前移动。两个学生似乎很没趣却也蛮不在乎地晃到后边。阿男坐下后从车窗看出去，排在队伍最后的那个吸烟的让两个学生排到了自己前边。

车子启动，阿男匆忙翻着带来的中文小报。翻到超市广告后，开始认真琢磨起来。大上周去的是北约克的荣荣超市，上周去了士嘉堡的鼎峰超市，今天打算去万锦市的万泰超市。据他了解，万锦那边的华人似乎收入高些，有不少港人的超市，还有新近从温哥华来的台湾人的大统华。看广告，万泰今天的特价很有吸引力，人一定不会少了。主意一定，从兜里掏出面包，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一边看小报上讲金岳霖如何迷恋上已经与梁思成结婚的林徽因。想着结婚的女人是不是更有魅力，要不怎么都喜欢出墙红杏。嗯？有说林徽因红杏出墙吗？

换了一次车，用了将近1小时，终于到了位于万锦的万泰超市。车停稳之前，阿男收起了手上正在看的小报，扫了一眼放在腿上的另一份小报，头版的一个标题跳入眼帘：大陆留学生替黑道传播假钞，副标题好像是提醒人们小心一类的老生常谈。这种东西在阿男眼里已经见怪不怪，但他还是边下车边喃喃自语，说这些学生赚什么钱不好，非要做这种害人的勾当。

一下车，阿男就迫不及待地隔着马路眺望对面的万泰超市，看到超市前的广场上已经停满了车，乘坐公车的人也在络绎不绝地涌来。暗叫一声好，阿男加快脚步，穿过马路，朝万泰超市走去。

一看“万”字头，就知道是个家族生意，一定是福建移民开的。这几年，随着大陆移民的迅猛增加，多伦多原先的那些由老广东、越南华人及港人经营的小超市，不论在货物品种、经营规模、环境及服务态度上，都无法适应被国内的大型超市、热情态度宠惯出来的大陆新移民的需求。

据说为了在海外创业，福建人内部有一套集资机制和互助借款程序，有利于集资做大生意。如今赶上大陆移民人口迅猛增长，生活基本需求巨大，福建人的大型超市应运而生，且从老唐人街向华人新的聚居区进军，原先那些阿男熟悉的小超市正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新型超市商品很丰富。虽然样数和数量远远比不上国内的超市，但来自天南地北的地方特色齐全。广东香港风味自不必说，还有东北哈尔滨红肠，沈阳酸菜，大连海带虾皮蛰头，关内天津大麻花，北京六必居系列，贵州老干妈品牌，云南米线，江西的米粉，四川榨菜和酸菜，重庆皮蛋怪味豆，山西老陈醋，陕西大枣蚕豆，广西桂圆罗汉果，浙江西湖藕粉绍兴黄酒，上海面筋年糕小白菜，宁波黄鱼，武汉武昌鱼，什么梅菜、冬笋、兴安木耳、郫县豆瓣，简直是应有尽有，不管你来自那个省市，几乎都可以找到家乡特产。这样的超市本来就会吸引顾客，何况每周还有打折，那些天天盯着打折的移民们自然是哪里便宜哪里去。有人甚至为省一两毛钱，会开车多跑好几里地。

阿男脚不停步地穿过马路进入超市地盘。他先是站在广场外边仔细打量着停车场的环境，看着司机们找停车位也是一种乐趣。赶巧的车子一进来就碰上空位，不赶巧的司机就像没头苍蝇似地转悠，不是转成圆圈，就是转出一个S形。有耐性的司机瞄准一排车后，就停在那里守株待兔。阿男比较欣赏另一类司机，先张望是否有人推着购物车出来，然后马上驱车紧跟，一见对方用遥控器点开了车，立即拨亮左转或右转信号灯，先用车灯占住车位。

不过，今天阿男可没时间欣赏这些，他打量好停车场的情况后，就奔向存放购物车的亭子。亭子都在停车场中间，共有3个。虽然不算少，但不论是乘公车来的，还是自己驾车来的，购物车存放处设的位置对他们都不方便。这就是机会呀。

阿男走到存放购物车的亭子后，检查了一下，确定需要用一元的硬币取车。这里的人果然有钱哈，别处两毛五，这儿是一块。他掏出一枚上边浮着一只水鸭的铜黄色硬币，塞进硬币孔内，扣锁弹开，他用力将车拽了出来。

阿男推着车，并没有进超市，而是在停车场转悠。一边转悠一边四处张望着，眼睛仔细扫视着刚从车里出来，或者刚从车站走来的人。虽然这不是头一次了，可阿男推着车子向对面来的人走去时，心里还是不免有些忐忑，面部肌肉有些紧张。这不行，阿男暗暗训斥着自己。这让人看上去，像做错了什么事似地，生意怎么做啊。

对面的人越来越近。本来还有点惶惶然的阿男精神一抖，推着车子迎面而去。看清楚了，是对老年夫妇，约莫有60多岁的样子。阿男略略顿了一下，掂量着老人家的钱挣还是不挣。其实也没什么，老人家的子女要是没个十万八万的年收入，他们也来不了。再说这点小钱对他们也算不上什么。这么想着，阿男就昂起头来，推着购物车从老夫妇身旁走过，还十分友好地朝老人家做了个亲切的微笑。

越过老夫妇后，阿男又折转过来，跟在了他们的身后。

“你好，大叔。” 待走到两人身旁时，阿男主动打招呼。

“哎，你好。” 男的笑了笑先答腔。

“今天好多东西打折呀，” 阿男又说。

“是，是，” 男的抬起手晃了一晃，是份小报。“这里头有广告。

“还是您有经验啊，” 阿男恭维起来。

“哪里，哪里，” 男的咧嘴一笑，“都是女儿教的。”

“是啊，能省一分省一分嘛，” 阿男附和着。“头一次来这儿？”

“是，是。”

“用车子不？我刚用完车，正好你们可以用，省得去取了，那个锁打开可费劲了。”

“好呀，谢谢，谢谢你啦。” 女的看到这小伙子这么心善，一边说着谢谢，一边取出一块钱给了阿男。

“两块钱，阿姨。”

“哦，这儿的车子要两块呀？” 女的其实并不是真的问，只是在掏钱这阵工夫边问边给掏钱腾出点时间。“哪，两块，小伙子，谢谢你。”

“谢谢，谢谢。再见啦，阿姨，大叔。”

阿男装出着急的样子匆匆离开，手使劲捏着银白色硬币，感觉那只熊很有温度。

阿男没有离开。他拐了一个大弯，走向另一个存车棚。他把刚到手的两元硬币放到右边的口袋，然后，从左边的口袋掏出一元硬币，又打开了一辆购物车，走向另一个方位继续寻觅他的猎物。

很快，看到一个单身男青年在他前面走。他从后边追了上去。

“喂，要车不？”

小伙子回头看他，犹豫着。

“拿着，我懒得过去还车，” 阿男把车塞进青年手里，“两块钱。”

看不出小伙子在想什么，犹豫了一下，还是顺从地从口袋里掏出两个一块钱硬币给了阿男，然后顺从地推着车走了。

阿男把两枚金黄色一元硬币往上一抛，接住后赶紧放进右边的兜里，又从左边的兜里掏出一个一元硬币，走向下一个购物车。

阿男站在一辆宝马车旁边，仔细端量着车。司机还没出来，后门先开了，先露出一双修长的腿。腿一出车门就吸引了阿男的目光，哇，人间四月天。然后是金色长发，长发甩动时，露出一幅出水芙蓉般的容貌。高高的鼻梁一下子就拽住了阿男的视线，四月天里的西施啊。

“你好，靓女，” 阿男问候小姐。

“嗯，” 小姐冷淡地回了一声，看也没看他一眼。

“你应该等男士给你开门才对，” 阿男可受不了这样的傲慢，想着折磨她一下。“怎么自己先出来了？”

“管你什么事？” 女的也不示弱，斜着眼瞥了阿男一下说。

“大哥，你好。” 阿男没再理小姐，见司机出来，赶紧笑脸相应。

“你好？” 司机莫名其妙但也礼貌地回了问候。

“哟哟，你这车子是新款哪，太漂亮了。”

“啊，呵呵，新款，多伦多刚来货，” 司机嘴咧得很大，“你也喜欢这个款式？”

“太喜欢了，特别是新增加的那几个功能。” 阿男哪里知道什么功能，只是顺口胡诌。

“没错。这个引擎简直就是一级方程式赛车的仿制品，转数高达9000，零加速至100公里只要4.7秒。4.7秒，10缸，500匹马力，懂吗？绝无仅有，老弟。我就是冲这才把旧宝马给换了，” 司机嘴咧得更大了。

那边，美丽的小姐站在车旁边没趣地左转身右转身地晃着，好像车展会上的广告女郎。阿男心里有数，但凡这么漂亮的小姐自己下车，那她准得迁就着男的。

“我真羡慕你呀，大哥，” 阿男准备脱手车子了，“香车美女，人生何求啊。”

“哈哈哈，老弟，慢慢来，有你的。哈哈哈”

“托大哥的福啦。要车不？”

“好，好，不错，你还服务上门啦。够意思，” 司机高兴得随手拽出一张5元钞票，“哪。”

“哦，哦，别这样。” 阿男有点不知所措。

“这算啥呀，老弟，一杯咖啡的钱，别客气。” 说着，司机推着购物车走了。美丽女郎紧忙跟了上去，还没忘记回头瞪了阿男一眼。阿男挥动着5元钞票对小姐说了声谢谢，然后一个飞吻。5元哪，对阿男来说，买四个中杯咖啡还剩不少零头呢。

十分钟不到，就到手了2元、2元、5元，等于9元，去掉成本3元，净赚6元钱。哇，好生意啊。今天天气果然好。阿男有些兴奋了。兴奋了好。运动员上场，就怕不兴奋。问题是阿男有点太兴奋了，这简直出乎意料。今天这钱怎么就这么好来呢？这儿的人多给一块钱都不在乎？

上次在士嘉堡那个超市，不过就多给7毛5嘛，你看那些人，发现后，非得要我还了那7毛5不可。7毛5算什么？我的服务难道是免费的？把车子推到你面前你多给7毛5不值得吗？给小费至少也得给个一块吧。加拿大哪有免费的午餐。

更可气的是有人说他骗人。这怎么讲？把车给你送到眼前，你不也挺高兴的嘛。你说你为了那7毛5，大老远地又跑回来跟我吵架，你累不？要回7毛5又能怎地？汽油钱花了多少？怎么一出国就变成这样了，恨不得一个铜板劈成两半花。

咳，你说要是碰上这样的人，还真不大可能有人间四月天呢。甭想那么多了，赶紧干活吧。有多少人等着我服务啊，阿男觉得自己很理直气壮，口齿伶俐着。他鼓舞着自己，继续从左兜里掏出一元硬币，走向下一个购物车。

阿男把购物车拽出来，四下看看，来超市的人络绎不绝，今天可是有生意了。心里这么想着，眼睛却在无意间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那身影是那么眼熟而又陌生，看得阿男一时之间竟怔怔地发呆。好一阵子，阿男才缓过神来，仔细地看着那身影一步步向前挪动着。

只见一位老人肩上搭着一堆塑料袋。是几个装满菜的塑料袋扎在一起，前后均匀着搭在肩上，步履艰难地从超市走出来。老人每走一步都显得很吃力，本来可能就已很弯的腰，在袋子的重压下更深地弓起来，一颠一颤地像快要失去复原能力的弹簧，仿佛听得见刺耳的锈蚀拉裂声。远远地看过去，就像当年从山东漂洋过海闯关东的人。男人女人，老人孩子都是这个样子，胸前一个大包，背后一个大包，满载全部的家当，逃出无法生活的家园，到东北投亲靠友，追求移民后重建家园的梦想。

今天，虽然人们移民加拿大也有着父辈移民东北的梦想，但是，他们已经是用飞机用集装箱转移他们富有的家当了。在这样一个以车代步的大都市里，突然间看到在国内都难得一见的旧日情景。在停满各种车辆的超市门前，在有些人可以把购物车推到家门口的环境里，老人宁愿肩驮重负，以与环境格格不入的方式展示自食其力的精神。这样扎眼的情景令阿男的眼睛湿了，心跳也快了。

阿男不会说老人在异国他乡用这样古老的方式给中国人丢脸的，不会的。这是中国老人来到加拿大后可以驮运如此之多东西的一种选择。还能怎么解释呢？谁都有选择自己生存方式的权利，不论这个方式多么陈旧多么落后，尤其当这个方式是父辈们的选择时。

阿男推起车子向老人跑去。

“大叔，您好。”

“好，好。”老人转过脸来，吃力地笑了笑说。

“来，大叔，把东西放到车子上，我帮您推到车站。”

“不用，这么远点的路，一会就走到了。”老人喘着气说，不想麻烦年轻人。

“来吧，看您这些东西还不轻哪，省点力。”

“嘿嘿，那就麻烦你了。”老人不好意思地笑着说。

“这有什么麻烦的，举手之劳。”

“那就谢谢你啦。”

“不用，大叔，看您客气的。是来探亲的吧？”

“啊，先是探亲，现在正在办移民。”

“呵，办了移民就好啦。”

“有什么好的，移了民就是遭罪来了。”

“哪里哪里，和子女在一起多幸福啊。”

“小伙子，你不知道这当父母的过来后是什么情况啊。”

“有什么情况？不适应这边的生活环境吧？”

“那倒是次要的，咳，家家都有难念的经啊。”

“很闷是不是？我听说老人来到后，到哪里都不方便，也没人说话。”

老人肩上没有了重负，可阿男感觉老人心里的压力更大。

“您是来儿子家还是女儿家？”

“女儿家就好咯，个不争气的臭小子。”阿男的问题就像捅了马蜂窝一样，把老人的脸给问得有些青筋出来了。

“什么事让大叔您这么生气啊？”

“咳，提起来都觉得丢人。我和老伴都从儿子家搬出来了。给他们打了4年工，把孩子侍弄到上学，现在人家嫌咱老了，不中用了，就想着法子扫地出门哪。”

“那您就赖着不走嘛，他们又能怎么样？”

“怎么样？媳妇要离婚，要寻死。哪还敢再住，再住不得出人命呀。”

“不会吧？在这里人生地不熟，语言又不通，出来自己过困难太大了。那您儿子就不能说服媳妇？”

“儿子？那个熊包蛋，指望儿子？咳，不说了。”

“那您现在怎么过啊？”

“老伴前两天经人介绍去农场打工了，托人捎话来，说活还不算累，就是摘西红柿黄瓜什么的。”

“老人去农场干活？”

“是啊，现在不少老人都去。在城里，老人没什么好活干。要是会说广东话还好点，还能找个餐馆干干。”

“这得多受累啊，不是可以申请政府什么钱吗？”

“老年金，可等不及啊，小伙子。你不知道老人的压力。说是儿子家不用咱了，可咱心里哪里舍得孙男孙女呀，逢年过节怎么还不得给他们买礼物。再说，咱们自己也得吃住。”

“真是不容易。他们怎么就能硬得下去心呢？”

“小俩口也有负担，咱心里明白。又是房子，又是车的，都是银行贷款，平日里花销也不小。”

“还是父母啊，怎么受气也想着儿女。”

“我看啦，不行的话，我也准备去农场，包住，能省不少钱呢。”

“离多伦多有多远？”

“说是开车有4、5个钟头就到了。”

“嗯，那还不算远。给多钱？”

“中介说每小时能挣个7块钱。不知道，钱还没拿到手呢。”

“那一天也能挣个5、60块吧？”

“好像不止。中介说，一天可以干10个钟头呢。所以他们就先扣掉介绍费，一个月收入的百分之十，200多快钱。”

“这么说收入还可以呀，不比城里打工的收入低。”

“高着呢，不用交税，还省了住房和交通费，一个月下来，省不少呢。老伴说有不少探亲来的和移民的老人在农场干呢。”

“是嘛，这我可是头一次听说。您身体行吗？”

“还行吧。这也是逼的呀，要不，谁去做这种活。好在咱从小就在农村干出来了，没想到老了，到加拿大这个富裕国家又用上旧社会的功夫了，这都是命啊。”

“这可真是国内有福不享，跑到这里遭罪了。您在国内也是享清福的阶层了。”

“命，都是命。不过，拿一把外国钱回国也还是展洋的，国内的人都羡慕着哪。听说不少探亲来的老人都是这个目的，况且不少孩子的生活还很苦，有些老人也是想帮衬一下。”

“那他们回国肯定是说子女给的钱了。”

“这个叫你说对了。他们是这么说的，说回去怎么也不能说是农场挣的钱，多丢人。子女移民加拿大，老子去做苦力，说不出口呀。”

“虚荣心啊，明明是自己的血汗钱嘛。”

“是啊，我不怕丢人，好赖也是自己挣的。”

“行，您老人家想得开。”

“想不开又能怎样，怎么也得活下去呀。好了，小伙子，车站到了。谢谢你这么热心。”

“别客气，看您这么辛苦，我帮点忙算什么。您慢走。到农场打工注意身体啊。”

“好，好，谢谢啦。你这小伙子真不错。”

阿男帮着老人把捆在一起的袋子搭到肩上后，望着老人颤巍巍的背影，眼前又浮现了“闯关东”的逃难人影，直到老人沉重地依靠在一根电柱上。阿男不忍再看下去，转过身，推着购物车急速离开。

春天的太阳，已经高高地挂到半空。天还是那么蓝，没有云。只是空气还是那么冷，充满凉意。这就是多伦多的四月天。阿男喜欢这种阳光遍地，冷风吹拂的天气。一个上午，他忙着把购物车推来推去，一滴汗也没出，白花花的银子就进了他衣服的右口袋。这是多么惬意的事啊。

阿男有些春风得意，脚步更加轻盈，目光也更加敏锐起来，继续瞄准那些一定可以毫无怨言地送钱给他的顾客。

“哟，是对门吧？” 突然有人从背后传过话来。

阿男猛然回头，看见是熟人，很熟，只是一时想不起名字。

“啊，是，是。” 阿男有点卒不及防地应付着，然后大笑起来，“哈哈，小炒，是你呀。”

“哈哈，好久不见。你也跑这么远来买菜？” 被阿男叫做小炒的熟人问。

“啊，没。。。哦，是的。”

“你这是推着车子往哪去？”

“啊，想。。。那个什么。。。我有个朋友在那边等我。”

小炒总是用“对门”称呼阿男，习惯了，很早前两人就在地下室住对门。小炒在台湾餐厅学了一手台湾小炒，总给对门献手艺，就有了这个雅号。小炒虽然看着阿男推着空车子东张西望的样子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但却没有心思去弄明白。这世界就是这样，不关心的事，再奇怪也感觉不到。现在小炒关心的事是别的。

“对门，快进去看看吧，里边热闹着哪。”

“怎么回事？”

“吵起来了。顾客和店员吵起来了。”

“这种事有什么好看的。”

“嘿，进去你就知道了。我下午得上班，要不，也不会出来呢。”

“有那么好看？”

“好看着呢，”小炒表情暧昧地笑着说。“我先走了，拜拜。”

“拜拜，慢走。”

阿男看看时间，还可以再跑几圈。不过，小炒说“好看着呢”的样子实在让他无法不进去看一下。于是，阿男把车子推进存车处，退出一元钱，揣进左口袋，进了超市。

在明亮安静的外边呆了一上午，一进超市，尽管灯光通明，但阿男的眼睛还是一时感到昏暗，两耳也是一片嗡嗡声。阿男定了定神，想判别一下吵架的地方，应该有喊叫声，应该有人群聚集。可是，阿男没有听见，也没有看见聚堆的。诺大一个超市，那么多人，那么多一人多高的货架阻挡着视线和声音。阿男断定，在超市里能和服务员打交道的地方就是生肉部和海鲜部，两个地方又总是相邻着。

果然，绕过水果蔬菜区后，就看见人堆了。快过去，可别错过精彩场面。阿男一边催促自己一边跑了过去。人还没到，耳朵先到了，就听见高音女声远远传来。

“你是不是欺负我们刚来什么都不懂，是吧，啊？你们经理怎么还不出来？”

没有回应。

“你们怎么回事？没人管你们吗？啊？”

还是听不到回应。只有女声拖长的“啊”音在回荡。

阿男挤到可以看见女声来源的位置。背后看去，细高挑的身型，秀发染成散漫的金黄色，一件米色底深棕色格子呢风衣恰到好处地在离脚上的黑色半高皮靴两寸处停下，露出丰满白皙的小腿肚。两寸多宽白净的腿肚在黑靴子上方闪耀着人间风采，衬映得女人身姿妩媚迷人。左肩上挎着一个与风衣风格颜色很搭的BURBURY手袋，左胳膊不紧不松地弯曲着，肘部刚好遮盖住上开口式的手袋开口处，漫不经心的姿势反而显现了这个女人的精明老到。

从声音、身形及腿部判断，女子很年轻，一定不到30岁。地方口音很浓的普通话，还有说话的口吻神气，一听就是洋气的大城市来的。店员们可都是小城市，岂止小城市，有些可能是离小城市还遥远的地方来的。无论如何不是那种大城市女子的对手，也难怪阿男只听到女人嘹亮的歌声在缭绕，不大可能是小炒说的男人女人在吵架。

阿男的好奇驱使他不顾其他看热闹人的不满，硬生生地挤到前边。女子果然年轻漂亮。一叶柳眉稍稍翘起，眼睛虽然不大，但炯炯有神；白净的脸颊微微突出，轮廓清晰；薄薄的双唇鲜红地衬出洁白的牙齿。这女人有点面熟，阿男想。

正在用锐利的目光扫视着柜台内几个目光呆滞店员的女子似乎注意到有人凑了过来，便转过头来，看到阿男后，又开腔了。

“你们说，这叫什么服务，啊。我让他们给我称三两肉，他们先是说不能称，后来，哪，你看这个大块，半斤。给我称了半斤，差这么多。”

阿男微笑着边点头边看着女子的小嘴在不停地开合着，声音如钢琴键敲击般的悦耳。

小嘴朝着阿男继续说：“在国内，要多少师傅给称多少。他们这是怎么回事？肉卖不出去啦？满足顾客需要好不啦。”

阿男想，这里的肉都是事先切好的大块肉，按块卖，不论斤更不论两称。要小包装可以去西人超市买，当然价钱很贵。

小嘴说着又来气了，转向一个店员，提高音量问道，“你懂不懂三两是多少，啊？”

不知从哪里突然冒出一个男的来，用食指和拇指轻轻捏住女子手袋的带，然后轻轻拽了一下说，“哎，算了，这又不是国内，不买了，走吧。”

女子转过脸，一巴掌拍掉男子颤抖的手，说，“就你个废料，叫你看着别让他们切那么多，你连个眼睛都不长，还说什么，闭你的嘴。”

男子立即紧闭了嘴，把手放进裤子口袋里，像怕再挨打似地躲着女子的脸，转身到女子的背后。

阿男这时想起来了，就是这个女人，呵，她本来接了我的购物车，要给我两块钱，让那男的给拦住了，说买菜不用车子，他有劲，手提篮子就够用了。对，就是她。那男的让我少挣了一块钱。

“喂，这位大姐，什么事可以帮到你？” 一个四方大脸的中年人慢悠悠地走了过来，一只手上还戴了个胶皮手套，好像正在干活。

“谁是大姐？你是什么人？经理吗？” 女子眯缝着眼睛看着来者，口音尖利地质问道。

“你有什么话就对我说好啦，” 来者不急不缓地答道。

“我要你们管事的出来，” 女子显然没把那人看在眼里。“我就是管事的，” 来者慢腾腾地说。

“你？我怎么看你像打工的，” 女子仍然尖刻地说着。

“是啊，我们在这边都是打工的。你说吧，怎么回事？” 来者似乎感觉不出女子的傲慢。

“什么怎么回事？我让那个，那，就是站在台子后边的那个人，我让他给我称三两肉，等我买了其他东西转回来一看，我的天哪，怎么这么一大堆肉，他告诉我是半斤。谁要半斤肉啦？啊？我要三两，懂不懂啊。为什么给我半斤？以为我是新来的就想欺负我啊？半斤，我要半斤干什么？我在国内有时买一两，师傅都给称，你们这，哪，他告诉我不给换，你们这是什么规矩？是不是肉卖不出去啦？”

“喂，大姐，别吵嘛，有话慢慢说啦。”

“谁吵了，谁吵了，我吵了吗？我不就是让你们给我称三两肉吗？这叫吵吗？喂，老公，你过来，躲那么远干什么？他们能把你吃了？过来，你说，这么半天我吵一句了吗？”

“没没。。。没吵，她没吵。跟你们讲道理的。”那个男人赶紧证明女人没吵。

“哎，你说你是管事的不是吗？你看怎么办？”

那个自称管事的让女子这么一折腾，半天立在那儿净转眼珠子啦。看得阿男直想笑，看你怎么处理这个女人？阿男巴不得那人发火。阿男也看出来了，围着看热闹的恐怕没有不想再热闹一点的。

那人转完了眼珠子，接着转头，把头转向手下的店员，挨个看了看店员，然后对着一个岁数稍大点的说，“老黄，你给这位大姐称三两肉。”

那位被叫做老黄的犹豫了一下，明显不大情愿地从一个年轻人手里要过刀来，抓过一大块肉，左掂量，右掂量，看那样子好像真不知道三两肉该怎么切，又好像不大愿意伺候这个女人。

“哼，你们这是干活的吗？我们国内的师傅一刀下来就够称，还不多。你们连三两是多少都看不出来？这就是加拿大？怎么什么都不懂。”

阿男想，还是国内刚来的神气哈，要三两肉，口气这么大。哈哈，这么大的超市里就这么一位要求加拿大的店员按中国师傅的方法切肉，难怪被围观。看看这事也闹不到哪里去了，阿男的兴趣也就没了，挤出围观的人群，朝大门口走去。

一个上午，阿男几乎没歇着。这个超市的生意太好了，来来往往的顾客简直可以用川流不息来形容，他自己的生意自然水涨船高。而且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来找他的麻烦。显然，不同地区顾客的档次不一样。阿男想，下次还来万锦。

晴空万里，微风荡漾。阿男把手伸进口袋，手指贴着口袋底部慢慢地插到硬币的下边，将硬币挪动到手心，然后，手指和手掌前部轻轻向上一抖，让硬币弹起来，又落下去，哗哗的几声响，顺着胳膊传到耳朵里，心里感到一阵阵爽快。硬币沉甸甸地落在手心里，带来浑身的惬意，舒服极了。用手指仔细地触摸了一番，稍微有些发涩的1元硬币和微滑的2元硬币通过指尖跳进他的脑海，估计约有几十元。阿男一阵心跳，好啦，收工吧。

这么想着，抬头看看已经爬到头顶的太阳，阿男便松手放开推着的购物车，任其在停车场上游荡开去。自己则朝相反的方向走去。突然，他转过身子，又冲向那个还在慢悠悠滑行的购物车。差点忘了，那里还有1 元钱呢。

阿男紧跑两步抓住车子，快速推到了购物车存放处，正要与前边的车扣上扣子，准备取出硬币时，就听身后一声清脆的声音，“把车子给我吧。”阿男本能地想到要收2元硬币，转回头时，已经看到那喊话的人将2元硬币递到了他眼前。

阿男本能地抬手去接硬币，本能地说着谢谢，待抬眼时，却被递钱的女人给吸引住了。一位动人的美丽女人。眼睛是那种古典的柳叶状，而且很古典地微微吊起来。那双也在紧紧盯住阿男的眼瞳水汪汪的，好像会立即滴出泪来。两道细眉很浓，不需要修描就已经很标准了，配合着微吊的眼睛向上翘着。颧骨突出着诱人的红润，中间是笔直的鼻子，细细的鼻尖下是薄薄的双唇，双唇轮廓分外清晰，像用唇线勾勒出来。好一枚盛开的桃花。“绝代佳人”，阿男脑子里跳出这四个字。

绝代佳人看着阿男僵持在半空的手，笑了。洁白整齐的牙齿在微张的朱唇间格外迷人。

“哪，给你钱。”

阿男这才伸过手去接钱，脱口说，“你好漂亮啊。”

“谢谢。我们好像在哪里见过。”

阿男一楞，“见过？”

“是的，我们好像是老乡吧？”

“不好意思，我怎么没印像呢？”

“对，我想起来了。你是不是常去周末好友会？”

“是啊，你也去？”

“不，是一次去找朋友。人家介绍了我们是老乡。”

“哦，想起来啦，”阿男来了情绪，又解脱尴尬地说，“你可比那次见面漂亮多了，怪不得没认出你来。”

绝代佳人笑弯了眼睛，抿着嘴，迷死人了。

阿男抑制不住满心的高兴，说，“走啊，去那边麦当劳喝杯咖啡好吗？”佳人赶紧说，“不行，今天不行，我男朋友在那边等我呢。”阿男的兴奋一下子消失了，“是吗？那。。。”佳人说，“我给你留个电话吧。”

阿男又来了情绪，可一摸才发现没带手机。又紧张地摸索着找笔和纸，可兜里除了哗哗作响的硬币外，哪里有笔和纸。还是佳人从手袋里取出一支小铅笔头和一小片纸签，写下了电话号，递给了阿男。阿男看到佳人秀丽的字迹，情不自禁地夸赞一番。然后边珍贵地放进钱夹，边从右口袋掏出两元说，“怎么能收美女的钱，改天请你喝咖啡怎么样？”

佳人微笑着说，“给我电话吧。”然后朝阿男摆摆手说声再见，就转身推车走了。两元硬币留在阿男的手里。

顺着佳人离去的方向，阿男看到那个被佳人叫做男朋友的男人远远地站在那里，很胖，连衣服都穿不好，很别扭的打扮，半张开的嘴好像永远不会闭上。看不清里边的牙齿，估计一定是七歪八斜的。

佳人走了，仿佛一树桃花飘落。为什么漂亮的女孩都找个那么别扭的男友，阿男不解，又很酸。不过，阿男心情还好。带着美女动人的微笑，带着电话铃声的期盼，他在广场边上找个清净的地方，清点起3个多小时的收获。130多元，除去垫底的硬币，赚了70多元（有9个人把带着一元硬币的车子白送给了他），比前几次好多了，每小时有二十多元的收入，是安省最低时薪的三倍还多。

阿男正美着，突然想，她怎么知道我收2元呢？难道她看见我推车子挣钱？这么一想，阿男的脸一下子火烧火燎起来，浑身发痒，好像每一个汗毛孔都在往外边沁着尴尬和难堪。怎么单单让她看见了呢？不会吧，是凑巧了吧？她不会以为我靠这个挣钱吧？

冒汗归冒汗，管不了那么多了，摸着大把的硬币，想着一上午的阳光，阿男还是好心情。走吧，到旁边的

麦当劳犒劳自己一杯咖啡，顺便零钱换整钱去。换多少呢？凑个80吧，图个发财吉利数。

刚踏进麦当劳门，就看到了两个学生模样的坐在紧挨着门口的桌子旁，看那神情好像专门等他来似的，四只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阿男没搭理他们，径直朝柜台走去。

麦当劳一到了周末，那队排得让人锻炼着耐心。不耐心都不行，服务员态度好得什么都问，那架势好像就怕少问一样吃或喝的。遇到个抱小孩的，那个亲热劲，好像邻居家的孩子来了似的，不舍得让孩子走啊。后边排队的顾客也都很耐心，不急不躁地排着队。换在往常，阿男会带着焦急的表情，脚下不安分地移动着。今天不一样。今天心情好，不着急，多摸一会儿兜里的硬币也是个消遣。

人要是不着急，就会看到很多光景。阿男这时就看到了光景。那是位正在忙着擦桌子收拾残渣的服务小姐。白净净的皮肤，胖胖的身形，灰蓝色的眼睛使劲地凹陷下去，把前方的鼻尖都拽弯了，在眼眶上留下一圈塌陷后的青晕，越发显得白嫩的鼻梁如万丈峭壁，挺拔于两眼之间。这是典型的希腊女孩的脸庞吧？阿男琢磨着，就像以前认识的那个希腊女孩一样。说像维纳斯雕像不更准确嘛。

胖女孩穿着一件阿男觉得很不合身的衣服，紧紧绷在身上，身上多肉部分的每一个起伏和褶皱都那么明显。从背后看去，上身一边一条半个手指宽的深沟。侧面看去，前胸的衣服紧到抽出很多细纹，有竖着的，也有横着的。每一次弯腰都把腹部的肉挤出两条宽窄不等的横带，在小衣服下边突出出来，好像支撑着压下来的上身。那女孩服务到离排队不远的桌子时，不期然地抬头望了一眼，刚好跟阿男的眼神打了个照面，两人都微笑着点点头。看她的面孔绝对想不到女孩会胖成这样，这让阿男想起安格尔油画《泉》里的裸体少女。怕不是这女孩也是那种让人着迷的丰满吧？然后，女孩又低头收拾桌子，阿男则继续看着她。心想为什么国人没有说白人少女如桃花的呢？白人总把美女比如玫瑰，玫瑰哪里有桃花的姿色？

正想入非非，阿男忽然觉得有人在拽他的袖子。回头，原来是刚才看到的学生。学生听说他排队是要去柜台换钱，马上对他说正好需要硬币，可不可以去那边桌子换一下。阿男迟疑了一下，就同意了。

来到两人桌子前坐下，阿男问，你们需要多少硬币。两学生异口同声地反问道：你有多少硬币。其中一位追上一句说，你好像有很多的。

阿男本能地想问你怎么知道，但却被自己给压了回去，只说不多，换70元行不？学生说，没有10元的，只有20元的，就换80元吧。

阿男看了看两个学生，说，“40吧。” 未等对方答腔，就掏出一把硬币，再来一把，往餐桌上一放，哗啦哗啦就铺满了桌面。这场面让阿男仿佛回到当年在餐馆打工时的情形，晚上收工后，大家围着小费盒子就开始数钱，听着硬币在钱盒里碰撞，耳朵很舒服。一倒出来就是这个声音，哗啦哗啦地，像瀑布掉到深潭前的岩石上，也像小奏鸣曲跳跃在琴键上。哦，更像“大珠小珠落玉盘”呢，清脆悦耳。

两个学生看到这架势，也不和阿男争辩，急急忙忙帮着阿男数出40元后，把两张20元面值的纸币递给了阿男，并嘱咐阿男看看是不是假币。真币加币阿男哪里知道，只是装模作样地举起纸币看，突然发现目光里有个女孩在对他挤眉弄眼。

是那个希腊女孩，清秀的脸庞，两只大眼睛忽闪忽闪的，竟然还是一副渴望的神情。阿男仰着头装出看纸币的样子，眼睛却对着女孩笑，心里扑腾着一百个念头，一会儿怎么和女孩搭话呢？

两个学生看着阿男那么仔细地审查着两张20元钞票，不免有些不耐烦，其中一个突然咳嗽了一声。这一声还真管用，把阿男给提醒了。啊，对不起，没什么假的，随便看看。两张20元的，对不？收下了。

两个学生一听，赶紧说一声谢谢，然后长嘘一口气，一边说着拜拜，一边匆匆离开。

那边厢里，希腊女孩见两个男孩走后，就朝阿男走来，一路走着，一路朝着阿男露出十分关切的样子。

阿男的心扑腾扑腾地直跳，暗自寻思今天该不是走进桃花园了，女人们怎么都对自己这么亲切，难道真是应了那句“人间四月天”了不可。看着希腊女孩向自己走来，阿男有些站也不是，坐也不好，竟一下子手足无措起来。正踟躇着，胖胖的身形已经飘到眼前。

希腊女孩先跟阿男打了招呼，阿男仓促地回应了一声，就不知道再说什么好了，平日里满脑子那些用不完的恭维词一时之间竟不知道哪里去了。

希腊女孩眨了一下眼睛，灰蓝色的眼瞳很迷人，仿佛看不见底的清泉，在阿男眼中不亚于希腊女神雅典娜的眼睛。可这位脸庞清秀的胖女神却并没有保护住神不守舍的阿男。她眨完了眼睛，就问阿男换钱了没有。阿男这时回过神来，爽快地说换了。胖女神露出惊讶之色地问道，“可以看看你换来的纸币吗？”

阿男听胖女孩要看纸币，忙不迭地从裤子兜里掏出钱夹，抽出刚到手的两张20元钞票。胖女神接过钞票看了一看，又还给阿男，带着惋惜的语气说，“你没看出来这是假钞吗？”

假钞？阿男猛然一楞，又重复了一遍，假钞？

是啊，这两张都是假的。胖女神语气肯定地说。

假钞？阿男这时好像不会说别的话了，就是“假钞”两字。边说着，两只眼睛边聚集在女神的眼睛上。眼睛还是灰蓝色的，还是看不见底，还像雅典娜的。胖女神又重复了一遍：假的。

阿男抖了抖手中的两张钞票，问道：怎么知道是假的？

胖女神的灰蓝色眼睛一下子亮起来了，犹如泉水喷涌。

这种旧版20元的真币掉色，只要在白纸上擦一下，立即就能看出来，不掉色的是假币，胖女神解释说。

不会吧？我怎么从来没听说呢，阿男将信将疑地说。按道理，掉色的应该是假币吧？

胖女神也不答腔，摇动胖胖的身躯，步履轻盈地径直回到柜台里，跟当班的要了几张20元钞票，顺手拿了张白纸，步子和神气都那么自信地返身回来。

哪，你看，这几张都是旧版20元的真币，你往白纸上擦擦，看看掉不掉色。

阿男试了几下，果然张张掉色。再擦学生给的那两张，白纸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可阿男还是不愿相信到手的钞票是假的，就说，也许这两张的颜色已经都褪掉了，所以不会再掉色了。

胖女神似乎非要阿男难受就不罢休，又指着一个金色小方块说，你看这是什么？

阿男说是金箔，胖女神说对，是金箔。不过，真币上的这个金箔从不同角度看会变色，假币上的金箔就不会变色。不信，你试试你那两张。

阿男的自信已经让胖女神给折腾得差不多了，现在连尚存的几分侥幸恐怕也保不住，他不想面对残酷，可又想知道自己没有被人欺骗。一时之间竟然有些不知所措起来，握着两张20元钞票的手心已沁出了汗。两只眼珠从胖女神的脸上滑到白白胖胖的小手上，又滚动到自己有些颤抖的手上。

胖女神催促了一声，你看看呀。

阿男的心颤抖了，脸部肌肉也紧了起来，握着两张20元钞票的手重如泰山，抬起来时，鼻子尖竟然冒出汗来。阿男暗自镇静了一下，借着光，先左低右高，然后又左高右低，然后，四下转动着。任凭他怎么翻腾，纸币上那个金光闪闪的金箔总是金光闪闪。可爱的闪闪金光很快就在阿男眼中变成吞噬阿男劳动血汗的凶神恶煞，让他感到一股寒流顺着脊椎沿着后背冲上头顶，浑身也一下子像被抽了筋似地瘫软起来。

胖女神已经看到阿男难看的脸色，十分得意自己辨别伪钞的眼力，然后非常善意地说了一句让阿男感到如锥刺心的话：“把假币交给警察吧”。接着又说，刚才我那么给你使眼色，你也不理会。

心如刀绞的阿男一听，未加思索地脱口而出：什么？你给我使眼色？

是啊，我看你又点头又笑的，以为你明白了呢。我认出那两个人，他们以前在这里骗过人。

阿男这才如梦方醒，心里大喊我的妈呀，你给我使眼色。你那是给我使眼色吗？小姐呀，求求你啦，你可别再这么给我使眼色了。没你那眼色，说不定我还能看出点什么破绽。啊，对啊，这钞票的纸也发软呢。阿男这时真的感觉手里的两张纸跟真钞票不一样。

说什么都晚了，阿男都有哭的冲动，可他还是笑着谢了胖女神，那位曾有那么一瞬间让他想入非非，接着又让他苦笑不得的希腊小姐姐。

两张20元的假钞，卷走了阿男一个上午忙乎所得的一半的工钱。不过，阿男毕竟是阿男，为防止意外，并没有全数将硬币换出去。否则可就亏大了。

阿男这时早已没了心情，找了个空座位，十分疲惫地坐了下去。想到自己南征北战，总是赚别人的大意之钱。在北美这地盘上，可说是大风大浪也闯荡了，万万没有想到，在这个小河沟里翻了船。堂堂的老留学生，老技术移民竟然栽在两个小留学生手里，真可谓长江后浪推前浪啊。

阿男这时才猛然意识到，这两个年轻人就是上车前说那个随便扔火柴头的人不文明的学生。难怪觉得眼熟，这两个小子竟然跟了我一路一个多小时到万锦来啦。阿男此时倒并不恨这两个在上车前就看不惯的小留学生，只是觉得他们拿着两张废纸把别人辛苦挣来的明晃晃的银子给换走了，这生意做得也太轻松了点。

想起乘车来的路上看到小报有星座运程的批注，当时没在意，说实话，阿男也不信。这时赶紧从后屁股兜里掏了出来，看到阿男本日星座的批语：“投资失利，令你损失惨重。这是你自己的决定，怨不得人。”

嚯嚯，阿男真的是苦笑不得。有那么神吗？这也算投资？随手又拿出另一份小报，小报的标题：“大陆留学生替黑道传播假钞”。这下子阿男可是苦笑也笑不出来了，这不就是快下车时看见的那个标题吗？阿男眼睛随便一扫，就看到说假钞都是20元的。想看看到底写了些什么，可又一想，肯定写的是某些人如何上当受骗之类的。看什么？看自己吧。他站起身，气得把小报都扔进了垃圾箱。

阿男和正在忙乎的胖女神说了拜拜后，有气无力地朝门外走去，心中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犒劳自己咖啡的事早就忘到九霄云外。门打开，一股湿润的空气扑面而来，阿男贪婪地猛吸几口，然后，使劲地吐出内心的郁闷。

门外，四月的天，说变就变了。万里长云，压暗了大地，看不到天空。一阵阵冷风吹来，要下雨的感觉。阿男紧一紧衣服，伸手摸一摸已经不再铿锵悦耳的硬币，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远处，几个购物车横七竖八地在广场上懒散地站着，似乎已经被人们遗忘在冷风中。想着一上午的劳动所得转眼间几乎化为乌有，阿男心有不甘，暗暗勉励自己，下周再来，不信补不回损失。

就这样自言自语地，阿男离开了麦当劳。

“对，就是他。我看见他进了麦当劳。”一个女人的声音传来。阿男循着声音来处，看到一个女子领着一个保安朝自己走来，那保安看上去也是一位华人。

那女子有30多岁，戴着一副眼镜，很有文化的模样，走近阿男后，用手指着阿男的脸，尖声地说，你说，你为什么骗我们的钱？

你说什么？阿男强作镇定而又不解地反问道，印象里不记得这个女人的面孔。

我说什么？女人语带挖苦地反诘道。我说你用购物车来骗我们的钱。

这，呵呵，这怎么叫骗？阿男苦笑不得，这是给你提供服务，怎么是骗钱呢？你要不愿意可以不要嘛。

你什么时候问我愿不愿意要了？

可你不是要了吗？

女的这时转向保安说，看见这种人没，多给咱中国人丢脸。就为了那一块钱，值得吗？然后又转向阿男说，你穷不起啦？

阿男一时语塞，脑子不转，舌头也不打弯了。还是保安打了圆场，拍拍阿男的肩头，咧嘴笑了笑说，好了，你走吧。

阿男鼻子一酸，咬了咬嘴唇没出声，扭头就走。身后传来保安的话：以后别再来干这种事了。

雨滴，一个接着一个落了下来……

（本故事纯属虚构，请勿对号入座）

主持人点评: @刘俊民-辽师大77 谢谢刘兄赐稿。一个老留学生的生活看得人又好笑，又心酸。这个留学生不顾面子地算计，又像好金钱一样的好色。通过非常卑微的举动来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同时，也不失时机地解决自己对异性的渴望。

同时，也展现了华人移民中有钱人的嘚瑟（ 豪车），市侩女性的刁蛮（三两肉）、老人的艰难（ 买菜老者） 和欺诈的恶习（ 换假钞）

刘兄这个小说写小人物的平庸日常，既细腻，又以小见大。这种作品目前叫” 新现实主义文学”，风格像刘震云的「 一地鸡毛」。更之前，老舍先生以前写北京市民的生活，张爱玲写上海里弄的市民生活，大抵也属于这类内容和风格。

刘兄笔下这个叫阿男的小人物过得卑微，也有些猥琐，但也有可贵的一面，比如尽管自己在超市门口通过帮别人拿购物车每次赚一元钱，但帮一个艰难买菜的老人，却并没有收钱，而且还很体贴。这种多面性的描写，就使得人物性格有了一定的复杂性，显得更丰满。

另外，刘兄对女性的描写特别细致入微，且形神毕肖，这点也很了不起，可见平日观察也是很用了些心的。

不错，超市门口一日，折射了华人社区很多方面。

李雪梅点评: @刘俊民-辽师大77 刘兄出手不凡，对生活细节、人物心理观察入微，文笔细腻，还有幽默感，佩服。

4.过河的卒（节选）

周全

第三章 馄饨与运动会

运动会拿了名次，老朱说咱们该办一次“新大社会名流聚会”。他说这话的时候站在宿舍中间，手插在裤兜里，头发油亮，下巴微扬，像排练过的一样。“咱们是名人了，”他说，“得办一次配得上自己的聚会。”他说“配得上自己”的时候，用手从额头往后抹了一下头发。那个动作的意思是：我已经决定了。

朱立平写了一份计划书，用钢笔写在红格信纸上，工工整整，没有涂改。计划书里列了日期、地点、议程、邀请人员、节目安排。最下面一行写着“经费另筹”。我负责印请柬。肉孜帮忙，他妈妈在党委印刷厂，不要钱。请柬是粉红色的，印着“新大青年才俊联谊会”几个字，时间地点写得清清楚楚。请柬上还印了我写的一首诗。老朱看了很满意，只是不相信那诗是我写的。他拿着请柬看了好几遍，抬起头盯着我：“这真是你写的？”我说是的。他又去看肉孜，肉孜说“是，是在印刷厂当场写的”。老朱还是不信，认定诗是我抄来的。他把请柬还给肉孜，说“印吧，不管谁写的，字还行”。后来这句话被张小东编成了段子。他说：“老朱这辈子夸人，最高级的就是‘还行’。”

请柬发了，田径队的哥们听说要办舞会，直呼万岁。老朱又来找我：“跳舞没人会，得找会跳舞的女生。”我又去找肉孜。他是校文工团团长，我说要最少五个女文工团员，舞要跳得好。肉孜答应了，说“包在我身上”。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眯成一条缝，嘴角往上翘，那表情不是自信，是“你们等着瞧”。

舞会临近了，老朱整天晃来晃去，就是不提经费的事。请柬都发了，人请了，场地借了，节目排了，就是没钱。我问他：“老朱，钱呢？”老朱说：“会有的。”张小东又问：“哪里来？”老朱说：“从天上掉下来。”那几天他脸上挂着一种似笑非笑的表情，像棋盘上走了一步棋，等着对方应。他知道我们在急，他不急。他是那种人，火烧到眉毛了，他先用手把眉毛抹平，再慢慢找水。

舞会的前三天，老朱说今晚动手，都穿上球鞋。凌晨四点，老朱叫醒我，叫醒俄语班的魏鸣，叫醒布儿。天没有亮，漆黑一片，还有一股凉气。来到宿舍楼外，因为正在更换宿舍地板，楼外堆满了新地板，木板叠得整整齐齐，是新的，没上漆，还带着木头的气味。老朱拉来一架人力车，破旧，轮子歪，车把上缠着麻绳。他说快往车上装。我们一下明白了怎么回事，七手八脚很快装满车。老朱带路，我和魏鸣在两边扶着，布儿在后面推，乘着夜色我们就出了新大后门。

从新大后门到二道桥巴扎，要走半个多小时。路上没有灯，只有月光。老朱走在最前面，步子大，快，不看后面。他信人的方式就是这样，不解释，不回头，你跟着他走就是了。我在后面推车，推得满头大汗，嘴里还在编段子：“这车要是能卖出去，我以后就改行做生意了。”没人笑。魏鸣一声不吭，扶着木板，脚下一步没停。他在这几个人里年纪最小，话最少，但手最稳。他打乒乓球的时候不吭声，搬木板的时候不吭声，卖木板的时候也不吭声。

当我们把车推到二道桥巴扎时天已大亮。二道桥的早晨热闹得很，卖馕的、卖烤肉的、卖葡萄干的，吆喝声此起彼伏。老朱把车停在路口，跳上一个石墩子，开始吆喝。“地板！新地板！便宜卖了！”他的声音在巴扎上炸开，把旁边卖馕的维族大爷吓了一跳。学生会主席在二道桥卖地板，这事要是传回学校，够他喝一壶的。但老朱不在乎。他站在那里，像在系楼大厅里演讲一样，声音洪亮，手势有力。我蹲在路边，把外套脱下来铺在地上当招牌。魏鸣把木板一块一块摞好，码得整整齐齐。我在旁边看车，防止人力车被偷。肉孜没来，他那天在宿舍睡觉。

卖了一整个上午，不但卖掉了木板，连人力车都卖了。买人力车的是个维族老汉，围着车转了两圈，踢了踢轮子，拽了拽车把，掏出几张皱巴巴的票子，数了又数，递给老朱。老朱接过钱，数了一遍，没数第二遍，揣进口袋。

张小东后来讲的段子跟事实有些出入。车是朱立平借的，卖木板的主意是我出的。那天我说把那堆旧地板卖了，老朱眼睛一亮，第二天就把人力车弄来了。我推着车出了校门，后面那几个怕沾腥，躲得远远的，尤其是张小东，怕沾了腥似的。好在一路下坡路，我一个人把那车木板推到二道桥，出了一身汗。但那天在二道桥，老朱的吆喝声最大，魏鸣的手最稳，我的主意最损。张小东躲得最远。我们谁也不比谁干净。

那天是我们第一次去山西巷子的馄饨馆。

山西巷子在乌鲁木齐南门附近，一条不宽的街。两旁是那种老式的砖木结构房子，墙面刷了一层淡黄色的石灰，有的地方剥落了，露出里面的土坯。馄饨馆开在一间铺面里，五六张桌子，桌面擦了又擦，还是泛着一层油光——不是脏，是那种用了很多年、被无数碗热汤烫出来的油润。老板是个回民大爷，围着白围裙，头发花白。他的馄饨是手擀的皮，皮薄得能看见里面的肉馅。汤是骨头熬的，汤色乳白，上面飘着葱花和香菜。

老朱进去就往最里面那张桌子一坐，椅子往后一仰，靠在墙上。“老板，先来二十碗。”“二十碗？”老板看了他一眼。“对，二十碗。不够再要。”我们四个人：老朱、张小东、魏鸣，还有我。二十碗馄饨，一人平均五碗。

馄饨端上来了。大海碗，白瓷的，碗沿有一个小小的缺口。热气腾腾，葱花和香菜的香味混着骨汤的味道，把整个小馆子填得满满的。我的胃开始收缩，不是疼，是那种久违的、知道马上要吃饱之前的抽搐。那种抽搐从胃的底部往上涌，涌到嗓子眼，堵在那里，让你想咽口水。

张小东第一个动筷子。他夹起一个馄饨，塞进嘴里，嚼了两下，咽了。然后他端起碗，凑到嘴边，喝了一口汤。汤很烫，他呲了呲牙，放下碗。

老朱看着他的样子，笑了一下。然后他拿起勺子，搅了搅自己面前那碗，抬起头，说了一句：“只捞馄饨，不喝汤。”

“为什么？”张小东问。

“喝汤占肚子。馄饨才是干货。”

张小东愣了一下。他看着碗里的馄饨，又看了看汤。汤面上漂着油花和葱花，热气还在往上冒。他咽了一下口水，然后放下了碗。第二碗开始，他只捞馄饨，不喝汤。

我学着他。但我的胃不答应。第一口馄饨下去，汤的味道顺着喉咙往下走，走到胃里，胃像一只伸开的手，一下子张开了。我告诉自己：只捞馄饨，不喝汤。但我的手不听使唤。我把碗端起来，喝了一大口汤。汤的热度从喉咙一路烫到胃里，烫得我浑身一哆嗦。但那种烫，是舒服的烫，是胃在说“再来一口”。

张小东看了我一眼，说：“布尔，你犯规了。”我没理他。我把碗放下，又捞起一个馄饨，塞进嘴里，嚼了两下，又端起碗，喝了一口汤。

魏鸣坐在对面，一直没动。他看着张小东吃，看着我喝，看着老朱不紧不慢地捞馄饨。他的碗还满着。张小东说：“魏鸣，你吃啊。”魏鸣夹起一个馄饨，放进嘴里，嚼了，咽了。然后他端起碗，学着张小东的样子，凑到嘴边——但他没有喝。他把碗放下了，嘴唇上沾了一点汤，他用舌头舔了一下。

老朱看见了。他用手从额头往后抹了一下头发。抹得很慢，手指插在头发里，停了一下。

那天晚上，吃到最后，二十碗馄饨见了底。张小东面前的碗摞得最高，他吃了八碗，只捞馄饨，不喝汤。我吃了五碗，汤也喝了。魏鸣吃了五碗，中间偷偷喝了两口汤。老朱吃了五碗，真的没有喝一口汤。

老板来收碗的时候，看着那一摞空碗，摇了摇头，笑了一下，没说话。那个笑里没有嘲笑，是一种“年轻真好”的意思。他知道这些人不是饿，是在吃一种叫“高兴”的东西。

但那不全是高兴。那年头，饥饿是第一大关。不是矫情，是真的饿。早上醒来胃是空的，上课的时候脑子是空的，晚上躺在被窝里肚子是空的。那种空，不是一顿饭没吃饱，是四年都没有真正吃饱过。练摊挣了钱，终于可以敞开吃一顿。但胃已经被饿习惯了，它不知道什么叫“够了”，它只知道“再来一碗”。

结账的时候，老朱从兜里掏出几张皱巴巴的毛票。那些毛票被他数过好几次了，有的已经快磨破了。他一张一张捋平，对好，递给老板。

走出馄饨馆的时候，乌鲁木齐的夜风吹在脸上，凉飕飕的。张小东走在我左边，忽然说了一句：“布尔，你刚才喝汤了。”“喝了。”“老朱说不让喝。”“老朱说不让喝汤，”我说，“但我饿。”张小东没再说话。过了一会儿，他自己打了一个嗝。他打嗝的声音很大，在空旷的街上弹了好几下。魏鸣跟在我们后面，忽然笑了一声。不是大声的笑，是那种从鼻子里挤出来的、闷闷的笑。“我喝了，”他说，“两口。”

老朱走在最前面，没有回头。他抬起手，从额头往后抹了一下头发。路灯下，他的头发泛着光。

后来我想，那天晚上，他其实也饿了。他比我们谁都饿。但他忍住了。他要把汤留给胃，把胃留给下一顿。下一顿在哪里，他不知道。但他知道，这一顿，不能把所有的饱都吃完。

那晚舞会开得非常成功，来了很多人，跳舞、喝酒，笑声响了一整夜。老朱站在门口迎客，头发油亮，衬衫雪白，一副主人的派头。他从头到尾没有提那些木板是怎么来的，也没提经费是怎么解决的。他站在门口，跟每一个人握手，像国家领导人接见外宾。

张禾也来了。穿了一件深蓝色的外套，头发扎成马尾，坐在角落里，不怎么说话。张小东端着酒杯在她旁边坐了一会儿，说了几句什么，张禾笑了。

第十一章 井下七十小时

老朱下过很多次井。做煤矿生意这些年，下井对他来说就像去办公室开会一样，是日程的一部分。但二〇〇四年那次不一样。

那天他是被一个电话叫去的。电话那头是陈默，那个跟了他好几年的采矿工程师。陈默的声音很急，说黑山岔煤矿的井下通风系统出了故障，工作面瓦斯浓度超标，需要停产整改。但矿上的生产副总觉得陈默小题大做，说“浓度高一点正常，放一放就好了”。两人在电话里吵了起来。陈默最后说了一句：“朱总，你亲自下来看看。”

老朱放下电话，犹豫了几秒钟。他正在太原接待一位从北京来的客人，晚饭的餐厅已经订好了。他拿起桌上的可乐喝了一口，拧上盖子，跟客人道了歉，叫上老王就出发了。

从太原到孝义，两百多公里。老王开得很快，老朱坐在后座，闭着眼睛，手里捏着那瓶没喝完的可乐。玻璃瓶在掌心慢慢变温。他心里在想什么？在想矿上的产量，在想整改的成本，在想明天能不能赶回来参加那个招商会。他没有想“危险”。做了这么多年煤矿，他已经习惯了这个词的存在——它像一个远房的亲戚，你知道他在，但你不觉得他会来敲你的门。

到矿上的时候天已经黑了。陈默在井口等着，穿着工装，头上戴着安全帽，手里拿着一沓检测数据。他看见老朱的车到了，快步走过去，拉开车门。“朱总，你下来看，我跟你说不清楚。”老朱没多问，换了工装，戴上安全帽，把矿灯别在帽檐上，走进了罐笼。

罐笼是垂直下井的，像一个铁笼子。关上门，摁下电钮，它就开始往下沉。四周是黑暗的井壁，湿漉漉的，渗出的水顺着岩石的纹路往下淌。罐笼下降的速度不快，但你感觉到风从头顶灌下来，凉飕飕的。老朱站在那里，一只手扶着铁栏杆，另一只手里还握着那瓶可乐——他忘了放下。老王在井口喊了一句“朱总，你那可乐”，他没听见。

罐笼到了底，门打开，巷道出现在眼前。昏暗的灯光，潮湿的空气，脚下是凹凸不平的路面。老朱把可乐瓶递给迎面的一个矿工，说：“帮我拿着。”那个矿工接过可乐瓶，愣了一下，大概没见过有人带着可乐下井。然后他把它放在巷道口的一个工具箱上，绿色的玻璃瓶在昏暗的灯光下泛着微弱的光。

老朱跟着陈默走进了一条支巷道。陈默指着墙上的一道裂缝说：“朱总，你看这里。”老朱凑过去看，裂缝不宽，但从里面渗出的水比别处多，水流在岩壁上留下一道褐色的痕迹。陈默说这是岩层应力变化的前兆，如果不及时加固，随时可能发生塌方。老朱站直身子，把手电筒的灯光沿着裂缝上下扫了一遍。“你报过安全生产部门吗？”“报了。说要排队。”“排多久？”“不知道。”老朱沉默了几秒钟。“明天我去找他们。”他说。

这是他说的最后一句话。因为下一秒，脚下的地面就塌了。

不是整片塌，是他脚下的那一小块。巷道的地面下面被水冲刷出了一个空洞，他踩上去的时候，那块石板像饼干一样碎掉了。他整个人往下坠，像掉进一口深井。他听见陈默在上面喊了一声“朱总！”，声音越来越远，越来越小，像收音机被慢慢拧小了音量。然后就是黑暗。

老朱坠落的那个缝隙不深，但够他摔断几根肋骨。他在碎石和淤泥里趴了很久，等身体里的疼痛从尖厉变成钝痛，才慢慢撑起身体。安全帽不知道摔到哪里去了，头顶那盏矿灯也不亮了。他把手伸到眼前，看不见自己的手指。他把手放下，摸了摸身上。工装口袋里有半包烟，一个打火机。他摸出打火机，用拇指按下齿轮，火苗跳出来，照亮了一小块空间——碎石，淤泥，凹凸不平的岩壁，头顶上方几米处一个黑乎乎的洞口。洞口被一块大石头堵住了大半，只留下一道窄窄的缝，从缝隙里透下来的光几乎看不见。

他试着喊了一声：“有人吗？”回音在狭窄的空间里撞来撞去，嗡嗡的，像一群蜜蜂。然后一切又归于寂静。他没有再喊。他知道喊了也没用。他需要省着力气，省着力气等。等什么？等人来救，或者等死。

打火机烧了一会儿就烫手了。他松开手，火灭了。黑暗重新涌回来。

恐惧不是从脑子里来的，是从胃里涌上来的。老朱后来跟我说，人在黑暗中第一个反应不是害怕，是恶心。胃像被人攥住了，拧了一下，再拧一下。他趴在碎石上干呕了几声，什么也没吐出来——他从中午到现在还没吃东西。

他慢慢坐起来，靠着岩壁，开始摸身上的口袋。摸到工装右边口袋的时候，他的手指碰到一个东西——一包牛肉干。是早上出门的时候随手揣的，不知道是哪次去矿上剩下的。他把那包牛肉干攥在手里，没有吃。先留着。

黑暗中，时间不是线性的。它是一个圆。你以为过去了几个小时，其实才几十分钟；你以为又回到了原点，其实已经转过了一圈。老朱后来跟我说，他把这辈子认识的人都想了一遍。有些人闪过一下就过去了，有些人留下来，在脑海里反复出现。他说，真正留下来的只有两个女人——汪小芳和周雪玲。

他想起汪小芳。想起她在深圳的出租屋里等他回家的样子。那时候他口袋里只剩十块钱，蹲在罗湖公园的棋摊前，想着输了年货就没了。他赢了棋，追了贼，拿了奖金，买了年货，回了家。汪小芳在屋里，看到他手里的年货，笑了一下。那个笑容，他在黑暗中看得清清楚楚。他想起她说“慢慢来”，想起她说“把儿子养大”。想起她最后瘦得脱了形，躺在病床上，握着他的手，声音轻得像风。他想跟她说一句话，但他说不出口。那一刻，在井下，在不知道还能不能活着出去的黑暗里，他想说。但她说过的那些话，他一句也没有回。他后悔了。

他想起周雪玲。想起中学时她帮他对功课的那些下午。她是他的“一帮一、一对红”，下课以后自习，两个人坐在一起，做作业，背课文。她去广场找过他，找不着，就跟别人说“他肯定在广场”。她后来考上了新大化学系，与张小东的妻子丁小丽同学，晚一年。她毕业后去了广州，在化学领域工作。她一直没有结婚。老朱知道。他什么都知道，但他没有回应。不是不喜欢，是他觉得自己给不起。在黑暗中，他想起她夹在课本里的那张纸条，想起她写在纸条上的那句话。纸条早就丢了，但字还在。它们在黑暗里浮上来，一笔一划，端端正正。

他没有想起别人。在那漫长的时间里，只闪过了两个女人的影子：一个是他用一辈子去爱的人，一个是他用一辈子去念的人。

他掰了一小块牛肉干含在嘴里。咸味在舌尖上化开。他想起汪小芳最后的那句话：“把儿子养大。”他还没有把儿子养大。他不能死在这里。他想起周雪玲。她在广州，还在等他一个回答。他从来没有给过她任何回答。不是不想给，是觉得自己的回答不值钱。但活着，就有机会给。死了，就连不值钱的东西都给不了了。

他撑着岩壁站了起来，开始往上爬。指甲断了，手指磨破了。他把工装的袖子撕下来一条缠在手掌上，再爬。每爬一步，碎石就往下面滑。他没有停。

钻机的声音越来越近了。他能感觉到钻头的震动通过岩层传过来，像一个人的心跳。他爬到离洞口还有几米的地方，抬起头，看见那条窄窄的缝里透进来的光——明亮的、白晃晃的光。

他听见了人的声音。“朱总！朱总！你听到了吗？”是陈默。绳子从洞口垂下来。他伸出手，够不到。他咬咬牙，把身体往上提了最后一把，抓住了绳子。他把绳子在手腕上绕了两圈，打了一个结。“好了！拉！”

上升的过程很慢。他看见了那些碎石，看见了那个放着可乐瓶的工具箱。瓶子还在，绿油油的，瓶身上凝着水珠。他看见了那条裂缝，裂缝里还在渗水，一滴一滴的。

绳子拉到头的那一刻，几双手同时伸过来，把他从洞口拽了出来。他被拖到一块平坦的地面上，有人给他盖上毯子，有人把氧气面罩扣在他脸上。他的眼睛被光照得什么都看不见，只看见一片白茫茫的光。他闭上眼睛。再睁开的时候，看见了天。不是井口那个被石头框住的狭小方块，是完整的、广阔的、无边无际的天。灰蓝色的，有一点云，太阳在西边快要落下去了，把云层的边缘染成了金黄色。老王手里拿着那瓶可乐，绿色的玻璃瓶，瓶身上还沾着煤灰。他没有说话，把可乐瓶递过来。老朱接过瓶子，没有喝。

老朱后来跟我说这些的时候，是在太原的一家饭馆里。事情过去好几年了，他讲得很平静，像在说别人的事。我问他：“你想起的人里，没有别人吗？”他想了想，说：“没有。”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用手从额头往后抹了一下头发。抹得很快。我不确定他是不想让别人看见他的表情，还是他自己也不想看见那些在黑暗里出现过的东西。他不想让别人看见，也不想自己看见。所以他把那些东西压在黑暗里。压在井下。压在那些再也捡不起来的碎石头下面。

王力民后来跟我提起过一件事。矿难第二年，老朱的企业筹备境外上市，急需银行融资。当时力民是中信银行珠海分行的行长。老朱邀请他去陕西考察，说亲自陪他下矿。力民到了矿区，老朱给他换了工装，戴上安全帽。两个人走到井口，老朱站住了。他没有下去。

力民后来问我：“他是不是害怕了？”我说不是。他说他也觉得不是。老朱站在那里，看着黑漆漆的井口，看了几秒钟，把手里的矿灯递给力民。“你下去看看，我在这里等你。”

力民下去了。他在井下走了一圈，上来了。老朱还在井口，没挪位置。

力民上来以后，老朱带他去看了一只老虎。那只老虎养在山西一个煤老板的庄园里，八岁半，每天吃八斤牛肉、几斤牛奶、几斤鸡蛋，皮毛光亮。老虎见了人，扑向铁笼，吼声震得铁栏嗡嗡响。老朱站在笼子外面，对力民说：“你看它，关在笼子里，还觉得自己是王。”力民不知道他是在说老虎，还是说他自己。

那以后，力民把微信名改成了“大虎”。我问过他为什么，他说：“纪念那天下了井，又活着上来了。”他没说老朱。但我知道，那句话里，有老朱。

主持人点评: @zhouquan(实名：周全)群管 读完了节选，周兄表达清晰，叙述不徐不疾，人物对话，心理描写，亦简洁到位，耐看。

5.花事

徐迅

第一部：相遇

多伦多的四月，杏花开得像一场迟来的雪。

万锦市一户人家的后院里，杏树已经长了六年，是女主人来加拿大那年种下的。第一年只开了几朵，稀稀拉拉的，像试水。第二年开得多些，第三年才真正满树雪白。今年是第六年，花开得最盛，远远看去，像一团白云落在了篱笆边上。

杏树旁边还有一棵桃树，是后来补种的，也到了盛花期，红白相映，灼灼其华。

这户人家的女主人叫沈静，来加拿大八年了。丈夫何志远在南昌，是一所大学的教授，研究明清文学的，文质彬彬，话不多。他们的女儿何知意今年十三岁，在万锦的一所中学读八年级。

沈静是陪读妈妈——更准确地说，是带着孩子在加拿大留守的妻子。这样的身份，在多伦多的华人圈子里并不罕见。每个周末的华人超市里，你都能看到这样的女人：一个人推着购物车，车里坐着孩子，手里拿着清单，精打细算地往车里扔东西。她们的手机里都有一个微信置顶，备注是老公，每天的聊天记录大多是“今天吃了什么”“孩子作业写完了吗”“早点睡”。

沈静原本不是这样的人。

八年前，她在广州一家外贸公司做跟单经理，月入两万，手下带着七八个人，做事雷厉风行，公司里人称静姐。何志远那时候在南昌大学教书，两人恋爱了三年，结了婚。婚后沈静辞了工作，跟着何志远去了南昌，在一家私企做行政。

后来何志远申请到了多伦多大学的访问学者，带着沈静和三岁的知意来了加拿大。访问期一年，结束后何志远想留下来，投了简历，终于拿到了一所college的讲师offer。但不是全职的，是合同制，一年一签，不稳定。但无论如何，通过讲师职位，何志远一家拿到了加拿大移民纸。

沈静那时候已经怀了二胎，但在一次产检中查出胎儿有问题，最终没有保住。那件事之后，她整个人都变了，不爱出门，经常一个人坐在阳台上发呆。

何志远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不是那种会安慰人的人，他的方式是逃避——把注意力全部放在工作上，每天早出晚归。

沈静没有责怪他。她知道他也在承受压力，可是知道归知道，心里的裂痕却一天天在扩大，像春天的冻土，表面上还是完整的，底下已经碎了。

后来何志远的那份合同没有续签。学校砍预算，他是第一波被裁的。何志远在加拿大找了半年工作，没有结果，最终决定回国。南昌大学愿意恢复他的职位，副教授，编制内，铁饭碗。

走之前，他和沈静谈了一次。

“你和知意留下来。等我那边好了，再接你们回去。”

沈静看着他，没有说话。

“或者，”何志远又说，“你跟我一起回去。”

“我在这里八年了，”沈静的声音很平，平到不像是真的平静，“你让我回去，我连一个像样的简历都写不出来。”

“那你想要什么？”何志远问。

沈静想了很久，最终说了一句话：“我不知道。”

于是就这么定了。何志远回了南昌，沈静和知意留在多伦多。何志远每个月汇钱过来，沈静带着孩子过日子。

三年了。

三年来，何志远来过一次，是去年暑假，待了不到两个月就走了。走的那天知意没有哭，也没有闹，看着爸爸拖着行李箱上了出租车。

沈静不知道自己忍什么。也许是在忍一种说不出口的委屈，也许只是习惯了。

习惯是一种可怕的东西。它会让你以为自己不疼了，其实只是麻木了。

沈静是在教会的中文学校认识林薇的。

说是教会，沈静其实不信教。但教会的学校便宜，知意小时候在那里学过几年中文，沈静也就跟着去了。后来知意长大了不去了，沈静反而和林薇成了朋友。

林薇的情况和沈静不太一样。林薇的丈夫陈嘉文在加拿大，而她和女儿在中国。

没错，情况倒过来了。沈静是妻子和孩子在加拿大，丈夫在中国。林薇是妻子和孩子在中国，丈夫在加拿大。

两种完全不同的留守形态，却落在同一个城市里，成了彼此的镜子。

陈嘉文是做IT的，多年前通过技术移民来了加拿大，在滑铁卢读完硕士后在多伦多一家软件公司找到了工作。林薇当时还在广州一家外企做HR，两人异地了两年，林薇辞了工作，带着三岁的女儿陈子涵来了多伦多团聚。

可是团聚的日子没过多久，问题就来了。

陈嘉文的收入还可以，但工作不稳定。 一家三口在多伦多过得紧巴巴的。林薇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她英语不够好，学历也不被认可，只能在中餐馆打工，端盘子，收银，什么都干过。

子涵那时候刚上幼儿园，每天接送都是林薇的事。陈嘉文早出晚归，周末还要加班。

林薇开始失眠，开始掉头发，开始对陈嘉文发脾气。陈嘉文不吭声，只是沉默地承受。沉默有时候比争吵更伤人，因为它意味着放弃。

后来林薇的妈妈生病了，子宫颈癌，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晚期。林薇带着子涵回了广州，照顾了妈妈半年，妈妈还是走了。

走之前，妈妈拉着林薇的手说：“别太委屈了自己。”

林薇哭得说不出话。

妈妈走了之后，林薇做了一个决定——留在广州，不回去了。

她把决定告诉陈嘉文的时候，陈嘉文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最后说了一个字：“好。”

林薇本以为他会挽留，会吵架，会飞过来把她拽回去。可是他没有。他只是说“好”，然后挂断了电话。

那一刻，林薇忽然明白了一件事——他们的婚姻，也许早就名存实亡了。

从那以后，林薇和陈嘉文开始了分居生活。林薇在广州带着子涵，陈嘉文在多伦多一个人过。每年陈嘉文回来一两次，暑假一次，过年一次，每次待两三周，像客人一样。

子涵今年十一岁了，对爸爸的印象很模糊。她知道有个爸爸在多伦多，每年回来两次，给她带乐高和巧克力，带她去吃早茶，然后过几天就走了。她不会像其他孩子那样哭着喊着说“爸爸别走”，因为她不知道该怎么和这个人相处，这个人也不知道该怎么和她相处。

林薇和沈静是在多伦多认识的，这听起来有些滑稽——一个住在广州的人，怎么会在多伦多认识另一个住在多伦多的人？

答案是：林薇有时每年会来多伦多两次。

一次是暑假，送子涵过来和爸爸住几周。一次是寒假，有时候过完年再走。

陈嘉文在多伦多万锦市租了一套两居室的公寓，不算大，但够住了。林薇来的时候，一家三口挤在一起，有时候会吵架，有时候会冷战，但偶尔也有那么几个瞬间，看着子涵和陈嘉文在客厅里下棋、看动画片，林薇会觉得，这才是她想要的生活。

可是那样的瞬间太短了，短到来不及珍惜，就已经结束了。

沈静在教会的活动中认识林薇。那年暑假，林薇带着子涵来多伦多，教会有个亲子活动，沈静带着知意去了，两人坐在一起聊天，发现彼此的情况惊人地相似——虽然方向相反，但本质上都是在分居两地、独自撑着。

“你一个人带孩子，累不累？”林薇问沈静。

沈静笑了笑，“习惯了。”

“我也是。”林薇也笑了，但笑容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苦涩。

两人交换了微信，从那以后，林薇每次来多伦多，都会约沈静见面。

有时候一起喝咖啡，有时候一起带孩子去公园，有时候什么都不做，就坐在沈静家的后院里，看着那棵杏树和那棵桃树发呆。

“你家的花真好看。”林薇有一次说。

“杏花白，桃花红。”沈静说，“我种的时候没想那么多，就觉得好看。”

“我小时候在老家，院子里也有一棵桃树，”林薇说，“每年春天开花的时候，我妈都会做桃花酥。后来来了广州，就没再吃过了。”

沈静看着她，忽然说：“你会做吗？”

“不会。”

“我也不会。”

两个女人对视了一眼，同时笑了起来。

笑完之后，林薇忽然说：“沈静，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这样到底图什么？”

沈静没有回答。

图什么呢？

图孩子的未来？图一张枫叶卡？图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兑现的团圆？

也许一开始是为了这些，到了现在，已经说不清了。

只是习惯了。

习惯了一个人扛，习惯了把所有问题咽下去，习惯了对着视频说“没事，我们都好”，习惯了在黑夜里睁着眼睛等天亮。

第二部：春寒

四月的多伦多，天气说变就变。

上周还是阳光明媚，杏花桃花争相开放，这周突然就降温了。气象预报说有一股北极寒流南下，气温骤降十度，还伴有冻雨。沈静一早起来，看到后院的杏花全被冻住了，花瓣裹在一层薄冰里，晶莹剔透，像琥珀里的标本。

美得不真实。

美得让人心碎。

她拍了张照片，想发给何志远。打开微信，又犹豫了。发给他看什么呢？让他看看他不在的时候，花都被冻坏了？这不是他的错，可这也不是她的错。

她最终还是发了，配了一行字：“冻雨，杏花都冻住了。”

何志远那边是晚上，很快回了消息：“可惜了。”

可惜了。

沈静盯着这三个字，忽然想笑。

是啊，可惜了。可惜了这花，可惜了这个春天，可惜了我们这些年。

她没再回，去叫知意起床。

知意今天有竞赛，学校组织的，要穿白衬衫。沈静提前把衬衫熨好了，挂在衣架上，又给她准备了早餐——牛奶麦片，一个煮鸡蛋，一小碗蓝莓。

“妈，今天爸爸会打电话来吗？”知意一边吃麦片一边问。

“今天他那边是晚上，可能会打吧。”沈静不确定地说。

“那他上次说的书，还买不买了？”知意又问。

何志远上次视频的时候，答应给知意买一套《哈利·波特》的英文原版，说让她练英语。但那之后，何志远就没再提过。

“你爸爸最近有点忙，等他忙完了，肯定给你买。”沈静说。

知意没说话，低头喝牛奶。

沈静知道，知意早就过了相信“爸爸忙完就会……”的年纪了。她只是不问，只是不戳穿，只是把这些失望都咽了下去，像吞一口苦苦的药，不哭也不闹。

送知意上学的路上，沈静接到了林薇的微信电话。

“沈静，你最近怎么样？”林薇的声音听起来有点疲惫。

“还好，你呢？”

“子涵前几天发烧了，烧了三天，我一个人扛。”林薇苦笑了一下，“半夜去医院挂急诊，排队排了四个小时。回来的时候天都亮了。”

“陈嘉文知道吗？”

“知道，我告诉他了。”林薇说，“他说‘辛苦了’，然后就没了。”

沈静沉默了一下，“他也没办法，人不在身边。”

“我知道。”林薇的声音很低，“知道归知道，可我有时候还是忍不住想，到底图什么。”

这句话，林薇上次在多伦多的时候也说过。

图什么？

沈静还是没有答案。

“沈静，”林薇忽然说，“你有没有想过回国？”

沈静怔了一下。

回国。

这个词她想过无数次，尤其是在刚来加拿大的头几年。那时候她什么都没有，没有工作，没有朋友，出门连话都说不利索。冬天零下二十几度，她一个人带着知意去超市买菜，推着购物车在雪地里走，一步一滑，眼泪冻在脸上都不敢擦，怕一松手知意就摔倒了。

那时候她想回国，想到要疯。

可是后来，日子慢慢好起来了。她考了地产经纪牌照，开始有收入了。知意适应了学校，有了朋友，英语说得比中文还流利。她也有了自己的朋友圈子——教会里的几个姐妹，知意同学的家长们。

再后来，她发现一个问题：她回不去了。

不是不能回去，而是不知道回去做什么。

何志远在南昌，他每天的日程排得满满的，上课、开会、写论文，根本没有时间陪她和知意。她回南昌，一个人带着知意住，和在多伦多有什么区别呢？

可这些道理，她自己都说服不了自己。

“我不知道。”沈静最终说，“也许等知意上了大学再说吧。”

“那还要好几年。”林薇说。

“我知道。”

“你舍得吗？”

沈静没有回答。

电话那头，林薇也沉默了。

两个女人隔着太平洋，各自坐在各自的窗边，看着各自窗外的风景。一个看着多伦多的冻雨打在杏花上，一个看着广州的春雨落在芭蕉叶上。

同样都是春天，同样都是花开花落，同样都是一个人在撑着。

三天后，何志远打来视频电话。

知意在房间里写作业，沈静接的。何志远坐在书房的电脑前，身后的书架上摆满了书，有些是中文的，有些是英文的。他穿着家居服，戴着眼镜，看起来比上次视频的时候又瘦了一些。

“知意呢？”何志远问。

“写作业。”

“让她过来一下？”

沈静去敲了知意的门，知意走出来，坐在沙发上，对着屏幕叫了一声“爸爸”。

“作业多吗？”何志远问。

“还好。”

“数学竞赛准备得怎么样？”

“还行。”

“妈妈说你最近钢琴进步很大。”

“嗯。”

知意回答得简短而礼貌，像一个在应付老师提问的学生。沈静在旁边听着，心里说不出的难受。

何志远大概也感觉到了，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知意，爸爸暑假去看你。”

知意的眼睛亮了一下，但很快又暗了下去。

“真的？”她的语气里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试探。

“真的。”何志远说，“学校放了假，爸爸就过去。”

“来多久？”

“四周。”

知意想了想，又问：“你能不能再多待几天？”

何志远犹豫了一下，“爸爸尽量。”

尽量。

知意没有再问了。

沈静在旁边看着屏幕，忽然觉得胸口闷得厉害。

“尽量”这个词，她和知意都太熟悉了。

尽量来，尽量请假，尽量安排。尽量了三年，也没有来过几次。

视频结束后，知意回房间继续写作业。沈静在厨房里洗碗，洗着洗着，眼泪忽然就掉下来了。

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哭。是因为何志远说要来却不敢承诺？是因为知意那小心翼翼的试探？还是因为自己这么多年的忍耐终于到了某个临界点？

她说不上来。

她只是蹲在厨房的地上，抱着膝盖，无声地哭了一会儿。

哭完之后，她擦了擦脸，洗了洗手，继续洗碗。

这是她学会的又一项技能——哭完就没事了，该干嘛干嘛。

第三部：花开两朵

五月中旬，天气终于真正暖和起来了。

沈静带着知意去了趟爱德华兹花园，那里的樱花开了，粉白色的，一片一片的，像云朵落在了人间。知意在草地上跑来跑去，和一个印度裔的小女孩踢了半小时球，大汗淋漓地回来找沈静要水喝。

沈静坐在长椅上，看着远处的花海，忽然觉得心情好了很多。

她拍了几张照片，发了一条朋友圈：“樱花开得正好，春天终于来了。”

照片里没有知意，没有她自己，只有花。

林薇很快点了个赞，评论说：“好美，下周我也去。”

沈静回了一个笑脸。

然后又收到一条评论，是何志远的：“花真好看。”

就四个字。

沈静看着那四个字，忽然想起一句话：杏花白，桃花红，都不如你在我身边。

可是何志远不在。

他在千里之外，隔着屏幕，看着同一片春天的花，发了一句不痛不痒的“花真好看”。

沈静把手机揣进口袋，站起身，朝知意走过去。

“走吧，该回家了。”

“再玩一会儿嘛。”知意央求道。

“不行，该回去写作业了。”

知意不情不愿地和那个印度小女孩说了再见，走过来拉住沈静的手。母女俩沿着花园的小路往外走，两边是盛开的花树，白的，粉的，红的，像一幅油画。

沈静低头看了知意一眼，忽然笑了。

“妈妈，你笑什么？”知意问。

“没什么。”沈静说，“妈妈就是觉得，你长大了。”

“我早就长大了。”知意哼了一声。

沈静没有反驳。

是啊，早就长大了。

大到会保护妈妈了，大到会替爸爸找借口了，大到学会了用“还行”来回答所有不想回答的问题。

她的女儿，才十三岁，已经学会了和她一样的隐忍。

这让她心酸，也让她骄傲。

同一时间，广州。

林薇带着子涵去了天河公园。

公园里也有花，但不是杏花，也不是桃花，是广州街边随处可见的三角梅。紫红色的，开得热烈而张扬，和温哥华、多伦多那种含蓄的春天完全不同。

子涵在儿童乐园里玩滑梯，林薇坐在旁边的长椅上刷手机。

沈静发的那条朋友圈，她看了好几遍。

樱花真好看。

她想起自己在多伦多的那些年，每年春天也会去看樱花。High Park的樱花节，人山人海，有不少是华人。她带着子涵挤在人群里，拍几张照片，发个朋友圈，然后就回家了。

那时候她觉得，这就是生活。

现在回过头看，她忽然觉得，那不是生活，那是在熬。

林薇给沈静发了条消息：“你暑假有什么安排？”

沈静很快回了：“知意要去夏令营，三周。我还没想好要不要回国。”

“回来吧，我请你吃饭。”

“你确定？上次你说请我吃饭，结果我请的你。”

林薇笑了，“这次真我请。”

两个女人隔着屏幕，聊着有的没的，不知不觉就聊了半小时。

子涵从滑梯上跑下来，拉着林薇的手说：“妈妈，我渴了。”

林薇从包里拿出水壶，递给她。

子涵喝了几口，又跑回去玩了。

林薇看着她的背影，忽然想起一件事——暑假的时候，陈嘉文要从多伦多回来了。

每年暑假，陈嘉文都会回来三周。这是他们之间不成文的约定。

可是去年，陈嘉文差点没回来。他说公司项目太紧，老板不批假。林薇跟他吵了一架，说他心里根本没有这个家。陈嘉文没有说话，第二天，他发来了一张机票订单的截图。

从那以后，林薇不再跟他吵了。

不是因为不想吵，而是因为她发现，吵也没有用。他该不回来还是不回来，该不打电话还是不打电话，该沉默还是沉默。

有些男人就是这样，他们不会表达，不会沟通，不会哄人，但他们也不是不爱你。他们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林薇不知道自己是理解了陈嘉文，还是放弃了让陈嘉文理解自己。

也许两者都有。

第四部：花落

六月，知意的夏令营开始了。

沈静一个人在家，忽然觉得日子空了很多。

三年来，她已经习惯了每天围着知意转——接送上学、做饭、辅导作业、周末上兴趣班。知意忽然不在家了，她反而不知道该做什么。

她试过去健身房，试过去图书馆借书看，试过一个人开车去湖边发呆。可是不管做什么，心里都空落落的，像这栋半独立屋一样，两层的房子，三个人住刚好，两个人住略显空旷。

她想起何志远说暑假要来。

四周。

她从手机里翻出日历，数了数日子，还有四十多天。

四十多天，说长不长，说短不短。

沈静开始给何志远发消息，比以前频繁了一些。

“知意夏令营的照片，你看。”

“今天去Costco了，买了一堆东西。”

“邻居家的玫瑰开了，很好看。”

何志远每条都回，但都是几个字：“好看”“辛苦”“早点睡”。

沈静知道他不是故意的，他就是这样的性格。谈恋爱的时候就是这样，不会说甜言蜜语，不会制造惊喜。

沈静有时候会翻出以前的聊天记录，看刚来加拿大的时候，他们每天都会视频，一聊就是一个多小时。何志远会跟她讲学校里的趣事，会跟她说“我想你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想你了”变成了“早点睡”。

不是不爱了，是不知道怎么爱了。

距离和时间，是两把钝刀子，一下一下地割，不疼，但流血。

七月，何志远来了。

比原计划晚了一周，但还是来了。

沈静去接的机，知意也在。知意在机场看到爸爸的时候，先是愣了一下，然后跑了过去，抱住了他。何志远弯腰把知意抱了起来，知意已经十三岁了，他抱着有些吃力，但不愿意放下来。

沈静站在旁边看着，眼眶有点湿。

回家的一路上，知意叽叽喳喳说个不停，说夏令营的趣事，说自己交了几个新朋友，说妈妈最近学了一道新菜。何志远听着，笑着，偶尔插一句话。沈静开着车，偶尔从后视镜里看一眼后座上的父女俩，心里有一个声音在说：这才是一家人。

可她知道，这种“一家人”的感觉，只有四周。

四周后，他又要走。

然后又是漫长的等待。

回到家后，沈静做了几个拿手菜，一家人吃了一顿久违的团圆饭。知意吃得很开心，何志远也吃得很开心，沈静看着他们吃，自己却没怎么动筷子。

晚上，知意睡了之后，沈静和何志远坐在客厅里。

窗外的杏花已经谢了，桃花也落了大半，只剩零星几朵还挂在枝头，在路灯下显得有些孤单。

“想吃什么？明天我给你做。”沈静说。

“都行。”何志远说。

“你瘦了。”

“学校最近事多。”

沈静看着他，看到了他眼角新添的皱纹，看到了他鬓边几根白发。他才四十五岁，可看起来像五十多了。

她忽然觉得他很可怜。

他也很可怜。

他们都很可怜。

“志远，”沈静轻声说，“你有没有想过，也许我们该换一种活法？”

何志远看着她，“什么活法？”

“我也不知道。”沈静摇了摇头，“我只是觉得，不能这样下去了。这样下去，我们会散的。”

何志远沉默了很长时间。

窗外的路灯把树的影子投在地上，风一吹，影子就晃了起来。

“我知道，”何志远终于说，“我知道。”

他只说了这一句。

但沈静听出了他话里的意思——他知道这样下去会散，可他不知道怎么改变。

沈静伸出手，握住了他的手。

他的手很瘦，骨节分明，指尖有粉笔灰的痕迹。这是一双写论文的手，一双翻书的手，一双支撑着这个家的手。

沈静握着那只手，忽然觉得，也许答案不在她手里，也不在他手里，而在某个他们还不知道的地方。

也许，他们需要的不是答案，而是时间。

第五部：花事未了

四周很快过去了。

何志远走的那天，多伦多下了一场小雨。沈静开车送他去机场，知意坐在后座，抱着一个袋子——里面是她给爸爸画的画，还有一封信，她不愿意让沈静看，偷偷塞进了何志远的背包里。

一路上，知意没有说话，只是把那个袋子抱得很紧。

到了机场，何志远办完登机手续，蹲下来抱着知意。

“爸爸下个月还来？”知意问。

何志远犹豫了一下，“爸爸尽量。”

知意的眼睛暗了一下，但她没有说什么，只是抱紧了何志远的脖子。

沈静站在旁边，看着这一幕，心里翻涌着说不清的情绪。

何志远站起来，看向沈静。

“照顾好自己。”他说。

“你也是。”沈静说。

他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最终只是说了一句：“寒假我来。”

然后他转身走了。

沈静和知意站在安检口外面，看着他走过安检通道，消失在候机楼的方向。

知意拉着沈静的手，忽然说：“妈，你说爸爸寒假真的会来吗？”

沈静低头看着她，看到她的眼睛里有一层薄薄的水光。

“会的。”沈静说。

“你保证？”

沈静犹豫了一下，“妈妈保证，他会尽力的。”

知意没有再问。

沈静牵着她，走出了机场。

外面的雨停了，天边透出一线淡淡的阳光。停车场边的几棵杏树，花已经落尽了，叶子郁郁葱葱的，绿得发亮。

沈静忽然想起，再过几个月，桃子就要熟了。她忍不住想，到时候，何志远会不会在？

她不知道。

但她想，也许不知道也没关系。有些花，开了就好，不一定非要结果。

她启动车子，驶出了停车场。

后视镜里，多伦多的天际线渐渐远去。知意在后座上，把脸贴在车窗上，看着窗外的云。

沈静打开收音机，一个中文电台正在放一首老歌，旋律很温柔。她没有关掉，把音量调低了些，让歌声轻轻飘在车厢里。

她只是觉得，这个春天，终于要过去了。

车窗外，路边的桃花还在开着。

红红的，一朵一朵的，像小小的火苗，在风中微微地跳动着。

沈静看着那些花，忽然想起一首诗里的句子：桃花红，杏花白，春天来了又去了，人去了又来了，来来去去，就是一辈子。

她不知道自己和何志远还要这样多久。

也许一年，也许两年，也许十年。

也许明天就会结束，也许永远不会结束。

但她知道，明年的这个时候，花还会再开。

不管她在不在，不管何志远在不在，不管这个世界变成什么样，花都会再开。

这就是春天。

这就是生活。

广州那边，林薇也收到了陈嘉文的消息：“暑假机票订好了，八月三号到。”

林薇看着那条消息，回了一个字：“好。”

然后她放下手机，走进厨房，开始熬汤。

窗外的三角梅开得正盛，紫红紫红的，像一团一团的小火焰。

林薇看着那些花，忽然想起沈静家后院的那棵桃树。

一样的红，不一样的季节。

一样的人，不一样的地方。

她叹了口气，把火调小了些。

汤还要再熬一会儿，就像这日子一样，还得慢慢熬。

主持人点评: @北美徐迅 艾子 (艾南 南方医-南大) 谢谢艾子赐稿。

作者通过窗前杏花、 桃花的开、 落，写出两国分居者的寂寞无聊。时间很宁静，岁月很孤寂。两个女人，两个家庭， 你在这头，我在那头！隔着太平洋，看着花开花落，天天在寂寞和盼望、 失望中度过-----

作者通过白描的手法，看似轻松的笔调，反映了移民时代，海外华人生活的一个重大而沉重的问题。

6.桃之夭夭

斯夫

〖一〗

林深真的傻了。

三天前那场争吵的导火索小得可笑——他忘了倒垃圾，她说了他两句，他说她整天唠叨个没完。话赶话地就翻出了陈年旧账，像两只受了伤的刺猬，明知扎疼了对方，自己也疼得要命，却谁也不肯先收起尖刺。

最后是她摔了卧室的门，他摔了书房的门。

冷战第三天，深夜十一点。

他坐在书房里，电脑屏幕的蓝光照亮他略显疲惫的脸。对着一个空白的文档他已经发呆半小时了，一个字也写不出来。随手点开浏览器，鼠标漫无目的地划过一个个页面，最后停在了一个叫“耳语”的匿名树洞社区上。

这是几个月前同事推荐的，说是现在挺火的情感倾诉平台，注册后系统随机分配一个网名，谁也不知道屏幕对面是谁。他当时注册完就忘了，今天不知怎么又点了进来。

系统分配的网名叫“青杏”，旁边还有个小图标，鼠标移上去会浮现一句话：“青杏滋味，半酸半涩，尝过方知轻信了春天。”

林深看着这句话愣了几秒，嘴角不自觉地扯了一下。轻信，青杏。巧了。

他随手点进一个帖子，是有人问“哪一刻你觉得自己在婚姻里彻底沉默了”，下面跟了几千条回复。他一条一条地往下翻，越看越觉得胸口发闷。有些人说得太准了，准得像是他内心的旁白。

“什么特别的原因，就是有一天发现，我已经懒得跟他吵架了。连吵架都懒得吵，那才是真的完了。”

林深的手指在键盘上停了停，最终还是退出那个帖子，自己发了一条。

「青杏：结婚三年，今天因为一袋垃圾冷战三天。我知道她委屈，她也知道我委屈，但我们都不肯先开口。半夜坐在这里想，当初那个让她笑的人是我，怎么现在让她哭的人也是我了。」

发完之后他觉得自己矫情，正要关掉页面，消息栏突然跳出一个红点。

「樱桃：你还在乎她的眼泪，说明你还没麻木。」

林深点进对方的头像，系统分配的网名下也有一行小字：“樱桃红透，颗颗应逃——应逃的不是甜，是腻。”

他盯着那行字看了两秒。樱桃，应逃。这人大概也觉得婚姻是个想逃又逃不掉的牢笼吧。

「青杏：怎么才算麻木？」

「樱桃：麻木就是，她哭不哭你都觉得烦，而不是心疼。」

「青杏：那你麻木了吗？」

「樱桃：我不确定。我老公今天回来得很晚，以前我会等他，现在我只关灯先睡。他大概也觉得清静了吧。」

林深看着这条消息，心里莫名地刺了一下。他想起自己今天回来的确很晚，进门时客厅灯已经关了，卧室门缝里也没有光透出来。他当时想的是“也好，不用面对那张冷脸”。可此刻从一个陌生女人嘴里听到同样的话，他却觉得那个丈夫混蛋得很。

「青杏：也许他不是觉得清静，只是不知道怎么开口。」

「樱桃：你怎么替他说话？」

「青杏：因为我也在替我自己找借口。」

对面沉默了几秒，然后发来一个叹气的表情。

「樱桃：你倒是诚实。」

「青杏：对着陌生人诚实比较容易。」

「樱桃：也是。要是我老公能像你这样在网上跟我说话，我们可能不会冷战这么久。」

林深看着这句话，忽然觉得喉咙发紧。他端起桌上的杯子喝了口水，水已经凉透了。

他们聊到了凌晨两点。

〖二〗

从婚姻里的疲惫聊到各自喜欢的老电影，从童年时妈妈做的菜聊到最想去的城市。她说她喜欢春天半熟的樱桃，还没熟透，带点劲，一咬就有种青涩的甜。他说他小时候最讨厌酸的东西，现在反而觉得杏子半熟时的味道更有后劲。

「青杏：你这个人很有意思，明明悲观得要命，又拼命表现得乐观。」

「樱桃：你才可怕，明明想逃，又死死站在原地。」

对面没有否认。

第二天，林深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耳语”。樱桃昨晚又发了消息，说她梦到他了——梦里的青杏，不是她老公。

“我梦到我们在一个古镇的石板路上走，天在下小雨，你给我撑了一把黑伞。梦里的你个子很高，穿深灰色的风衣，走路的时候会下意识地把伞往我这边倾。醒来以后我躺了很久，觉得对不起我老公，又觉得……我已经很久没有在梦里笑得那么开心了。”

林深盯着这段话，心跳快得像在做贼。

他当然知道这不道德。他是一个已婚男人，正在和一个素未谋面的女人暧昧，而他的妻子此刻应该还在家里生他的气。但“樱桃”说的每一个字都像是从他心里剜出来的，她懂他的疲惫，懂他那点不肯示人的脆弱，懂他为什么有时候会突然沉默。

接下来的半个月，闲着也是闲着，两个人越聊越深。

从平台聊到了私人社交软件，从文字聊到了语音。林深听过樱桃的声音，有点哑，带着一种懒洋洋的温柔，说话的时候尾音会往上翘。他每次听到这个声音都会恍惚一下，总觉得像在哪儿听过，但又想不起来。

樱桃那头似乎也听过青杏的声音。低低沉沉的，说话慢，像是每个字都在嘴里含了一下才肯放出来。她听着这个声音，脑子里浮现出一个温柔体贴的陌生男人，完全不是家里那个闷葫芦的模样。

他们聊到了彼此的城市、工作、日常。奇怪的是，两个人都有意无意地避开了一些过于具体的细节——不说小区名字，不说公司名字，仿佛有一种默契，想把这层窗户纸留到最后。

樱桃有时候会想，如果老公有青杏的一半就好了。但她随即又觉得愧疚——为啥这么比呢？他不过是不会说那些好听的话，但他会在她加班到很晚的时候去接她，会在她生理期的时候默默煮红糖水，会在她提到某个东西好看之后攒钱买给她。

他只是不会说。而青杏会。

但生活不是网络，日子还得照常过。冷战进入第三周，家里安静得像一座坟墓。两个人各自上班、各自吃饭、各自关门睡觉，连眼神都尽量避免交汇。

〖三〗

转眼周六又到了。

和老公林深冷战这半个月，尽管有好些无奈，但苏婉的日子并不难打发。只是今天闺蜜临时爽约，她一个人百无聊赖地逛进了一家新开的独立书店咖啡馆。这家店她收藏很久了，一直想来。店里的装修是暖色调的，书架之间散落着桌椅，空气中弥漫着咖啡豆和旧纸张混合的味道。

她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点了一杯拿铁，随手从书架上抽了一本书翻开，流沙河《野性的歌谣》，不为别的，听过老头子的《诗经点醒》觉得风趣，再随手一翻正是那章《周南.桃夭》：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想起那些烦心事，心想狗屁，还不如：

“逃之夭夭，说说气话，知是遇鬼，离其室家”呢，也就无心细看了。

阳光从落地窗照进来，散落在她的身上。

巧的是，林深今天也被哥们儿放了鸽子。

本来约了哥们儿看球，对方临时说老婆不让出门。林深苦笑了一下，心想自己要是也有个“不让出门”的老婆倒好了，至少说明还在乎他。他在附近转了一圈，看到这家书店咖啡馆的招牌，想着进去坐坐，好歹比一个人闷在家里强。

他推门进去的时候，苏婉正低着头嘟噜那个“逃之夭夭”，没注意到他。

林深在吧台点了一杯美式，转身找座位。店里人不多，他扫了一圈，发现靠窗的位置被一个穿燕麦色毛衣的女人占了，虽是逆光，但旁边的双人座确是空着。他走过去，把包放在椅子上，坐下来。

然后他抬起头。

对面的女人也恰好抬起头来。

四目相对。

空气凝固了整整两秒钟。

“你怎么在这？”两个人异口同声，都阴阳怪气的。

苏婉先回过神来，把书合上，下巴微微抬了抬，语气冷淡：“我跟朋友约的，她没来。你呢？”

“我约好叶余的，他也没来。”林深端着美式，表情有些不自然，“这店又不是你开的。”

苏婉哼了一声，低下头继续看书，意思是“你爱坐哪儿坐哪儿，别跟我说话”。

林深也拿起手机，假装在看什么东西。

两个人就这样面对面坐着，中间隔着一张小小的圆桌，气氛冷得像他们家里的卧室。

苏婉的手机震了一下。

她低头一看，是青杏发来的消息。

「青杏：今天干嘛呢？」

苏婉的嘴角不自觉地翘了一下，打起字来。

「樱桃：在一家书店咖啡馆发呆。刚碰到一个不想碰到的人，有点烦。」

对面很快回复。

「青杏：不想碰到的人？谁啊？」

「樱桃：说了你也不认识。反正就是……让我想逃的那种人。」

林深看着这条消息，心里忽然动了一下。他抬起眼，飞快地瞥了一眼对面的苏婉。她正低着头打字，嘴角带着一抹他很久没见过的笑——那种笑不是对他，而是对手机屏幕那边的某个人。

他鬼使神差地又发了一条。

「青杏：你在哪个咖啡馆？」

苏婉犹豫了一下，拍了张窗外的街景发过去，没有发定位。

林深看着那张照片，血液冲上了头顶。照片里那棵梧桐树，那个公交站牌，那家红色门头的包子铺——他进门之前刚从那棵树下走过。

他猛地抬起头，盯着苏婉。

苏婉正低头看着手机等回复，眉头微蹙，手指在屏幕上悬着。她忽然感觉到一道灼热的视线，抬起头来，发现林深正用一种她从未见过的表情看着自己——震惊、荒谬、难以置信，还有一点点想笑又笑不出来的扭曲。

“你看什么？”苏婉皱眉。

林深没有说话，而是低头在手机上打了一行字，点了发送。

苏婉的手机又震了。

她低头一看，瞳孔骤缩。

「青杏：你是不是穿了燕麦色毛衣？」

苏婉猛地抬头，瞪大眼睛看着林深。林深缓缓地举起了自己的手机屏幕，上面显示的聊天界面，“樱桃”两个字赫然在目。

时间仿佛静止了三秒钟。

苏婉的脸从白变红再变青，最后停在一种极其微妙的颜色上。她张了张嘴，一个字也没说出来。林深也好不到哪儿去，耳朵红得能滴血，表情像是在做梦又像是在做噩梦。

“你……”苏婉的声音像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你是青杏？”

“你是樱桃？”林深的声音比她高了整整一个调。

两个人同时沉默了。

然后苏婉突然把书往桌上一拍，声音不大，但充满了崩溃的意味：“林深你跟我说清楚，你为什么要叫青杏？”

“系统分的！”林深也急了，“你呢？你为什么要叫樱桃？”

“也是系统分的！”

“那你那个‘应逃’是什么意思？你想逃？你逃哪儿去？”

“我想逃的是你！你现在知道了？”苏婉说完，自己也愣住了，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

林深张着嘴，半天才憋出一句：“你……你每天在网上跟我说的那些话，都是跟我说的？”

“你还好意思说我？”苏婉的声音带了点颤，“你说你在路上看到流浪猫会想起我，你说你努力在想怎么让我开心——这些话你当面怎么从来不说？”

“我怕你觉得我矫情！”

“那你现在就不矫情了？”

“现在……”林深的声音突然低了下去，“现在我已经丢人了，不在乎更丢人一点。”

苏婉瞪着他，眼眶红红的，嘴唇抿成一条线。她本来应该生气的——这件事荒唐到了极点，她跟自己丈夫网恋了半个多月，倾诉了那么多连枕边人都没说过的心事。可偏偏就在刚才，她跟“青杏”说“碰到一个不想碰到的人”，那个人就是林深。而林深就是青杏。

她想逃的人，就是让她想留下来的人。

这算什么？命运的恶作剧？还是老天爷在嘲笑他们？

苏婉深吸一口气，端起拿铁喝了一口，咖啡已经凉了。她把杯子放下，声音闷闷的：“所以你现在打算怎么办？继续冷战，还是继续网恋？”

林深愣了愣，然后做了一件他结婚三年来最大胆的事——他伸出手，越过那张小小的圆桌，握住了苏婉放在桌上的手。她的手凉凉的，被他握住之后微微颤了一下，但没有抽回去。

“不冷战了。”林深说，“也不网恋了。”

苏婉垂着眼睛看着他的手，半天才说了一句：“那算什么？”

“算……”林深想了想，“算重新认识一下？你好，我叫林深，是你丈夫。网上那个青杏也是我，但那个不算完整的我。以后我努力当面跟你说那些话，说得不好你别笑。”

苏婉终于抬起头来，眼眶里的红还没退干净，嘴角却已经开始往上弯了。她忍了两秒，没忍住，笑了出来，笑到肩膀都在抖。

“林深你有病，”她笑着骂他，声音却软得一塌糊涂，“你这个病叫什么？人格分裂？自我网恋？”

“叫……”林深也笑了，“给你讲个故事吧，有回我们大学班上自己包饺子，我们班长给我扔了罐啤酒一易拉罐那种，我伸手一接，因为太帅了没稳住，就一屁股坐到后面装馅的盆里了，最后，你猜到沒？起来以后是一定实现（一腚湿馅）……“

“去你的，还有心整事！”苏婉做了一个夸张的嗔怪的表情，但她的手依然被他握着，一点要抽走的意思都没有。

）旁边的服务员端着托盘经过，好奇地看了这对奇怪的客人一眼——一个红着脸笑，一个红着耳朵笑，手牵着手，面前的咖啡都凉透了也没人喝。

服务员默默走过去，心想，大概是一对刚和好的小情侣吧。

〖四〗

那天晚上，林深在“耳语”上发布了最后一条动态。

「青杏：原来我轻信的不是春天，是我一直该信的人。」

而苏婉的账号下面，多了一行她自己改的签名。

“樱桃不应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