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后（五）烽火京津：一座园林的毁灭与一个王朝的崩塌

烨煜森（原创作者）

题记

1900年，八国联军的枪炮炸开了北京城，慈禧扮作村妇仓皇出逃，李鸿章拖着老病之躯签下《辛丑条约》——4.5亿两白银的赔款，压弯了整个民族的脊梁。清廷跪成了“洋人的朝廷”，但这一次，跪不下去了。

短短十年间，章太炎的笔、邹容的书、秋瑾的血、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遗骨，把“革命”二字刻进了每一个中国人的骨头里。从“扶清灭洋”到“驱除鞑虏”，一个民族在血泊中学会了睁眼。

1900年是深渊的谷底，1911年是黎明的前夜。

记住：一个王朝的崩塌，从来不是因为外部的炮火，而是因为内部的腐朽。而一个新中国的诞生，必先经历无数志士的赴死与呐喊。

　　1900年的夏天，北京城热得像一口蒸笼。但真正让这座古都颤抖的，不是天气，而是从东交民巷传来的密集枪声。

这年六月，打着“扶清灭洋”旗号的义和团如野火般蔓延至京津。他们拆铁路、砍电线、围攻外国使馆。慈禧太后起初观望，继而一咬牙，决定利用这股力量向列强“宣战”。6月21日，一份措辞激烈的宣战诏书飞向各省，声称“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

然而，这道诏书发出的那一刻，就是一场豪赌——而且是拿整个王朝做赌注。

列强早有准备。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国迅速组成联军，以“解救使馆区”为名，从天津大沽口登陆，一路杀向北京。义和团的大刀长矛在洋枪洋炮面前如同纸糊。7月14日，天津陷落，城内外血流成河。8月14日，北京城破。

就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的当天凌晨，紫禁城的神武门悄悄打开了一扇小门。七十岁的慈禧太后穿上一身蓝布衣裳，摘掉头饰，扮成农村老妇，拉着光绪皇帝，在一队亲兵的护卫下，连夜出逃。

这个曾经发动政变、囚禁皇帝、垂帘听政整整四十年、把整个帝国攥在手心的女人，此刻蜷缩在一辆破旧骡车里，狼狈不堪。随行的太监后来回忆，太后一路哭哭啼啼，不断催促：“快走！快走！”她甚至不敢走大道，专拣荒山野路，饿了啃几口干粮，渴了喝几口河水。

这是继1860年咸丰逃往热河之后，清廷最高统治者第二次弃都而逃。更可悲的是，这一次连个“北狩”的体面托词都没心思编了——就是逃跑，赤裸裸的逃跑。

逃跑路上，慈禧太后给李鸿章发去一道电旨，命他“全权议和”。此时李鸿章已是七十多岁、心力交瘁的老人。他刚刚处理完戊戌变法的善后，又不得不拖着病体北上，替他那个逃之夭夭的主子收拾残局。

北京城里，八国联军横行无忌。他们以“搜查义和团”为名，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据当时留下的记录，仅庄王府一处，联军就一次性屠杀了1700多名据称是义和团的平民。更骇人听闻的是，各国军队在北京城划分区域，各自为政，互相攀比谁的“战利品”更多。翰林院的典籍被当众焚毁，太和门前的铜缸被刮走镀金，连老百姓家中的铁锅铁铲都被搜刮一空。

抢完了，烧够了，列强开始算账。

1901年9月7日，北京，已被战火摧残得满目疮痍的紫禁城，在一种奇异的沉默中迎来了历史性的时刻。庆亲王奕劻和北洋大臣李鸿章，在驻华公使团的“最后通牒”面前，代表清廷签订了《辛丑条约》。共计12款，附件19件。

这个条约给中国套上了空前沉重的枷锁——

赔款：4.5亿两白银，分39年还清，本息合计9.8亿两。为什么是4.5亿？列强说中国当时有4.5亿人口，每人罚一两，以示“惩戒”。

驻军：允许列强在北京至山海关沿线的12处战略要地驻军。从此，从天津到北京的铁路线上，洋人的炮口随时指向紫禁城。

拆毁炮台：大沽口及北京至海口的炮台全部拆毁，京津门户洞开。

划定使馆区：东交民巷成为“国中之国”，中国人不得居住，清廷须保证使馆区的安全——而且是“永远”的安全。

最刺痛人心的是条约的措辞：清廷要向各国“分别认错”，派亲王赴德国、日本“道歉”，甚至要对被杀的德国公使克林德建立牌坊——这就是后来北京城里那座让每一个中国人看了都心如刀绞的“克林德碑”。

《辛丑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出，举国哗然。梁启超在《新民说》中痛呼：“呜呼！堂堂中国，今日者实为万国屠宰之场！”而日本《时事新闻》则赤裸裸地评论道：“从此中国不复为一国矣。”

清廷在条约中承诺要“惩办祸首”——那些主张宣战的大臣。结果，载漪、载勋等王公贵族被流放、赐死，徐桐、刚毅等主战派大臣在战败后自杀的、病死的，都遭到了褫夺官爵、开棺戮尸的羞辱。朝廷自己把自己的脸面彻底撕了下来，跪在列强面前，任人践踏。

经此一役，清政府真真切切地成了“洋人的朝廷”。正如孙中山后来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十个字，正是清廷此后对外政策的真实写照。

然而，灾难的尽头，往往是觉醒的开始。

《辛丑条约》的屈辱，比甲午战争更深地刺痛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如果说甲午战败让少数精英睁开了眼睛，那么八国联军之役则让整个民族都感受到了亡国灭种的切肤之痛。

就在签订条约的同一年，一位名叫陈独秀的22岁青年，因为参加反清活动而流亡日本。他在日本接触到了各种新思潮，开始思考中国究竟应该走什么路。

1903年，章太炎在《苏报》上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大骂光绪皇帝“载湉小丑，未辨菽麦”，震动天下。同年，邹容撰写《革命军》，喊出“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的呐喊，这位年仅18岁的少年写下了这本传世之作，最后死于狱中，年仅20岁。

1904年，秋瑾——这位“鉴湖女侠”——不顾家人反对，东渡日本，加入光复会，誓言“金瓯已缺总须补，为国牺牲敢惜身”。三年后，她从容就义于绍兴轩亭口，年仅32岁。她留下的绝命词至今读来仍令人热血沸腾：“秋风秋雨愁煞人。”

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纲领。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第一次提出了“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这一年，湖南青年毛泽东才12岁，正在韶山冲的私塾里读《三字经》；四川青年朱德19岁，刚刚考入四川高等学堂附设体育学堂，开始接触新学；江苏青年周恩来还只有7岁，在淮安老家的书房里跟着母亲认字。

这些后来改变中国命运的人，此时还都默默无闻。但历史的车轮已经开始加速。

1907年，同盟会发动了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钦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一次又一次失败，一次又一次倒下，但革命的火种从未熄灭。

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再次失败，革命党人损失惨重。黄兴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吾党精英，大半摧折，然革命之志，终不因此而灰。”

1911年4月27日，黄花岗起义爆发。黄兴亲率120余名敢死队员，臂缠白巾，直扑两广总督署。激战一昼夜，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事后收敛遗体，得72具，葬于广州黄花岗——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林觉民在起义前三天写给妻子陈意映的《与妻书》，字字泣血：“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啼泣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

这封信，连同那七十二具遗骨，成为压垮清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革命的火，已经烧了整整十年。从1900年八国联军的枪炮声中，到1911年黄花岗的鲜血染地，一个又一个年轻人用命在叩问：中国究竟往何处去？

答案，正在到来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