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堤~落日~晚风

陈建桥

与小姨的合照（左边是小伙伴坤坤）

此文献给亲爱的妈妈

（一）河堤晚风

有一次做梦，我从异国搭乘航班，跨越山海回到故土，径直落在了东西湖外婆的家门前。进到屋里，卧在床榻的外婆精神尚好，念叨着打算动身，去往湖南湘潭的舅伯家……

我们习惯称呼外婆为“家家”，外公为“爹爹”。家家于82年9月11日去世，到现在已经四十多年了。那年我在长春学习日语，结束学习回到蔡甸时，才知道家家的丧事刚刚办完，舅伯和表弟都还在。再过几天我就要去北京参加出国前的培训了，全家人在照相馆照了一张纪念合影。

家家与爹爹所生活的地方，是蔡甸对岸的原东西湖慈惠农场鸦渡大队。二十年前，这里更名为石榴红村，各家各户的房屋外墙做了统一设计和翻新，是新农村建设的一个样板，也成了一处旅游休闲地。八十年代末，我从蔡甸搭乘机帆船过河去小姨家时，不到一里路远的家家的老房子还在，再后来，因河堤后移及加固拓宽，河堤脚下的老房子就都被拆掉了。

听妈妈说，她到了上学的年纪，她的祖母不想让她上学，认为女孩子没必要读书。家家在这个问题上态度坚决，分毫不肯退让，让妈妈读了私塾，之后转到安乐小学读书。在村里，家家待人和蔼，同情弱小，遇到有人扯皮闹矛盾，她总是热心调解，遇上讨饭的上门，也总要给点吃的。

在我记事的幼年以及小学阶段，在外婆家先后生活了几个时段。那时小姨在队里劳动，爹爹在走马岭供销社做会计工作，一个月回来两、三次，家家操持家务和照料我。在安乐小学读一年级时，班主任是丁老师。每日上学或放学，我与几个小伙伴在河堤上结伴而行。快到家时，就看见家家站在门口向着河堤张望。到了家，就能吃上热乎乎的饭菜。

家家的老房子，是并排连在一起的三栋房子的中间一栋，也是最小的一栋。进门是堂屋，右手边是前后两间卧房，堂屋后面连着厨房和杂物间。厨房有一道后门，门里面放有一口大水缸。房子后面是一小块菜地，再往后是一口水塘。房子朝南，前面正对着蜿蜒的河堤，三栋房子的右边是田地，左边有一条由河堤延伸向北的小路，村里多数人家在这条路的东侧。妈妈说，早先她家有一栋很大的房子，1954年发大水时被冲毁。当时，家家来到蔡甸临时避难，受到一位沔阳老乡的帮助。妈妈从师范放假回来，借住在蔡甸一位表叔王德安家里。

村后是一望无际的田野，远处似乎有火车线路，有时能听到轰隆轰隆的火车行驶的声音。房子左邻小伙伴贤发的家，他有个哥哥，外号麻子。他父亲每到夏天就摘莲蓬卖。家家给我一、两毛钱去他家买莲蓬，他父亲有时连卖带送，有时不要钱。右边是一个较大的院子，住着超和七星两兄弟及他们的家人，还有他们的父亲——父母口中的幺爹。超和七星与外公同辈，我应叫他们爹爹。超爹爹的儿子坤坤，以及七星爹爹的几个儿子维贻、维利、维刚，都是我童年形影不离的玩伴。坤坤有个姐姐，平日很喜欢我。看见我外公回来，她就大声地告诉我：“桥，你爹爹回来了”。

幺爹的成分是富农，解放前是会道门组织的骨干。解放后，政府开展了对该组织的取缔清查，幺爹被判刑，坐了几年牢。坤坤的父亲受到连累，归为坏分子一类，成了受管制的对象。彼时维贻的父亲年龄尚小，得以幸免。我儿时常看见幺爹佝偻着身子，胳膊挎着一只篮子，在村间小道来回走动，不知是捡拾粪草还是忙活其他琐事。后来，我随父母去外婆家时，父母遇见他总会恭敬地喊一声“幺爹”，他露出温和亲切的表情，高兴地与父母寒暄。

与我经常在一起玩的还有强强、利娃子两兄弟，以及奎奎等小伙伴。利娃子的父亲张长生，是妈妈堂姑的儿子。当年办家家丧事时，我家厨房还未完工，长生叔主动前来，在临时搭的棚子里帮厨忙活。利娃子的姑姑患有癫痫，病发时口吐白沫，不省人事，让人心生怜惜。奎奎是四家家的小儿子，他家宅院依着河堤外侧而建，是我们时常结伴玩耍的去处。

夏日悠长，家家隔一两天就给我买冰棒吃。家里的糖果罐里总有爹爹带回的点心零食，引得小伙伴们满心羡慕。记忆中，河堤上装有高音广播喇叭，每天到了固定时间段，就开始播放马玉涛演唱的《马儿啊你慢些走》，以及男女对唱《逛新城》等歌曲。后来，每当听到这些熟悉的曲调，脑海里即刻浮现出以下景象：蜿蜒的河堤、堤外的杨柳树、伴着落日和晚风下工的乡亲。

1962年前后，武汉几十名知青在这里插队劳动半年，住在我们家的是两个小伙。收工时看见他们沿着河堤归来，我小跑着迎上前去，他们就将幼小的我一把抱起。半年后，驻队劳动结束，知青们集体乘船离开，全村乡亲伫立岸边相送，大家都留下惜别的泪水......

还记得当年生产队分蔬菜瓜果的热闹光景，分到的西红柿鲜嫩饱满，我拿起便咬，清甜汁水在舌尖化开，是如今再也尝不到的原生态香甜。我偏爱家家做的炒菜薹，鲜香入味，百吃不厌。夏日乡间的时光总是无忧无虑，和伙伴们追蜻蜓、捉知了……大人做饭刚刚丢弃的蛋壳，里面留有少许蛋清，我们偷偷将其捡起，放在火上烤得微微焦香，放进嘴里品尝。那份简单的快乐，一直镌刻在心底。

爹爹（1903~1966）

家家（1903~1982）

（二）爹爹的笔记本

外公雷馨三与外婆潘环芝同生于1903年。他们是在各自的另一半去世后重新组成的家庭，之后生育了舅伯维海、母亲和小姨。妈妈底下其实还有两个弟弟，维池、维智，五十年代分别因患病和溺水而亡。外公被妈妈他们三兄妹称呼为“大伯”，可能是一种称呼习惯，又或者因为外公是家里的老大？他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

外公解放前在蔡甸米厂做会计，1951年起在舵落口新沟商店肖家分店任会计。他留存下来一个笔记本，原是父亲一位堂兄相赠，父亲转赠给了外公。笔记本里工整记录着1959年12月至1965年11月间的工作会议内容。还有少数内容涉及到家里的私事，以及亲属的联系方式，等等。

轻轻翻开纸页，被岁月存封的时代的气息扑面而来：那时每晚都要开会两三个小时，传达学习上面的指示精神，研讨单位及个人的工作计划和安排，汇总财务账目，开展评级评优，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计划安排，动员返乡务农，作自我检查及相互评议，深挖思想和工作中的短板过错。正值社会主义大教育运动，大鸣大放、张贴大字报，反贪污、反盗窃层层推进，人人都要写检查、做反省，交代过去几年间占过公家多少便宜、有没有走后门购置紧缺物资，等等。一桩桩、一件件，都刻着那个特殊年代的印记。

1966年，我在兴隆（后更名新农）中心小学读二年级。六月学期结束，爹爹专程来学校接我去往东西湖度暑假。谁也未曾料到，一个多月后，他便骤然离世，永远离开了我们。小姨带着外公的遗书，匆匆赶往父亲任教的学校报丧。我站在外婆家门前，望见河堤上出现了母亲的身影：她被旁人搀扶着，掩面哭泣，一步步悲戚地走下河堤。

爹爹在单位遭受了无端批判。他生性自尊要强，不堪承受沉重的精神重压，更不愿连累家人、拖累子女，也不想给后辈留下任何非议与牵绊，最终选择投河自尽，含冤赴死。强加在他身上的所谓“罪状”，无非两点：一是解放前曾被卷入会道门组织，二是平日闲谈内容被说成是“借古讽今”。

所谓会道门，是旧时以鬼神宿命等封建邪说蛊惑人心、蒙蔽控制民众的非法秘密组织，多起源于明清，常以会、道、门冠名，诸如一贯道、白莲教之类。建国后国家始终秉持依法取缔、惩治首恶、教化群众的原则。至1960年，公开活动的会道门势力已基本肃清。当年，隔壁幺爹替外公代办了入会手续，他本人毫不知情，也从未参与过任何组织活动。解放初期整治取缔时，他主动厘清干系、早已与之划清了界限。爹爹自幼饱读古籍诗书，平日与同事闲谈，免不了聊些古书里的轶闻趣事。可在那个政治挂帅、凡事上纲上线的年代，随口闲谈也能被无限拔高定罪。加之他性情耿直，曾批评过单位领导的特权作风，此番遭难，难免夹杂着刻意排挤、打击报复的成分。

爹爹离世5个月后，得到平反昭雪。1967年1月17日，父亲参加了在外公原单位召开的平反大会。会上，供销社书记高章甫当众作了检讨：其一，知晓整件事诸多触目惊心的细节，内心深感痛心；其二，反思自身工作，态度不明、执行不力、落实不严，背离了毛主席倡导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倒奉行错误的资产阶级路线。文革重点是整治资产阶级当权派，此地却把矛头对准普通群众，鼓动互相揭发、勒令停职反省，挑动群众内斗。现场亦有人直言道，高章甫对群众施压，强迫群众斗群众。

爹爹平反之后，小姨顶替入职进了供销社，单位给予了两百元经济补偿。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家家陷入无尽悲痛。多少个深夜，她压抑不住心底的哀伤，低声恸哭。有一次我在睡梦中被哭声惊醒，贤儒表哥也陪着一同落泪。爹爹骤然离世，不仅给家家带来沉重的精神打击，也断了家中的经济来源。此后，家家便轮流去往湖南舅伯家、东西湖小姨家，还有三官我们家生活。

妈妈口中的大哥、二哥、三哥，分别是维江、维忠、维海。维海即湖南的舅伯。维江是外公与前妻所生之子，当年外公与家家重组家庭时，他还不到十岁。维江成人后结婚生子，育有贤儒、贤霞一双儿女，五十年代初因病而早早地辞世。维忠，又名汉卿，是母亲的堂兄，自幼父亲病亡、孤苦无依，跟随外公生活。他十八岁参军入伍，奔赴抗美援朝战场，战火中不幸被炸断一条腿。退伍后先后在蔡甸等地工作安身。身有残疾，他却从未消沉，凭着一股韧劲，学会了骑自行车。一生性情乐观豁达，为人正直善良，重情重义、常怀思乡念亲之情。2018年10月，我带着父母和小姨去汉口探望二舅伯与舅妈。望着这位历经战火洗礼的志愿军老英雄，心中满是崇敬与感念：正是无数像二舅伯一样最可爱的人的舍生忘死和浴血奋战，才换来山河无恙、家国安宁，才有了我们如今安稳平和的幸福生活。

贤儒与贤霞的母亲叫梅，他们的父亲去世后，梅带着幼小的贤霞改嫁到汉口，贤儒则继续留在东西湖，由奶奶（即我的外婆）照料。贤儒的父亲是家家的继子，家家、贤儒祖孙俩没有血缘关系。上世纪七十年代，梅（我叫她舅妈）来三官我们家里，与妈妈谈家常时，操心贤霞的人生大事。她与家家和我们家保持着往来，相处和睦亲近，旧日情分未曾疏远。

2018年10月看望二舅伯维忠

小姨、家家和贤儒表哥

（三）远方的地平线

1957年末，父亲正在汉阳一中参加反右学习，得知我降生的消息，匆匆赶回马口老家探望，次日，又折返蔡甸继续参与运动。我满月后，母亲也参与了反右运动。父母在蔡甸租了一间小屋，平日里便托付家家照料我。才一个多月大的我不幸染上肺炎，家家心里十分担心，又有很大的思想压力，生怕马口的爹爹怪罪她没有带好孩子。

1959年春节前，天上下着大雪，父母带着一岁的我到东西湖，准备在那里过年。谁知遇见妈妈的祖母和家家吵得很厉害，待不下去，父母只好用被子将我捂着抱在胸前，一路步行几个小时回到马口老家。

六十年代，我们兄妹在外婆家生活时，小姑从老家过来接我们回马口。若是留住了不让我们走，小姑就会失望地哭着回家；若是顺利接走了，小姨也免不了独自流泪。

以前，我老家陈湾属新庄大队，大队书记叫华子。有人牵线，将华子的妹妹陈环芝介绍给我的表哥贤儒。巧的是，邻居玩伴贤发的母亲也叫陈环芝。相亲前后，我们一群孩童起哄地喊着“陈环芝”，惹得贤发十分恼怒。这场相亲最终也没了下文，想来是表哥心中并不情愿。我在马口读小学时，与华子的女儿燕芳是同班同学。

河堤之外，二家家、四家家、五家家同住一座大宅院。我与小伙伴常常跑过去玩耍，跳绳、踢毽子、捉迷藏，度过许多无忧无虑的时光。奎奎的父亲（四爹爹）与五爹爹是双胞胎兄弟。奎奎有一个哥哥维尚，两个姐姐。由母亲牵线和介绍，维尚与我的小姑相识，并结为了夫妻。之后，小姑小姑父一家长期在汉南生活，与我们家来往密切。

四爹爹有个妹妹叫素珍，与妈妈年龄相近，妈妈叫她素珍姑，幼时经常在一起玩。在安乐小学时，她们是同班同学。素珍的丈夫李树模在汉阳县政府农业办公室工作。我出国留学时，这位姑爷爷送了我一幅自作的国画。这幅画随我漂洋过海，被赠给了我的导师清家先生。

小姨成家后，我放假了就去她家小住几天。她家在河堤外，与家家的老房子（当时贤儒一家住在里面）相隔不到一里路。小姨和姨父的房子在前面，她大哥一家住在后面的房子里，房子一侧另外搭了一间，她公公婆婆住在里面。那时，小孩子时兴用纸来折叠成纸钱包或其他小物件。我自己叠了一个纸钱包，里面装有三五角零花钱。小姨看到我的钱包后，给了我三元钱。三张新纸币很硬朗，钱包被撑得鼓起来，我一下子成有钱人了。当时，小姨和姨父、她公公婆婆、大哥一家、小叔子元元等都在一起吃饭。比我大几岁的元元带着我到农场的菜地里兜风，菜地一望无际，喂养的一条黑狗跑在前面。他一个口哨，狗子向着远处的地平线飞奔而去。我十分羡慕，暗自想着，将来我也要养一条这么通人性、听使唤的小狗。

有个夏天，汉口一个学生团体过来参加什么活动。傍晚，有几个学生下河游泳，结果溺水死了一个。打捞上来时，已没有生命迹象。老师和同学唤着他的名字……还有一次，从小姨家坐渡船到蔡甸时，一位父亲领着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来到渡船上，要去蔡甸人民医院医治烫伤。小女孩全身烫伤严重，只能裸身站在渡船上。据说她在端一锅煮好的粥时失手淋在了自己身上，模样看得人既心惊又心疼。彼时她的神志是清醒的，不知道后来的救治是否顺利。

小姨的婆婆性情温和、待人亲切，公公脾气却有些急躁执拗。姨父的大弟弟吉守从部队转业后，被安排到蔡甸工作，父亲帮忙促成了这件事。我上大学报到那天，正是他开着卡车，载着我和父亲，一路送到南一楼新生报到处。

后排：陈环芝、贤霞、贤儒

前排：小姑、二娘

妈妈送表弟回湘潭

（四）红枣炒饭

1970年初，父亲调任三官学校校长。此后十余年间，我们一家便安身在学校两间简陋宿舍里，三官，也成了我心中的第二故乡。

搬家那日，四位年轻老师从三官赶来成功小学接我们一家。一架板车、几副挑担，便装下了我们全部家当。一行人从蔡甸登船，顺江而下，半个时辰便抵达了三官。

在学校宿舍安顿妥当后，全家搭乘火车去往湖南舅伯家过年。舅伯年少外出当学徒，后来远赴湖南工作、落地安家。1970年时，他已是湘潭电缆厂副厂长。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出远门，也是第一次坐火车。车厢里拥挤不堪，我从小便有晕车的毛病，没想到连火车也晕。傍晚上车，整夜昏昏沉沉、迷迷糊糊。大人们闲聊家常时，邻座一位阿姨说认得雷维海，“他是我们的雷连长”。母亲听闻，满心欢喜。文革时期，不少重点单位实行半军事化管理，故而才有“连长”这般称呼。

次日上午抵达株洲，再转车前往湘潭。候车室里，一名年轻小伙瘫坐在地上失声痛哭，据说他身上仅有的八元钱被偷走了。在那个年代，八元钱对普通农家而言，已是一笔不菲巨款。周遭人心生怜悯，纷纷上前宽慰，还有人递上几角零钱接济。

逗留湖南期间，舅伯一家陪同我们前往韶山参观。在他家住了约十天，返程时家家便跟着我们一同回到湖北。火车抵达汉口站，我们一行六人转乘公交车去往汉口码头，准备从那里乘船返回三官。父母手里拎着行李，还要照看年迈的家家和两个妹妹。恰逢乘车高峰，人潮涌动，我手里攥着两样东西，奋力挤上了车。待车子启动，才发现家人都没有上车，心里顿时有些慌乱。我坐了一站路挤下车，沿路往回赶，满心期盼他们还在原地等候。没有见到人，只好一路走一路打听，折腾了一个多时辰，终于找到客船码头。走进候船大厅，满面愁容、焦灼不安的家家见到我，才稍稍放下心来。她喃喃说道，若是找不到建桥，我也不想活了。没过多久，乘公交满大街找寻的父亲和大姑，也匆匆赶回了候船大厅。

七十年代，家家中间两年（74~76）住在湖南，其余时间轮着住在我们家和小姨家。在三官时，家家每日生火做饭、操持家事，日子清简平淡，却也安稳从容。学校食堂常年只有萝卜、白菜与咸菜，少油少荤，伙食格外简朴。日常用水要去江边挑回，每逢雨雪天，河堤坡面湿滑泥泞，挑水往返步步难行，格外辛苦。

1970年夏天，表弟彪彪、继锋来三官借读。那时的日子十分清贫，平日里难得沾一点荤腥，做一碗蒸鸡蛋改善一下伙食，五个孩子分食，根本不够解馋。继锋晨起总爱赖床，家家一遍遍催促，要费上好一番功夫。一日放学后，我带着继锋去河堤玩耍，村里同学递给我一个白馒头，我掰了大半分给继锋，他捧着馒头吃得一脸满足。半年之后，母亲便把两个表弟送回了湖南。

舅妈早年生了一个女儿，起名淑萍，比丽萍大几个月，可惜未满两岁便不幸夭折。1973年春节，我们一家人第二次去往湖南。舅妈想留丽萍在身边过一段日子，大人们私下商议便定了下来，并没有问丽萍是否願意。我们离开后，丽萍一下子懵了，以为家里不要她了，委屈地哭了许久。半年后，厂里有人出差到武汉，便把她带了回来。

舅伯从湖南寄来红枣与熏肉，在当年已是难得的珍馐美味。家家做的红枣炒饭香气扑鼻，学校有老师吃过，纷纷夸赞其味道极好。家家性情温厚和善，待人真诚，深得学校师生与家属敬重。后来我下乡插队，挑担子磨破了肩膀，她得知后满心疼惜。学校添置了一台黑白电视机，每到傍晚，家家便和老师们、家属们围坐在一起看电视。三官大队放映露天电影时，两个妹妹带着家家前去观影，沿河堤坡地席地而坐，看得津津有味。

1980年夏天，母亲调任齐联小学，学校腾出半间教室，权当我们的居家宿舍。那时我在上大学，丽萍在张湾卫生院上班，芬芬进了一色织布厂做工。过年我们都回去时，住宿便成了一大难题。第二年，父母向同事亲友借钱，在蔡甸三小旁建起一处私房，我们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居所。1981年10月，舅伯从湖南返乡，与父亲一同去小姨家，把家家接来蔡甸，住进我们刚落成的新家。

1982年春节，是我在新家度过的唯一一个春节。过完春节我就去了长春，在东北师范大学赴日留学生预备学校学习日语。六月份中途回家待了约十天，那时家家基本上是卧床状态了。家家住进我们新家的那段日子，恰逢我大学毕业、外出学日语、备战出国培训，终日忙碌，少有时间陪她闲话家常。如今回想起来，心底满是遗憾与愧疚。

外婆娘家本在沔阳，至亲早已零落无存。她认了一位干姐妹，八十年代，这位干姐妹的外孙曾登门拜访，托父亲帮忙购置砖瓦。外公前妻的娘家在蔡甸高庙。家家带着小姨走高庙的“娘家”，那里有大舅、二舅、幺舅。懵懂年幼的小姨，一直以为那就是自己的亲娘舅家。前几年，我偶然从小姨口中得知这段往事，深深感念外婆与前外婆家人之间质朴厚道的善意与温情。“幺舅娘”去过三官，托爸爸帮忙买砖瓦；她的女儿嫁到张湾，爸爸那时在张湾工作，曾受邀去她家做客吃饭。

舅伯维海很小便离家闯荡做学徒，修过汽车，也学过制鞋。早年修车最是辛苦，给轮胎充气全凭人力打气筒，常常打热好几支气筒，才能把一只轮胎充满。制鞋的老板性情严苛，学徒稍有差错便会挨打。他们几个师兄弟不堪苛待，悄悄结伴逃离。

1952年，一百零八名武汉热血青年响应号召，奔赴伟人故里湘潭支援建设，被人戏称为“一百零八将”。十八岁的舅伯便是其中一员，他们在异乡脚踏实地、艰苦创业四十余年，把一间小小的电线厂，发展成全国电缆行业排行第三的大企业。

舅伯为人谦和温润，早年间，我们家或小姨家遇到什么困难时，他总会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2000年春节，舅伯舅妈来父母家住了半个月，那也是母亲与舅伯此生最后一次相见。晚年的舅伯患上阿尔兹海默症，病情日渐加重，慢慢遗忘了所有亲人。表弟彪彪看着神志不清的父亲，难过得抱着他痛哭。

2005年，我去中南大学出差，之后去往湘潭看望舅伯。舅妈指着我反复提醒他：“这是你妹妹的儿子，建桥。”可此时的舅伯，早已记不起自己的妹妹，也认不出我是谁，只是面带微笑，礼貌性地与我寒暄问话，一遍遍重复着含义不清的话语，让人看在眼里，怅然于心。

一九七三年春节于韶山

一九八五年秋于蔡甸

前排中：湖南舅伯维海

（五）梦里的小屋

妈妈的祖母于60年2月去世。生前，她在河堤上看见河里的船就大声叫道：“停一下，我要去咸宁（她小女儿的家）”。妈妈的小姑彩英，家在咸宁高铺乡。其丈夫原在汉口从医，土改时回咸宁占地，其成分被划为小土地经营。他曾写信给爸爸求助，爸爸寄了两次钱，每次十元。他家子女多，儿媳是哑巴又超生，生活很困难。彩英母女六十年代去过父母工作的成功小学，其子到过三官。

妈妈十岁左右时，她的大姑（知英）就去世了，留下一女一男两个孩子。男的叫新汉，父母与这位表弟有来往，与表姐则联系较少。我上大学时，妈妈与住在马家庄的她的这位表姐联系上了。周末，我受这位姨妈之邀，去她家做客。我在马家庄下车后，沿东南方向步行二十多分钟找到了她家。姨父是北方人，当过兵，人很忠厚，他热情留我吃饭，为我夹菜，临走时给了我一些做作业打草稿用的纸。

我于1975年高中毕业。这年8月，我作为汉阳县游泳队随行工作人员，参加了孝感地区青少年游泳比赛。汉阳县体委主任毛国运是父母的同窗，他为我手书一封介绍信，信上的字飘逸俊秀，我看着非常喜欢。我将介绍信交给赛事组委会，我和汉川的一位工作人员被分到同一个裁判组。芬芬参加少年组比赛，获一百米仰泳第二名，两百米仰泳第一名。一天傍晚，我去看望了孝感的舅伯和舅妈，舅伯关切地问询了我家里的近况，临走还给了我零花钱。

孝感的舅伯姓梅，是家家与第一任丈夫所生。他很早参加革命，做过地下党，被国民党追捕时，在东西湖慈惠躲过一阵子。解放前，他当过汉川杨林区区长，解放后，出任孝感专区行管局局长。舅伯长期在孝感市工作生活，晚年有时在武大表姐家住上一些日子。2010年，表姐带他来我父母家里相聚，他问起弟弟维海的情况，母亲哽咽着告知：“维海哥去年已经走了，怕你伤心，一直没敢告诉你。”舅伯听罢，当即红了眼眶，潸然落泪。

文革及文革前的那些年，政治运动不断，做过地下党的舅伯免不了受到种种怀疑和冲击。妈妈常常提到他，但见面的时候不多。后来，相互联系和来往就多了起来。1986年我回国探亲时，送给他一支电子计时圆珠笔，他非常喜欢。

2017年春节，我陪着母亲和小姨，专程赴孝感探望舅伯。车子抵达约定的酒店门口，妈妈下车时险些摔倒，幸好酒店保安及时伸手扶住。席间，兄妹三人坐在一起照了合影，定格下难得的团圆时刻。

妈妈患病卧床多年，她雷家同辈的亲人，如今只剩小姨一人。妈妈若是清醒的，能与我一起回忆家族的往事，该有多好，我便能知晓更多散落于岁月里、未曾落笔的往事。

家家所在的村落地处汉江以北，与蔡甸隔江相望。从前，人工渡船、机帆船在江面往返穿梭，架起一座连通两岸的水上桥梁。江中，货船、客船来来往往，汽笛声声不绝，客船大多是顺水驶往汉口方向的船，也有驶往汉川、马口方向的客船。河堤外杨柳依依，清风拂面；河堤内菜园葱郁，瓜果满园，一派悠然田园景象。

我在梦里几次回到东西湖，回到家家的老屋。简陋的屋子，盛满了最纯粹的亲情与温暖。年少时的点滴欢愉，一遍遍在梦中重现，余味绵长。爹爹才学满腹、品行高洁，家家性情温厚、心地善良。惟愿来日梦中，再回那间老屋，陪外婆小住些时日。时而伫立河堤，远眺落日余晖下的江水，静享晚风清凉；时而携家家漫步周边，圆她一两个未了的心愿。

[完稿于2026年母亲节]

二零一七年正月初二于孝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