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生（二）读书

杏林

1920年，我八岁时，本村富户冯坊，为给三个儿子读书，请来山西省石路县邓姓先生在本村教书，母亲将我送入学校读书，每半年学费银洋一元。当时纸张缺乏，邓先生用麻纸抄写下来钉成小本，分发给学生做课本使用。入学第二年，村里来了一个卖书的货朗，记得书名是《中华国文》，一套8册，书费银洋一元。我家贫买不起，急的我向母亲大哭一场，母亲心痛我，向本村户爷冯泮借银洋一元，给我买了一部，我视若珍宝，爱不释手，用心学习。后来母亲整年喂蚕抽丝，卖得三元钱，还账一元，剩余二元为我交纳学费。我九岁时，本村成立了私校，由本村户叔冯继宗任教，我又上学了一年。

民国十三年，天遭大旱，庄稼颗粒无收，村民饥不裹腹，苦不堪言，当时有三户人家无耐外出逃荒要饭，我家也同样吃糠咽菜，饥饿不堪，我只好放弃学习，随兄种地和拦工放牛。

12岁时，延川枣坬村姑父马彦若（旧社会贡生，时任三原县国民党县长）回家探亲，令延川县县长给枣坬村成立了一所公校，母亲遂把我送枣坬村上学，每年学费二元，吃住在姑家。15岁时，年景好转，家兄供我在清水关学校又读书一年。小学毕业后，在家又“受苦”一年。

17岁时，国民党政府在宜川县狼神山成立了宜川县第二高小（中学），校长是我姐夫李国芬。姐夫招收我到该校，半工半读，一边当“工友”，一边上学。我每天早起晚睡，给先生端茶倒水，打扫卫生，上下课打铃等学校杂活。当“工友”不发工资，当学生不收学费，学习二年，高小毕业。

在旧社会，穷人家的孩子能读到髙小毕业，是非常不容易的。这全靠母亲的溺爱和家人们对我的关怀。母亲于1948年8月20日逝世，享年仅49岁。至今每想起母亲瘦弱的身体艰苦劳作、供我读书，不由的心酸落泪。我读书的经历虽周折艰难，但为我以后参加革命工作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