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之 小凌河畔

人生回忆录 自传 工作室

我叫杨德山，今年八十三岁，住在锦州老城的小凌河边。锦州这地方，南边是渤海，北边是群山，小凌河从城里穿过，弯弯曲曲地流进大海。老人们说，锦州城是“山海之间，兵家必争”。我小时候不懂什么叫兵家必争，只知道北门口有个大炮楼，墙上有子弹窟窿，密密麻麻的，像马蜂窝。

一九四八年，辽沈战役打响了。那年我七岁，记得天上老有飞机，嗡嗡地飞过去，扔下来的炸弹把小凌河的水炸得老高。爹娘带着我往乡下跑，躲在亲戚家的地窖里。地窖窄，蹲不直，我憋得慌，娘就把我搂在怀里，捂着我的耳朵说：“别听，别听。”我还是听见了炮声，轰隆隆的，从天边滚过来，地都在抖。后来仗打完了，城墙上贴了告示，说是东北解放了。

爹领着我回城，老房子还在，只是窗户震碎了两块，墙皮掉了不少。邻居周大娘一看见我们就哭，说她家大小子没回来。周家大哥比我大十来岁，当兵走了，走的时候还给我一颗水果糖。后来才知道，他牺牲在了锦州城外的配水池。爹说，那是打锦州最硬的仗。我那时候不懂死是什么意思，只觉得周大娘哭得我心里难受，也跟着哭。

解放以后，日子一点点稳当了。我上了学，在锦州中学念书。学校离家远，每天要走半个多钟头。冬天冷，气温零下二十多度，风吹在脸上像刀割。我戴着一顶狗皮帽子，穿一件棉袄，冻得缩着脖子跑。小凌河的冰结了有一尺厚，我们抄近路从冰上走，踩得咯吱咯吱响。有时候冰底下有气泡，冻成一个一个的白圈，我们就趴在上面看，恨不能拿刀抠出来。

一九五八年，我十七岁，进了锦州的一家工厂，当学徒工。厂子生产矿山机械，我跟着师傅学车工。上班第一天，师傅跟我说：“德山，咱锦州人实在，干活不能糊弄。”我记住了。车床是苏联的，老旧了，开起来哐当哐当响。铁屑飞出来烫手，溅到胳膊上就是一道疤。可我不怕，年轻人手里有劲，心里有奔头。

三年困难时期，吃不饱。厂里食堂的高粱米粥稀得能照见人影。我把馍掰成几块，泡在粥里，连汤带水灌下去。下班以后去小凌河边挖野菜，灰灰菜、马齿苋，拿回来煮一锅，放点盐，就是一顿。爹那时腿浮肿，走路一摇一晃，可还撑着去上班。我说：“爹，你歇着。”他说：“歇下就起不来了。”

日子难是难，可也过来了。六十年代中期，我结了婚，媳妇是厂里的化验员，叫素芳，本地人，家住在铁北。我俩在车间认识，她戴着白帽子，围着白围裙，往那儿一站，我心里就噗通噗通跳。结婚那天，没有大办，买了两斤糖，分给车间工友，大家吃一块就算喝了喜酒。晚上回到职工宿舍，窗户外头小凌河的风呼呼地吹，屋里生着炉子，暖烘烘的。素芳说：“德山，咱俩好好过日子。”我说：“中。”

后来有了孩子，一儿一女。我们挤在厂里分的一间平房里，素芳在门口种了一架丝瓜，夏天丝瓜爬满了架子，开黄花，结绿瓜，摘下来炒鸡蛋，香得很。孩子放学回来在院子里写作业，我在旁边修自行车，一家人挤在一块，苦是苦，可乐也是乐。

八九十年代，锦州变化大了。工厂改制，我下了岗，那年我五十出头。说不慌是假的，干了大半辈子突然没了着落。我蹬过三轮车，在市场帮人搬过货，后来在一家私营厂找了活，又干起了车工。活累，钱不多，可素芳从不埋怨。她说：“有活干就行，咱不挑。”

孩子们长大都出息了。儿子在沈阳工作，女儿在锦州医院当护士。素芳退休以后，我俩常去小凌河边遛弯。河边修了公园，种了柳树，铺了石板路。走不动就坐在长椅上，看水，看船，看远处渤海吹来的云。素芳说：“德山，咱这辈子，没做过亏心事，没发过大财，可也算平安。”我说：“平安就好。”

素芳走了两年了。肺癌，查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晚期。她在医院里住了两个月，非要回家。回家那天，我推着轮椅带她到小凌河边。正是秋天，河边的柳叶黄了一半，风一吹飘飘地落下来。她靠着轮椅，闭着眼睛，说：“德山，你听听，河还在流。”我凑过去听，水声哗哗的，跟六十年前一个样。

现在我还住在老房子里。儿女们让我跟他们住，我不去。我舍不得这小凌河，舍不得架上一挂丝瓜的院子，舍不得素芳在墙上钉的那个挂钟。每天傍晚，我沿着河岸慢慢走，走累了就坐下。对面有年轻人跑步、遛狗、带孩子，他们不知道这河边发生过什么。我也不说。

小凌河还在流。流走了炮声，流走了饥荒，流走了素芳和我最好的年月。可它还在流。

我活一天，就看一天河水。等我也不在了，这河还会继续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