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划过一叶舟

后山老赵

— 怀念母亲

作者: 后山老赵

编制: 后山老赵

美篇号: 6042201

照片: 后山老赵家中珍藏

背景音乐: Piano for Mother Day

今天是母亲节，岁月倏忽流转，我母亲离我们而去已经十五年了。母亲生于旧中国风雨飘摇、新旧思潮剧烈碰撞的动荡年代，坎坷乱世也铸就了她跌宕传奇的一生。作为她的儿子，经常会回忆起她的音容笑貌。总想着把她的人生记录下来。但自是愧疚，在她生前没有好好的了解她的一生，现在想来已晚。我的前辈都不在了，已无聆听他们诉说从前。

1918年，母亲生于浙江诸暨一个贫困的佃户家庭。家中已有三个儿女。外婆本不愿留下这个女孩，狠心打算把她投入河中溺亡。我的姨娘于心不忍，将襁褓中母亲抱回，以稀薄米汤悉心喂养，才让她得以活下来。

我姨娘比母亲大八岁。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我母亲8岁时，我姨娘看这妹妹挺聪明，就跟家里提议让我母亲去上学。说她自己愿意出去打工挣钱，攒学费，就这样好说歹说，我外婆终于同意让我母亲上学。因此也使我的母亲成为那个年代少有的识文段字的新女性。

　　1951年在上海当军代表的母亲。

在我母亲13岁那年，家里实在是太穷了，供不起她上学。我姨娘就带她去了上海，在一家纱厂做起了童工。当时上海的纱厂资本家剥削童工是出了名的。一般小童工，只管饭管住不给钱，一天还要工作12个小时。我姨娘是在另一家缫丝厂做工，哪里的条件更艰苦。看过一个旧中国有关上海缫丝厂的纪录片，小童工站在板凳上（个子太矮）从冒着热气，泡着蚕茧的热水槽里捞丝，那心酸场面景历历在目。

1935-36年，反饥饿反压迫反剥削争取女工权益的游行在上海陆续展开。尤其是纱厂女工首当其冲。我母亲因为识字，对厂外的情况有所了解，再加上她的性格本身就是敢闯敢干，不安于现状。就开始组织工厂小姐妹也参加游行。渐渐成为厂里女工群体的带头人。这时厂外的党组织就观察到这一情况，主动联系到我母亲，委托她牵头组织女工罢工的事宜。之后我母亲开始参加由上海地下党人召集的个各工厂的牵头人联络会，商讨罢工的事情。

在那抗争的年代，我母亲也经历过生死存殁的时刻。据我母亲回忆，有一次晚上8点钟，天已全黑。我母亲沿一个路灯昏暗的弄堂去一个地下党联络站开会。快到的时候，突然发现门口站着两个黑影，像是特务。我母亲赶紧假装路人一边吹着口哨，一边晃荡晃荡地径直往前走去。后来听说开会的人全部被国民党特务抓走了。这是我母亲第一次逃过一劫。

1937年上半年上海工厂罢工游行的声势一浪高过一浪。同年四月上海地下党想对国民政府施加压力，就组织罢工代表去南京，到总统府门前请愿，一共七人，其中就选中了我母亲作为女工代表。他们当中只有一位是共产党员。其他都是工人代表。

当时国民党要对付北方延安的革命力量，又要抵御侵华日军步步紧逼，后方还有工人请愿施压，他们只能妥协退让，答应施压上海资本家增加工资，减少劳动时间等等条款。

这时候我母亲经历了多次风浪淬炼，已经被革命的洪流大浪淘起。

　　这是网上找的旧社会上海纱厂车间用童工的情况。

1937年“八一三事变”日军登陆上海，燃起淞沪战火。这时上海工厂纷纷关停，有些迁往重庆。我母亲和我姨娘瞬间失去生计，姐妹二人只好随着上海逃难的人流，辗转回到老家诸暨。

在家住了一段时间，我母亲就打听到家乡有共产党活动，就积极寻找并加入其中。

当时在浙江活动的是粟裕领导的新四军浙东纵队，并建立起浙江各级党组织。我母亲当时在中共宁绍（宁波 绍兴）特委妇委会工作。抗战时期浙江形势极为复杂，日军多集中在大城市和东部各县城，而且多是伪军驻扎。没有被日军占领的县城就是国民党顽固势力把持。共产党只能在外围广大农村开展艰苦卓绝的游击战。同时也动员工人阶级起来参与抗日反蒋斗争。我母亲就曾被党组织派遣去到丽水钢铁厂做秘密的工运工作。

在这时期我母亲认识了她的前夫，一位有学识的共产党人-朱学勉。朱学勉当时是中共浙江余姚县委书记，后转任诸暨县委书记兼金萧（金华-萧山）支队第一大队大队长。我母亲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我在宁绍特委除负责妇委会的工作之外, 还担任政治交通员, 特委常要我送信去余姚县。 由于经常开会、送信，与朱学勉接触较多, 我们逐渐产生了感情, 再加上特委书记杨思一同志（北撤后任新四军一纵三师政委，解放后曾任浙江省付省长）的促成, 我和朱学勉就结为了伴侣”。

之后他们有了一个女儿。在那烽火连天的抗战时期，带孩子行军打仗多有不便，我母亲只能把孩子托付给了一个可靠的老乡。解放后我母亲回乡查找时，当时的老乡家已是人去房塌。我母亲在当地报纸上刊登寻人启示也没有结果，最终石沉大海没找到女儿。

1944年，朱学勉在一次与敌伪遭遇战中，不幸被流弹击中壮烈牺牲。诸暨市至今还有一所中学叫“学勉中学”就是纪念这位烈士。

而我的母亲也有过危险并用自己的智慧转危为安的时刻。那是1938年我母亲刚入党不久。一次外出执行任务，不幸被地方保安团抓住，保安团把她捆在一户农家的草房里头。趁两个保安团的人去吃饭的时候。我母亲就开始做房东的工作。善良的房东听到我母亲的述说，最后把她偷偷的放了。母亲也因此又一次幸运的逃过一劫。

　　1963年母亲与我姨娘的合照。

1945年，日本投降，而国共摩擦日益加剧。为了保护革命有生力量，新四军动员在浙江的部队，除保留必要的骨干力量外，其余人员一律撤到江苏，与新四军大部队会和。这时候我母亲就跟随一部分人员从浙江海宁坐木帆船撤退到了江苏，据我母亲回忆: 海面风浪很大，小船十分摇晃，我从没在海上坐过船，晕船的厉害，一直呕吐，滴水未进，直到第二天晚上上岸，搞得疲惫不堪。登陆后还要急行军前往苏北，与大部队汇合，走了大约有3-4天。

汇合之后我母亲被分配到华东野战军一纵三旅（后改为三师），在三旅里负责医疗与民运工作。参加了肃北，鲁南，莱芜，孟良崮等战役的后勤工作。

有意思的是，当时我父亲也参加了莱芜和孟良崮战役，之后两人都参加渡江战役和解放上海的战斗，但这俩人还不认识也没碰过面。直到上海解放，两人都留守在上海。一年后经人介绍才相识相知结为夫妻。

　　这是1952年父母在上海。

　　1972年父母在庐山仙人洞。

上海解放后，我母亲作为军代表进驻上海闸北电厂，为保障上海人民的电力供应，积极的工作。她经历了惨烈的1950年2月6日。那一天，国民党飞机轰炸上海多家电厂。当时上海死伤有1000多人，阻断了上海80%的电力供应。作为电厂的军代表，她组织抢救伤员，灭火，重建等工作。

我母亲还兼任上海总工会电力分会职务。当时有一个熟人在上海总工会邮电工会任职，她正是红色经典电影《永不消失的电波》女主人公的原型，烈士李白(电影里男主人公李侠原型）的夫人裘惠英。我母亲应该是在1936年大罢工时期就认识她。也属于积极靠拢党组织的女工。她抗战时期没离开上海，为掩护潜伏在上海的情报英雄李白，按照党组织安排，与李白假扮夫妻，开展地下谍报工作。直到1980年代，有时裘阿姨来京开会，还会来我家，与我母亲共叙峥嵘往事。

　　1963年母亲调到交通部工作。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母亲的履历才得以更正。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从1938年抗战初期，前移到1937年4月，就是我母亲去南京请愿的时间。因为解放后写履历时，我母亲没找到另六位证人，尤其是其中那位共产党员，无法证明该行为是共产党领导。直到我母亲退休后才认真去查找，终于通过上海总工会工运编辑室的同志（为写上海工运史他们来我家数次），找到了当年的证人。这份迟来的佐证，让我的母亲的身份，从一名抗战干部，更正为红军时期的干部。

　　1968年母亲在五七干校。

　　1966年母亲在北京。

　　1994年部分新四军浙江籍老战友聚会。

　　1982年母亲在东北。回忆一下当年当新四军的情景。据我姨娘说，我母亲当年可威风了，腰别双枪。

　　2008年90岁的母亲。

一位哲人曾说：每个人的生命里，都藏着无数生命原点。那些原点，藏着遗憾、欢愉与忧伤，如一叶叶载满记忆的小舟，于岁月长河飞快地驶过，奔向茫茫前路。风云划过一叶舟，母亲的一生，便是一叶在乱世风雨中颠簸前行的小舟，载着家国大义、儿女柔情，在时代洪流中，留下那永不褪色的一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