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枫叶77335026

2010年母亲去世。那种“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的天人永隔之痛，已经延续十六年了。





母亲的娘家婆家

我的母亲叶希珍，1913年出生于江西吉安县农村一户殷实人家，是长女。这家历代崇尚读书,从我外公说起吧。上世纪初清朝崩塌，社会变革激烈，读书人出路迷茫。借西学东渐之风、格物致知之雨，探索出路的这家人，三代出了三位留学生。上世纪初，我外公自费留学美国，矿产冶炼专业；上世纪三十年代，我大舅自费留学德国，建筑专业；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大表哥被公派留学前苏联。

受家庭书香熏陶，母亲十多岁时，就跟随留学归国的外公到上海，外公忙他的“实业救国”，母亲忙她的学业。



母亲学到需要选专业时，外公为她选了“助产”专业。1933年母亲20岁毕业，随后取得了政府颁发的助产士资格证书。当年，母亲就回到江西吉安县叶家祖屋的老辈身边。外公给她的任务有二：其一，叶家与十里路外的刘家定有儿女婚约，母亲返乡，遵约完婚；其二，那时农村盛行旧法接生，母婴死亡率极高，急需新法接生医术，母亲学得一技之长，正可造福乡邻。



母亲返乡第二年，嫁到了刘家。刘家原为耕读世家，到我爷爷辈，三兄弟中老大是私塾先生，老二务农，爷爷经商，常年奔波于江西和湖南的长沙、衡阳、祁阳等地。可惜爷爷于我父母成婚的前两年，积劳成疾病逝了。

母亲嫁入刘家的两年后，1936年生下了我大哥。不久父亲去了上海我外公所在的工厂，后逢抗战全面爆发，工厂经历了把人员设备迁往大后方重庆，抗战胜利后，又返迁上海这过程。父亲忙于这些事而拖到1948年才有空赶回江西，接出妻儿，从此我家定居上海。

珍妹子、叶老师、叶大姐

这三个称呼,都由母亲的工作而来。母亲1933年从上海学成返回江西，到1948年离开江西去上海定居，这十五年间，母亲在家乡，由一个学生，转变为一个医生、一个儿媳、一个母亲。不论是婚前在叶家，还是婚后在刘家，她都是受人欢迎的新法接生医生。叶、刘两家的家境，也足以支撑她造福乡邻的善举。

出于好奇，我查阅到：大名鼎鼎的产科医生林巧稚，是1929年毕业的。母亲毕业于1933年，可知母亲的专业资格也是很老的。在这多灾的土地，多难的时代，母亲曾经一步步地奔波，一家家地迎接新生命的到来。

1991年我首次踏上故乡的土地，不论是在刘家祖屋，还是在叶家祖屋，每天都有人来，欣喜地问我：“你是珍妹子的仔？珍妹子好吗？”珍妹子是母亲的小名，当年随着她新法接生的足迹一起传遍了四邻八乡。再聊上几句，对方就会告诉我：“我家的XX就是珍妹子接生的……”

最夸张的一位，拉着手告诉我：“我父母常念叨，我出生时难产，是珍妹子赶到了，我才能活！”听了他的话，我忍俊不禁而腹诽：既然如此，“珍妹子”三个字是你能叫的吗？

大家居然不论辈分地称呼母亲为“珍妹子”，这超越时空超越辈分的称呼，足见当年母亲的新法接生，确实造福了乡邻，给乡亲们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返沪那天，我离开祖屋去县城赶火车。天刚拂晓，出门往前走，身后竟然响起鞭炮声。惊回首，晨雾朦胧中见有人影在路边燃鞭炮相送，这是当地送别远行亲人的最高礼仪。我明白，他们不是送我，是在送“珍妹子的仔”。当年母亲为四邻八乡无偿奉献了十五年，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故乡以鞭炮声向她表达牵挂。

定居上海后，母亲面临回归医院重新工作的问题。曾经有好几次回归医院的机会，都因严重的高血压而体检不过关，没能录用。我也曾问母亲：“你体检前为什么不口服降压药？”母亲总是叹口气后回答我：“我要当的是医生，必须实话实说，填表时自己就先写上了有高血压病。”就这样，母亲在上海一直没能正式工作。

三年困难时期，不少青少年得了肝炎，街道一级成立了肝炎隔离室。母亲被抽调去当护理人员，服务这些病人的打针吃药。在这里，母亲有了新的称呼：“叶老师”。这段时间，是母亲最忙的日子。后来社会情况好转，病人陆续痊愈离开隔离室，两年后肝炎隔离室解散，当年的这几位“老师”，成了母亲此生仅有且珍贵的同事，竟然从此交往了一辈子。

接着，母亲被居委会指定为居民小组长，继续着她没有报酬的义务工作：上传下达、读报、学习、慰问生病的邻里，忙得不亦乐乎。“叶大姐”成了她新的“官称”。这职务，母亲一当就当了20年，直到1983年要离开上海去我处居住（安徽皖北），70岁的母亲才辞去了小组长的工作。

就这样，母亲从“珍妹子”到“叶老师”再到“叶大姐”；从老家的造福乡邻到上海的里弄义务工作；从二十多岁工作到七十岁，居然比有正式工作而60岁退休的父亲，还多工作了十年。



我人过中年，才逐渐理解母亲内心的纠结和期盼：无正式工作，就无固定的收入，这是母亲的无奈。她在义务工作中，找到了展示才能的机会，感到了周围人群的尊重，得到了来自组织的认可。这，就是人追求的社会属性吧。有职业技能却没有职业的她，比一般人更看重这份尊重和认可。这大概就是母亲义务工作几十年的动力了。

母亲和我

1951年，母亲38岁在上海生了我，两年后生了我妹妹。我哥哥初中起就住校，父亲每天早出晚归上班。从我记事起，睁开眼睛，从不缺的，就是母亲的陪伴。我无论看画书还是游戏，一两步外必有母亲。使得我只要回顾起童年，脑海中就会涌现“静谧”这个词：尽管明知这个词更适用于山谷，但总偏爱这个词，因为，无处不在的母亲的视线和陪伴，超出了家的四壁，时刻围着我，像山谷中的雾一样弥漫，一样浸润，一样空灵。

可能是38岁才生我，母亲对我是偏爱的。三年困难时期，正是我开始长身体的时期，为保证营养，母亲把全家凭票买的白砂糖，都填进了我的肚子：每天早餐我的泡饭里，总有一勺白砂糖。母亲认为，糖就是能量。效果是，我的个子全家最高。

经历了兵荒马乱，母亲特注意培养我的独立能力和动手能力。菜场选菜，米店买米，商店购物，甚至是亲朋家送物取物，这些事，从我小学第二年起，母亲就开始差遣我独自去完成。由此，在难得有一条直路的上海，我竟然养成了很好的方向感和记路能力。

读小学时，家里因为要安装管道煤气，我用了一周的课余时间，按尺寸要求制作成了一个煤气桌。如果有回放镜头，你能发现，那忙碌的小木匠才十岁。那随时在旁陪伴，打下手的，是母亲……

那时，大多数家庭的日子都过得“紧绑绑”的。常常遇到，离父亲发工资还有三五日，家里没钱了。母亲的解决办法是，打开箱子，包上一包东西，由我提着，跟随母亲来到隔两条街远的一个叫“小额质押服务部”的地方，交上东西，换取十元钱左右的现金，这日子又能过下去了。

待到父亲发了工资后，母亲和我带上现金，又去换回自己的这包东西，大概还要付出几角钱的利息。母亲也抠过，想不超支，可我也常见到，头天亲友来轻声找母亲借钱，第二天我又提着布包跟着母亲出门…… 我也由此明白了，拮据的生活，最怕额外的支出。

上海唯一的一家“翼风航模材料商店”，就开在我家弄堂口的边上，学校也开设了“航模兴趣小组”，我这个喜欢动手制作的人，却不敢“沾边”航模，因为这意味着要额外花钱。只好于路过时，偶尔进店过过眼瘾。直到那场运动停课3年，才在这个商店购置原材料，制作了一艘电动鱼雷快艇模型。这也是我唯一的一件航模作品。

1969年，我当知青去了皖北。1983年，我在皖带队抢修国道上的“新汴河大桥”。修桥工程很成功，当时仅有改革的精神和农业政策，还缺乏与工业配套的改革措施，使得奖金方案中我个人可得的近七千元奖金无法兑现。最后我提出的解决方法是：放弃我个人的这部分奖金，今后有读书机会请让我读书，领导采纳了。

第二年，我考上了电大三年全脱产，领导兑现了承诺。三年后毕业，我由初二生，变成了掌握计算机专业知识的大专生。能在穷了几十年后仍然清楚自己最缺的不是钱，而是读书，能作出以奖金换读书的选择，这也是母亲长期对我潜移默化的结果。

拥有“四大金刚”的“老祖宗”

在1969年1970年的非常时期，我和妹妹相继去了外地农村当知青。一家两知青，对母亲冲击很大。好在老天眷顾，1968年起的五年间，哥哥的儿子、女儿相继出生，母亲有了新的忙碌和寄托。

父亲1980年初由于脑梗而卧床不起，那时哥哥远在宝钢，我和妹妹在皖北，由母亲独自照顾了3年，父亲不幸于1982年底病逝于上海。次年，我接母亲去我所在的皖北小县城生活，基本上就是在我家和妹妹家两头过，直到1993年母亲80岁，才结束了十年旅皖生活，回到了上海。



　　

1995年我调入上海，妹妹全家也回来了，终于圆了母亲盼望我们早日回上海的梦。母亲有四个孙辈：哥哥的儿子、女儿，和我的儿子，妹妹的女儿，戏称是母亲跟前的“四大金刚”，而她则成为我们的“老祖宗”。到2002年母亲的四个孙辈，都先后本科毕业了，其中有一位读到博士毕业。她还看到了第四代：长孙的儿子。小辈们努力读书，这是母亲最称心如意的了。

2010年1月27日下午3点，母亲走了，享年97岁。从那时到现在，又过去了十六年。曾经围绕我身边的雾，消散了，再没有回来，只能期盼不知何时才会来到的重逢梦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