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有母亲的春节

张悟明

到今年，我已度过了六个没有父母亲的春节。按照老传统，出了元宵才算过完年。春节的余温仿佛还在心头萦绕，转眼母亲节就到了。在这个年味儿尚未完全消退的时候过母亲节，我格外思念父母亲。尤其是母亲，她过去为春节操持的身影时常浮现在眼前。

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孩子。在我的印象中，过春节是农村一年中最好的时光。每当春节来临，各家各户氛围浓厚，面貌一新。穿的方面，人人穿上新的、或自己最喜欢的衣裳。吃的方面，鸡、鸭、鱼、肉，除鱼有时难以保障之外，其他样样齐全。住的方面，每家每户里里外外进行大扫除，被褥清洗得洁净如新。休闲方面，大家除了去邻居和附近亲戚家拜年之外，也抓住这难得的时间在家休息。此外，小朋友还能拿到压岁钱，自然很开心。

我家人口多，无劳动力，生活条件相对较差。但母亲不服输，想方设法改善生活。遇到过春节自然格外重视，在临近过节的这几天，抓紧进行大扫除，将家里里外打扫一遍。用谷壳拌上去污粉，将锅碗瓢盆等日常用品擦洗干净，然后拿去河里清洗。我年龄尚小，帮不上什么大忙，只能当搬运工，将她在河里清洗好的东西往家里拿。

在为家里创造一个干净、卫生环境的基础上，母亲又注重安排好一家老小的穿戴，采取缺什么补什么的办法，利用自己会做裁缝的特长，为大家缝制新衣裳、改制旧衣裳，把大家打扮得漂亮、整洁。

在食物和伙食安排上，别家有的，我们家至少一样都没少。一般来讲，母亲每年都会喂养一头过年猪，并在过春节前一个月左右进行宰杀。未喂养过年猪时，事先就和喂养了过年猪的邻居说好，斫肉过年，确保春节需要。只是在我年纪小的时候，帮不上什么忙，只能坐享其成。

油炸红薯米粿是山区过年最有特色的食品之一。随着年龄的增长，母亲交给我的任务是用舂锤在装有糯米的石臼里反复舂捣，把糯米舂成粉。室外屋檐下倒挂的根根冰柱滴着水，室内舂锤声声，此情此景终生难忘。随后母亲领着我们把糯米粉和蒸熟的红薯揉在一起，做成米粿。用茶油炸熟，这就是油炸红薯米粿，好吃极了。后来我们家也保持了老传统——在过春节时做油炸红薯米粿，如今，在市场上也能买到油炸红薯米粿，但其味道与我们小时候吃的油炸红薯米粿相差甚远。

当然，春节的筹备工作并非盲目而动，必须有资金作为后盾，这点母亲早有盘算。家里的进项主要有两笔：一是全家做爆竹取得的收入，二是母亲做衣服获得的报酬。客户大多是附近的村民，因大家手头都不宽裕，取货时多赊账，约定春节时一并结算。因我们家缺乏劳动力，农忙季节需请附近的零工帮忙，结算时扣除工钱，剩下的便是我们的现金收入。结账的日子通常定在大年三十的头一天。因此，这一天父母亲迎来送往，格外忙碌。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家从张佳坊杂溪村搬至南坑镇阪田村。虽然无田可分，农作条件变差了，且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做衣裳和爆竹也没了市场，但此时父亲已由民办教师转为公办编制，兄弟姐妹也逐步走上工作岗位。随着家庭经济条件的改善，全家基本衣食无忧，过春节自然没有经济负担。我则享受单位福利，乘坐小车回家，和父母、兄弟姐妹一起过春节。

后来我们家搬至萍乡城居住，父母亲在城里生活了二十年。在我们的兄弟姐妹中，住在萍乡城区的和在外地工作的，都会回家过春节。母亲一向重视过春节，自然要操很多心。虽然这期间几乎每年都请保姆，但在春节的伙食安排上，她都要亲力亲为。我曾对母亲说，买菜时叫我们开车一起去，但她怕给子女添麻烦，经常一个人出入菜市场，我们常为她的安全捏一把汗。

疫情期间，如何过春节成了千家万户的一道难题。有一年，我们家反复商量了好几次，最后确定在餐馆吃团年饭。那年春节前，母亲因得了疱疹，痛得厉害，行动困难。为了和家人团聚，她强装笑脸，忍痛参加。我们这些做子女的，看在眼里，疼在心上，无不为她顾全家庭的举动和深沉的母爱所感动。

几十年来，我们雷打不动回家过春节。母亲身体硬朗时，不仅把一大家子的吃喝操持得妥帖。临走时，她还会给每家准备好一份“礼品”——亲手做的油炸红薯米粿等。将这些东西带回小家，让大家庭的年味儿和妈妈的味道变得更加绵长。

　　母亲离开我们五年多了，但她尊老爱幼、身体力行、看重团圆的身教，早已刻进我们的骨子里。这些年，我们践行她的遗愿，不仅春节全家团聚，而且端午节、中秋节也在一起度过。看着如今共有三十个人的大家庭团圆相伴，我想对她说：“母亲，放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