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念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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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是安徽人，母亲是四川人，我们4个孩子都出生在江苏南京，这个六口之家，四川人只占六分之一，可是我们家里见不到徽州风情、江南特色，一切生活习惯都充满了蜀国川味，爱用天然藤竹草编用品，喜吃浓烈辣椒花椒，常听川剧高亢清音，母亲一个人的习性征服了全家，没有强迫，习以为常，成为自然。

（一）

父亲和母亲，一个出生于江淮鱼米之乡的地主家庭、剥削阶级，一个出生于蜀国边陲小镇的贫民家庭、无产阶级，不论是地理环境和阶级属性都大相径庭，他们走到一起，缘起四川这方天府宝地。父亲多次讲过，他这个安徽人非常感恩四川。抗日战争时期，是日本鬼子的进攻逼迫父亲流亡他乡，来到四川，四川这方宝地不仅阻挡了日本鬼子灭亡中国的步伐，使中国人没有全部沦为亡国奴，天府之国的独特地理环境和丰富物产也保证了转移至此的国家政权偏安一隅，一度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挽留下了父亲在此读书学习工作生活，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革命的队伍里，是有不少富家子弟，但更多的还是饥寒交迫的无产阶级，他们是革命的主力军，父亲在这个队伍里认识母亲可以说是偶然中的必然。
父亲和母亲，革命引路、文学牵线，相识相交并一起共同战斗生活了近60年，改变的是他们的年龄，不变的是他们的性格。父亲始终保持着徽州人思维严密、克己待人、尚儒崇文等特点，母亲则浑身洋溢着四川人干练勤快、风风火火、爱恨分明的特色，就像那首《辣妹子》歌所唱：辣妹子从小辣不怕，辣妹子生性不怕辣，辣妹子待人热辣辣……
这里，我就说说我的母亲——商沅君。

（二）

母亲的家乡在四川泸县，这里的美酒——泸州大曲享誉全国，更有着丰富的资源如天然气、井盐，号称蜀南粮仓、“汉、夷门户”。
泸县工商业发达，物流频繁，匠人云集。母亲1929年4月23日就出生在泸县万前街一间匠人的小作坊里，起名“商沅君”。自己的父亲读过私塾，是做首饰的工匠，凭手艺养家糊口，可惜后来染上了赌钱的恶习，而且越陷越深，赌输了就回家吵闹打架，闹的全家不宁。对于这样的父亲，我的母亲极其反感；对于自己的妈妈——也就是我的外婆，极其同情。
四川女人的能干和辛苦全国闻名。我的外公不务正业，导致做首饰的铺子不得不关张歇业，家庭重担落在外婆一人身上。外婆生过九个孩子，只养活了4个女儿，母亲排行老七，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一个妹妹。外婆要抚养4个女儿和游手好闲的男人，只能靠借债做些小买卖，开过酒铺子、杂货店，摆过水果摊，做的最多的是帮助人家做些绣花、缝补等针线活。男人不挣钱，靠一个女人劳动，能富裕吗？家里经常寅吃卯粮，拆东墙补西墙。母亲对我们讲过，她小时候经常跑典当铺，冬天典当夏天的东西，夏天典当冬天的东西，高高的柜台，母亲需要踮起脚尖才能够到看到里面老板的面孔。母亲还说小时候经常饿肚子，最愉快的记忆就是卖桔子，特别是桔子卖不动时竟然让她们这些孩子尽情地吃，只要留下桔子皮就行，因为那些桔皮晒干了还可以当药材卖……

精明的四川女人知道读书重要，外婆含辛茹苦，还是按时将母亲送去读小学。1935年9月，母亲进了泸县增静路义务小学，第二年又转到泸县三道拐益智女子小学，这是一座英国人办的教会学校，除了上课外，每周还要做两次礼拜。母亲因为家里经常吵闹打架，心里总希望自己的父亲能改掉恶习，改过自新，有一段时间曾相信耶稣，希望上帝能帮助自己改变现状，但是时间证明上帝不灵。

1940年初夏，日本鬼子攻不进四川，就用飞机狂轰滥炸，泸县损失惨重，母亲的家和学校全被烧光，一家人成了无家可归的难民，辗转流落乡间。1942年6月，一家人来到重庆，住在早先嫁出来的四姐商元淑家里。四姐夫李家钦是重庆民生公司的会计，曾在一个金库工作过，用挣下的钱买了些土地，成了有钱人，由他资助外婆一家人的生活。此时母亲已经小学毕业，有钱的姐夫一定要母亲学会计，而母亲喜欢文学，最厌烦数学，坚决不学会计，因此同姐夫闹僵，一气之下，只身离开姐姐家，自己独立挣钱寻出路去了。

(三）

1942年10月，母亲进了重庆张家花园农本局实验纱厂，一个13岁的小女孩，应该算是童工。干了2个月，发现重庆中央印制厂招考点查女工，待遇比纱厂高，条件要求是高小文化，母亲便前去投靠，顺利通过，成为中央印制厂的钞票点查员。

(母亲上世纪40年代在重庆中央印制厂工作时的照片)

（上世纪40年代母亲与工友们的照片）

重庆中央印制厂是国民党政府承印钞票的工厂，极其重要，共产党的组织当然会在此发展力量，母亲就是在这所工厂里接触到共产党并受到影响走上了革命道路。
1943年初，检查二课来了一位新工友何诣静，与母亲同台工作，晚上同睡在一个屋子里。母亲发现此人一到深夜，等别的工友都睡着以后，就会拿出一本厚厚的书来读，母亲也爱看书，问她看什么，她说是列宁传，母亲问列宁是什么人，她就悄悄地对母亲讲起有个国家叫苏联，那里的人民生活得如何幸福等等，看到母亲感兴趣，就开始不断介绍苏联文学作品像高尔基写的小说给母亲看。在何诣静的引导下，母亲还与厂外的地下党组织有了联系，参加了重庆地下党组织的一个学习小组。这个学习小组的领导人先是沈静芷①，后为杜延庆②，成员基本都是中央印制厂的工人，约有六七个人，除了学习《经济学入门》、《大众哲学》、《整风文献》等延安拿来的书籍外，还经常讨论时局和工厂里的事。母亲是小组里年纪最小的小妹妹，得到了小组里同志们的热心关照、爱护和帮助，初步懂得了革命的道理，开始认识到工人阶级的光荣使命。同时，母亲还在中央印制厂参加了由地下党员周迅组织的“工人同仁读书会”，这个读书会分经济和文艺两个小组，母亲参加的是文艺小组的学习，夜晚经常练习写作。为了提高写作水平，何诣静带着母亲找到了育才学校文学组寻求帮助，第一次见到了我的父亲，而我的父亲在党组织“交朋友”活动的引导下，非常愿意帮助这些喜欢写作的工厂女工，从此开始了交往并相知结缘。
1944年到1945年期间，正是大后方民主运动高涨时期，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重庆的工人运动开展的很活跃。中央印制厂也是如此，为了抗议厂方限制工人歇息而实行的发“大小便牌”制度，地下党组织了工人罢工和怠工活动，母亲是积极分子，最终迫使厂方取消了这种苛刻的制度。1945年2月，蒋介石的特务打死了一个重庆的电力工人，各个工厂联合起来开展抗议宣传活动，母亲还在中央印制厂里散发了大量的传单。在搞工人运动的过程中，母亲认识了一个对自己有重要影响的大哥——吴在民。吴在民是印刷界里的老共产党员，受党组织之命，夫妻二人在重庆开了一个私人印刷作坊，表面上印些言情小说，实际上是地下党组织的印刷厂，母亲经常到这里取传单，因此同吴大哥一家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1946年5月的一天早晨，中央印制厂上班的工人吃了闭门羹，紧闭的铁门上贴出一张告示：“工厂迁往上海，工人就地遣散”。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母亲作为工人谈判代表与厂方据理力争，最后迫使厂方加发了7个半月的工资作为遣散费。工厂关闭，母亲失业，经地下党学习小组同志的介绍，母亲来到陶行知办的重庆社会大学读书学习。
重庆社会大学是我们党支持办的一所业余夜大，教师里有许多共产党员和知名人士。母亲读的是新闻系，乔冠华、张友渔、熊复等都给他们上过课。由于学生都是进步青年，大家志同道合，学习认真、讨论热烈、气氛活跃，学友亲密无间，除了学习还积极参加社会上的民主进步活动。母亲在这里参加了社会大学学生管理委员会，还经常到重庆《新华日报》听讲座和参加各种活动，结识了更多的进步青年和共产党员，如同在新闻系学习的刘川，当时在重庆新中国剧社工作，母亲就经常去他那里玩，还反串过该剧社排演的巴金话剧《春》中的一个小角色。刘川解放前夕从军入伍，之后成为解放军前线话剧团的著名编剧和团长，编排出许多好作品，如《霓虹灯下的哨兵》等等。
对于社会大学充满的红色气氛，国民党政权又气又恨，经常派特务在学校周围监视并找碴骚扰。1946年底，北京发生“沈崇事件”后，全国掀起了反美抗暴为主题的学生运动，社会大学的学生在重庆也开展了各种抗议活动，1947年初，社会大学遭到查封，被迫停办。此时，国民党还封闭了重庆《新华日报》、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强迫他们离开重庆，内战迫在眉睫。此时，共产党员和进步力量遭到搜捕和镇压，母亲的直接联系人被迫转移了，一些亲密的好朋友被捕了，母亲感到自己的安全受到很大威胁，找谁帮助呢？直接联系人找不到了，母亲就想到了已经转移到上海的吴在民大哥，立即写信问他怎么办？很快吴大哥就回信了，让母亲到上海去，不仅答应设法给母亲找工作，还寄来一百万元（旧币）作为路费。这些钱是党组织给的，母亲激动万分，倍感温暖，立即离开家乡奔赴上海。
母亲能去上海，也是她与父亲的缘分使然。父亲1946年4月离开重庆之后，母亲即与父亲失去联系。这期间，地下党曾组织进步青年去中原解放区，母亲的战友也曾相约一起去新疆支援伪装进步的军阀盛世才，母亲都因种种原因没有成行，而转移上海，却很顺利。
1947年10月，母亲与刘川等人一起乘船到达上海，她就住在吴在民大哥家里，工作是在上海大东书局印刷厂，仍然做检查女工，这次不是检查钞票，而是检查邮票。更大的欣喜是，1947年11月母亲由吴在民大哥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有一个介绍人就是在重庆中央印制厂组织工人读书会的地下党员周迅，此时她也转移到了上海。
1948年1月，母亲患病，经诊断是十二指肠溃疡，不能在紧张的印刷厂工作了，她只好一边治病，一边休养。有一次在与吴大哥一起到上海大场育才学校时，又见到在这里教书的父亲，意外的惊喜很快演变成相依相恋。育才学校的教导主任杜君慧大姐③为了成全父母的恋爱，就在大场附近给母亲找了份幼儿园教师的工作，吴在民大哥也将母亲的地下党关系转到大场地区，没想到母亲党内的领导者恰巧也就是父亲。一切水到渠成，瓜熟蒂落，1948年8月，母亲与父亲在育才学校结婚。

(1949年母亲在南京与父亲一起合影的结婚照片)

（1950年父亲与母亲同在南京合影）

从上海地下党转移到南京地下党，父母一起迎来了南京的解放。父亲去接管私营的旧报纸，后来到了宣传部、再后到《群众》杂志；母亲则穿着军装进了南京《新华日报》，后来先后在新华社南京分社、江苏人民广播电台等单位工作。1961年，我们全家8口人（父亲、母亲、奶奶、外婆加上我们4个孩子）随父亲调往北京，母亲在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一直工作到文化大革命，1969年，母亲去了天津静海县团泊洼的文化部“五七干校”，1976年分配到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资料馆，20世纪80年代初因糖尿病提前离休。

（四）

从上世纪50年代起，我的奶奶和外婆就来到我们家，两位老人开始由父母抚养，加上我们四个孩子，8口之家算是一个大家庭了。
奶奶曾是富家奶奶，能识字绣花，记得腕上还带着一块小手表；外婆则是贫寒主妇，养鸡种菜，厨艺精通，到了北京还抽着铜制的一杆水烟袋，两位老人脾气秉性各不相同，协调好关系，也不是简单的事，母亲费了脑筋。我们四个孩子，三个男孩，一个女孩，相差8岁，都处在吃饭长身体的年纪。父亲倾心工作，这个大家庭的生活全由母亲操心，辛苦是肯定的。我和妹妹是老大、老二，都能穿上新衣服，而我的两个弟弟老三、老四，就没那么幸运了，能接着穿我的衣服还算幸运，如果弟弟继承了姐姐的衣服就倒霉了，会被男孩子们笑话，很没面子。60年代初期从南京到北京后，不知是水土不服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我们家总有人得病，我和小弟弟先后因肝炎、肾炎住过医院，最倒霉的是我外婆有一年因发烧不治竟然瘫痪在床，母亲失去了干家务的得力帮手。那几年母亲格外辛苦，每天下班回来，除了买菜做饭，洗衣打扫之外，还要伺候外婆，喂饭擦洗，接屎倒尿，定期洗澡，记得给外婆洗澡是全家最辛苦的活儿，每次即使全家动员、妹妹全力以赴帮忙，母亲也总是累得汗流浃背，这样的辛苦一直持续到我外婆去世。
上世纪60年代初还处于困难时期，粮食定量，吃肉凭本，解决好一家8口人的吃饭吃菜问题也不简单。我们从南京来到北京，第一次见到了玉米面窝窝头，很是吃不惯，外婆和奶奶更是如此，看到我们难以下咽，母亲就把窝头切成小丁，加油和葱花或者菜一炒，成为一盘像南方炒年糕似的美食。为了让我们四个孩子既能吃好又能保持一定的数量，母亲也费尽了心思，如将肉馅包在豆腐千张里，将肉丸子煮在浓烈的四川冬菜汤里，菜做好以后，母亲总是亲自给我们四个孩子平均分配菜里的肉丸子，以防止有人“多吃多占”……母亲,就是我们家的中坚，生活里的总司令。

(五)

1949年解放以后，父亲的工作也不都是一帆风顺，面对过好几次大的风浪。作为一介书生，父亲也曾显露出性格上的弱点——优柔寡断、思虑过度等等，而在此时，母亲作为一个直率任情的四川人，那种“辣妹子”的性格无疑给了父亲很大的帮助。
1955年反胡风集团时，怀疑父亲是胡风分子，将父亲监视起来审查，父亲一度也懵了，弄不清楚与那些文艺界朋友交往是不是就是结成了反党小集团？是母亲直率的当头棒喝——“你怎么自己往河里跳”使父亲清醒了很多，开始实事求是地检讨自己；也是母亲给审查组领导写了“平安无事”的纸条，与父亲讲清利害，确保了父亲的政治和生命安全。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父亲访问越南途中得病，一度意识絮乱、昏睡不醒，有人要将父亲送进精神病院检查治疗，又是母亲挺身而出，拍着胸膛向组织上大喊：“是你们了解徐荇还是我了解徐荇，坚决不能去精神病院！”，母亲的坚决态度，阻止了从这方面的怀疑和治疗。随后，母亲请假陪父亲到北戴河疗养了一个月，没有吃多少药，父亲的病竟然好了。紧接着文化大革命爆发，面对批斗狂潮，沙滩大院里自杀的人不少，父亲有的战友和朋友也有走上不归之路的，而遭受批斗和审查的父亲却没有在这方面发生一点问题。母亲曾对我们说过：“为什么有人自杀，那是家里起火了，夫妻相互怀疑、相互揭发、相互斗争，内外交困，那真是把人往死里逼呀”。而母亲在文化大革命中始终坚信一条，她与徐荇在革命征途中相识相知相伴，徐荇怎么会反党反社会主义呢？她也不断提醒我们这些孩子，一定要相信自己的父亲，相信党的审查会有好的结论，千万不能怀疑。

（母亲父亲1966年春在北戴河疗养时的留影)

1968年我到陕西三线的一家工厂当工人，谈对象时自己的女朋友竟然受到组织上这样的压力——你是我们重点培养的政治干部，马上就要发展入党，是要当党员呢还是要与一个走资派的孩子谈恋爱？两者只能选择其一。母亲在千里之外的干校听到这一消息后，立即给未来的儿媳妇写了一封长信，讲述了我父亲的历史，请她坚信我的父亲，坚信自己的选择。后来还知道，就在同时，母亲还给《红旗》杂志“五七干校”的军代表写了封措辞激烈的信，以一个工人阶级党员（因为当时很讲究一个人的出身成分）的口气要求组织上尽快给父亲做出公正的结论，以免影响孩子们的进步与发展。我的妹妹在内蒙古农村插队期间，被所在公社推荐到北京大学上学，可是父亲单位的外调函却迟迟不回，在这个关键时刻，也是母亲写信给《红旗》杂志“五七干校”的军代表，用激烈的言辞催来了合格的外调信函，保证了妹妹如期上学。
一个出身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员就是厉害，一个四川人的直率任情真是管用，无所顾忌，敢说敢干，在关键时刻帮助过父亲，也帮助了我们这些孩子在非常时期渡过难关。|

（六）

四川人的直率任情，很多人喜欢，也会有人厌烦。在母亲的职场经历中，就因此种性格得罪过一些人，使一些领导感觉不爽，导致母亲“进步缓慢”。从资历上讲，母亲是1947年入党的党员，与父亲不相上下，可是从解放后定级到2002年逝世，母亲却停步不前，始终是个处级干部，至多当个资料组组长，没有担任过有实权的领导职务。这种状况也不为怪，不要说过去，就是如今，在官场上又有多少领导喜欢直率任情的部下呢？又有多少领导敢说直率任情的实话呢？我也当过领导，知道“性情中人”实在难当，后来我还总结出一个官场悖论：当你讲实事求是的真话时反而有人不相信，当你说虚情假意的假话时反而有人笃信，真假不分、阴差阳错，成了职场和官场惯例，真是怪事！
1969年母亲到天津静海县团泊洼文化部“五七干校”后，得益于自己当过工人、是无产阶级的代表，又是解放前入党的老党员，在经历复杂、文化人扎堆的地方显得革命且单纯，是那个革命年代需要的人物，因此很得军代表欣赏，后来当过干校分配办公室的成员，手里握有一点权力，然而就在此时，母亲的直率任情与有些文化人的曲折隐晦开始发生矛盾。
文化部团泊洼“五七干校”的成员都来自文化部所属的各个协会如作家协会、音乐家协会、美术家协会等等，这里专家成群，名流如云，人人阅历丰富，个个身手不凡。我两次探亲去过团泊洼干校，发现这里很多人邋里邋遢，其貌不扬，可是一打听姓名——吕骥、王朝闻、吴祖光、新凤霞、华君武、丁聪等等，谁的名字都如雷贯耳，大名鼎鼎。诗人郭小川1975年在这里写过一首《团泊洼的秋天》的诗，极其出色，流传广泛，使团泊洼干校声名大振。这首诗从描写静谧的秋天入手，抒发了诗人深藏的战士激情，表达了对“四人帮”的强烈不满，诗中最后几句这样写道：“团泊洼是静静的，但时时都会轰轰爆炸! /不，团泊洼是喧腾的，在这首诗篇里就充满着嘈杂。/ 不管怎样，且把这矛盾重重的诗篇埋在坝下，/ 它也许不符合你秋天的季节，但到明春准会生根发芽。……”含蓄深刻，让人回味无穷。文化是丰富多彩的，文化人的性格也各不相同，同这些人打交道可能更需要修炼的老成、文化的涵养或许是足智多谋，而母亲的直率任情、火辣性格却常常做不到，加上在那个时代，斗争哲学横行，人与人之间不能包容体谅，经常针锋相对，性格和秉性的差异被扭曲和放大，直截了当与含蓄深沉不能共容，母亲在分配办公室干得不痛快，提前离开这里走了。
(1966年冬“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家合影，照片是母亲的入党介绍人吴在民大哥的儿子到北京串联时到我们家拍摄的)

（母亲在文化部团泊洼五七干校的留影）

（母亲和父亲离休后与当年在南京工作过的老同志合影)

1976年4月，母亲结束了干校生活，被分配到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资料馆工作。重新工作没几年，就开始闹病，几经折腾、反复检查，最后确诊为糖尿病。上世纪80年代初期，人们对糖尿病的理解还没有像现在这样透彻，治疗的办法也不多，母亲没几年就需要在饭前注射胰岛素，给生活带来了很多麻烦。胰岛素需要冷藏，那时家里还没有冰箱，母亲就将药瓶放在厕所的水箱里，饭前打针，也是自己动手往大腿上扎，后来眼睛不行了就离不开父亲和我们这些孩子帮忙了。母亲的豁达乐观，有利于克服生活中的困难，而母亲的直率任情，有时却不利于控制疾病发展。比如治疗糖尿病有一条原则是必须控制饮食，母亲刚开始还比较注意，但看到疾病并没有明显好转后就耐不住性子了，吃东西随心所欲，控制不好，加上四川人好吃且口味浓重，疾病逐渐加重。母亲的晚年，吃饭的时刻既重要又痛苦，我们这边开始做饭，母亲那边开始打针，打针后必须立即进食，一会儿低血糖，一会儿高血糖，吃饭就如同打仗一样，弄得大家都很紧张。父亲为了帮助母亲既控制饮食又增强营养，费尽心机，但效果都不大。母亲的病情不见好转，先是两条腿肿胀脱皮，最终导致双目失明，糖尿病的一切恶果都显现出来了。
于母亲疾病的发展，我们心情很沉重，而母亲却始终保持着乐观的情绪，甚至是有点不在乎，多次说过她不惧怕死亡，还说她一定要头枕一棵绿树躺下……|

(七）

母亲是2002年5月12日去世的。
去世的前一天，他对我们说，她看见太阳光了，在阳光下，有河水，有鸭子游弋，有孩子戏耍……我们对她说，我们还在家里，没有出门，那是幻觉。母亲不相信地摇摇头。就在这一天夜里，5月天突然响起了少有的春雷，下了春天的第一场雷阵雨。第二天早上穿衣服时，母亲突然倒在床上，急救车10分钟驶来，抢救无效，瞳孔扩散，心电图变为一条直线，母亲走了……
母亲的遗体告别仪式很简单，我们只是通知了她在重庆中央印制厂的几位老战友，没想到的是——原来我们家居住的沙滩大院里的孩子们来了许多，孩子辈的人超过了老同志，我猜想，母亲的火热的性格一定还温暖过其他孩子的心，所以他们来了，来向一位实实在在的母亲告别。
母亲享年73岁，不能算长寿。但她在晚年说过，她知足了。她是这样比较的——比起她的母亲、我的外婆，她算长寿了；比起她那些刚出世就夭折的五个哥哥姐姐来说，她享福了；比起她那些在重庆地下党工作时期被捕、后来惨死在渣滓洞里的战友，她更是幸运儿了。母亲还对我们说过：她如果不到上海，或者同战友一起去了新疆的盛世才那里，她肯定就是要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你们这四个孩子都不会有的……
记得一位名人讲过：“母亲是本翻不尽的大书；母亲是座看不尽的远山”，而我的母亲好像没有这么神秘莫测。她不是英雄，她不是完人，她就是用无私母爱哺育我们成长的妈妈，就是我们需要用行动来回报感恩的母亲。我至今也忘不了，在经济困难时期，是母亲毫不犹豫地掏出有分量的10元钱，好让我这个少年宫体校的球员能体面地穿上昂贵的回力牌篮球鞋；在文化大革命的纷乱年代，是母亲悄悄地在我的床头放上了一个通红的苹果，使我在梦中闻到了久违的香甜；当我工作遇到困难、睡不好觉时，还是母亲不经意的劝说使我如释重负，记得有句话是：别想那么多，车到山前必有路……
“车到山前必有路，水到船头自然直”，好一个淡定的人生哲理，这是一个人保持对世界万物乐观豁达态度的真谛。这个道理是母亲告诉我的，她是一个火辣的四川人。 ———xjx根据以往文章修改后记于2026年母亲节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