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 1980年3月初,作为文革(建国)后第一批公派出国的留学生,我踏上了遥远而陌生的美利坚国土。由“土”突然到“洋”,于是绍兴乡下人阿毛乘火车去上海的滑稽剧,就一幕接一幕地接着上演了,造成早期留学生的内外尴尬。</h1> <h1><b>第一幕:“随乡入俗”</b><br> 留学生们飞抵华盛顿的中国大使馆,被安排住在使馆招待所。在第一次尝到陷落在软不拉几的席梦思床上做美梦的滋味后,第二天又逢好事临门——使馆安排大家去参观白宫。于是所有人都兴奋地套上了清一色国产“中外合璧”的宽大西服之后,分乘三辆大巴向白宫进发。到达目的地后,大家整整齐齐地排着队,“一二一”地走向白宫,在三三两两穿着休闲衣衫的众多欧美游客中,这支部队显得十分醒目刺眼。看到人们纷纷投来惊讶的目光,令我深感尴尬狼狈。<br> 我也因此从中取得了经验:原来外国人在公众场合中并不注重穿着的礼节,于是在第三天乘机飞往我学校所在城市哥伦布时,特地换上一身蓝布工装,以示随意轻松。不料当登上航机后,却发现乘客们个个都是西装革履,穿着庄重得像去赴宴,自己身上一套寒酸的衣装,很是不入时宜。事已至此,也只好红着脸低头坐下了,好在从眼角的余光中,并未看到有人特地在注视我。想不到第一次尝试入乡随俗,却又做了“头世人”,出了洋相。</h1> <h1><b>第二幕:眼花缭乱</b><br> 到学校后,住进了一间公寓房。人以食为先,公寓内有一间由几个租客公用的厨房,于是在一位台湾朋友引导下去超市购买食品。离住所最近的一家大超市叫“Big bear”(大熊),两个人都没有汽车,但朋友有一辆自行车,就推车一起步行,大半个钟头后到了超市。<br> 天哪!超市那么大,哪里是“Big bear”,简直是“Great elephant”(巨大的象)。走进里面,琳琅满目的各类丰富食品,看得我眼睛都绿了。朋友说:“老谢,你在入口处推一辆购物车,把挑选好的食品后放进车内,然后推车去收银处结账,我在外面等你。”于是我推着车缓慢地走过一行行标志着各类食品的摊位,贪婪地把国内连想也想不到的鱼肉蛋鸡、蔬菜水果、牛奶制品、罐头食品、各种食油,一件件往车内扔。不一会车内的食品堆成小山,似乎太多了,只好恋恋不舍地走到收银处结账。超市食品的价格意外地便宜,而且凭当天的海报广告还有所优惠,结账结果并没有花费多少钱,对于每个月拥有四百美元生活费的“财主”来说,我真觉得微不足道。<br> 收银小姐为我所购物品装满了四只大(纸质)食品袋,放进车内后我慢慢推到门口,与朋友会合后准备回家。朋友见我买了那么多食品,不禁皱起了眉头,怎么拿回家呢?自行车两边挂篮只能放两袋食品,另外两大袋只好由我自己抱着走。然而食品袋实在太沉了,没走多少路就已经气喘吁吁,汗流满面,无法继续前行。朋友见状对说:“老谢,你把东西放在路边,我先骑车回去,把这两袋食品放好后,再过来接你。”贪多嚼不烂,也只能这么办了,一个人无可奈何地坐在人行道台阶上,耐心地等待!</h1> <h1><b>第三幕:单行车道</b><br> 使馆给每位留学生配置了一辆自行车,出行就自由多了,于是每到周末就骑车到附近商店转一转,看看有什么“The sale”(减价)的便宜货。<br> 一天我像往常一样地骑车回家,只听到身后警车的警笛声不断鸣叫,我想反正与我无关,就继续不慌不忙地骑着车。不一会,鸣笛的警车横在我的车前,挡住了我的去路,我愤怒地下车责问:“你为什么拦我?”<br> 一个警察下车走到我跟前,礼貌地向我出示一张罚单,对我说:“你违反交通法规,而且不理睬鸣笛警告,需要罚款!”<br> 难道骑车也犯法,真是岂有此理,我怒气冲冲地说:“我在正常骑车,哪里违反交通法规?”<br> 警察并不发急,依然耐心地解释:“这是ONE WAY(单行车道),你逆向骑车,违反规定。”<br> 什么叫单行车道?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名词:“我们中国从来没有单行车道,这是你们美国的规定,我怎么知道?”<br> 强词夺理居然征服了警察,他看我大概真不懂交通法规,略作思忖后说:“好吧,这次就不罚你了,下不为例!”<br> 老美认输了,我终于以阿Q般的精神胜利而告终,趾高气扬地登上我的“枣红马”继续前行。不过事后向我的老美朋友夸耀战果时,才被告知我错了,幸好友好的警察饶了我这一回。搞清了交通法规,从此再也不敢在ONE WAY逆向骑行了。<br></h1> <h1><b>第四幕:意欲何为</b><br> 一次,学校国际留学生中心给我和唯一的大陆博士生郑元芳转来一封信,信来自邻近一座小城曼斯菲尔德(The Mansfield)的美中友好协会,邀请我和郑元芳与他们共同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往返交通工具和一切费用全由他们提供。接到这一来路不明的邀请信后,我们心里莫不感到慌兮兮,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此举意欲何在?是美帝的“钓鱼”还真的是美国人民的善意?<br> 为此我们的“地下组织”接连开了几次会,仔细分析对方用意,对答应还是拒绝却一直举棋不定。此事被一位台湾朋友知道后,极力鼓励我们二人前往,他说这是美国人民的友好之举,台湾留学生根本无法获取这一待遇。听了他的一番开导,“地下组织”才算拍板定案,同意我与郑元芳“冒险”前往。这次免费的“一日游”,给我们二人留下了难忘印象,也为美国人民的友好情谊深深感动。</h1> <h1><b>第五幕:所长震怒</b><br> 第一批留美经历可谓破冰之旅,是建国后的空前举动,因此这种滑稽剧不仅是在留学生中演出,更有国内的领导和管理人员,以惯有的眼光看待乃至监控留学生的举动,深深伤害了满怀建设四化之心海归的留学生。我在回国之后,才听说我单位的领导,对我在美国的行为深为不满乃至欲给予我处分。<br> 在我出国三个月后,我的美国英语老师Kristin和台湾好友张健行先后到北京旅游,应他们要求与我母亲和妻子见了面。由于妻子不慎走漏了消息,这就犯了大忌,所长发话了:“小谢刚出国,美国人来了,台湾人也来了!他究竟在美国干什么?”更有甚者,由于台胞具有带一个大件免税过海关的权利,张健行就为我带去一台21寸松下牌彩电给家里,这下子就闯下大祸。所领导为此向主管部门写了一份通报,文曰:“本所谢善骁同志赴美仅三月,竟然为家里购置了一台彩电,此费用从何而来,拟进行深究。”真是夏虫不可语冰,井蛙不可语海,教育部每月发给我四百美元的生活费,百余美元就足以支付一月开销(当然对老美来说也是不可思议的),三个月生活费结余难道还买不起一台五百美元的彩电吗?</h1> <h1><b>第六幕:扣押来信</b></h1><h1> 1983年已经是我回国的第二年了。一天负责外事工作的尹科长叫我到科技办去一趟。我奉命而去,走到尹科长的桌前:“尹科长,找我有什么事?”</h1><h1> 尹科长俯身拉开“一头沉”办公桌的一只抽屉,翻了一会,从里面取出一封信:“小谢,这封英文信是寄给你的吗?”</h1><h1> 我接过信一看,高兴得几乎欢呼起来:“是的,是的,是我美国导师Hirth教授给我来的信!”说着就想撕开信封,当场阅读来信。</h1><h1> “你不能开信,事情还没交代清楚!”尹科长的脸一下子拉长了,口气也变得严厉起来,“小谢,你与外国人通信,为什么事先不向我们请示?而且你的信还是用英文写的,写了什么内容我们都无从审查,给邮局的投递也制造了很大困难。”</h1><h1> 一句话把我批得不知所措,但沉默了一会,我自忖自己并无犯错,很快变得镇定了:“尹科长,我在美国留学两年,是国家派出去的。在那里我与导师一起做科研,朝夕相处,我回国后与他联系是十分正常的事。他是美国人,与我通信联系,当然只能用英文。”</h1><h1> “小谢,你不要以为出去吃了两年洋面包就自以为了不起了。你在国外是否遵守外事纪律,我们无从了解,但你回到国内,特别是回到我们单位,就必须受到外事纪律的约束。”见我的语气显得强硬,尹科长摆出来居高临下的架势,“我问你,你的导师怎么知道我们单位的地址,直接把信投寄到我们这里?你应该知道我们所是保密单位,不得对外泄露的啊!”</h1><h1> “可我并没有写明我们所的地址,我用的我们的代号——北京第48信箱啊!”</h1><h1> “你简直是强词夺理!北京第48信箱也是我们所的地址啊!”</h1><h1> “尹科长,这我就想不通了,北京第48信箱本来就是为了防止泄密而设置的代号,如果用代号也算泄密,那我们所的职工不就都生活在空中楼阁了吗?”</h1><h1> “我没时间听你的诡辩!”尹科长虽然觉得理亏,但决不允许自己的威信受到挑衅,“这样吧,你写一份检讨书,我把信交给你,此事就算到此为止。”</h1><h1> “尹科长,凭什么我要写检讨书!”本来就怀着一肚子怒火的我,口气也愈来愈强硬。</h1><h1> “小谢,老实告诉你,你不写检讨就别想从我手上取走你的信!”尹科长勃然大怒,拍着桌子吼叫道。</h1><h1> 一看两个人的谈话已发展到争吵,也在办公室的科技办主任孙治邦不得不跑过来圆场:“你们刚才还谈得好好的,为什么事吵起来了?”</h1><h1> 听了我带着怒气的叙述后,孙主任笑着对尹科长说:“老尹,这种小事就不必太认真了,把信给小谢算啦!”</h1><h1> 尹科长自然不服气,还想开口争辩,孙主任悄悄地向他使了个眼色,并递给他一份文件:“老尹,把信交给小谢吧,回头你再看看这份刚转发来的教育部文件。”</h1><h1> 接过文件的尹科长,瞥了一眼文件的红字标题,露出了惊讶的神色,并立即将手中的信交给了我: “小谢,信给你吧!算是一场误会,你别放心上。”</h1><h1> 事情以意想不到的结果收场,使我感到奇怪。我哪里知道,这份来自教育部的文件,标题就是:“关于鼓励归国留学生加强与国外友人联系的通知”</h1> <h1><b>第七幕:“总统”邀请</b><br> 笑话更发生在博士生郑元芳身上。清华毕业后分配在宁夏银川某厂工作并在当地娶妻育女的他,在俄亥俄州立大学读博的次年,获悉教育部颁布了一个新政策:允许出国留学的博士生妻子去所在国伴读,遂按新政策向银川的妻子张育鲁发出了邀请函。张育鲁按照丈夫提供的申请出国流程,信心满满地到银川公安局申办护照。谁知办事人员看了邀请信后,诧异地发问:你丈夫怎么可以邀请你赴美,去美国必须持有美国总统亲自签名的邀请函,盖有美国政府的公章,否则一概不予办理!<br> 一无所知的张育鲁也被蒙住了,就写信向丈夫索要美国总统的邀请函,搞得郑元芳哭笑不得。毕竟是智商极高的博士生,郑元芳顿时心生一计,商请学校国际留学生中心为他写了一封邀请函,并盖上一颗俄亥俄州立大学带有校徽的斗大印章,在邀请函下方用英文潦草地签上自己的大名,随后寄给妻子说:“美国总统同意并按中方要求向你发出邀请。”不谙内情的妻子信以为真,就理直气壮地再度进入公安局。不懂英文的办事人员从漂亮的大信封中取出邀请函,左看右看,顺看倒看,的确像美国总统的信函,印章也像是美国政府的,看不出任何破绽,于是慷慨地为张育鲁办理了出国护照。</h1> <h1> 回忆往事,不禁想起了戴望舒笔下的诗篇《雨巷》——那条悠长而又寂寥的小巷,那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br>撑着油纸伞,独自<br>彷徨在悠长,悠长<br>又寂寥的雨巷,<br>我希望逢着<br>一个丁香一样地<br>结着愁怨的姑娘。……<br><br>撑着油纸伞,独自<br>彷徨在悠长,悠长<br>又寂寥的雨巷,<br>我希望飘过<br>一个丁香一样地<br>结着愁怨的姑娘。<br> 有过这一段破冰之旅的经历,我不希望我的后代再成为走在横井中的“结着愁怨的姑娘”,更不希望我的国家再回到“雨巷”般的闭塞天地。<br></h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