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之 滩涂上的风

人生回忆录 自传 工作室

我叫陈德厚，今年八十岁，家住盐城东台的沿海滩涂边上。我们这地方，老辈人叫“范公堤”以东，堤西是田地，堤东是盐碱滩。小时候大人常说：“盐城有三宝——咸水、苦菜、茅草高。”滩涂上不长庄稼，只长盐蒿子和茅草。我这一辈子，就在这咸腥的海风里长大。

我爷爷那辈是晒盐的。滩涂上一方一方的盐田，引海水进来，日头晒，风来吹，水干了就刮起一层白花花的盐。爷爷的脸晒得跟紫铜似的，手上全是皴裂的口子，沾了盐水就疼。他挑着盐担子，走几十里路去镇上卖，回来换几升高粱、一块粗布。爹后来不晒盐了，改种棉花。滩涂上的地碱，种别的没收成，棉花皮实，能活。可收成也不好，一亩地摘不了多少斤。

我记事的时候，家里住的是草棚子，墙是芦苇秆子扎的，外面糊一层泥巴。海风大起来，棚子呜呜地响，像有人在哭。有一年台风，浪头打过了海堤，水漫进屋里，锅碗瓢盆漂了一地。爹把我顶在头上，趟着齐腰深的水往外走，水冰凉，他咬着牙，一声不吭。

六几年，说要围垦滩涂，向海要地。全公社的人上了滩，筑堤、挖渠、平田。那滩涂上一望无际的芦苇荡，比人还高，割芦苇割得手上全是血口子。蚊子、小咬一团一团的，叮得人浑身是包。最苦的是挑土，从远处运来好土，垫在盐碱地上，一层一层地垫，把碱压下去。我那年十九，最能挑的时候，一双肩膀压得又红又肿，晚上睡觉翻身都疼。可没人叫苦，都知道，地多了，就能多打粮，就能吃饱饭。

围出来的地，头几年还是碱，种不了庄稼。先种苕子、田菁这些绿肥，翻到地里压碱。三年以后，地慢慢变好了，开始种棉花、种玉米。我成了生产队的棉花技术员，学治虫、打顶、整枝。棉铃虫厉害，得背着喷雾器一垄一垄地打药，药水呛得人头晕，可不敢停，虫一上来，棉花就完了。

我记得有一年秋天，棉桃开了，满地白花花的，像下了一场雪。队长在地头喊：“今年的棉花，一亩能收八十斤皮棉！”大家高兴得拍手。八十斤皮棉，能做多少衣裳啊。我娘那年给我做了一件新棉袄，蓝色的卡其布面，穿在身上，暖得我直冒汗。

后来分了地，我家分了六亩棉花地。我和媳妇桂兰起早贪黑地干，春天育苗移栽，夏天整枝打药，秋天拾棉花。桂兰手快，一天能拾一百多斤，棉桃扎得手指头流血，她用胶布缠上继续拾。卖了棉花，盖上三间大瓦房，搬出草棚子的那天，我坐在新房门槛上，看了半天，心里说：这辈子总算熬出来了。

桂兰是隔壁村的，也是滩涂上长大的。她爹是个渔民，在海边打鱼。我们结婚的时候，没有大办，一挂鞭炮，一桌酒席，亲戚邻居吃了顿饭就算。桂兰不太说话，可能干活。嫁过来几十年，跟我一起吃糠咽菜，从来没抱怨过一句。孩子们问她：“妈，你家那时候苦不苦？”她就说：“苦啥？大家都苦，不苦咋能有好日子？”

桂兰走了五年了，胰腺上的毛病，查出来就是晚期。她在医院里住了两个月，说要回家。回到家里，让我把窗户打开，说要闻闻海风的味道。我推开窗，风从滩涂上吹过来，咸咸的，带着芦苇的清气。她闻了闻，说：“德厚，就是这个味儿。”过了三天，她就走了。

我现在一个人住在老房子里。孩子们在盐城市区上班，让我搬过去，我不去。我说我离不了这滩涂，离不了这海风。每天早晨，我骑着小三轮车到海堤上转一圈。堤外是芦苇荡，堤里是棉花田。风从海上吹来，呼呼的。有时候遇到老熟人，两个老头坐在堤上，抽着烟，看天看海看棉花，话不多，可坐着就踏实。

前些日子，村里来了几个年轻人，拿着相机到处拍，说是搞什么“湿地旅游”的。他们问我老人家，滩涂上有什么好看的。我说：“好看？你看那芦苇，风一吹，像波浪一样。你看那丹顶鹤，冬天飞来过冬，一只一只站在浅水里，白得像雪。这还不好看？”

他们笑了，我也笑了。滩涂是不好看，光秃秃的，风又大。可它养活了我和桂兰，养活了这一方人。

海堤上的风还会继续吹，芦苇还会一茬一茬地长。我老了，走不动了，可只要还能动，我就每天到堤上坐坐。风在，芦苇在，人就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