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马扩•五马山寨》第二十辑 “苗刘兵变”遭牵连

潞邑

　　第二十辑 “苗刘兵变”遭牵连

前面说到马扩是在三月二日应诏上书的，时隔三天，还未及宋高宗对马扩的上书作出回应，朝中突发了一场军事政变。这场突发的军事政变是由朝廷御营统制苗傅与威州刺史刘正彦发起，史称“苗刘兵变”又称“明受之变”。

三月五日癸未，扈从统制、武功大夫、鼎州团练使苗傅，武功大夫、威州刺史刘正彦，举兵杀向德军节度使、御营使司都统制、签书枢密院事王渊，及宣政使、金州观察使、入内内侍省押班康履，迫高宗禅位，以隆祐太后垂帘听政，改元"明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十一）

苗刘之变的真实原因源于南宋初年政治腐败、宦官专权与宋高宗统治合法性危机的多重矛盾，直接导火索是武将苗傅、刘正彦对权臣王渊和宦官康履的极度不满。

苗傅与刘正彦均出身于官宦世家，名门将后。

苗傅为上党望族唐代宰相苗晋卿之后。

上党苗氏是苗姓历史上最重要的郡望之一，起源于春秋时期楚国公族芈姓，战国后迁至山西上党（今长治一带）形成望族，唐宋时期达到鼎盛，代表人物包括唐代宰相苗晋卿家族及两宋五世将门 。

苗晋卿（685年—765年），字元辅，上党潞州壶关（今山西省壶关县）人，官至左相，是苗姓历史上唯一一位宰相，其家族在唐代为官显达者众多 。

苗晋卿出身儒学世家，善于写作文章。进士及第，历任修武县尉、奉先县尉、万年县尉、侍御史、兵部员外郎、吏部郎中、中书舍人、吏部侍郎等职。一度因铨选官员失职而被外放为安康、魏郡等地太守，随后苗晋卿被调回朝中任工部、刑部尚书。安史之乱爆发后，因不肯出镇陕州，被勒令致仕。不久设法投奔在凤翔即位的唐肃宗，初授左相，后拜侍中，进封韩国公，并开创宰相奏对延英殿的先例。广德元年（763年），以太保致仕。永泰元年（765年），病逝，时年八十一，获赠太师，谥号懿献。在宰相元载的建议下，改谥文贞。大历年间，配享唐肃宗庙庭。

轶事典故：苗晋卿在担任魏郡太守时，回乡探亲。他走到能看到壶关县城的地方，便下车步行。小吏劝道：“太守位高德重，不应如此贬低自己。”苗晋卿道：“《礼记》曾说，看到公门要下车，见到路马要抚轼，以示崇敬。何况这是父母之邦，更应尊敬，你不要多言。”他大宴乡党，欢会数日，又拿出俸禄三万，作为乡学经费，以教育家乡子弟。

两宋五世将门：说的是北宋至南宋时期，潞州上党苗氏形成罕见的五世将门传承，跨越两宋百年 。

第一代：苗忠（苗守忠），太宗朝边将。

第二代：苗京（苗继宣），仁宗朝守卫麟州抵御西夏有功。

第三代：苗授（1030-1096），神宗朝拓边西北头号大将，两任三衙管军之首。

第四代：苗履（1060-1102 ），徽宗朝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

第五代：也即苗傅（？-1129），高宗朝扈从御营统制。

这也就是说，苗傅从其上辈父亲、祖父、曾祖父、高祖父都均为镇守边关，立有功勋的北宋名将。

史籍记载苗傅的祖父苗授，早年师从学者胡瑗，选为国子生，从韩琦经略陕西，累迁供备库副使。宋神宗时，随王韶开拓西疆，尽取河湟之地，知德顺军。打败青唐吐蕃大将鬼章，知河州；大破熙州蕃部于露骨山，使羌族归附，威震河西，累迁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知熙州。元丰年间，在内臣李宪的指挥下，发起对西夏的进攻，参与收复兰州，转战千里。元祐三年（1088年），升任殿前副都指挥使、武泰军节度使，迁保康军节度使、知潞州、提举上清太平宫。绍圣元年，复任殿前副都指挥使。二年（1095年），去世，享年六十七，获赠开府仪同三司，谥号“庄敏”。苗授随王韶、李宪攻取河、洮、岷、熙、兰各州威震洮西，为北宋中后期西边重要的军事将领，并两度执掌殿前司，是“苗家将的真正起家人”。

苗傅的父亲苗履其军事生涯始于镇戎军，最终官至捧日、天武都指挥使。苗履曾多次参与对西夏的防御和作战。在平夏城之战期间，他作为熙河路主将，统精兵三万屯于灵平城，并受命率军建造浮桥渡河、修筑金城关，以控扼西夏右翼。此外，当西夏大将仁多保忠率十万大军攻打湟州时，苗履与姚雄奉命救援。姚雄率先行动，苗履起初因兵力不足而谨慎，后为免被指责而追击，共同以声势震慑敌军，迫使西夏军撤退。在地方建设的功绩：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年），时任兰州知州的苗履在金城关首建浮桥，这一工程后来成为沟通中原与西北的要津。

苗傅原为北方将领张俊部下。1126年，金兵第二次南侵，康王赵构驻节相州（今河南安阳地区），受任河北兵马大元帅时，苗傅就开始追随赵构。靖康之变，东京失守。1127年，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登基，改元建炎时，任命苗傅为御营扈从统制，也算是赵构的亲信嫡系中的嫡系。

刘正彦（？～1129年），浙江汤溪人，出身西军。其父亲刘法是与西军著名的种师道齐名的将领，曾做过宋徽宗政和年间的熙河路经略使，为西军边关名将，在与西夏军作战时，战死沙场。刘正彦也应该属于为大宋朝根正苗红的烈士后代。

“苗刘兵变”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分析：

一、内部矛盾激化。宦官专权，引起不满。宋高宗赵构宠幸内侍省押班康履等宦官，他们骄奢淫逸，作威作福，强占民宅，引起了朝野上下的强烈不满。

权臣跋扈，赏罚不公。王渊在扬州大溃退时拥兵数万，对来袭的五六千金骑不作任何抵抗，不仅未罚，反而升迁，是因与原康王府宦官康履、蓝珪沆瀣一气。在高宗从镇江逃往杭州途中与到达杭州以后，这些宦官依然肆无忌惮，作威作福，强买民物，凌忽诸将，激起军民极大义愤。苗傅、刘正彦既嫉妒王渊骤然升迁，认为自身功绩未获重用；又忌恨宦官胡作非为，对高宗一味南逃也深为不满。

二、外部压力条件。苗傅所统制的侍卫御营军多是河北人，将士思乡，军心不稳。随着赵构南逃，离河北越来越远，士卒思乡之情日渐浓厚，对逃跑举措越加不满。这种不满情绪在军中蔓延，为兵变埋下了伏笔。这时宋军主力都部署在长江一线抵御金军南下，韩世忠、刘光世等军队皆驻扎在江宁府至秀州一带。而侍卫宋高宗的，只有御营将领苗傅和刘正彦的一万多军队，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兵变提供了条件。

于是，大宋朝唯一的一次兵变就这么发生了。

宋高宗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三月五（癸未）日，时值宋神宗忌辰，百官先进香后入朝。苗刘二人在王渊上朝必经的路上设下伏兵。等到王渊过来，士兵们一拥而上，将王渊拖下马来殴打，王渊想跑，被刘正彦一刀砍死。随后士兵们又来到康履家里，把凡是没有胡子的男人全都当做宦官杀死。由于当时康履在皇宫内，侥幸得以逃脱。

紧接着，苗傅和刘正彦以教阅军阵为名，率军顺利抵达行宫附近街巷，扼守要口，不放行人过往，堵住了行宫的出路。苗、刘进而闯宫搜杀了包括康履在内的一大批宦官，最后逼迫高宗禅位于其才三岁的儿子赵旉，而以孟太后（隆祐太后）垂帘听政，改元“明受”。因此，这场政变也史称为“明受之变”。

　　“苗刘兵变”之际，马扩正在杭州等待高宗对他的上书的回应。兵变之后朝廷上下动荡不安，人们无所适从，有拥护的，有反对的，但大多人持静待观望态度。

此时的马扩，对于“苗刘兵变”，既未欣然认同支持，也未愤然势不两立。他反到还有点沮丧，心有不甘。他的应诏上书，怎么就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给搅黄了。

就在马扩不知所措，莫衷一是时，事情有了转机。他被宰相朱胜非推荐任朝廷枢密院都承旨一职。

三月二十一日己亥，马扩除枢密都承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十一）

己亥，降授右武大夫、和州防御使马扩复拱卫大夫、利州观察使，充枢密都承旨、兼知镇江府，俟条画防秋先事毕之任。先是，朱胜非令扩至傅、正彦军中察人情向背，故复用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十一）

因为在“苗刘兵变”，也就是发生“明受之变”后，原保静军承宣使、枢密都承旨邢焕告老为由，连上六次奏章，以求致政，辞职不干了。

保静军承宣使、枢密都承旨邢焕告老，章六上，罢焕提举万寿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十一）

邢焕因不赞同“苗刘兵变”之“明受改元”，因此以告老为由，急于辞职开溜，以逃避政治风险。足见其邢焕在官场政治上的生存智慧“老到”。反观马扩在这方面就显得政治上的幼稚，竟然在这特殊情况下，欣然接受了出任枢密都承旨这一新职。卷入了这场宫廷政变的政治漩涡，蹚上了“苗刘兵变”这趟浑水。

在宋代的枢密院都承旨相当于什么官职呢？

宋代的枢密院是国家军队的最高指挥机构，负责军队调防、战争动员和战争指挥等重要职责。其地位相当于如今的国防部加上军事委员会两个机构之和。实际上，在宋代为了加强皇权，防止武官夺权，枢密院有调兵之权但无统兵之权，与将帅相互掣肘。

枢密都承旨是宋代枢密院的核心属官，相当于现代政府中负责军事机要事务的高级行政官员，品级为从五品。主要职责：其一负责机要传达与事务统筹，承接皇帝旨意并传达到枢密院各机构，同时统管枢密院日常事务，包括检阅禁军训练、考核吏员升迁等。其二参与重大军事决策。在皇帝御前会议或接见外国使者时侍立，直接参与军事机密的讨论与汇报。其三人事组织管理。负责枢密院主事以下官员的考核与任免，权力涉及军事系统的基层人事安排。

马扩任枢密都承旨之职，是由当时的宰相朱胜非一手推荐的。三月五日“苗刘兵变”之后，宰相朱胜非明里和苗、刘二人虚与委蛇，暗中又处处遮护高宗，而且还暗中与在外的张浚、韩世忠等部队首领通气，联系他们快速回兵勤王，拿苗、刘二人兴师问罪。也就是为了这个非常隐秘的目的，朱胜非看上了知晓军事的马扩，被推荐接替邢焕，担任了枢密都承旨新职。安排马扩要时不时出没苗傅、刘正彦军中察看动静，好及时向他通报，以便掌握对方具体情况。马扩在这方面也确实有所举动。

先是，朱胜非令扩至傅、正彦军中察人情向背，故复用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十一）

也就在马扩接任枢密都承旨之职后，他又向垂帘听政的孟太后上书"三策论"。因为"苗刘之变"，高宗自顾不暇，马扩在三月二日的上书被搁置是毫无疑问的，但马扩对此似乎心有不甘，孟太后被苗、刘抬出前台垂帘听政，马扩便再次抛出"三策论"，向当局者提议。

　　该如何评价“苗刘兵变”呢？

苗傅与刘正彦因为发动兵变，在官方史书如《宋史》中，被明确定性为叛臣。但后世学者认为其举动含有爱国兵谏的性质，兵变起因，忠义与私愤交织。

在封建纲常中，苗刘二人发动兵变，诛杀权臣王渊及宦官康履，并逼迫宋高宗赵构退位，拥立三岁皇子为帝，这种犯上作乱的行为在封建伦理中属于大逆不道。但其兵变并非单纯为了夺权，起因中包含对宦官专权及对高宗的逃跑投降政策的强烈不满。认为高宗皇帝任用宦官专权，赏罚不公、误国殃民。

“苗刘兵变”其行为动机兼具忠义与叛乱的复杂色彩。

虽说苗刘二人逼迫宋高宗赵构退位，这种行为在封建伦理中属于犯上作乱大逆不道的“不忠”。但是要看这个“忠”该怎样理解。二人逼迫宋高宗赵构退位，对皇帝赵构来说，确实为不忠。但他们诛杀权臣王渊及宦官康履，是为清君侧，正如其兵变起事时高喊的口号“不负国家，止为天下除害”，其举动含有爱国兵谏的性质。这就是在关乎国家危亡大局之际，该选择忠于皇帝对，还是选择忠于国家对的问题。

“维扬之变”，高宗扬州大逃亡，让百姓和官员对于赵构的南宋政府十分失望，而这也是苗傅和刘正彦发动兵变的根本原因，他们希望肃清南宋政府的政治风气，来改善军民的气象，寻找光复失地的机会。

“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老板不合格，咱就换个老板玩玩。于是，一群耿直的军汉，面对糜烂的局势，腐败的朝廷，无耻的君王，做出了他们认为对的事情。

在兵变发生之后，苗刘二人并没有掌控大权的打算，他们只不过希望废去赵构这个不得人心的皇帝，将政治主动权交还到可以依靠的大臣手中，这从他们兵变之后的政治举措中就可以看出来。

首先他们让张浚这一主战派的代表人物掌控朝政大权，这足以表明二人并没有篡权自立的打算。而在此之后，苗刘二人又对之后南宋的发展路线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先是否认了赵构建都临安的打算，因为临安虽然有长江之险可守，但是却很难与北方的主战场形成联系。因此二人提出南宋应建都建康，这样不但可以将防线拓展至淮河流域，更可以和上游的襄樊地区形成呼应，是进可攻，退可守的选择。

与此同时，他们还提出南宋应该加强在长江一带的防守，而不是一味南逃。这说明两人对于宋高宗之前的逃避政策十分不满，力求在长江一线站稳脚跟，以寻求渡江北伐的机会。

两人的政见显示出他们有着积极进取的精神，并且对于权力没有任何欲望。可是他们十分看重的张浚深受儒家正统君臣观念的影响，从内心中认为苗刘两人乃是犯上作乱的叛逆，因此并没有与他们进行合作，还在暗地里联系韩世忠等人勤王。在这样的情况下，苗刘两人并不是名将韩世忠的对手，最终被勤王军队所击败。

“苗刘兵变”失败的原因，关键该举事的头领苗刘的魄力还不够大。

在“苗刘兵变”过程中，他们举事几乎没有什么大的政治目标，没有远景规划，没有纲领，没有骨干结成的组织，没有认清该拉拢谁该打击谁的措施。

毕竟以苗、刘二人的做法和他们的军中威望，根本不可能在兵变后能控制住朝廷的混乱局面。

“苗刘兵变”消息一出，震动朝野。正在平潮苏州的张浚、吕颐浩等人传檄天下，发兵勤王，当即有刘光世、韩世忠张俊等将领率兵响应。张浚还上疏请高宗复位。苗、刘二人这时的表现极为差劲，他们既慑于在外勤王军的浩大声势，又迫于朝中朱胜非的威胁利诱，“遂与朱胜非会商高宗复辟，马扩奉命参与协商，高宗乃于四月一日复位”。

苗刘二人也想的太幼稚了，认为勤王发兵，不就是因为逼迫高宗禅位之事嘛，那还让宋高宗重新复位就行了呗。于是便与宰相朱胜非等经过协商，选派马扩去沟通协商，达成共识。也即把高宗赵构请了出来，让他重新当上皇帝。并且苗傅和刘正彦对高宗连连谢罪，表示改过自新，恳请高宗宽恕。然后为了保证自身安全，还让赵构给他俩一人发一道"免死铁券"。苗刘二人一介武夫，并没有搞清楚高宗赵构在铁券里写下了"除大逆外，余皆不论"的含义是什么，就乐呵呵拿着铁券就走了。

高宗复辟后，韩世忠等人的勤王军并未就此止步，反而加快了向杭州挺进的步伐。

韩世忠等勤王救驾，苗傅和刘正彦逃亡外地又被抓回。苗、刘拿出了高宗皇帝亲手写下的“免死铁券”，结果被告知，虽“除大逆外，余皆不论”，但你俩正好是谋反，是大逆之罪，不能赦免，随后苗、刘二人被凌迟处死。一场兵变，不到一个月，就闹剧一般结束了。

夏四月戊申朔，太后下诏还政，皇帝复大位。帝还宫，与太后御前殿垂帘，诏尊太后为隆祐皇太后。庚戌，复纪年建炎。吕颐浩、张浚军次临平，苗翊、马柔吉拒战不胜，傅、正彦引兵二千夜遁。辛亥，皇太后撤帘。甲寅，以刘光世为太尉、御营副使，韩世忠为武胜军节度使、御前左軍都统制，张俊为镇西军节度使、御前右军都统制，勤王所僚属将佐进官有差。主管殿前司王元、左言并责官英、贺州安置。枢密都承旨马扩停官，永州居住。吏部员外郎范仲熊、浙西安抚司主管机宜文字时希孟并除名，柳州、吉阳军编管。斩中军统制吴湛、工部侍郎王世修于市。赠王渊开府仪同三司。乙卯，大赦。（《宋史》卷二十五）

苗刘兵变平息后，赵构又恢复了皇位。可他失去的东西，却再也回不来了。

首先是他的生育能力。扬州那一夜的惊吓，已经让他的身体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兵变期间的惊恐和压力，更是让他的状况雪上加霜。正史当然不会明说皇帝的“隐私”，但一个铁的事实是：从建炎三年（1129年）之后，赵构再也没有生过任何一个孩子。

要知道，在那之前，赵构是有生育能力的。他除了长子赵旉之外，还有过五个女儿。不过这几个女儿在靖康之变中都跟着被金人抓走了，三个在途中夭折，另外两个到了北方后被送进了浣衣院——也就是是洗衣服的地方。这段历史，是赵构心中永远的痛。

更让赵构绝望的是，他那唯一的儿子赵旉，夭折了。

赵旉本来身体就不好，苗刘兵变中被推出来当了一个月的“小皇帝”，虽然只是傀儡，但对一个三岁的孩子来说，那种惊吓也是致命的。兵变平息后，赵构带着他去建康（今南京）散心，结果在行宫里，一个宫女不小心踢倒了地上的金炉，发出巨大的响声。赵旉被吓得大哭不止，接着就病倒了，没多久便夭折了。

《宋史》里就一句话：“太子旉，高宗子也，苗傅之乱，立为帝，改元明受。傅等败，复为太子。未几，薨。”轻描淡写的“未几，薨”三个字，背后是赵构的肝肠寸断。

这一年，赵构才二十二岁。他失去了唯一的儿子，也失去了生育的能力。从此以后，赵构彻底绝后。

　　高宗复位后，开始对在“明受之变”中参与叛逆或立场不坚定者进行清算，同时也奖罚分明，对平叛有功之臣，封官加爵。

马扩在“明受之变”中，在参与协商高宗皇帝复位方面，为朝廷出了大力，应该有功，反遭受罚。

枢密都承旨马扩亦往来其间，至是以扩为观望，停其官，责永州居住。(《中兴小纪》卷六）

拱卫大夫、利州观察使、枢密都承旨马扩亦往来其间，至是以扩为观望，停其官，永州居住。(《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十二）

这中间是因为朝里中书舍人季陵上书弹劾了马扩，也即因马扩在孟太后垂帘听政时上书一事。

建炎三年六月己酉，中书舍人季陵言："昨太母临朝，奸臣马扩上疏，谓上策入蜀，中策都武昌，下策都江宁，臣常诘之，第言'天子必惮远涉，由下引之以及中，由中引之以及上。此奸谋也。扩乃西人，知关陕残破，不可以遽往，欲先幸蜀以便私耳。"上嘉纳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十四）

因马扩在“苗刘兵变”曾接受苗、刘的提拔，后又有给孟太后上书，两件事联在一起，被斥之为其在"苗刘之变"时，“往来其间”，而且“阴怀观望”，立场不坚定。所以马扩被高宗划入了所罚之人的行列，枢密都承旨之职被罢免，被流放遣送到永州（今属湖南）。

虽然当初马扩是奉宰相朱胜非之命出任枢密都承旨之职，以往来于苗、刘军营之间，观察人心向背。但这时候没人能出来给他作证，因为此时的朱胜非也遭到了罢免，说话也不顶用了。

在宋朝，由于开国皇帝宋太祖重文轻武、确立文官优先原则，建立有“刑不上士大夫”的司法特权，立有不随意杀戮士大夫的规定，因而在宋代流放作为死刑的替代刑罚，一般会被较多采用。

中国古代刑罚体系共分有五刑，也即“笞、杖、徒、流、死”，流放是一种仅次于死刑的严厉刑罚，主要用于宽宥应处五刑的重罪或替代死刑，兼具惩戒与开发边疆的双重功能。

古代的流放地多为偏远荒蛮之地。永州在古代成为官员流放地，主要与其地理环境、政治环境密切相关：一方面其地理环境恶劣，永州地处湘粤桂交界，气候潮湿多雨，植被茂密，瘴气易引发疾病，生存条件恶劣。另一方面为政治边缘化，永州当时为远离中原政治中心的边疆地区，长期处于权力辐射边缘，文化落后，交通不便，消息闭塞。

历史上因流放或贬谪至永州的名人曾有东汉蔡邕、东晋司马德文、唐代柳宗元、宋代寇准、周敦颐、张浚等，其柳宗元因文章《永州八记》而闻名遐迩。

　　“苗刘兵变”是重文轻武的大宋朝，三百年间唯一的一场兵变。

重文轻武，是大宋三百年一以贯之的基本国策。虽然这个治国方略的弊病不胜枚举，但不得不说这个国策的实行，极大地增强了统治者皇权的安全，避免了如在唐朝中出现的那种，武将拥兵自重、藩镇割据的混乱现象。

然而，纵然是千防万防，宋高宗赵构还是被骤然一击，遭受了一场惊悚的兵变，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给赵构造成心理阴影。

“苗刘兵变”发生在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当时岳飞正率军在江淮地区抗金，不在杭州，没有参与平定兵变或勤王行动。在“苗刘兵变”中，岳飞虽然未曾直接参与，但该事件导致宋高宗赵构对武将产生深度猜忌，间接促成了岳飞后来的悲剧。

“苗刘兵变”最大的成果是把赵构吓的胆更小了。

连皇帝老子自己身边的侍卫御营军说变脸就变脸了，还敢再相信谁呢？

“苗刘兵变”中，苗傅和刘正彦以“清君侧”为名逼迫赵构退位，并质疑其皇位合法性（因徽钦二帝被俘），这触发了赵构对武将的终身恐惧。

岳飞北伐时提出“迎回二圣”（徽钦二帝），与兵变中质疑皇权的逻辑相似，加剧赵构猜忌。

“苗刘兵变”中，韩世忠等将领因参与平定兵变获赵构信任，而岳飞因未参与勤王，与赵构关系疏远，缺乏政治庇护。

再者，随着岳飞指挥的岳家军的势力不断壮大（当时兵力约占南宋总兵力一半）及其北伐口号“直捣黄龙，迎回二圣”的传播，被赵构视为潜在威胁，最终赵构还是在1142年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岳飞干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