灶房里的白汽——那个偷吃馍馍的女孩，已是人到中年。

雨桐

灶房里腾起白汽，母亲又蒸好一锅馍了。麦香在晨光里打着旋儿，我和弟弟早就在雾气里守成了两只石狮子。母亲挎着竹篮往电工房去，临出门，一人手里塞一个，热乎乎的。我的当场就下了肚，弟弟也是。姐姐的那份要带到学校。母亲总把她的馍单独包好，放进书包，可她不知道，姐姐的馍往往到不了学校。我走在上学路上，一边走一边从书包里摸出那个馍，撕一块，再撕一块。手指上有蓝墨水，是早上给墨水灌墨蹭上的，这一撕一扯，蓝颜色全染到馍皮上，白馍成了花馍。到学校，往姐姐教室门口一站，打开纸包，她跺着脚嚷："这叫人怎么吃！"最后那馍还是归了我。姐姐气鼓鼓地瞪我，我倒笑嘻嘻的，嘴里塞得满满当当，麦香和墨水的味道混在一起，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二姐三姐得到母亲的真传，她们不知从哪里打听到金银花能卖钱，田埂上、山坳里，黄黄白白的小花开得到处都是。别人看是野花，她们看是衣裳。每天中午吃完饭，她俩就提着竹筐往山里钻。我的差事是看筐子——她俩谁也不信谁，都怕对方偷偷从自己筐里抓一把。我就往两个筐子中间一蹲，活像界碑。山里的午后安静得很，蜜蜂嗡嗡地绕着金银花打转，晒着太阳我就犯困，可一想到新衣裳，眼睛又瞪得溜圆。后来衣裳真有了，二姐买的马蹄袖紫花衬衣，三姐买的湖蓝色裤子，我穿着满村跑，比过年还高兴。那两筐金银花晒干了有多少，卖了多少钱，我全不知道。只记得蹲在两个姐姐中间，守着两筐金金银银的小花，那股甜丝丝的香气熏得人发晕。

家里人多，热闹是真热闹。大姐二姐哥哥是上头的，对我们下面的几个有威有严，安排活儿我们不敢不听。可背地里就不一样了，三姐、我、弟弟凑在一起，嘴巴就犯坏。"藕带王"、"二犟子"、"喜贴"，这是给上头三位起的，只敢悄悄的。至于我们自己，那更是热闹，互相都有外号，三姐叫"大眼睛"，我叫"李小妖"、"蚂蚱"、"妖精"，弟弟叫"小六匠"、"神狗"。哪个外号不小心被喊出来，喊的那个撒腿就跑，被喊的那个拼命追。追上了打几下，追不上干瞪眼，下次找机会加倍喊回来。这些外号如今念起来，舌头都是软的。

夏天扇扇子的把戏，二姐三姐玩得最顺手。晚饭摆在院子里，热气还没散尽，饭菜的热气、晚风的热气搅在一起。她俩往那儿一坐，笑眯眯地对我们说："来，你们给我们扇一百下，待会儿我们给你们扇两百下。"我和弟弟一听，两百下比一百下多一倍呢，这买卖划算。跳起来抢扇子，卖力地扇，嘴里大声数着数："一、二、三……十七、十八……"数到二十几就乱了，又从头数。胳膊酸了，扇子也慢了，姐姐们就笑："快吃饭吧，菜凉了。"我们这才坐下来端起碗。那两百下扇子，永远欠着，下次还用这招，我们还是上当。院子里蝉声聒噪，远处牛铃叮叮当当的，一顿饭吃出一身汗，可那股子傻乐劲儿，后来再没有过。

父亲从汉江边搬回来六块石板，江水冲刷得光溜溜的，青灰色，夏天摸着凉丝丝的。门前一溜排开，石板就有了专属，大姐、二姐、哥哥的石板挨得近些，他们当凳子坐的，把我们三个小的隔得远一点。父亲知道我们仨凑在一起就要打仗。夏天傍晚，母亲烧好两大盆温水，父亲一个个给我们洗澡。洗好一个就往石板上抱一个，屁股落在石板上，又凉又滑，人还小，腿悬在半空晃荡。父亲给我洗的时候不用香皂，说我身子滑，用了香皂更抓不住，老说我是蛇变的。他说这话时语气平平淡淡的，像是说一件很寻常的事。我坐在石板上，晚风吹得身上凉丝丝的，看着夕阳把石板照得发亮，觉得世上再没有比这更舒坦的事了。

小学离家半里路，五间平房，土坯的，孤零零杵在田野中间。全校加老师拢共二十来个人，我最小，偏还是个孩子王。上课的铃是块铁片，拿锤子一敲，"铛铛铛"三响，震得窗户纸都颤。厕所就惊险了，茅坑上几根木头架着，蹲上去觉得自己像在练轻功，生怕木头哪天不高兴就断了。可那几年倒是一回也没断过。

四年级我当上了大队长。入队仪式的时候，锣鼓敲得震天响，我踮着脚给新队员系红领巾，身后的红领巾飘了一片，风一吹哗啦啦的，晃得人眼睛都花了。神气是真神气。当然也干过不光彩的事，不肯好好写字的罚抄课文，口袋里揣了零嘴的可以少抄几遍。我的权威全用在馍馍和抄写本上了。现在想想，那些小把戏实在可笑，可那时候走在路上，麻花辫都快翘到天上去了。

父亲没什么文化，可特别看重成绩。我的作文《考试前的经过》在全镇拿了最高分，教室后头的"作文园地"上，十篇里有八篇署我的名。父亲逢人便讲，语气里全是不加掩饰的得意，那样子真像是家里出了状元。他一高兴，就把我转到了镇上的柳陂小学。离家的日子就这么开始了。

我住在广播站表哥家里，自己给自己弄吃的。头一天就和面，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搅出一锅面糊糊。苞谷碜也煮不好，锅底总是糊。最险的是那次煮面条，水刚坐上炉子，电停了。我一看没电，背起书包就上学去了。第二节课下课回来灌钢笔水，推开门吓一跳，钢筋锅在炉子上烧得通红，底子都快透了，活像个烙铁。我傻乎乎地伸手就去端锅把——那一下，整个人像过了电，酥麻从指尖窜到脚跟，脑子嗡嗡的。那口锅的焦糊味道后来好几天都散不掉，我的厨师生涯也就此结束了，改吃广播站的大锅饭。

周末还是要放牛的。我和弟弟轮流去，我每回都不情愿，非先哭一场不可。那些老牛明明都很温顺，可我就是不愿在山上耗半天。赶着四头牛慢吞吞往山里去，走着走着就好了。山上好东西多，野枣藏在刺棵子里，地梨要刨半天才刨得出。我一个人在坡上找野果子，找着找着就忘了时间，只要大喊一声"老母牛——黑尖子——"，它们就晃晃悠悠地从树丛后面走出来，牛铃叮叮当当的，配上树叶沙沙的声音，比学校的铁片铃好听多了。山风里有青草的味道，还有金银花的甜气，偶尔找到几颗熟透的野枣，酸酸甜甜的，算是放牛的犒赏。

如今这些都远了。钢筋锅早就不知扔到哪里去了。那些外号、那些扇子的旧账、那口烧红的锅，还有灶房里白茫茫的蒸汽，都成了记忆里零零碎碎的东西。只有放牛时的牛铃声，还偶尔在梦里响起来，叮当，叮当，好像什么都没变。有时候想，要是再当一回牛倌，对着山谷喊一嗓子，不知道那些老牛还认不认得我。那个偷吃馍馍的姑娘，那个守在金银花筐子中间的姑娘，那个被姐姐们哄着扇扇子的姑娘，早就长大了。

山谷空了，牛铃还响着。

———写给我的兄弟姐妹，和那个回不去的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