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蔽战线的杰出战士邹大鹏

诗书剑

踏着前辈的足迹（11）

　　1928年初，一位青年人从武汉辗转来到了东北吉林市。朋友带着他拜访了吉林毓文中学校长李光汉先生。据朋友介绍，青年人叫邹大鹏，辽宁凤凰城省立师范学校毕业，现年21岁。经过交谈，李校长邀请邹大鹏到毓文中学任教，2月中旬报到。

邹大鹏在等待期间，巧偶来吉林办事的朋友张雨、张雨的朋友王紫阳。张雨当时在东省铁路任职，而王紫阳则是受乡亲们所托，专程到吉林和黑龙江两地催收卖梨的钱。经张雨引见，邹大鹏与王紫阳相识。

临别之际，王紫阳提起元宵节后需赶往齐齐哈尔接弟弟回辽宁。邹大鹏不禁好奇，询问其弟为何会在齐齐哈尔。王紫阳解释道，堂兄在黑龙江省府任职，接弟弟在齐齐哈尔家中过年小住月余，如今是该回家的时候了。邹大鹏听罢，顺势问王紫阳是否愿意在吉林市谋份差事。王紫阳毫不犹豫地答道：“早就有意在吉林或哈尔滨找事做，只是没有合适的事。”邹大鹏当即表示愿意相助。

两天后，邹大鹏将王紫阳带至顺城街一家名为“义和”的烟麻店。经东家首肯，王紫阳顺利成为该店的一名店员，就此在吉林安顿下来。

元宵节后，王紫阳和邹大鹏一起来到齐齐哈尔。邹大鹏见到了王紫阳的堂兄王玉科，才知道这位堂兄现任黑龙江省府政务厅长，少将军衔。王玉科问起邹大鹏的情况，紫阳当即说自己和邹大鹏是好友，多亏邹大鹏介绍，自己才在吉林市一家店铺当上了店员。这次正好邹大鹏到哈尔滨办事，两人就一同来了。

王玉科留他们在家吃了午饭，住在他家里的堂妹王文采、堂弟王鸣岐也一同上桌陪客。大家边吃饭边聊着家常，邹大鹏也因此结识了王家这四位日后都曾给予他帮助的人。后来，邹大鹏和王文采成为革命战友、夫妻。

1928年5月，邹大鹏辞职离开了吉林市。及至王紫阳来到毓文中学找邹老师，才知道邹老师已经辞职离开。追问一下，校方也仅知道是邹的妻子找了来，说是家里有事，要他辞职离开的。

王紫阳觉得奇怪，邹先生辞职离开吉林市，怎么连招呼都不打一个？还有，从来没听说邹大鹏娶妻了呀？

那么，邹大鹏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与好友不辞而别？

邹大鹏（1907—1967），是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的杰出战士。他原名邹宝丰，曾用名邹积因、邹济英、邹蕴华，辽宁省辽阳县首山镇后三块石村人，出身贫苦农民家庭。

1921年，邹大鹏高小毕业，考入辽宁省凤凰城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当时国家深陷内忧外患，他怀揣满腔爱国热忱，积极参与反帝爱国学生运动，早早树立起救国救民的革命理想。1925年，他远赴武汉考入汉阳兵工学校，接触进步思想后，革命信念愈发坚定，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该校党支部书记，随即投身北伐战争的革命浪潮。

在汉阳兵工厂大罢工中，邹大鹏挺身而出，积极组织工人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展现出出色的组织领导能力，却因此被反动校方开除。面对挫折，他没有丝毫退缩，在党组织的安排下，辗转返回东北。

经人介绍，邹大鹏在吉林毓文中学担任数学教员，期间时刻不忘联系党组织。党组织派宋思纯与其联系上了以后，他们一起假扮夫妻奔赴哈尔滨，秘密开展反帝爱国工作。因为是秘密离开吉林去哈尔滨做秘密工作，所以临走只跟校方打了招呼。与他们同时到达哈尔滨的，还有邹大鹏的同乡王里封。

这王里封，可不简单。他1898年2月生于辽宁省辽阳县，192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1924年春，在孙中山先生的安排下，王里封加入了国民党，同时以特派员身份前往哈尔滨。

到哈尔滨活动了几天，王里封即受聘于广益中学，先后担任教务长和校长。他利用自己的身份积极宣传新三民主义思想，开展革命工作。1924年中开始，他又参与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活动并且紧密合作。

1926年底，王里封遭撤职通缉，被迫暂避南京。1927年中，他目睹蒋介石叛变革命的暴行后，他毅然决心追随共产党。于是，王里封就跟随邹大鹏回到了哈尔滨。

王里封利用在哈尔滨教育界的人脉，很快帮助邹大鹏、宋思纯在东省特别区立第三小学谋得了教师的职位。他俩一面教书育人，一面以此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1928年末，邹大鹏和宋思纯与中共哈尔滨地下组织接上了关系。

王里封则以国民党特派员身份集资开办"开明书店"——这里既是进步青年聚集地，也是中共秘密活动站。同年，他发动反对日本修筑"满蒙五路"的斗争，奔走各校宣传动员，推动成立"哈尔滨市民反抗修路联合会"并当选委员。11月9日，3000余人参加的示威虽遭镇压，却迫使反动当局不敢签署修路条约。

在此期间，邹大鹏与黑龙江省府政务厅长王玉科联系几次，得到王玉科的默许。在王玉科的暗中帮助下，他们的革命活动得以持续开展。直至1930年夏，王玉科调任河北省民政厅长为止。

邹大鹏组织东省特别区第三小学师生，投身反对日本修筑“五路”的爱国斗争，广泛传播革命思想，唤醒民众的爱国觉醒。1929年春，邹大鹏转赴齐齐哈尔昂昂溪开辟革命新区，以东省特别区第五中学教师为公开职业，积极发展反帝大同盟和共青团组织，建立起共青团支部，有效壮大了当地革命力量。

同年12月，邹大鹏重返哈尔滨，先后担任共青团市委宣传委员、市委书记等职。他与王里封等人创办哈尔滨学院，将其打造成传播进步思想、开展爱国运动的核心阵地，吸引并培养了大批进步青年，为东北革命事业储备了关键人才。

1930年4月，哈尔滨学院遭反动当局查封，王里封再次遭到通缉；邹大鹏则调任满洲省委常委、青年部主任、共青团满洲省委书记，始终奋战在东北革命一线，为当地革命运动发展不懈奋斗。

1931年，受党内“左”倾错误路线影响，邹大鹏被错误开除党籍，一度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但他革命信念始终坚定不移，坚持不懈地用实际行动践行对党的忠诚。九一八事变爆发，民族危亡之际，邹大鹏毅然加入抗日义勇军邓铁梅部，出任政治部主任，在白山黑水间浴血抗日，抵御日寇侵略。1934年冬，他前往天津转入马占山部队，历任秘书、军械部长，在隐蔽战线默默坚守，为抗日事业积蓄力量。

1931年，邹大鹏的战友王里封，因组织五一节游行被捕，被关进沈阳监狱。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王里封出狱。出狱后找不到党组织，他即辗转赴苏。1933年中，王里封加入了苏联共产党。1934年初，王里封化名王立文赴新疆工作。1935年秋，王里封被新疆军阀盛世才逮捕并秘密杀害，年仅37岁。

　　1936年，经南汉宸介绍，邹大鹏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奉命深入白区开展工作，在极端凶险的环境中，成功搭建起陕北至华北的秘密交通线，保障了情报安全传递与重要人员护送，为党的地下工作立下特殊功勋。

1940年，他奔赴延安党校学习，系统接受党的理论与军事训练，全面提升革命素养与斗争能力。1942年后，他先后担任调查统计局晋绥分区第五局负责人、山东军区情报部长，在情报搜集与统战工作中屡建奇功，成长为我党情报战线的骨干力量。

1944年10月，中共中央社会部派遣邹大鹏从延安前往胶东，担任区党委联络部部长，核心任务是拓展东北情报工作，为我军后续进军东北提前布局。

1945年雅尔塔会议后，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约定苏军撤离后东北由国民党接管，我党部队进入东北面临重重阻碍，革命形势陷入危急。在此关键时刻，中共中央任命邹大鹏组建“临时东北工作委员会”并担任书记，肩负起率先挺进东北、打开革命局面的重任。

1945年8月26日，邹大鹏率领百余名情报、城工干部及精干武装小队，携带电台，从烟台出发冲破美军海上封锁，强渡渤海，率先在辽东庄河县登陆。登陆后，队伍迅速出击，摧毁当地敌伪警察部队与伪政权，及时与苏联红军取得联系，成功在东北站稳脚跟，为我党抢占东北赢得了战略先机。

立足之后，邹大鹏立刻组织人员深入调研，全面掌握东北局势后向中央递交详实报告。他精准指出：苏军仅控制大城市与铁路沿线，广大乡村被日伪残余盘踞，国民党军队短期内难以抵达东北，且苏联对中共在东北的活动持默许态度，这是我党进军东北的绝佳时机。这份关键情报，为中共中央制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重大战略方针提供了核心依据，直接改变了全国解放战争的战略布局，为东北解放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随后，邹大鹏全力推进地方政权建设，推动庄河县民主联合政府成立，解散伪治安维持会，筑牢革命组织根基。1945年9月，他担任先遣支队政委，与司令员吕其恩率部进驻安东，后兼任安东市保安司令部政委，巩固党在当地的军政领导地位。同年11月，他牵头组建以抗日英雄邓铁梅命名的铁梅支队并兼任司令员，整合各县保安团力量，兵力达五千人，有力保障了根据地政权建设与反奸清算斗争，扩大了人民军队的群众基础。

这一时期，邹大鹏始终兼顾隐蔽情报工作，在国民党控制区部署地下联络网，单线传递核心情报。1945年11月他致魏毅甫的任命书，便是其开展地下工作的珍贵实证，也成为研究东北地下情报工作的重要史料。

1945年底至1948年11月，邹大鹏历任东北局社会部第二部长、公安总处副处长、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秘书长等职，以公开身份为掩护，领导东北情报与肃反工作。

1946年4月18日，东北民主联军第一次解放长春。此时，邹大鹏即从长远打算，并向中央有关领导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和打算。他通过妻子王文采找到堂弟王鸣岐。

1926年，王文采从哈尔滨考入齐齐哈尔女子师范学校，即住在堂兄王玉科家里。堂弟王鸣岐，于1927年底，跟着二叔和胞兄王紫阳到黑龙江办事，顺便到王玉科家里拜访。小住几天准备走时，王玉科和王文采都以“叔侄二人办事，带着11岁的王鸣岐不方便”为由，要求王鸣岐留下来，等到叔侄办完事再来接走。其时，王玉科和王文采都看好王鸣岐。

1933年，王文采委托已从东省铁路辞职、到吉林市文盛印书局当厨师的张雨，把已有17岁的堂弟王鸣岐介绍到文盛印书局学徒。有堂姐的鼓励、张雨的耐心教导，王鸣岐成长较快。一年后，王鸣岐即以熟练的双手打算盘技术和一笔好字得到经理的赏识，调到账房担任司账，未满一年即提拔为会计。从1937年到1946年，王鸣岐曾经几次完成堂姐和张雨交办的任务。为此，王文采与丈夫邹大鹏协商以后，就派王鸣岐以协助修族谱的名义到天津市，找到在天津市国民政府担任秘书长的王玉科，通过王玉科来探索天津市和平解放的可能性。

天津虽然没有实现和平解放，但是，由于邹大鹏夫妇事先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效。首先，王玉科于1948年初辞职，不再为反动腐败的国民党政府效力，以此来影响杜建时。

其次，在天津解放前夕，杜建时下令全市各机关、团体、学校全面清点资产、详实造册，将市政档案、银行金库、工厂设备等重要物资逐一登记备案，为政权平稳过渡做足准备；他召集全市各部门、工商界、金融界负责人及各校校长召开最后一次市政会议，郑重强调：“所有档案必须完整保存，财产必须如实登记，待解放军入城后立即有序移交。”同时，他亲自拟定《和平宣言》，于1月15日凌晨通过天津电台向全市广播，号召市民坚守岗位、维持秩序，这份宣言有效避免大规模骚乱，为减少战火破坏起到关键作用。1月16日，杜建时主动前往人民政府投诚，由秘书长吴砚农代表政府接受其自首。

第三，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归属于傅作义管辖。而傅作义时任华北“剿总”总司令，统辖包括北平、天津在内的华北地区国民党军队。陈长捷上任后，即着手完备天津城防工事、控制军政实权。此后，他拒绝了解放军劝其放下武器的要求。1949年1月14日，解放军发起总攻，陈长捷率军负隅顽抗。解放军全歼守军13万余人，生擒陈长捷等国民党高级将领。

但是，因为当时错误地把杜建时的自首作为“被俘”，所以邹大鹏夫妇以及王玉科等人所做的有关天津的工作没有被记录在案。

在东北解放关键阶段，邹大鹏两次深入虎穴获取核心军情，更主导策反国民党驻长春第六十军起义。1948年10月17日，曾泽生率部两万六千人起义，19日郑洞国率部投降，长春顺利解放，邹大鹏被任命为长春特别市市长，主持城市接管与政权重建工作，为东北全境解放作出不可替代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邹大鹏调至中央，历任中央社会部秘书长、情报部副部长、政务院情报总署署长、中央调查部常务副部长、对外友协副会长等职，同时当选第一届全国政协代表，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他协助李克农同志领导党的情报工作，完善情报体系建设，注重干部培养，同时投身国家外交、文化与外事工作，为新中国建设事业倾尽全力。

令人痛心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邹大鹏遭受林彪、“四人帮”集团残酷迫害，被诬陷为“东北投敌集团”成员，背负莫须有罪名，承受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折磨。他始终坚守革命气节，光明磊落、宁死不屈，最终于1967年4月含冤离世，享年60岁。

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拨乱反正，全面平反冤假错案。1979年2月，中共中央为邹大鹏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推倒所有诬蔑不实之词。同年8月27日，在北京市政协礼堂为其举行追悼会，骨灰安放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邹大鹏是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的杰出战士，将毕生精力倾注于中国革命、党的情报事业与新中国建设，以坚定的信仰、过人的胆识和卓越的功绩，书写了忠诚于党和人民的革命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