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中篇小说 |贾金桃《苍山远》|主播：王伟、舞、乾坤夜、光辉岁月、平文&枫韵、远冬、憧憬、雪梅、京郊醉翁、天高云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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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山远

文/贾金桃

第一章 走出苍山

一九八九年九月十日清晨，王步高跪在滴水村的黄土路上，额头抵着碎石块，血丝混着泥土往下淌。他对着黑压压的一片乡邻，重重地磕了三个响头，每一下都像砸在心上，闷响在深秋的山谷里回荡。

“步高啊，起来吧，地上凉，你跪不得！”老村长张有福的声音哑了，伸手去拉他。

王步高没动，只是把怀里那包东西捂得更紧。那是用三层红布裹着的四百四十元钱，是一块、两块，一毛、两毛，凑出来的。他贴肉揣着，像揣着一盆炭火，烫得胸口生疼，疼得他想哭，又不敢哭。

他怎么能起来？

身后那座低矮的土坯房里，爷爷躺在炕上，半边身子早就不听使唤，一只手却还朝着门口的方向抬着，哆嗦着想说什么。奶奶坐在门槛边的矮凳上，眼窝深陷，什么也看不见，耳朵却竖着，听着外头每一丝动静。父亲王建国佝偻着背，斜倚在门框上，三年前那场拖拉机事故压坏了他的腰，从此再也没能挺直过。他只是沉默地望着儿子，眼里混浊一片，分不清是欣慰还是苦楚。

真正撑着这个家的，是母亲赵桂兰。她从清晨忙到深夜，喂药、做饭、种地、洗衣，还要供两个娃读书。她把爷爷、奶奶、父亲，和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全扛在自己肩上。才四十出头，已满脸皱纹，头发白了一半，可她的腰板始终挺得笔直——她知道，自己不能垮。

妹妹秀英才十五岁，躲在母亲身后，手指绞着衣角。她念书聪明，今年却自己把书包藏了起来，对父母说“不想读了”，转头就跟着大人下地挣工分。她省下的每一分钱，都变成了哥哥书包里的笔和本子。

十天前，那张蓝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送到时，王家破天荒点了煤油灯，一家人围着那张薄纸看。爷爷用还能动的手摸了又摸，嘴里念叨：“我王家……我王家出状元了……”

奶奶凑得很近，好像能闻出墨香。

父亲憋了半天，连声说：“好，好，好啊！”

母亲赵桂兰却背过身去，肩膀微微发抖。

喜悦像潮水，涌得急，退得更快。通知书底下那行小字——“须缴纳学费、杂费共计二百七十三元整”，这个数字，像一根冰冷的针，扎破了所有虚幻的欢腾。

二百七十三块！

王步高当时拿着通知书，手就开始颤抖。他心里飞快地算了一笔账：父亲一个月的药钱要十五块，家里一年到头攒不下五十块钱。二百七十三块，对这个家来说，就是天文数字。他张了张嘴，想说“我不去上大学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因为他看见母亲的眼睛——那双眼里有一种他从未见过的光，像火，又像刀。

那几天，王家灶房冷得没有烟火气。父亲王建国闷着头，一遍遍卷着劣质烟叶，呛得自己直咳嗽。赵桂兰起得更早，天不亮就上山挖草药，想多换几个钱，可还是杯水车薪。

王步高那几天夜里根本睡不着，他躺在炕上，听着爷爷的咳嗽声、奶奶的喘息声。他盯着黑洞洞的屋顶，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这个学，到底是上，还是不上？上，家里拿什么交学费？不上，他这辈子就困在这大山里了。他不甘心，真的不甘心。可是不甘心又有什么用？他翻了个身，把被单蒙在头上，眼泪无声地流进枕头里。枕巾湿了一片，可学费的事，仍像座大山压得他喘不过气。

直到三天后的傍晚，老村长张有福提着旱烟杆，踏进了王家低矮的院门。他看了看屋里老的老，小的小，残的残，叹了口气，蹲在门槛上吧嗒吧嗒抽了半天烟。最后，他把烟杆往鞋底上一磕，站起身说道：“建国，桂兰，娃的前程不能就这么断了，村里想想办法，我这就去张罗。”

王步高当时正蹲在灶房里烧火，听到这句话，手里的柴火“啪”地掉在了地上，他仿佛看到了一线希望。

所谓的办法，就是挨家挨户地“化缘”。

张有福敲开了滴水村九十三户人家的门，他把旱烟杆别在腰后，一家一家地走，一家一家地说。

村东头的李寡妇，靠给人家缝补衣裳过活。张有福刚开口，她就转身进了里屋，抖抖索索摸出一块五毛钱，用手帕包好，递过来时手还在抖：“给娃念书，值。咱这一辈子吃了没文化的亏，不能让娃再吃亏了。”

村西的孙铁匠，家里五个小子等饭吃，听完张有福的话，蹲在地上闷了半天，站起来从炕席底下抠出三块钱：“步高那孩子仁义，那年还帮咱家二小子写过信，还教咱幺儿写作业呢。这钱，该出。”

最穷的王老蔫家，老婆病着，家徒四壁。张有福本来没打算去敲他家的门，王老蔫自己却找上门来了。他摸了半天，掏出皱巴巴的一块钱，不好意思地往张有福手里塞：“张叔，我就这点，别嫌少……步高是咱村第一个大学生，不能黄了。”

张有福看着那一块钱，眼眶红了：“老蔫，你老婆还病着呢！”

“没事没事。”王老蔫摆摆手，咧开嘴笑了一下，露出一口黄牙，“一块钱又治不好病。娃的前程，耽误不得。”

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力。赵大娘送来一篮子鸡蛋，说“让步高补补身子”。村小学的刘老师送来五十块钱，还把自己用了多年的钢笔塞进王步高口袋，拍着他的肩膀说：“老师没别的送你，这个拿着，好好写文章，写咱苍山的故事，写咱滴水村的故事。”

一块，两块，五毛，一毛……零零碎碎的钱，堆在老村长家那张瘸腿的八仙桌上。张有福戴着老花镜，和会计数了又数，算盘珠子拨得噼啪响。数了三遍，会计抬起头，声音有些发抖：“有福叔，够了，够了，整整四百四十块啊！”

“多了好啊，交了学费，还剩个百把块，路费、生活费都有了。咱全村人都放心了！”老村长说着说着，眼里溢满泪水。

王步高被叫到打谷场的时候，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看见全村人都聚在那里，老的少的，男的女的，连平时不出门的病号都来了。打谷场中央摆着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一个红布包。秋风吹来，吹得红布一角微微飘动。

张有福站在桌子前，清了清嗓子，声音在空旷的山谷里传得很远：“滴水村的父老乡亲们，今天把大家叫来，是要讲一件大事。咱们村的王步高，考上了省城的蓝开大学。这是咱滴水村开天辟地头一回啊！可是，他家拿不出学费。”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张脸，“我张有福活了六十三年，没求过谁。这次我替步高求大家，帮他一把。咱们滴水村穷，但咱们不能穷得连一个娃的前程都供不起啊！”

没有人说话，打谷场上静得能听见风吹玉米秆的声音。张有福拿起那个红布包，走到王步高面前，把布包塞进他手里，手有些抖：“步高，这是全村人的心意，也是全村人的指望。四百四十块，够你交学费了。剩下的你留着，在学校里不说吃好，可一定要吃饱啊，哪有饿着肚子上大学的。”

王步高捧着那包钱，像捧着一团烧红的铁。他想说谢谢，想说“我一定好好念书”，想说“我以后一定报答乡亲们”，可是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只是泣不成声，泪如雨下。

他跪下了，额头撞在碎石地上，闷响一声，一句话也没说——他在心里对自己说：王步高，你给我记住这一天，记住这些钱，记住这些乡亲，你要是忘了，你就不配做人！

他站起来的时候，额头上全是土，混着血丝。在场的村民神情凝重，有的说“步高这娃懂事”，有的悄悄抹着眼泪。

王步高把红布包重新揣进怀里，贴在心口。他忽然觉得那一块块、一毛毛的钱，像一块块烧红的炭，烫得他胸口发疼，可是他把它们捂得更紧了。他在心里发誓：这一辈子，他都不会忘记这一刻。

那些天，王步高像是在梦里过的。每天醒来，他都要摸一摸枕头底下那个红布包，确认它还在，才敢相信一切都是真的。

终于，到了去省城报到的日子。

天刚蒙蒙亮，山雾像白色的纱，笼罩着沉睡的村庄。王步高站在院坝里，背着那个打满补丁的帆布书包，脚上穿着母亲新做的布鞋。鞋底很硬，硌脚，但他没吭声。

母亲赵桂兰在屋里给儿子最后检查一遍那少得可怜的行李：几套打满补丁的换洗衣服，一本卷了边的字典，还有她熬了七个通宵赶做的三双新布鞋，针脚密实，鞋底纳得硬挺。她一边收拾一边自言自语：“这两双春秋穿，这双鞋底加厚了，冬天穿。唉，也不知道这些鞋，在城里能不能穿得上……”

她从屋里出来，把一个布兜系在书包带上，对步高说：“儿子，里面是几个煮鸡蛋，还有两罐咸菜。鸡蛋路上吃，咸菜到了学校就着馒头吃，省着点，能吃一个月。”

她的声音很平静，可是王步高看见她的手在抖。

“妈，我要走了，您要照顾好自己，我寒假回来……”

赵桂兰怕他越说越伤心，连忙打断他：“别说了，你安心去吧。你要记住，你是从滴水村出去的，你上大学的每一分钱都是乡亲们给的。你要是……你要是以后做了对不起乡亲们的事，妈就当没你这个儿子！” 她抬起头，看着儿子，眼睛红红的，却没掉一滴泪。

王步高的心猛地一缩，他想说“妈，我不会的”，可是话到嘴边，觉得太轻了。他用力地点点头，眼里充满坚定。

妹妹秀英跑到村口，塞给他一个小布包，眼睛红红的：“哥，这是我一分一分攒下来的一块钱，你路上买点吃的。你好好念书，我会照顾好爹妈和爷爷奶奶的。”

王步高看着妹妹，想说“你也好好念书”，可他知道，妹妹已经把念书的机会让给了他。这句话他说不出口，他只是伸手摸了摸妹妹的头，像小时候那样。

父亲拄着拐杖，送他到垭口。晨雾很大，十步之外就看不清人了。王步高停下来，转身看着父亲。父亲佝偻着背，站在雾里，像一棵被风吹弯了的老树。他嘴唇动了动，最后只挤出一句话：“在学校里要吃饱饭……”

王步高鼻子一酸，差点掉下泪来。他知道，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是这个沉默了一辈子的男人能说出的最重的话。

“爹，您回去吧，风大。”

父亲没动，就那么站在雾里，像一尊石像。王步高转过身，一步一步往山外走。布鞋踩在碎石路上，沙沙地响。走了几十步，他忍不住回头——父亲还站在那里，身影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最后被浓雾吞没了。

翻过苍山垭口时，冷风像刀子割在脸上。他最后看了一眼山脚下的滴水村，晨雾里，村子静默着，小得像一枚被遗落在巨大山褶里的石子，那么不起眼，却又那么沉甸甸地压在他心上。

他在心里把那句话又刻了一遍：苍山，我一定会回来的，我一定不会辜负滴水村的乡亲们！

山风呼啸，卷走了他的低语，却把那个承诺死死地钉在了他的骨头里。前方的路很窄、很长，消失在晨雾的尽头。但他知道，路的尽头，有一个他从未见过的世界，而他的身后，是一座永远等他回来的山。

第二章 回归

大学四年，王步高把自己活成了一张绷紧的弓。

每天早上五点起床，蹲在宿舍楼下那盏昏黄的路灯边背单词。冬天的省城湿冷入骨，他把棉袄裹紧，两只手交替着揣进袖筒里，嘴唇冻得发紫，仍一遍一遍地念。单词抄在手心里，吃饭时看一眼，走路时看一眼，上厕所时蹲在那里也要看。手心的字被汗水洇花了，再重新抄上去。

他记得刚来省城报到的第一天，火车站广场那么大，人那么多，他背着打满补丁的帆布包站在出站口，像一粒被风吹进城市的土坷垃。公交车怎么坐、饭票怎么买、宿舍的暖气片为什么摸着烫手——每一样都要从头学起。室友们来自县城、来自市里、来自省城，他们聊的电影和歌星，他一个都没听说过。

第一堂课，老师讲的英语他几乎一句都听不懂，他坐在最后一排，觉得自己像个傻子。尽管如此努力，因为乡村英语教学起步晚，他的基础比别人差。第一学期期中考试，他的英语考了全班倒数第一。

成绩出来的那天晚上，王步高一个人在校园的角落里坐了很久。月光很亮，照在教学楼的白墙上。他看着那面墙，想起了滴水村的土坯房——土坯房的墙是黄的，裂缝里塞着稻草。他想起了那些凑钱的乡亲们，他们一块两块凑出来的钱，就供了一个倒数第一？

他猛地站起来，把考试卷折好，揣进口袋。他在心里对自己说：王步高，你没有资格考倒数第一，你没有资格！

从那以后，他更加拼命了。别人睡觉的时候他背书，别人吃饭的时候他背书，别人娱乐的时候他还在背书。他把英语词典翻烂了三本，每一页都密密麻麻地写满了笔记。

有一次，室友半夜起来喝水，看见王步高的被窝里透出一丝微光。掀开一看，他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看书，手电筒用橡皮筋绑在床头，光线昏黄地照在那一页密密麻麻的笔记上。室友吓了一跳：“步高，你不要命了？”

王步高扯出一个笑，露出两排白牙：“没事，我习惯了。”

他确实是习惯了，习惯了苦，习惯了穷，习惯了把自己逼到绝境，再从绝境里爬出来。苍山教会他的第一件事就是：活着这件事本身，就是一场没有退路的战争。

大二那年，他开始在图书馆勤工俭学，每个月能挣十八块钱。他把十块钱寄回家，自己留下八块，买最便宜的作业本和墨水。

有一年暑假，他没有回家，在省城找了一份工地搬砖的活。四十多度的高温，他光着膀子扛水泥，肩膀磨破了皮，第二天结了痂，第三天又磨破了。工头看他肯吃苦，多给了他二十块钱，他把那二十块钱夹在字典里，一直没舍得花。

寒假回家的时候，母亲赵桂兰看见他，愣了好一会儿。他瘦了，也高了，颧骨凸出来，手腕细得像干柴。母亲没说什么，转身进了灶房，给他煮了一碗面，煎了两个荷包蛋。王步高端着碗，眼泪掉进了面汤里。他低着头，呼噜呼噜地把面吃完，一滴汤都没剩。

大二那年冬天，他发高烧到四十度，在校医院躺了三天。烧得迷迷糊糊的时候，他嘴里翻来覆去说的全是苍山方言。辅导员守在床边，一个字都听不懂，只觉得那些音节像石头一样硬，像山路一样弯弯绕绕。

退烧后，他瘦了一大圈，颧骨高高耸起，眼窝深深凹陷，但那双眼睛亮得惊人。系主任来看他，拍拍他的肩膀，对他说：“步高，健康第一啊，你这么拼，身体会垮的。”

王步高点点头，低声说：“主任，我知道，可是我不能不拼啊。”

系主任看着他，沉默了一会儿，问道：“为什么？”

王步高没有回答，他想起了那个红布包着的四百四十块钱。他想起了那些递钱的手——粗糙、干裂、指甲缝里还嵌着泥。他还想起母亲那罐咸菜，咸得发苦，可他一口一口咽下去，觉得特别香。

他还想起了村小学的刘老师，刘老师是滴水村唯一读过高中的人，教了二十年书，工资从来没按时发过，可他从没缺过一天课。王步高记得，刘老师的钢笔写不出字的时候，就在石板上蘸着水教他们写字。他说：“你们要走出去，走出苍山。”

想着这些，王步高的眼睛亮了，然后他一字一句地对系主任说：“因为有人在等我回去。”

系主任不理解这句话，只是叹了口气，转身走了。

大三那年，王步高开始频繁地给村长写信，给刘老师写信，给母亲写信。他写省城的新鲜事，写大学里的见闻，写他学到的知识。每一封信的结尾都是同一句话：“等我回来！”

老村长张有福不识字，母亲也没念过书，信都是刘老师念的。刘老师念完之后，把信折好，塞进自己口袋里。那天晚上，他坐在村口的大槐树下，抽了一整夜的烟。他不知道这个从滴水村走出去的娃，到底能回来做什么？但他相信，只要王步高说回来，他就一定会回来。

大四那年，毕业在即。全系一百二十三人，王步高总成绩名列第一。系主任找他谈话，语气恳切：“王步高同学，留校吧，户口、房子都能解决。你家里条件不好，留在省城，前途无量。省城的重点中学、机关单位，你随便挑。”

同班的几个好友已经定了去向：一个去省教育厅，一个进市里最好的中学，还有一个准备出国。他们约王步高喝酒，说起各自的未来，眼里全是光。

“步高，你成绩最好，留校多好啊，以后当教授。”

王步高低着头，端起酒杯：“祝愿你们都有好前程。我的根不在这里，我要回去。”

“什么？王步高，你是不是用功把脑子用傻了，好不容易从大山里走出来，还要回到山里？我们明天找系主任，绝不让你回去！”

那天晚上回到宿舍，他躺在窄窄的上铺，盯着头顶的天花板。月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他脸上，他翻来覆去睡不着。他的内心深处有两个自我在激烈碰撞。

一个说：留下来，你苦了四年，不就是为了这一天吗？省城多好，机会多，工资高，能把母亲接过来，让他们过上好日子。

另一个说：你不能忘本！滴水村的人还在山里，他们供你上了大学，你就这么走了？

他坐起来，从枕头底下摸出那个红布包——里面的钱早就用完了，但他一直留着这块红布。他攥着它，布已经磨得起了毛边，颜色也褪了不少，可贴在心口的时候，仍然是烫的。

他想起了当年磕的那三个头，想起了一块、两块凑出来的四百四十块钱。他想起王老蔫说的“一块钱又治不好病，娃的前程，耽误不得”，想起李寡妇抖着手递过来的那一块五毛钱。

如果他不回去，谁来改变苍山？谁来改变滴水村？

如果他不回去，谁来让那些孩子不再像他一样，为了二百七十三块钱学费跪下？

他闭上眼睛，眼前浮现出老村长张有福的脸。那张脸沟壑纵横，像苍山上的梯田。那双粗糙的手递过红布包时，骨节肿大变形，指甲缝里永远嵌着洗不掉的泥。

他睁开眼，天已经快亮了。窗外是省城灰蓝色的天空，远处有早班的公交车在响。这座城市真好，但他不属于这里。至少，现在不属于。

“老师，我要回去。”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很轻，像苍山上飘下来的一片雪。

系主任愣住了：“你说什么？”

“我要回苍山，那里需要我。”王步高抬起头，眼睛很亮。

系主任看了他很久，最后叹了口气：“步高，你可要想清楚啊。回去了，再想出来就难了。”

“我想清楚了。”

他走出系主任办公室的时候，走廊里很安静。他的布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没有一点声响。他忽然想起四年前走出苍山垭口的那一刻——晨雾弥漫，身后的村子像一枚石子，沉甸甸地压在他心上。

现在，他要回去了，他从未如此轻松过，不是如释重负，是终于明确了方向。心里那盏在苍山风雪中点燃的灯，此刻格外明亮。他明白，选择回去，不是为了还清什么，而是为了成为什么。

成为什么？成为苍山的一把镐头，凿开那层坚硬的穷壳。成为滴水村的一盏灯，照亮那些还在黑暗里摸索的孩子。或者什么也不为，只是为了回去。像苍山上的雪，每年冬天都会落下来，落在那些低矮的土坯房上，落在那些沉默的、坚硬的、从不低头的肩膀上。

王步高站在校园里，抬起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省城的风是暖的，但他知道，苍山的风是冷的，冷得像刀子，吹在脸上，疼得让人睁不开眼。可那风里有他熟悉的味道，那是泥土的腥气、草木的苦涩，还有灶房里飘出来的炊烟。

他把毕业证揣进怀里，贴在心口，就像四年前揣着那四百四十块钱。然后他迈开步子，走出了系办公室所在的办公楼。

走出楼门的时候，身后传来系主任的声音。

“步高，等一下。”

王步高转过身，系主任手里拿着一支钢笔，笔身已经磨得发亮，是一支用了多年的英雄牌钢笔。

“这是我的老师送给我的，他说过一句话——‘拿笔的人，别忘了你是为谁而写。’ 现在我把它送给你，让它陪着你，就像老师在你身边。以后在工作上遇到困难，就用这支笔给我写信。”系主任把笔递给王步高，在他的肩膀上用力地拍了一下。

王步高双手接过来，笔杆上还有系主任掌心的温度，那温度从指尖传到他心里。他没有说谢谢，只是把笔贴在胸口，和毕业证放在一起。

然后他从怀里摸出那个褪了色的红布包——里面的钱早就用完了，但他一直留着。他把红布包攥在手心，像四年前攥着乡亲们的嘱托。红布的毛边蹭着他的掌心，又硬又软，像那些递过钱来的手。

他把红布包重新揣回去，转过身，走出了校门。走出校门的那一刻，他没有回头。他知道，从今往后，他走的每一步，都要踩在苍山的土路上。那不是一条好走的路，但那是他的路。

那张绷了四年的弓，终于在此时松开了弦，弦上的那支箭，指向苍山。

第三章 初回苍山

王步高被分配到苍山县农业局做技术员，报到那天，他早早到了农业局大院。院子在西街，一排五十年代的砖瓦房，长着两棵歪脖子梧桐。他找到办公室，一个工作人员问明来意，朝走廊尽头喊了一声：“刘局长，来新人了！”

局长刘长江从办公室探出头来，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涤卡上衣，袖子挽到胳膊肘，脸上的眼镜腿用白胶布缠过一道，一看就是断了之后自己粘的。

王步高走过去，像学生见了老师那般毕恭毕敬，中气十足地说道:“局长好，我叫王步高，是来报到的，以后请您多指教！” 说完后连忙递上报到证和分配函。

刘长江接过去，仔细看了一遍，抬头打量了他一眼。

“蓝开大学农学系的？”

“是。”

刘长江把材料还给他，从抽屉里翻出一张表格：“先填登记表，然后去办公室找周主任，他会给你安排宿舍。”

王步高接过表格，正要转身，刘长江又补了一句：

“小伙子，县里条件差，比不上省城，能待得住不？”

“能待得住，请局长放心，我一定好好干！”

刘长江点了点头，没再多说，低下头去翻文件。

宿舍在办公楼后面的平房里，不到十平米，墙皮剥落。同屋的邓建国是中专毕业生，听说他是蓝开大学的，瞪大眼睛：“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生，你跑这儿来干啥？要是我，肯定会选择留在省城。”

王步高没回答，把从学校带来的三十几本书码在桌上。

上班的第一周，科长让他写全县春耕生产情况的报告。他熬了两夜写了六千多字，科长把稿纸退回来：“这是论文，不是报告，重新写，两千字以内就行了。还要提醒你一句，这文绉绉的，谁能看得懂啊！”

他明白了，在大学里学的那一套，在这儿不顶用，自己要学的东西还多着呢。

虽说是技术员，其实什么都干——写材料、统计报表、下乡调研、调解纠纷等杂七杂八的事都少不了他。哪个科室人手不够，他也得顶上，科长、局长下乡，他也要陪同。每天白天骑自行车下乡，晚上趴桌上写材料。有人说他：“你成绩那么好，留在省城多好啊，跑回来干啥？”他笑了笑，不解释。

上班后的第一个周末，王步高回了滴水村。

从县城到滴水村，要先坐班车到苍山镇，再走十五里山路。他天不亮就动身，赶上了头班车，上午十点多就到了滴水村。

村口老槐树下坐着一群人，好像在等他。

“步高回来了！”老村长张有福走在最前面。他六十七了，背驼得像一张弓，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眼睛却很亮。

“张叔！我回来看看您和乡亲们。”王步高紧紧握住那双粗糙的手。

张有福拉他坐在树根上，点了旱烟：“你在县里好好干，我替你照看你妈，你妹妹嫁得远，顾不上。”

“叔，我这次回来，不光是看你们，还想给咱滴水村做点事。”

张有福没说话，吧嗒吧嗒抽烟。

“我大学四年，不能白学。咱村苞谷亩产才三百斤，能提到六百斤。省农科院有抗旱的新品种，山坡地种苞谷不合适，但能种板栗、核桃。我今天看见板栗落了一地，那都是钱。板栗嫁接良种，产量能翻两三倍。村口那片荒地适合种花生，花生榨油卖钱，饼粕喂猪——一个带动一个，全村都能动起来。”

王步高从口袋里掏出小本子，翻得飞快。

张有福抽完了烟，在鞋底上磕了磕，站起来看着远处的山，长吐一口气：“滴水村等这一天，等得太久了。”

他掰着手指说：“咱村九十几户人家，有二十一户吃救济粮。娃娃读到初中的只有9个，高中毕业的只有两个，读大学的就你一个。最要命就是这路，一下雨就出不去。水就甭提了，一入冬就断流。唉，咱滴水村，要熬到啥时候才算是个头啊！”

王步高信心满满地对张有福说: “叔，改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总得有人开这个头。您给我一点时间，我回去向领导说明咱村的情况，然后先在几户人家搞试点，一定能成功的。”

张有福沉默了一会儿，一巴掌拍在他肩上：“好！你小子有良心，咱村就指望你了！”

刘老师陪王步高去看了村小学，三间土坯房，房顶瓦片碎了一半，窗户糊的是化肥袋子。

他在教室里，趴在一张课桌上，将滴水村急待解决的问题一条条记在小本子上: 学校房顶今年冬天前修好；路的问题下周向局长汇报，争取能做水泥路；明天去农技站咨询苞谷新品种；明年春天先在张叔家地里试板栗嫁接；村口荒地送土样去化验。他放下笔时手在发抖——不是怕，是着急，离冬天只有四个月了。

午饭是在张有福家吃的，赵桂兰端着一碗腌菜炒肉来了。张有福的老伴杀了只鸡，王步高喝了三碗鸡汤，赵桂兰不停地给他夹菜，眼眶湿漉漉的。

吃完饭，他回家帮母亲劈柴。赵桂兰看着他的背影，忽然说：“你爹当年也是这么劈柴的，可怜，一场大病就走了。要是你爷爷奶奶还在，看到你出息了，甭提有多高兴呢。”

“妈，我当初离开家时，爷爷奶奶和咱爹都还好好的，真没想到，我还在读大学的时候，他们就都走了，我心里一直痛着呢。如今，妹妹远嫁，只剩您一个人，我不放心啊！等我工作稳定了，有了单独的宿舍，就接您到县城，我照顾您。”王步高说着说着眼眶就红了。

赵桂兰打了一盆热水，拿了一块毛巾递给他，“儿子，用热水擦把脸，咱家的苦都过去了，俺挺好的，甭操心！你的心思要放在工作上，还要为咱村多做事，乡亲们都指望着你呢。”

下午两点左右，王步高和乡亲们告别，踏上了那条出山的崎岖小路。张有福把他送到村口：“步高，你好好干，有空多回来，等咱村的路修好了，俺们到县城去看你。”

王步高握了握张有福的手，转身走了。他翻过苍山垭口，又回头看了一眼滴水村，心里那个改变的念头更加坚定了！这不是一份承诺，更是一种责任。

从滴水村回来后，王步高写了一份调研报告，复印了两份，一份交给科长，一份直接交给刘局长，并向局长作了详细的汇报。局长听完后对他说: “你小子回去不光是探亲，而是下基层搞调研啊，好样的，是个好苗子。滴水村的情况，过几天，我召集几个科室，开会研究一下。哦，对了，明天你到石盘坨去摸摸情况，回来写个报告，这是咱县里开展扶贫工作的一个试点村。”

“知道了，局长，保证完成任务！”王步高说完，转身离开了局长办公室。

第二天一早，他骑着自行车直奔石盘坨。石盘坨位于苍山北麓，四十几户人家，比滴水村还穷。他从县城出发时，天上挂着几朵云彩，不像似要下雨，可刚到没一会儿就下起了瓢泼大雨，暴雨冲断了出山的路，他被困在石盘坨村整整七天。

村长老陈头提着一壶包谷酒来找他，对他说：“王技术员，俺们这啥都好，就是缺条路。娃儿们上学要走两个钟头，天不亮就得起来。”

“陈叔，明天我带大伙儿修一条便道。”

老陈头愣住了：“你动嘴就行，哪能让你动手？”

“我也是山里长大的，干活有力气。”

他在石盘坨住了七天，和村民一起扛石头、挖土方，手磨出血泡又结痂。便道修通那天，太阳从云缝里钻出来，照亮了石盘砣，也照亮了苍山。

临走时，一个老婆婆拉住他的手，颤颤巍巍，不停地说道：“你是个好人啊，老天爷保佑你步步高升，步步高升……”

王步高鼻子一酸，弯腰给老婆婆鞠了一躬，他在心里说：“我不要步步高升，我只想对得起你们！”

出了村口，他又回头看了一眼，石盘坨的炊烟飘进苍山的云雾里，他感觉自己又多了一个家。他心里在想：石盘坨的路要修，滴水村的路也不能再等了，这事得靠局里支持，回去就找刘局长。

那些年，他确实是个好人。苍山县十九个乡镇，三百多个行政村，他每一个村都走过至少三遍。他的笔记本上记满了每个村的情况——哪个村缺水，哪个村缺电，哪个村的五保户过年吃不上肉，哪个村的孩子上不起学。他把这些事一件一件地汇报，一件件地落实，只要有一件事没办好，他就紧盯着不放，直到有结果为止。

母亲赵桂兰每隔两个月就来看他一次，每次来都带一罐腌菜。腌菜越来越咸，母亲的手也越来越抖。她坐在床沿上，看儿子伏案写字的背影，看了很久，忽然说了一句：“步高，你瘦了。”

“妈，我不瘦，我是结实了。”他头也不抬，继续写。

他要为滴水村写，为石盘坨写，为柳林沟写，为苍山县所有的山村写。

天渐渐黑了，他把笔记本合上，放在枕头下面。煤油灯晃了一下，他用手护住火苗，等它重新亮起来。煤油灯把他的影子投在斑驳的墙上，忽大忽小。苍山的夜很长，但有这盏灯，就够了。

第二天清晨，赵桂兰做了早餐，把那罐腌菜打开，放在桌上，又把掉在地上的几页稿纸捡起来，整整齐齐地摞好。她走到门口，忽然停下来，对儿子说：“步高，妈回去了，你要一直这样好好工作，千万别学坏了。”

“妈，您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我怎么会学坏呢？您就放心吧，你儿子永远都不会变坏的。”王步高说完后，自己都觉得好笑。

赵桂兰又回头看了一眼儿子，那目光里有骄傲，有心疼，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不安。她说不清楚那是什么，可是她总觉得，儿子走的路，好像越来越宽，也越来越远了。

第四章 扎根

王步高在农业局的第八个年头，根已经扎进了苍山的土里。

那年春天，省里来了调研组，带队的是农业厅的老厅长陈怀远，六十多岁，戴一副老花镜，身子骨硬朗，走路很快。他在苍山待了五天，没住招待所，跟着王步高骑自行车下乡。白天看玉米地，晚上蹲在炕头上和农民拉家常。

第五天傍晚，陈怀远坐在滴水村老槐树下的石墩上，王步高向他汇报了滴水村的变化，他当初记在小本本上的事都落实了。不仅是滴水村，县里其他乡镇、自然村也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陈厅长把老花镜摘下来擦了擦，忽然问了一句：“小王，你在苍山八年了？”

“八年零两个月。”王步高说。

陈怀远点点头，没再说话。回省城之后，他亲自写了一份报告，标题叫《一个大学生在苍山的八年》。报告最后一页只有一句话：“这样的干部，放在基层可惜了，但基层需要这样的人！”

报告被省委主要领导批示，“印发全省学习”。三个月后，县委组织部找王步高谈话。来的人是组织部长老马，他把一封信放在桌上——信纸皱巴巴的，上面按满了红手印。

“这是咱县九十三个村的村干部联名写的，挨家挨户按的手印，他们推荐你当副局长” 老马把信递给王步高。

王步高拿起那封信，看着密密麻麻的手印，想说点什么，喉咙却像被什么东西堵住，眼眶瞬间红了。

“步高，组织上研究过了，这个副局长，你当定了！不仅是你出色的工作成绩和能力，更是苍山老百姓的意思。”老马站起来，拍了拍他的肩膀。

当了农业局副局长，王步高还是骑着那辆破自行车下乡。

老百姓见了他，不喊“王局长”，还喊“王实干”。有一次在张家沟，一个放羊的老汉拦住了他：“王实干，你来得正好。我家那三亩玉米，叶子黄了，你帮我看看。”

王步高把车往路边一靠，蹲在地头，扒开玉米秆的根部。土里有虫子，他捏起一条，放在手心里看了半天：“叔，这是地老虎，得用药。明天我让人给你送过来，教你怎么打。”

老汉拉着他的手不放：“你可不能光送药，你得亲自来啊。”

“我来，一定来。”王步高笑了。

那天晚上回到县城，已经快十一点了。他趴在桌上写材料，写着写着睡着了。梦里他还在张家沟的地里，蹲着看玉米叶子，太阳晒得他后背发烫。

后因工作成绩突出，王步高升任苍山县副县长，分管农业和扶贫。当了副县长，他还是那个骑着自行车下乡的王步高。秘书小刘跟着他跑了三天，腿都肿了，他偷偷跟办公室主任诉苦：“王县长骑车太快了，我跟不上。”

这话传到王步高耳朵里，他笑了笑：“那明天我骑慢点。”

可第二天一上路，他又忘了。苍山的路弯弯绕绕，下坡的时候风从耳边呼呼地刮，上坡的时候他弓着腰，屁股离开车座，一下一下地蹬。小刘在后面气喘吁吁地追，喊：“王县长，你等等我！”

他回头看了一眼，没停，只是大声说了一句：“你跟不上就先歇着，我去前面看看那条水渠修得怎么样了。”

修水渠的地方叫半坡村，三十几户人家，祖祖辈辈喝的是雨水。王步高第一次来的时候，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端着个豁了口的碗，给他倒了半碗水。水是黄的，碗底有一层细细的泥沙。他喝了。老太太看着他喝下去，眼泪就下来了：“你是第一个肯喝这水的大干部。”

那天他站在半坡村的崖边上，看着山脚下的苍山县城，县城灯火通明，而这里连一盏电灯都没有。他对身边的村支书说：“老陈，你信不信，三年之内，我要让半坡村喝上自来水，点上电灯。”

老陈没吭声，蹲在石头上抽旱烟，抽完一锅，磕了磕烟灰：“王县长，你说这话，我信！”

修水渠的那年冬天，王步高在半坡村住了半个月。他帮着抬水管、搬水泥，手上磨出了血泡。村里的年轻人跟着他干，谁也不喊累。水管铺到最后一截的时候，天降大雪，几个小伙子冻得手都伸不直，想歇一天。

王步高把手套摘了，第一个跳进沟里：“来，我给你们打样。”

那天下午四点，水通了。拧开阀门的那一刻，白花花的自来水流出来，溅在雪地上，冒着一层热气。那个曾经给他倒过黄泥水的老太太已经去世了，她的儿子——一个五十多岁的庄稼汉，蹲在水龙头旁边哭了。

“妈，王县长给咱村通电通水啦，可您等了一辈子也没等到啊，王县长还记得您呢。”

王步高站在雪地里，半天没说话。

王步高任副县长的第三年年底，苍山县从国家级贫困县名单上被勾掉了，县委开了表彰大会。王步高坐在台下，台上领导念了一长串名字，念到他时，全场鼓掌。

他没有上台领奖，散会后，一个人回了办公室。他从抽屉里摸出一瓶苞谷酒——那是老支书去年过年时送的，他一直没舍得喝。可此刻，他拧开盖子，倒了一搪瓷缸子，咕咚咕咚灌了半缸。

他醉了，趴在桌上，枕着那摞写了一半的稿纸。梦里他回到了滴水村的老槐树下，乡亲们围着他，笑盈盈的。母亲赵桂兰站在人群后面，对他招了招手。他醒来的时候，稿纸湿了一大片，他擦了擦眼睛，发现不是梦——窗外真的在下雨，雨水从窗户缝里渗进来，滴在稿纸上。

他坐直了，看着窗外。苍山的雨一下就是三天三夜，山上的泥石流能把路冲断。他想起了石盘坨，想起了那条他带着村民修的人行便道。尽管已修了一条出村的水泥路，但这条便道是近路，村民大多从这条路上进出。因经费有限，这条便道还是土路，计划明年修成水泥路。

他把稿纸收好，拿起电话，拨了石盘坨村部的号码，没人接。

他又拨了乡政府的号码，响了很久，终于有人接了：“喂？”

“我是王步高，石盘坨的路，还能走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王县长，路没断，但塌了一截，我们已经派人去修了。”

“好，修好了给我打个电话，我要去一趟。”

挂了电话，他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他想：苍山脱贫了，可苍山的山还是那么高，路还是那么远。一个县从贫困名单上勾掉，不意味着每一个人都过上了好日子，他要为苍山做的，还有很多。

任副县长的这些年，想请他吃饭的人排成了队。他不去，一开始是真忙，后来是有意推辞。可有些饭局，他推不掉。

那次是一个叫周德茂的老板，滴水村的老乡，在省城做工程发了家，回县里捐了二十万修希望小学。捐完小学，他想在苍山拿一块地，搞旅游开发。项目书递到王步高办公桌上的时候，附了一张请柬——“恳请王副县长赏光，老乡聚聚，不聊工作。”

王步高想了想，还是去吧。人家捐了二十万，连顿老乡的便饭都不吃，说不过去。饭局设在县城最好的酒楼，包间不大，圆桌上铺着暗红色台布。周德茂很会来事，不劝酒，不递烟，先倒了三杯酒，自己干了，说：“王县长，我敬您！不为别的，就为您给滴水村修了路，通了自来水。我也是滴水村出去的，我替老家的乡亲们谢谢您！”

这话说得王步高心里一热，他端起酒杯，也干了。

酒过三巡，话慢慢多了起来。周德茂聊他在省城打拼的辛酸，聊他这些年回过苍山多少次，聊他看到老家变化时心里的激动。他说着说着，眼眶红了：“王县长，我在省城再风光，根还是苍山的，我就想为老家做点事。”

王步高听着，想起了自己在省城上大学的那些年，想起了一个人坐在宿舍里想家的滋味。这个周德茂，和他一样，都是从滴水村走出去的人。

散席的时候，周德茂把一个纸袋塞进他手里：“王县长，一点土特产，您别嫌弃。”纸袋不重，轻飘飘的，像装着几包茶叶。王步高没多想，拎着纸袋回了宿舍。

回到宿舍，他打开纸袋，茶叶底下，压着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鼓鼓囊囊的，他拿起来一摸，手指像被烫了一下——是钱。

他把信封放在桌上，盯着它看了很久。脑子里有一个声音说：退回去，你是苍山的副县长，你是乡亲们供出来的大学生。另一个声音说：周德茂是老乡，他捐了二十万，拿这点钱算什么？他又没让你做什么。

他起身在房间里来回走着，脚踩在水磨石地面上，发出单调的声响。最后他站在窗前，窗外是苍山县城的万家灯火，那些灯里，有他亲手拉亮的，有他带着村民架的电线杆。还有半坡村那个蹲在水龙头旁边哭的庄稼汉——他的脸在雪地里冻得发紫，眼泪却是热的。

他穿上外套，出了门。找到周德茂住的酒店，王步高把纸袋放在茶几上，只说了一句话：“德茂，你要是真把苍山当老家，就别给老家抹黑。”

周德茂的脸腾地红了，张了张嘴：“王县长，我就是……”

“别说了。”王步高摆摆手，转身走了。

走出酒店大门，夜风一吹，他才发现自己后背全是汗。他靠在车门上，仰起头。月亮挂在苍山顶上，又圆又亮，像苍山的眼睛，沉默地注视着他。

他在心里对自己说：王步高，你差一点就犯错误了！

可他又在心里问自己：如果有下一次，如果那个信封再厚一点呢？如果那个数字再大一点呢？如果周老板不是当面给的现金，而是以更隐蔽的方式呢？

他不敢往下想，猛地摇了摇头，开车回宿舍了。

但那念头没有走远，它躲在某个角落，像一颗种子，不知什么时候会破土而出。

第五章 步步高升

二〇〇五年四月，调动的电话通知来了。

那天下午，王步高正在滴水村看新修的水渠。阳光很好，渠里的水清亮亮的，能看见底下的鹅卵石。他蹲在渠沿上，伸手试了试水温，凉丝丝的，从指缝间流过去。

手机响了，是省委组织部的电话，声音很客气：“王步高同志，经省委研究决定，调你任省发改委农村经济处处长。请于四月二十日前报到。先电话通知你本人，正式书面调令，后续通过机要通道下发。”

“谢谢组织信任，我尽快办理工作移交，准时报到！”王步高嘴上应着，心里既觉得突然，又忍不住喜出望外。

他握着手机，蹲在渠沿上，半天没动。水渠里的水还在流，哗哗地响，像苍山这十二年日日夜夜的声音。他忽然想起十二年前的初秋，刚从省城农业大学毕业，坐长途汽车回苍山。车过垭口的时候，满山的核桃树挂满了青果，他在心里说：苍山，我回来了。现在，又要走了，真是百感交集。

回县城的路上，他让司机小周开慢点。窗外的苍山还是那个苍山，路还是那条路，他却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小周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没说话，他知道王县长想事情的时候不能打扰。

消息传得很快，像长了翅膀。

当天晚上，县委办的电话就被打爆了。先是常务副县长钱富国打来的，“老王，恭喜啊，省发改委，好单位！”声音里带着酸。然后是农业局的老部下们，一个接一个，话都差不多——王县长您高升了，啥时候请我们喝酒？王步高一一回应着，说等忙完这几天，请大家聚聚。

他推了几次饯行的提议，推不掉。最后是县委书记李仲民拍了板：“步高同志在苍山十二年，为全县农业发展和扶贫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个饯行宴，县委来安排。”

饯行宴设在县委食堂，没去外面的酒楼。几桌家常菜，几瓶苍山苞谷酒。来的人比预想的多，农业局的老同事基本都到了，滴水村的李大壮带着自家腌的腊肉赶来了，石盘坨的老陈头捎了半袋子核桃，就连半坡村那个蹲在水龙头旁哭过的庄稼汉也来了，手里提着一壶包谷酒，说是自己酿的。

“王县长，你走了，苍山咋办？”李大壮端着碗走过来，眼眶红红的。

王步高也端起碗，跟他碰了一下：“苍山有许多好干部，还有你们，我放心！”

“王县长，核桃的事儿您操了多少心，咱村里人记着呢。”老陈头挤过来，声音沙哑，“那年要不是您帮着找销路，满山的核桃就烂在地里了。”

“陈叔，那是我应该做的。”

“应该做的？”老陈头抹了一把眼睛，“多少当官的觉得那是应该做的？您是真把咱老百姓的事当事啊！”

半坡村那个庄稼汉叫刘德厚，不怎么说话，端着酒碗站了半天，憋出一句：“王县长，通了自来水，俺村的人再也不用喝黄泥水了，我替他们敬您一碗。”

说完自己先干了，眼泪跟着掉下来。

王步高鼻子一酸，也干了。

那天晚上，他喝了很多。苞谷酒辛辣，一口下去从喉咙烧到胃里。他想起刚到苍山时住的那间土坯房，墙上的报纸被风吹得簌簌作响，煤油灯熏黑了鼻孔，冬天要裹着棉袄才能伏案写材料。十二年，他把根扎进苍山的土里，如今要连根拔起。

散席的时候已经很晚了，老陈头拉住他的手，攥得紧紧的，指节泛白：“王县长，您还会回来看看不？俺们舍不得您走啊，可您这是到省里当大官，俺村里人都高兴啊！”

“会，一定会！”

可他说这话的时候，自己也不太确定。

回去的路上，县委书记李仲民叫住了他。两个人站在县委大院的老槐树下，月光把树影拉得很长。李仲民五十出头，头发已经花白，在苍山当了六年县委书记，是王步高的老上级。

“步高，到了省里，工作性质不一样了。”李仲民递给他一支烟，自己也点上一支，“在县里，你面对的是老百姓，是土地，是具体的一桩桩事。到了省里，面对的是文件、是会议、是条条框框，是全省的大盘子。”

王步高吸了一口烟，没说话。

李仲民继续说道: “你这个人，最大的优点是实在，最大的缺点也是实在。在苍山，实在管用，到了省城，有时候实在不一定吃得开啊，你心里要有数。”

王步高点点头：“李书记，我记住了。”

李仲民掸了掸烟灰，“步高，省城不比县里，诱惑多。你在苍山当了四年副县长，经手的项目资金少说也有几千万，没出过事，我信你。但到了省里，盘子更大，接触的人更复杂，你心里那杆秤，要端平，要稳住。”

王步高沉默了一会儿，望着李仲民，诚恳地说：“李书记，您放心！我王步高是从苍山出去的，是吃苍山的苞谷、喝苍山的山泉水长大的，不会忘本，也不会给咱苍山人丢脸。”

李仲民拍了拍他的肩膀，没再说什么。两个人站在老槐树下，把烟抽完就分开了。月光很亮，把县委大院的青石板路照得白花花的。王步高忽然觉得，十二年的苍山岁月，就这样站在这里，被月光一照，在烟头一明一灭之间就过去了，就像一场梦。

离开苍山那天，他清晨五点就出发了。

天还没亮透，晨雾低低地贴着地面，整座县城还在睡梦中。妻子黄玉娇在苍山中学教书，没有和王步高一起去省城。她帮他整理好行李，送他上了车。

他没走省道，而是鬼使神差地拐进了那条走了十二年的老街。

早餐店刚开门，老张头佝偻着背在门口炸油条。油锅冒着青烟，油条在锅里翻滚，发出滋滋的声响。王步高把车停在路边，摇下车窗。

“老张！”

老张头抬头一看，笑了，脸上的皱纹堆在一起：“王县长！今天吃啥？”

“两根油条，一碗豆浆，在这儿吃。”

他下了车，坐在门口那张油乎乎的长条凳上。凳子腿有点瘸，坐上去晃了一下，他习惯了——以前下乡，常在这儿吃早饭，这张凳子他坐了不下上百回。

第六章 风化

省城的雨和苍山不同。

苍山的雨来得急，去得也急，像老天爷提着桶往下泼，泼完就收工。省城的雨软绵绵的，落在地上没个声响，却缠绵地下个没完，把人的骨头缝里都浸出潮气来。

王步高调到省城的第三个月，老天就隔三差五地下着这样的雨。他站在发改委大楼的门廊下等雨停，看着雨水顺着台阶淌下来，在水泥地上砸出一排小坑。他忽然想起苍山上的岩石——那些巨大的、沉默的石头，一年年被雨水冲刷，被风侵蚀，表面看不出任何变化，可时间久了，就一层一层地剥落。

风化的过程，从来都是无声的。他盯着那些小坑看了很久，雨水溅湿了裤腿，也没察觉。

“王处长，还没走啊？”

门卫老周探出头来，递给他一把伞。王步高接过来，道了谢，撑开伞走进雨里。他住在单位分配的宿舍里，离得不远，走路十来分钟。这条路他走了三个月，闭着眼都能摸回去。

走到半路，手机响了。

“喂？”

“王处长您好，我是孙鹏飞，宏达建材的，上次项目对接会上咱们见过的。”

王步高想起来了，那个孙鹏飞四十出头，剃着板寸头，说话声音不大，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当时握过手，交换了名片，他以为不过是场面上的事。

“孙总，你好！有什么事吗？”

“王处长，我正好在您单位附近，想跟您请教个事，方便吗？”

王步高看了看表，五点五十分。“我已经下班了，在回宿舍的路上。”

“那太好了，我也刚出来。要不咱们找个地方坐坐？对面那个茶楼怎么样？”

“改天吧，今天雨大。”

“就十分钟，王处长，不耽误您太长时间。”

王步高站在雨里，雨伞被风吹得歪歪斜斜，雨丝斜着打在脸上。他迟疑了几秒。“行吧。”他转身向马路对面的茶楼走去。

王步高到的时候，孙鹏飞已经坐在临街的包房里了。茶已泡好，玻璃杯里的碧螺春一片片竖着，像春天的柳芽。

“王处长，您坐。”孙鹏飞站起身，替他拉开椅子，“知道您爱喝茶，我有个朋友在苏州做茶叶生意，带了点今年的新茶，您尝尝。”

王步高坐下来，端起杯子抿了一口。茶确实好，清甜里带着一股豆香，是正宗的明前碧螺春。

“说吧，什么事？”

孙鹏飞笑了，眼睛眯成一条缝。“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就是上次那个基础设施配套项目，我们公司投了标，想请您帮忙把把关，看看标书有没有什么需要完善的地方。”

王步高放下杯子，看了他一眼。那个项目他知道，总投资八千多万，宏达建材想拿的是其中的材料供应标段。

“标书的事，有专门的评审委员会。”王步高的语气不咸不淡。

“是是是，我知道。”孙鹏飞连连点头，“就是想让您帮着看看，大方向上有没有什么问题。您是专家嘛，您一句话，比我们琢磨半年都管用。”

话说到这个份上，意思已经很明白了。王步高端起杯子又喝了一口茶，没接话。

孙鹏飞也不追问，话题一转，说起省城最近的房价，又说起苍山县那边的情况——孙鹏飞居然知道他是苍山人，还知道苍山有个滴水村。王步高微微皱了皱眉，没说什么。

约二十分钟后，王步高起身告辞。孙鹏飞送到门口，很自然地帮他拉开门，伸手握了握。王步高没觉得有什么异常，等到宿舍门口，手伸进公文包里拿钥匙的时候，才摸到一个信封，沉甸甸的。

回到宿舍，他连外套都没脱，直接把信封从公文包里抽出来。

里面是两张购物卡，银灰色的，塑封膜还没撕，在台灯下泛着一小片光。面额：一万元整。

王步高把卡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他在苍山县当副县长的时候，一个月工资才一千六百块。一万块，够滴水村两年的收成，是他当年上大学所有费用的好几倍。

他把卡放在桌上，盯着它看。台灯的光把卡片照得发白，也照出了他手背上青色的血管。那双手曾经握过锄头，握过钢笔，握过无数份文件，现在正微微发颤。

他想起母亲赵桂兰，想起她站在门口回头看他时，眼里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不安。想起她说：“步高，你要一直这样好好工作，千万别学坏了。”

他又想起老村长张有福，想起那个红布包——布已经褪色了，皱巴巴的，可他一直留着。他把那张购物卡和那个红布包放在一起比了比：一个光鲜亮丽，一个破旧寒酸；一个是一万块，一个是四百四十元。

四百四十块钱，供他上了大学，这一万块钱，够他买什么？

他站起来，在屋里走来走去，地板被皮鞋踩得咯吱咯吱响。他走到门口，手握住门把，想开门出去，把卡送回去。可他站在那里，迟迟没有开门。

“不就是一张卡吗？”他在心里说，“他不可能只送我一个人，就算我不收，别人还不是都收了？”

他走回桌边，拉开抽屉，把卡塞进最里层，压在几封旧信下面。那些信是母亲让村小学刘老师代写的，信纸发黄了，折痕处都快断了。他把卡塞在那些信下面，好像那样就能盖住什么似的。他坐下来，长出了一口气。

“就这一次，下不为例！”他对着空荡荡的房间，自言自语。

窗外的雨还在下，淅淅沥沥的，没个尽头。

一个月后，孙鹏飞又来了。这次不是在茶楼，而是在王步高的办公室。下午四点多，办公室里没别人，他提着一个黑色帆布包进来，说是老家带来的土特产，非要放下。王步高推了两下，孙鹏飞笑着说：“王处长，您就别客气了，一点心意，不值几个钱。”

孙鹏飞走后，王步高打开包，上面是两盒茶叶，铁观音，包装很精致。他把茶叶拿出来，底下是一个牛皮纸信封，鼓鼓囊囊的，拿在手里沉甸甸的。

他把信封口朝下倒了倒，五沓崭新的百元钞票落在桌上，一沓一沓的，银行的封条还没拆。他数了数，一万一沓，整整五沓。

五万块！王步高坐在椅子上，久久没有动。窗外是省城的天际线，高楼一幢挨着一幢，玻璃幕墙反射着夕阳的光，刺得人眼睛疼。他忽然想起了苍山，山上的岩石灰扑扑的，什么光也反射不出来，就那么沉默地立着，一站就是几万年。

他拿起一沓钱，凑到鼻子前闻了闻，新钞特有的油墨味，清清淡淡的，说不上好闻，也说不上难闻。

可这气味让他想起了另一些钱——那些皱巴巴的毛票，有的还沾着泥土，散发着汗味和烟火气。那是滴水村的老乡们塞给他的，一角、两角、一块、两快，一张一张攒起来，凑成他上大学的学费。

四百四十块，五万块，怎么比较呢？根本无法比较。

他把钱放下，走到窗前，点了一根烟。不一会儿，玻璃上就凝成一层薄薄的烟雾，外面的楼群变得模糊起来。

手机突然震了一下，是孙鹏飞发来的短信：“王处长，一点心意，不成敬意。那个项目的标书，还请您多费心。”

王步高盯着那条短信看了很久，打了几个字，又删掉了，最后什么也没回。他把信封放进公文包的夹层里，拉好拉链，动作很慢，像是在做一个郑重的决定。

晚上回到宿舍，他洗了澡，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

窗外的路灯亮着，橘黄色的光透过窗帘洒进来，在天花板上投下一片模糊的光晕。他盯着那片光晕，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闪过这些年的画面。

他想起了大学校园的路灯，那是他第一次离开苍山，第一次看到那么亮的路灯。他走在那些路灯下，心里又害怕又兴奋——害怕自己跟不上那些城里的同学，兴奋的是他终于走出来了。他对自己说：王步高，你要好好学，以后回去了，给苍山也装上这样的路灯。

他又想起了滴水村的火塘，母亲坐在火塘边，一边往灶膛里添柴，一边跟他说：“步高，你在外面当官，妈不担心别的，就担心你学坏。咱们穷，穷得干净！你可千万别把手伸到不该伸的地方去啊。”

火塘里的火映着母亲的脸，那张脸上全是皱纹，像苍山上岩石的裂纹。她一辈子没出过苍山，不认识几个字，可她说的那些话，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在他心里。

“步高，你别学坏了。”

王步高猛地坐起来，大口大口地喘气。黑暗中，他觉得自己正从高处往下坠，手脚乱抓，什么也抓不住。他伸出手去摸床头的台灯，啪的一声打开，橘黄色的光照亮了房间的一角。

他走到桌前，拉开抽屉，把那个牛皮纸袋拿出来。五万块钱还在，安安静静地躺在里面，像五块砖头，垒在他胸口上。

他想给孙鹏飞打电话，号码翻出来了，手指悬在拨号键上方，却怎么也按不下去。

他把手机放下，又拿起来，又放下。

最后，他把五万块钱重新塞回抽屉，关了灯，躺回床上。

“妈，我好像……好像学坏了。”

他对着黑暗说，没有人听见。

窗外的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省城的夜空灰蒙蒙的，看不见一颗星星。

第二天一早，王步高把牛皮纸袋放进公文包，带到了办公室，他打算今天就把钱退回去，上班就打电话，一刻也不拖。

可到了办公室，电话还没拿起来，就有两个会等着他。一个是项目评审会，一个是党组扩大会。两个会开完，已经快中午了。吃完饭，又有三个企业代表来拜访——一个谈新能源项目，一个谈基础设施配套，还有一个是来汇报工作的。等所有人都走了，已经是下午四点多。

他坐在椅子上，拉开抽屉，五万块静静地躺在里面。他盯着看了一会儿，又把抽屉关上了。

“今天太忙了，明天退吧，明天一定退。”

第二天没退，第三天也没退。

到了第五天快下班的时候，孙鹏飞又打来电话，说想请王步高吃顿饭，王步高说：“最近忙，改天吧。”

孙鹏飞笑着说：“王处长，那您忙，我不打扰了。对了，那个标书的事，您要是方便的话，帮我看看第三部分的技术参数，我觉得有些地方写得不太合理。”

王步高嗯了一声，挂了电话。

他打开电脑，调出那份标书，翻到第三部分。技术参数确实有问题，有好几处指标明显偏高。他皱了皱眉，拿起红笔，把那些不合理的参数一一圈了出来。

改完之后，他把修改意见打印出来，装进一个文件袋里。想了想，还是在文件袋外面写上了孙鹏飞的名字。他放下笔，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省城的天空依然是灰蒙蒙的，看不见苍山，也看不见滴水村。

他忽然想起苍山上的岩石，那些巨大的、沉默的石头，在无人知晓的岁月里，一层一层地剥落。开始时只是几粒碎屑，风一吹就散了，什么痕迹也没留下。可那些剥落的碎屑，再也回不到岩石上去了。

窗外的天，快黑了。

第七章 堕落

调到省城的头一年，王步高过得还算安稳。

那一万块购物卡和五万块现金，他最终都没有退。他给自己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这是人情往来，不是受贿。这个理由像一块遮羞布，盖住了他心里那个越来越大的窟窿。但遮羞布毕竟是布，风一吹就飘起来了。

二〇〇七年初，一个叫孙德胜的工程老板通过朋友找到了他。

孙德胜是省城本地人，做市政工程的，想在苍山县拿一个乡村道路硬化的项目。项目总投资六千二百万，他想要其中的二标段，大约两千万的工程量。

“王处长，这个项目是您老家那边的，我想着找您最合适。您对苍山的情况熟悉，帮我参谋参谋，看这个标怎么投最稳当。”

王步高翻着孙德胜带来的材料，漫不经心地点了点头。材料做得很扎实，资质、业绩、技术方案都有模有样，唯一的问题是——这家公司在苍山没有任何施工经验。

“你们在苍山没干过活，评标的时候可能会吃亏。”王步高合上材料，看着孙德胜。

孙德胜立刻明白了：“王处长，您说得对。那我得找个本地企业合作，您看有没有合适的？”

“我可以帮你推荐一家。”

“太好了！王处长，您帮了我大忙，我得好好感谢您。”孙德胜拿出一个黑色塑料袋，递给王步高，“这是一点心意，您先拿着。事成之后，我还有重谢。”

王步高看了一眼，少说也有几万块，他没伸手，也没说话。

孙德胜会意，转身往外走，边走边说:

“王处长，那我就等您的好消息了。”

孙德胜走后，王步高把钱拿出来，放在桌上，盯着看了很久。十万块，比孙鹏飞那次给的还多。他想起自己对自己说过的话：就一次，下不为例，但那已经是“一次”之后的事了。

他拉开柜子，把钱扔了进去，和之前那些钱放在一起。

这件事之后，他开始用中间人，他选中了高中同学李国富。李国富在省城做建材生意，人脉广，嘴巴紧，最重要的是——他不是公务员，不是官员，只是一个“商人”。通过他收钱，链条就多了一层，安全系数高了很多。

李国富很上道，每次有人请托，王步高就让对方去找李国富“谈合作”。谈完之后，李国富会把钱以“业务提成”或“居间服务费”的名义，打到王步高指定的账户。那些账户有的是王步高用亲戚身份证开的，有的是用假身份开的。钱在那些账户里转几圈，最后流进一个以他小舅子黄建国的名字注册的空壳公司账户里。

链条越长，王步高就越安心。他甚至学会了一套暗语。“茶叶”是现金，“土特产”是转账，“老家来人了”是有事要办，这些话听起来人畜无害，就算被人听见，也挑不出什么毛病。

他还学会了看人，谁的底细干净，谁的口风不严，谁的胃口大，谁的心眼小，他看一眼就知道。三年下来，他手里握着二十几个“可靠”的老板，分布在工程建设、农业开发、扶贫项目等各个领域。这些老板像一张网，他在网中央，不动声色地收着线。

二〇〇九年夏天，他全款买了一套房子，省城最好地段的江景房，二百二十万。房产证上写的是他小舅子黄建国的名字。黄建国在老家开了个洗车店，一个月的利润只够还房贷的一个零头。可是王步高不在乎，反正不会有人查到黄建国头上去。

交房那天，王步高带着妻子黄玉娇来看房子。她站在阳台上，看着脚下的江水和远处的城市天际线，眼眶红了。

“步高，咱们真的有自己的房子了？”

“嗯。”

“我以前做梦都不敢想，你不仅把我调到了省城重点中学，还安了这么好的家，太不容易了。步高，这些年，你辛苦了！”黄玉娇转过身，抱住他。王步高拍了拍妻子的背，没说话。

他想说：这些年，确实辛苦，可是那种辛苦，和她以为的辛苦，不是一回事。

搬家那天，他把那个褪了色的红布包从苍山带来的旧箱子里拿出来，犹豫了一下，没有扔进垃圾桶，而是锁进了新家的保险箱里，和那些现金放在一起。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留着它，也许是提醒自己不要忘本，也许是提醒自己已经忘了本。

他说不清楚，也不想去想了。

黄玉娇不知道丈夫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但她渐渐察觉到了什么。第一次是王步高买了一块五万八的手表，她问他：“你哪来这么多钱？”王步高说：“年终奖加上平时的出差补助，攒了大半年。”她信了。

第二次是王步高给她买了一个LV的包，三万多。她又问钱从哪来的，王步高说：“单位发的项目奖金，十几万呢。”她又信了。

第三次是王步高说要给老家翻修房子，一次性拿了十万块让李国富转交给他妈。黄玉娇终于忍不住了：“步高，你到底有多少钱？你一个小处长，怎么会有这么多钱？”

王步高脸色变了：“你不信我？”

“我不是不信你，我就是觉得……”

“觉得什么？”王步高打断她，“你觉得我会干违法的事？”

她不说话了。

王步高放缓了语气，把她搂进怀里：“娇娇，你放心吧，我心里有数，我不会出事的。”

黄玉娇点了点头，没再追问。可是那天晚上，她一个人在阳台上站了很久，看着江面上来来往往的货船，不知在想些什么。

从那以后，她不再问了。不是因为她相信了，而是因为她不想知道答案。有些东西，不知道反而睡得着觉。

二〇一二年上半年，省里启动了新一轮扶贫攻坚计划，总投资规模超过两百亿。王步高所在的农村经济处，负责其中“贫困地区农业产业化扶持项目”的审批和资金拨付。虽然单个项目的审批权限在他这个层级最多三千万，但作为处长，他在项目推荐、前期论证和评审环节有着举足轻重的话语权。他的意见，往往能决定一个项目的生死。

找他的人更多了，那段时间，他的手机从早响到晚。有打电话的，有发短信的，有不请自来敲门的，还有托人递话的。王步高来者不拒，但他有自己的规矩——不熟的老板不见，不靠谱的项目不接，不安全的钱不收。

他给每一个找上门的人定了价码: 一千万以下的项目，三十万；一千万到两千万的项目，六十万；两千万以上的项目，一百万起步，上不封顶。价码是李国富帮他定的，王步高不知道这个价码合不合理，但他知道，没有一个老板还价。

有一天，李国富给他发了一条短信：“王哥，最近找你的人太多了，我一个人忙不过来。我想找个帮手，你看行不行？”

王步高想了很久，回了一个字：“行。”

那个帮手叫马小军，是李国富的表弟，开了一家小额贷款公司。马小军脑子活络，嘴也甜，很快就成了王步高收钱的第二个通道。从此，王步高的钱分两条线走——李国富负责大额，马小军负责小额和应急。链条又多了一层，王步高更安心了。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周德茂出现了。

那天下午，王步高正在办公室看文件，手机响了，来电显示是一个陌生号码。

“喂，哪位？”

“王处长，是我，周德茂。苍山老家的，我们几年前在苍山见过面，您还记得我不？”

王步高愣了一下，他想起来了，就是那个在苍山给他送过钱，又被他把钱退回去的周德茂。当年那件事之后，周德茂有两年没怎么找过他，王步高还以为这个人已经从他的“朋友圈”里消失了。

“周总，你好。好久不见。”

“是啊是啊，好几年了。王处长，您在省城可是大人物了，我在老家经常听人提起您。”

“过奖了。”王步高笑了笑，“有什么事吗？”

“是这样，我最近在省城办事，想请您吃个便饭。咱们是苍山老乡，叙叙旧，您看您什么时候方便？”

王步高本来想推掉，他现在太忙了，每天都有饭局，不是这个老板就是那个老板，他已经吃得有些腻了。但转念一想，周德茂是苍山人，知根知底，而且当年那件事之后，两个人之间其实有了一层微妙的关系——他知道周德茂是“送过”的人，周德茂也知道他是“退过”的人。这种彼此试探过的关系，反而更方便。

“好吧，周总，就今晚吧，明天我要出差。”

饭局设在省城一家高档私人会所，叫“紫气东来”。

王步高到的时候，周德茂已经在包间里等着了。桌上摆着几道精致的凉菜，一瓶茅台已经开了盖，一瓶拉菲已在醒酒器里。

“王处长，您来了！”周德茂快步迎上去，双手握住王步高的手，握得很紧，“您是咱苍山走出来的大官啊，您不知道，您在老家的名声有多大。这些年，我一直想来拜访您，又怕打扰您，这次是鼓足勇气才敢……”

王步高笑着打断他：“周总，不用客套，有啥事尽管说。”

周德茂把王步高让到主位，亲自给他倒了一杯茶。茶是上好的金骏眉，琥珀色的茶汤在杯子里泛着光。

“不急不急，先吃饭。王处长，您看看菜单，想吃啥随便点。”

“随便，你定就行。”

周德茂叫来服务员，一口气点了七八个菜，有海鲜，有山珍，每一样都是这家会所的招牌。

菜上齐了，周德茂端起酒杯：“王处长，我先敬您一杯，不管今天的事成不成，您能来，就是给我周德茂面子，我先干为敬。”

他一仰头，把杯里的酒干了。王步高也端起来，抿了一口。

酒过三巡，周德茂终于把话题引到了正事上。

“王处长，省里不是有个贫困地区农业产业化扶持项目吗？我公司想参与这个项目，想请您帮忙关照一下。”

王步高放下筷子，点燃了一支烟，慢慢吐出一口烟雾：“是有这个项目，你们公司有什么优势？”

“王处长，我的公司在苍山投资了一个多亿，带动了当地几千人就业，光税收就交了几百万。这个项目不支持我，还能支持谁？” 周德茂说着，从脚边提起一个黑色旅行箱，放在王步高身边，“这是从滴水村带来的一点土特产，都是家乡的味道。等吃完饭了，我帮您送到车上。”

王步高瞟了一眼那个箱子，很大，他心里有数了。

他端起酒杯，没急着喝，问了一句：“你们公司的材料报上来了吗？”

“报了，报了，初审已通过了，现在是评审阶段。”

“知道了。”王步高把杯子里的酒喝了，“材料我回头看看，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会让人通知你。”

“谢谢王处长！谢谢！”周德茂站起来，又给自己倒了一杯，“我再敬您一杯！”

两个人有说有笑，饭局在轻松的气氛中结束了。

王步高到家后，打开旅行箱，上面是几包茶叶，包装很精致。把茶叶拿出来，下面整整齐齐地码着八捆现金——八十万人民币！他抽出一捆，拆开银行的封条，捻了捻，都是新钞，在灯光下哗哗作响。

他笑了笑，把八十万整整齐齐地码进保险箱。这些年，他已经习惯了。从第一张购物卡到第一笔五万，后面的数额越来越大，越来越多。他不敢想，也不愿想。反正现金加转账，已经是一个让他自己都不敢直视的数字。

此后两个月，王步高帮周德茂看方案，提修改意见，又在评审会上帮他说话。评审委员会是第三方机构组织的，但他作为业务主管部门的处长，在评审会上的一两句话，足以让那些评委多看他几眼。

五月中旬，评审结果出来了。周德茂的公司顺利入围，拿到了四千五百万项目扶持资金的额度。

周德茂高兴坏了，当天晚上就打电话来道谢，说要“好好表示表示”。

“王处长，我在你家小区地下停车场，麻烦您下来拿一下，就是一点土特产，不值几个钱。”

王步高正在家里看电视，他拿起遥控器把电视关了，走到阳台上往下看了一眼——地下停车场的入口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

“周总，你太客气了，我在外面呢，我小舅子正好在我家，我让他去拿，这次就算了，下不为例啊。”

他不下去，是不想被人看到。小舅子黄建国住在隔壁小区，一个电话十分钟就能到。这样的事，黄建国替他干过不知道有多少次了。

二十分钟后，黄建国把两麻袋“土特产”送到王步高家，外面套着编织袋，扎得严严实实。

他把编织袋拖进书房，关上门，反锁。然后在书房的地板上，一捆一捆地拆开。整整齐齐的三百万！银行的封条还在，一万一捆，三百捆，在书房地板上堆成了一座小山。王步高把三百万锁进保险箱之后，保险箱已经塞满了。

他坐在书房里，看着那个保险箱，心里忽然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不是高兴，也不是害怕。是一种空虚，巨大的、无边无际的空虚。像一脚踩空，掉进了深不见底的枯井里，往下坠，一直在坠，却怎么也落不到底。

他想起多年前，在苍山县农业局那间土坯房里，煤油灯熏黑了鼻孔，他趴在桌上写材料写到半夜，心里是踏实的。那时候他什么都没有，可他睡得着觉。现在他什么都有了，却越来越空虚。他闭上眼睛，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他照常去上班。走进发改委大楼的时候，门卫老周跟他打招呼：“王处长，早啊。”

“早。”

他走进电梯，按了六楼。电梯门关上的那一刻，他看了一眼电梯里自己的倒影——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西装笔挺，手腕上戴着那块五万八的手表，公文包是真皮的，皮鞋擦得锃亮。

电梯里的那个人，看起来体面极了。

叮的一声，电梯门开了。他走出去，走进自己的办公室，打开电脑，开始处理今天的工作。桌上堆着一摞文件，等着他签字、审批。他一份一份地看，一份一份地签，笔迹工整，一丝不苟。一切都正常，一切都维持着体面。

但只有他自己知道，那个在电梯里看到的倒影，早已不是从前的王步高了。

窗外，下着大雨，雨幕挡住了所有视线，看不见苍山，也看不见滴水村。风化的岩石，在雨水侵蚀下，已经碎成了粉末。

第八章 落网

二〇一四年秋天，苍山如黛。

王步高是在发改委党组会议上被带走的，但在那之前的七十二小时，他已经预感这一刻风雨会来。

事情是从周二开始的，那天上午，他照例在办公室里批阅文件。秘书小陈端茶进来时，欲言又止地站了一会儿。

“王处长，”小陈的声音压得很低，“我听说，省里负责‘万亩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评审的老孙，前天被纪委叫去谈话了，到现在还没回来。”

王步高手里的钢笔顿了一下，墨迹在文件上洇出一个小小的圆点。

“你听谁说的？”他没有抬头。

“项目办那边传出来的，说是评审环节出了问题，有一批丘陵改造项目根本就没去现场踏勘，评审意见是直接照着模板写的。”

“知道了。”王步高把钢笔放下，“这种没有证实的事，不要到处传。”

小陈点了点头，退了出去。

门关上的那一刻，王步高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他听见自己的心跳，一下一下的，像有人在敲门。

他当然记得那个丘陵改造项目，全省十二个县，三十七个地块，总投资一亿两千万。他的审批意见是“同意”，签字的那天是去年夏天，他刚从北戴河休假回来，晒得黝黑，心情很好。评审会上，他只看了一页材料就签了字，连现场踏勘报告都没翻完。

不是他亲手贪的，但每一笔钱，都是从他这里批出去的。他也从那家施工方的中间人手里，拿过一笔“咨询费”。

老孙被叫去谈话，三天没回来，这个信号，他读得懂。他睁开眼，拿起桌上的茶杯，发现茶已经凉了。他按下了内线电话：“小陈，帮我换杯热茶。”

声音平稳得连他自己都感到意外。

周三，他没去办公室，早上七点，他给办公室主任打了个电话，说要去省农科院调研“新型有机肥推广项目”，下午顺便回老家看看母亲。主任在电话那头嗯了一声，说道：“王处长，您去吧，党组会的材料，我帮您准备好了。”

他挂了电话，在车里坐了一会儿。车窗外的省城刚刚醒来，环卫工人的扫帚在马路牙子上发出沙沙的声响。

他发动车，先去了省农科院。

说是调研，其实只待了二十分钟。他在试验田边站了一会儿，和农科院的专家握了手，拍了照，然后匆匆离开。没有人知道，他来这里真正想确认的是什么。

“新型有机肥推广项目”是他力主上马的，财政补贴两千三百万，承接方是一家叫“绿丰生物”的公司。公司老板姓钱，是他大学同学的妻弟。

去年项目验收的时候，他其实已经看出了问题——田间试验数据前后对不上，所谓的“新型有机肥”和常规肥料没什么区别。但验收报告他签了字，两千三百万的补贴款全额拨付。三个月后，他小舅子的银行账户上多了一笔五十万的转账，备注写着“劳务费”。从农科院出来，他直接开车回了滴水村。

苍山的路还是那条路，弯弯绕绕，上坡下坡。他开了三个小时，比平时慢了半小时。不是因为路不好，是他开得慢。他想慢一点，再慢一点，好像慢一点就能留住什么。

到村口的时候，正是午饭时间。老槐树的叶子已经黄了大半，风一吹，簌簌地往下落。他把车停在树下，步行回家。

母亲赵桂兰正坐在灶房门口剥玉米，八十五岁的老人，腰已经弯了，手却还利索，金黄的玉米粒从她指缝间簌簌地落进簸箕里。

“妈。”

赵桂兰抬起头，眯着眼睛看了他一会儿，笑了：“儿子，你咋回来了？也不提前说一声，俺好给你炖只鸡。”

“不用炖鸡，我就是回来看看您。” 他搬了个小板凳，坐在母亲旁边，也拿起一个玉米开始剥。母子俩并排坐着，谁也没说话。阳光从老树的缝隙里漏下来，落在母亲花白的头发上，亮晶晶的。

“步高，”赵桂兰忽然停下来，侧过头看着他，“你是不是有啥事？”

“没有。”他低着头剥玉米，不敢看母亲的眼睛。

“你骗不了俺。”赵桂兰把手里的玉米放下，在围裙上擦了擦手，“你从小就这样，一有事就往家跑。小时候在学校跟人打架，跑回来不敢进门，蹲在墙根底下哭。俺问你，你也说‘没事’。”

王步高剥玉米的手停住了，他抬起头，看着母亲。阳光照在她脸上，那些皱纹像苍山上岩石的裂纹，一道一道的，很深。

“妈，我……”他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可那些话堵在喉咙里，怎么也出不来。

“行了，别说了。”赵桂兰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玉米须，“妈去给你下碗面，你就在家多吃点，外头的东西，哪有家里的干净。”

她转身走进了灶房，灶房的烟囱冒出青烟，歪歪扭扭地飘进苍山的云雾里。

王步高坐在小板凳上，看着母亲佝偻的背影，眼眶忽然红了。

他想说：妈，我对不起您。他想说：您要照顾好自己。他还想说：那个红布包，我一直留着。

可是这些话，他一句也没说出口。

他吃完面条，在院子里劈了一堆柴，又陪母亲说了一会儿话，然后和母亲道别：“妈，您多保重！我走了，可能很长时间不能回来，您别挂念我。” 说完后就上了车，他不敢回头。

赵桂兰心里好像明白什么了，眼睛湿润，可没掉一滴眼泪。

回到省城后，他哪也没去，直接回了家。刚进家门，就接到省扶贫办老吴的电话。他们当年一起在县里挂过职，关系不算浅。

“步高，”老吴的声音很低，像怕别人听见，“我跟你透个底，省纪委最近在查一批涉农资金，重点是两个方向：一个是丘陵改造项目，一个是新型肥料推广。你那边……自己心里有个数。”

王步高握着手机，没有说话。

老吴停了片刻，叹了口气：“我也是听说的，你多保重。”

电话挂断了，王步高心里发寒，全身像被冷水浇透了似的。

周四上午，他走进办公室时，总觉得大家看他的眼神和表情，都与以往有所不同。他想起三个月前，省委巡视组进驻省发改委时的场景。巡视组组长在会上说：“涉农资金是老百姓的救命钱，一分一厘都不能乱花。”当时他还带头鼓掌，鼓得很响。后来巡视组找个别干部谈话，他不在其中，他还以为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现在他知道了，没有过去，从来都没有。这三个月，不是放过他，而是网正在收拢。他拉开抽屉，把那些不该留下的东西一样一样地拿出来。几个信封，还有一些记着数字的便签纸，他把它们塞进碎纸机，看着那些数字变成细碎的纸条，落在废纸篓里。

然后他拿起电话，给秘书小陈打了个电话。

“小陈，明天的党组会议材料准备好了吗？”

“都准备好了，王处长，PPT已经发到您邮箱了。”

“好。”他顿了顿，“明天的会，我会准时参加。”

他放下电话，靠在椅背上，双目微闭。

周五上午九点，发改委党组会议准时召开。王步高穿着深蓝色西装，系着暗红色领带，手腕上的欧米茄表盘反射着窗外的阳光。他坐在自己的位置上，面前摆着笔记本电脑、激光笔、钢笔，还有一杯刚泡好的龙井。

他的发言安排在第三个议题，前面两个议题，他听得很认真，偶尔点头，偶尔在笔记本上记录，没有人看出任何异样。

轮到他的时候，他站起来，走到投影幕前。

“各位领导，关于下半年的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审批工作，我做一个专题汇报。”

他的声音一如既往的沉稳，条理清晰，数据详实。PPT翻到第五页，他正说到“项目资金的合规性审查”——这个标题在今天看来，有一种说不出的讽刺。

门被推开了！所有人都转过头去，王步高也抬起了头。他看见走在最前面的，是省纪委刘副书记。他们曾在一次会议上同桌吃饭，刘副书记还敬过他一杯酒，说“农业口的工作不容易，辛苦了”。

此刻，刘副书记的表情很平静。没有愤怒，没有鄙夷，甚至没有惋惜，只有一种公事公办的冷漠。

“王步高同志，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会议室里安静得能听见中央空调的嗡嗡声。

坐在他左边的副处长孙建国，手里的笔掉在了地上，弯腰去捡的时候，手在发抖。斜对面的办公室主任老赵，瞪大了眼睛，嘴微微张着，像是要说什么又咽了回去。还有坐在角落里的小陈，脸色煞白，目光躲闪，不敢看他。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震惊的、惋惜的、恐惧的、如释重负的，也许还有一丝隐秘的庆幸，庆幸被带走的人不是自己。

王步高站起来，整理了一下领带，把钢笔插进胸前的口袋，合上笔记本电脑，然后跟着那三个人走了出去。经过走廊的时候，他看了一眼窗外的天空，灰蒙蒙的，恰似他此刻的心境。他在心里说：这一天，终于来了。

奇怪的是，他心里没有恐惧，没有悔恨，甚至没有悲伤。只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释然——像一个在黑暗里跑了太久的人，终于可以停下来，哪怕等待他的是万丈深渊。

可是，当他坐进那辆车的时候，他的手开始抖了。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他忽然想到了他的母亲。

八十五岁的赵桂兰，还住在滴水村那间老房子里。昨天他还坐在她旁边剥玉米，给她劈柴。她还给他下面条，给他腌咸菜。

她还在等他回去过年，还在跟邻居说“我家步高在省城当大官”。她不知道，她腌的最后一罐咸菜，他可能再也吃不到了。

车子发动了，驶出省发改委大门，汇入省城茫茫的车流中。王步高靠在座椅上，闭上了眼睛。

苍山在远处，沉默如铁。那些巨大的岩石，一年一年地被风雨侵蚀，一层一层地剥落，到最后，什么也不会剩下。

苍山什么都知道，苍山什么都不说。

第九章 回头无岸

留置点在一栋不起眼的楼里，从外面看，和普通的机关办公楼没什么区别——灰色的外墙，普通的铁门，连个招牌都没有。

王步高的房间在一楼，房间不大，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都是固定在地上的。窗户开在很高的位置，窄窄的，只能看见一小片天空。

他站在窗前，仰着头，盯着那一小块天看了很久。天上什么都没有，灰蒙蒙的，像一块洗旧了的布。他垂下头，慢慢走到床边坐下。他没有哀叹，没有自言自语，像一块被风吹了太久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下午两点，办案人员进来了，一男一女，都很年轻。他们把证据一件一件地摆在他面前。银行流水、转账记录、房产证明、行贿人的口供、项目审批文件上的签字比对……还有大量现金的照片，一捆一捆的，码在保险箱里、藏在床底下、塞在衣柜夹层里。王步高的眼睛不敢看那些东西，可他的目光像被什么钩住了一样，怎么也挪不开。

周科长从一摞材料最上面抽出一份文件，推到他的面前。

“王步高，这是你在‘千万亩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上的签字。”

周科长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项目实际投入，只有申报金额的百分之四十。剩余的钱去了哪里，你应该清楚。”

王步高没有说话，只是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他看见了那个签名——是他自己的笔迹，签得很熟练，带着一种漫不经心的流畅。那个签名下面，是两千三百万的拨款数额。

周科长又抽出一份文件。

“这是‘新型有机肥推广项目’的验收报告，你签了‘合格’。但第三方检测机构的报告显示，所谓的‘新型有机肥’和常规肥料没有任何区别，两千三百万的财政补贴，是你批的。”

王步高的手指微微动了一下，他把手从桌上拿下来，放到膝盖上，握成了拳头。指甲掐进肉里，很疼，但他没有松开。

林科长接着拿出了第三份材料。

“苍山县‘山区移民安置补助’项目，你经手的。按照政策，每户移民应得补助四万八千元。但实际上，到每户账上只有两万两千元。中间的差额，四百八十多万，进了你和你下属的腰包。”

王步高的嘴唇在颤动，说不出一个字。

周科长把所有材料摞在一起，推到桌子中央，然后抬起头，目光平静而锐利地看着王步高。

“王步高，你是从苍山走出来的贫困大学生，组织培养你这么多年，你却把手中的权力当成了敛财的工具。你无视党性原则，背离了人民立场。你自己说说，你对得起组织的培养吗？对得起苍山的父老乡亲吗？”

“三千七百万！你知道三千七百万是什么概念吗？足够把苍山县所有村小学翻修三遍，足够一万个贫困家庭的孩子读完大学。”林科长声音不大，却像一颗钉子钉进了王步高的灵魂。

房间里安静极了，墙上挂钟的滴答声，一秒一秒，像在倒计时。王步高闭上了眼睛，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闪过。

他想起自己从苍山县刚调到省城的时候，每天骑自行车上班，在食堂吃三块钱的午饭。那时候他的胃不好，吃食堂的馒头要泡在开水里才能咽下去。晚上也没什么应酬，回宿舍泡一袋方便面，加一根火腿肠就觉得挺奢侈了。

第一次参加省里的招商酒会，他穿的是十年前买的西装——袖口磨出了毛边，领子有点皱。皮鞋是旧的，鞋跟磨偏了，走路的时候有些失衡。走进富丽堂皇的宴会厅时，水晶吊灯的光晃得他眼睛疼，他觉得自己就是个笑话，不该出现在这种地方。

周围的人谈笑风生，嘴里蹦出来的词他听都没听过——波尔多、拉菲、高尔夫、会员制。他端着一杯红酒站在角落里，不知道该怎么拿杯子，不知道该跟谁说话。

那天晚上，一个开发商拉着他，语气诚恳又随意：“王处，说句您不爱听的，在省城这圈子，您穿得太朴素了。不是讲排场，是现在这个环境，您出去开会、谈项目，形象也是工作的一部分。”

第二天，一套两万块的西装、五千多的皮鞋送到了他办公室。他站在那套西装面前，手伸出去，又缩回来，反复了好几次。他给那个开发商打电话说要退回去，对方说：“王处，您这是干什么？一套衣服而已，又不是什么贵重东西。您要是觉得不合适，就当是我借您的，等您发了工资再还我。”

他知道这是一个借口，一个让他可以心安理得收下的借口。

他站在镜子前，穿上那套西装，系好领带，把皮鞋擦亮。镜子里的人，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西装笔挺，皮鞋锃亮，他觉得自己像个真正的“人物”了。

从此，他变了，开始参加各种饭局。茅台、五粮液、拉菲，一瓶酒能顶苍山一户农民—年的收入。鱼翅、鲍鱼、松露，一道菜够他在苍山请全村人吃一顿饭。开发商敬酒时满脸堆笑：“王处长，您是大领导，您随意，我干了，以后还请多关照啊。”他看着对方一饮而尽，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意。

他开始习惯这种被捧着、被供着的感觉。他开始觉得，这一切都是他应得的——他苦了那么多年，读了那么多书，干了那么多事，凭什么不能享福？凭什么那些什么都不干的人，可以住别墅、开豪车，他却要住在六十平米的老宿舍里？

他为自己的堕落找到了一个又一个理由：“我在这个位置上，应酬是难免的。” “我操了那么多心，拿一点怎么了？” “大家都这样，我凭什么不行？我不拿，别人也会拿。”

他忘了，忘了苍山的煤油灯，忘了老村长那双嵌着泥的手，忘了母亲那罐咸得发苦的腌菜，忘了自己发过的誓。直到此刻，站在悬崖边上，他才忽然想起来——原来那个叫王步高的人，曾经是个好娃。那个在煤油灯下背单词的少年，那个骑自行车跑遍苍山十九个乡镇的技术员，那个蹲在石盘坨泥水里扛石头的副县长，那个在苍山脱贫时，一个人喝苞谷酒喝醉了的王步高——那都是他，又不是他。

他睁开眼睛的时候，眼眶已经红了。

“我…… 一开始不是这样的。”他终于开口了，声音沙哑得像砂纸刮过木板。

周科长看着他，没有说话。

“刚到省城的时候，我连饭局都不敢去。我怕说错话，怕被人看不起。”他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自言自语，“后来……后来就习惯了，一顿饭吃掉老百姓一年的收入。刚开始觉得心惊肉跳，后来就不觉得了，再后来，就认为是理所当然了。”

他苦笑了一下，那笑比哭还难看。

“你知道最可怕的是什么吗？最可怕的是，你明知道自己在犯错，但总能找到借口。‘这是工作需要，别人也这样’ ‘我不拿，也会有人拿’，这些话说了一千遍，连自己都信了。”

林科长冷冷地看着他：“所以你就拿了三千七百万？”

王步高低下了头，“我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晚了。但我想说，我不是一下子变成这样的，是一点一点变的。今天拿五千，明天拿一万，后天拿十万……等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收不住了。”

“王步高，你还记得你是怎么上的大学吗？”

周科长的这句话像一把刀，精准地捅进了他的心窝。

王步高的身体剧烈地抖动着，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似的，他捂着脸，嚎啕大哭。

办案人员没有说话，也没有催促。周科长把纸巾盒推到他手边，然后靠在椅背上，安静地等着。过了约十分钟，王步高慢慢抬起头。他的眼睛肿了，鼻头红红的，脸上全是泪痕，几根头发被泪水黏在额头上。

他没有马上说话，而是低着头，看着自己放在桌上的手。那双手曾经握过锄头，握过钢笔，握过无数份文件，也握过一捆一捆的现金。现在那双手在颤抖，像两片风中的树叶。

他低声说: “周科长，那些钱的去向……我都能说清楚。”

说完后又趴在桌上抽泣。

“王步高，党的政策你是清楚的——如实交代、积极退赃，属于法定从轻情节。但最终如何处理，要等全部事实查清之后，由法律来决定。”

周科长说完起身，把椅子推回原位。

“今天的谈话到此为止，你再仔细想想，还有没有遗漏的问题，我们还会再来。”

铁门“咣当”一声，重重地关上了，办案人员的脚步声越来越远，房间里只剩下他一个人，和墙上那扇高高的小窗。

那天晚上，王步高翻来覆去，无法入睡。

他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如果重来一次，他会怎么选？

他想了所有可能的答案，每一个答案都被他自己否定了。

最后，他得出了一个更加痛苦的结论：不知道。

他真的不知道，因为他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在煤油灯下苦读的少年了，也不是那个为百姓谋福利的苍山副县长了。他变了，变得连自己都不认识了，等他意识到的时候，已经站在悬崖边上了。苍山冷冷地看着他，仿佛在说: 回头无岸！

滴水村离省城远，消息闭塞，一个在省城打工的年轻人打电话告诉李大壮，村里人才知道王步高出事了。

“大壮哥，告诉你个事，省发改委那个王步高，就是咱们滴水村出去的那个大官，被抓了！贪污了好几千万，都上新闻了！”

“栓子，这是不是真的？步高叔可是大官，瞎说是要犯法的！”李大壮不相信这是真的。

他拔腿就往村委会跑，他要向村干部报告，他要核实一下真假——王步高可是大官，万一搞错了，可不是小事。

村干部说已知道此事。消息很快在村里传开了。几个老人聚在老槐树下，长吁短叹了一阵。有人说“可惜了”，有人说“早就看出他不是个好东西”，也有人说“别说了，人家妈还在呢”。

当年的老村长张有福已八十多岁了，听到这个消息，死活不相信，“步高那娃，真变坏了？就凭咱村给他凑钱上大学，他离开时给全村人磕得三个响头，还有他发的誓……都忘了？”

他说着说着，眼泪从他那张沟壑纵横的脸上滚下来，落进了苍山的土里。

赵桂兰知道消息的时候，正在院子里晒萝卜干。

邻居张嫂急匆匆地跑进来，脸色煞白，像是自己家出了事：“桂兰婶！你家步高……你家步高他被抓了！说是贪污了好几千万！”

赵桂兰手里的簸箕掉在地上，萝卜干散了一地。她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一棵树被雷劈了，虽还站着，但里面已经焦了。

张嫂以为她没听清，又喊了一声：“桂兰婶！你听见了吗？步高他——”

“听见了。”

赵桂兰的声音很轻，轻得只有她自己能听见。她弯腰去捡那些萝卜干，一片一片地捡，动作很慢，手在发抖。

张嫂蹲下来帮她捡：“桂兰婶，你别捡了，我帮你捡，你快进屋歇着吧。”

赵桂兰没有进屋，她抱着簸箕，慢慢走到门槛边坐下。她把簸箕放在膝盖上，两只手叠在上面，眼睛看着院子里那棵柿子树。柿子红了，今年结得特别多，压弯了枝头。

她想起了步高小时候最爱吃柿子，每年秋天都要爬到树上去摘，有一回从树上摔下来，磕破了膝盖，哭了一场，第二天又爬上去了。她说你咋不长记性，他说“妈，我就是想吃。”

想起了他上大学的头一天晚上，她坐在煤油灯下给他缝书包。步高说：“妈，等我以后当了官，我接您去省城住，让您住大房子，顿顿吃肉。”

她说：“妈不要大房子，也不要顿顿吃肉，你好好做人就行。”

步高说：“妈，您放心，我一定好好做人。”

想着想着，眼泪哗哗地往下流，流过那些深深的皱纹，滴在衣襟上，滴在手上，滴在那些白花花的萝卜干上。

她哭了很久，然后慢慢站起来，走进堂屋。她打开柜子，从最底层翻出一个布包。

布包打开，里面是一沓发黄的纸——步高上学时的奖状。三好学生、优秀班干部、全县作文比赛第一名，还有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复印件。她一张一张地看，看得很慢，不是看不清楚，是不舍得看完。看到最后一张的时候，她的手开始剧烈地颤抖，她把那沓纸紧紧地贴在胸口，整个人弯了下去，像一棵被风吹折的老树。

她终于哭出声了，哭得撕心裂肺。那哭声从她干瘦的身体里涌出来，像山洪，像泥石流，像苍山上滚下来的巨石，裹着泥，带着血。

“步高呀步高……你还是变坏了……你让妈怎么有脸见人啊……”

她弯着腰，弓着背，把那些奖状死死地抱在怀里，喉咙里发出的声音已经不是哭了，是喊，是嚎，是吼，宛如一只母兽被掏走了幼崽之后发出的绝望的哀鸣。

过了很久，赵桂兰的哭声慢慢小了，变成抽泣，变成沉默。

她没有说话，她把那些奖状重新包好，放回柜子最底层，然后关上柜门，上了锁。

她走到灶台前，点燃三炷香，插进香炉。她跪在蒲团上，双手合十，闭上眼睛。

“菩萨，俺儿子犯了法，该判就判，该关就关，那是他该受的。俺不替他喊冤，也不替他求情。”她的声音沙哑得像从嗓子底下一寸一寸磨出来的

她顿了一下，香火在她面前一明一灭，青烟袅袅地上，在昏暗的堂屋里盘旋。

“菩萨，俺只求您一件事——让他重新学会做人。不管判多少年，不管他出来多大年纪，哪怕只剩一天，也要让他变回当年那个好娃。”

她没有再说，就那样跪着，两手合在胸前，像一尊雕塑。

膝盖跪得发麻，她起身站了一会儿，才慢慢走到桌前。桌上摆着儿子的照片，那是他考上大学那年，站在滴水村的老槐树下拍的，笑得干干净净。

她伸出手，把相框拿起来，看了很久。然后她把照片翻过去，扣在桌上。

“妈这辈子，怕是等不到你回来了！”她自言自语，声音轻得像是说给自己听的。

她关上堂屋的门，一步一步向后山走去。苍山的落日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像一条黑色的河，无声地流淌在黄土路上。

第十章 归无期

时间过得很慢，对赵桂兰而言，每一天都像一年。她数着日子过，院子里那棵柿子树，花开了又落，果青了又红。她不知道儿子的日子是怎么熬过的。

这一天终于来了！二〇一五年八月十五日，王步高一案在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步高在担任省发改委农村经济处处长期间，利用项目审批、资金拨付等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三千七百六十二万八千元，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且数额特别巨大。

庭审进行到最后阶段，审判长宣布休庭十五分钟，合议庭进行评议。十五分钟，不长，但对王步高而言，这十五分钟漫长得像他的前半生。他站在那里，双手交握在身前。橘黄色的号服领口有些松了，露出一截瘦削的锁骨。头发白了大半，后脑勺那一块尤其白得厉害，像落了霜。背微微有些驼，但站得还算直。他在想什么？也许什么都没想。也许在想苍山，也许在想母亲，也许在想那个红布包，也许只是在等那十五分钟走完。

十五分钟到了，审判长和两位审判员重新走进法庭。审判长坐下，拿起面前的判决书。

“现在继续开庭。”审判长的声音不高，但很清晰，“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在进行宣判。”

他展开判决书，开始宣读。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王步高于二〇〇五年至二〇一四年间，利用担任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农村经济处处长的职务便利，在项目审批、资金拨付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三千七百六十二万八千元……”

那些数字从审判长嘴里一个一个蹦出来，像算盘珠子，噼里啪啦，落在地上，弹起来，又落下去。王步高听着那些数字，忽然觉得很陌生。三千七百万——他真的收过那么多钱吗？他拼命地想，想把那些钱和具体的人、具体的事对上号。但脑子里一片空白，不是记不清，而是不敢记。

“……本院认为，被告人王步高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受贿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予严惩。”

旁听席上几乎是空的，王步高的家人没来，滴水村的人也没来。他的目光扫过那些空椅子，慢慢地低下了头。

“……鉴于被告人王步高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具有坦白情节；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受贿事实；认罪悔罪，积极退赃，涉案赃款已全部追缴，依法对其从轻处罚。

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王步高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二、对被告人王步高退缴在案的受贿所得赃款，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十五年，王步高的肩膀动了一下，他没有再听下去。他的耳朵里嗡嗡响，像春天的雷声。十五年，五千四百七十五天。他今年四十六岁，出来的时候六十一岁。母亲如果还在，整整一百岁！他不知道母亲能不能等到那一天。

“王步高，你对判决有意见吗？是否上诉？”审判长的话打断了他的沉思。

他张了张嘴，喉咙里干得像含了一把沙子，他努力地挤出三个字：“不上诉。”

声音很小，但法庭里很安静，每个人都听见了。

王步高被带出法庭的时候，在台阶上稍停了一下，他抬头望着天空，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在法警的催促下，上了警车。

车门关上的声音很沉闷，像一扇门永远地关上了。

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这双手握过锄头，握过笔，握过公章，握过一沓又一沓的钱。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只有冰冷的手铐。

王步高判刑的消息，是第二天传到滴水村的。

村口小卖部的电视机播了午间新闻，省台一条简讯：“省发改委农村经济处原处长王步高受贿案一审宣判，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消息很快传遍了滴水村，山里人不大议论别人家的祸事，尤其是这种事——说什么都不对，说重了是伤口撒盐，说轻了是假仁义，议论一番后就自然停止了。滴水村又恢复了平静，好像比平时更安静。

只是有几个老人，路过赵桂兰家门口时，会放慢脚步，往里看一眼。院子里静悄悄的，赵桂兰不在。门虚掩着，灶房的烟囱没有冒烟。

那天下午，赵桂兰在院子里晒萝卜干。

村西头的春秀嫂进来站了一会儿，迟疑了半天，还是开了口：“婶子，你听说没？步高判了十五年，村里人都在说呢。”

赵桂兰没有抬头，也没有说话。她蹲在地上，一把一把地把萝卜干铺在竹匾上。手在抖，萝卜干从指缝间滑落，她又捡起来，再铺。

春秀嫂蹲下来帮她铺，两个人谁也没说话。铺完了，春秀嫂站起来，看了看赵桂兰的脸。赵桂兰没有哭，但嘴唇在抖。

春秀嫂想劝几句，张了张嘴，不知道该说什么。

最后只是说了一句：“婶子，您别太难过。”然后转身走了。

赵桂兰一个人坐在门槛上，太阳西斜，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

她没有哭，她只是坐在那里，像一块石头。

天快黑的时候，赵桂兰起身走进堂屋。

她给菩萨上香，点燃了三根香，有两根烧得齐整，有一根从中间断了，灭了。她看着那根灭了的香，心里咯噔了一下。她跪在蒲团上，闭上眼睛。

这些日子，她对菩萨说的话太多了。从王步高被带走的那天起，她就跪在这里，一遍一遍地说。说到后来，她不知道还能说什么了。该说的都说了，不该说的，菩萨也知道了。

她就那么跪着，跪了很久。膝盖疼了，腰酸了，她没有动。香燃尽了，她也没有起来。

她听见自己的呼吸声，很慢，很重。堂屋外面，天彻底黑了。没有月亮，没有星星，只有风从苍山垭口那边吹过来，呜呜地响，像远处有人在哭。

她没有流泪，她想起了王步高小时候的事。那年六岁，他光着脚丫子从山上跑下来，手里攥着一把野兰花，气喘吁吁地递到她面前说：“妈，我摘的，给你。” 那花蔫蔫的，叶子上还沾着泥巴。她骂他“又跑到山上疯”，但还是把花插进玻璃瓶里，摆在窗台上。他趴在板凳上写作业，铅笔头咬得稀烂，她在地里干活，一抬头就能看见他的小脑袋。

那个小脑袋后来考上了大学，成了全村第一个大学生。临走前一天，她杀了那只养了三年的老母鸡，炖了一锅汤，对他说：“儿啊，多吃点，明天就要出远门了。”他端着碗，蹲在门槛上吃，吃得很香。吃完后抹了一下嘴，拉着她的手说：“妈，等我毕业了，找个好工作，我挣钱养你。”

她等到了，等到他毕业，等到他工作，等到他当官，等到他过年开着车回来，后备箱里塞满了她从没见过的好东西。

村里人见了都喊“大领导”，她笑得合不拢嘴。

可后来，她等到了他被带走的那一天。

现在，她要等他十五年！

她今年八十五了，能活到一百岁吗？

她慢慢地站起来，腿跪麻了，踉跄了一下，险些摔倒。她看着远处的苍山，山还是那座山，像一头静卧的老牛。暮色中，山的轮廓模糊了，和天边的云搅在一起，分不清哪里是山，哪里是天。

她在门槛上坐下来，面朝苍山，朝着儿子当年走出去的方向。

门是朝南开的，王步高当年就是从这个门走出去的，她要等他从这个门走进来，不管还要等多久，只要她还活着，她就一直等，一直等。

多年以后，省纪委将王步高的忏悔录编入警示教材。那是一本薄薄的册子，灰白色封皮，印着“以案为鉴”四个字。

其中一段话被红笔重重勾出：

“我常常梦见自己还在苍山上，脚下是那条翻山去火车站的小路。我走了二十六年，以为自己走出了大山，却把自己走丢了。乡亲们凑的那四百四十块钱，我还了一辈子都没还清——不是还不起钱，是还不起那份干净的信任。”

这段话后来印在苍山县每一期干部培训班的讲义首页，县里将王步高的案例拍成警示教育片，片名叫《来路》。

片子开头，一个少年的背影在山路上走着，背着打补丁的帆布包。镜头一转，同一人，西装革履，走进一栋大楼。最后一个镜头，那个背影走进留置点，铁门重重地关上。

片尾有一行字：“他从大山中来，却把自己走丢了。”

在滴水村放映那晚，老槐树下架起幕布。王步高的脸出现在幕布上时，人群里发出一阵低低的叹息。有老人认出了他：“那不是步高吗？”没有人回答。

片子放完，村支书站起来，沉默了一会儿，说：“滴水村出去的娃，不管走到哪里，都要记住村口那块碑上刻着的字——莫忘来路。”

那块碑是后来立的，青石，不高，上面刻着四个字。每一个走出大山的孩子，都会在那块碑前站一会儿，沉默片刻，然后继续赶路。他们知道，碑不是让他们停下，是让他们记住。

又是一个秋天，苍山如黛。

王步高的刑期还很长，他不再做那些当官梦、发财梦了。但他还在做梦——梦见苍山，梦见滴水村，梦见母亲，梦见那条山路。

梦里，他还在走那条路。从滴水村出发，翻过苍山垭口，走到省城，走到那个他再也回不去的远方。路很长，很窄，两边是悬崖。他走得很快，但怎么也走不到尽头。

有时候，他会梦见母亲站在老槐树下，手里拿着一罐咸菜，笑着对他说：“步高，妈给你腌了咸菜。”

他伸手去接，但怎么也够不着。他醒来的时候，枕头是湿的。

窗外，苍山沉默，暮色四合。

王步高走得太远了，远到苍山成了一抹淡影，远到再也听不见那一声“步高啊，记得回来！”

苍山远，归途更远。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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