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与选择》（十七） ——百位人物人生之路及家庭之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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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中国自古以来一直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的衰败是从闭关锁国开始的，发生在清朝乾隆年间。乾隆皇帝从公元1736年02月12日到公元1796年02月08日在位共计60年，在此期间，英国发生工业革命在乾隆三十年(1765年) ；美利坚合众国建立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在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

乾隆皇帝和法国最后一任皇帝路易十六（1754年8月23日—1793年1月21日）是好朋友，当他听到路易十六被革命党在巴黎革命广场断头台处决，他立刻下令闭关锁国。

在此后100多年，清王朝迅速衰败，从此中国进入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中华民族也进入最苦难的时期。

中国历史上皇朝政权更迭，都经过残酷的战争，皇室成员大多被屠杀。唯一没有战争，通过和平手段实现政权与社会制度更迭的，就是清末清廷交权给民国。

其中有功者就是孙中山、袁世凯和隆裕太后。

隆裕太后是保存清王朝末代皇室及满族贵族最大的功臣。



清王朝末代皇室成员，在帝制终结后，大多褪去旧身份，归于平民生活，他们大多数秉持爱国本心，过上了平淡的平民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与感召下，他们积极投身国家建设，以普通公民的身份融入社会，实现了思想与人生的长足进步。

党制定的民族政策惠及各族各界，国家蓬勃发展、成就斐然，也深刻感召着末代皇室及其后裔。

爱国成为他们人生的主旋律。所以，历经时代变迁，他们及他们的后代大多数都获得人生较好的结局。

可谓：识时务者为俊杰也！文章素材均来自网络。

作者感言（一）：

只有审时度势，顺应时代潮流，恪守正道、立身守正，方可收获安稳圆满的人生。

作者感言（二）：

  任何背弃民族大义、背叛国家的行径，在任何时候都是没有好下场的！自古绝无善终，川岛芳子便是铁证。

作者感言（三）：

   为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毛泽东同志与周恩来同志妥善安置清朝末代皇室人员，尽显大国领袖的包容气度与人文情怀，这段历史善举，为后世永远铭记。

第十七篇 清朝末代皇族命运探秘

（一）爱新觉罗·溥仪

晚年溥仪

　　爱新觉罗·溥仪（1906年2月7日—1967年10月17日），号浩然。清朝末代皇帝。清宣宗旻宁的曾孙、醇亲王奕譞之孙、清德宗载湉（光绪）之侄，摄政王载沣长子，母亲是苏完瓜尔佳·幼兰。

1908年至1912年，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三岁即帝位，由其父摄政。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民国元年（1912年）2月12日被迫退位，清朝统治结束。

清帝退位后仍居清宫，享受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议定的清室优待条件。民国六年（1917年）张勋曾拥其复辟，十二日而败。

民国十三年（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废除大清皇帝称号，迁出皇宫。次年在天津继续从事复辟活动。

九·一八事变之后在日本人控制下做了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年号康德（1934年—1945年），所以又称“康德皇帝”。

1945年日本投降后，被苏军逮捕入伯力监狱。1950年移交中国，被关押于抚顺战犯管理所。

1959年被特赦 。后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等职务。

周总理与溥仪及夫人李淑贤

　　溥仪于1967年10月17日，因尿毒症在北京逝世，享年61岁。先葬于八宝山，1995年迁于清西陵内的华龙皇家陵园。生前著有《我的前半生》一书。

（二）爱新觉罗·溥杰

晚年溥杰

　　爱新觉罗·溥杰（1907年4月16日—1994年2月28日），字俊之。清末溥仪的弟弟。

1907年4月16日出生于北京醇亲王府，1919年，溥杰入宫，为溥仪“伴读”。1929年3月，溥杰遵溥仪命赴日本留学。

1933年2月，溥杰从日本学习毕业，被保送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预科学习，成为步兵科的一名军曹。

1935年9月，溥杰回到伪满国的首都“新京”（长春），以伪军政部步兵中尉的身份出任伪宫廷禁卫队步兵团第一营第二连第二排排长，担任“帝宫”外围的警卫任务。

1936年8月，溥杰再度赴日，在千叶县陆军步兵专门学校教导队从事军事研究。继而以伪满国陆军步兵上尉的身份出任禁卫队步兵团第二营第三连连长。

1937年，溥杰与日本皇族姻亲嵯峨家的女儿嵯峨浩（婚后名爱新觉罗·浩）作 “亲善婚姻”。

二人婚姻圆满，并诞下两名女儿爱新觉罗·慧生和爱新觉罗·嫮生（嫮，读作hù，意为“美好”，亦指“美女”）。

1938年9月，爱新觉罗·溥杰被派往伪满国驻日本大使馆，任武官室勤务。

1939年9月，溥杰回到东北，先在陆军训练学校任教官，而后担任陆军军官学校预科队第二连连长。

1942年8月，溥杰升任伪治安部参谋司第三科科员。

1943年11月，溥杰又被派往日本东京陆军大学，以特别旁听生的身份学习。继而任伪满国军事部参谋司第四科高级科员。

1945年8月3日，溥杰调任伪满国陆军侍从武官室中校武官。

1945年8月15日，溥杰在沈阳机场被苏联军队俘获，被俘至苏联。

1950年8月，爱新觉罗·溥杰被送回国，开始了战犯关押生涯。

1960年11月28日，爱新觉罗·溥杰第二批获特赦。

回京后，北京市委统战部把他安排到景山公园工作一年，边劳动边改造，改造完成后安排爱新觉罗·溥杰到政协做了文史专员，先后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爱新觉罗·溥杰在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担任的工作中，本着认真负责的精神，参加各届全国人大会议，积极发言，细心做笔录。通过自身努力，为国家经济建设做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除做好全国人大工作之外，他还忙碌撰写自传，积极参加公益活动。

1961年1月30日，周恩来总理接见了溥仪、溥杰及其亲属。

1961年2月12日，周恩来邀请爱新觉罗家族到西花厅吃饭，在周恩来的关怀和斡旋下，爱新觉罗·溥杰与妻子嵯峨浩重逢，此后一直住在护国寺大街52号，一起度过了文化大革命。

1962年5月，爱新觉罗·溥杰调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

1975年，中日复交，经周恩来总理的批准，爱新觉罗·溥杰和嵯峨浩一道访问了日本。

1980年，爱新觉罗·溥杰又赴日本访问。

1981年，爱新觉罗·溥杰参加中日友好第三次访问团赴日本访问。

1983年5月，爱新觉罗·溥杰当选为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在六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同时分工担任了常委会民族委员会副主任的职务。

1984年8月31日，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会成立，赵朴初任会长，爱新觉罗·溥杰是副会长之一。这是爱新觉罗·溥杰晚年最为繁忙的时期。他除了要参加人大常委会等各种活动，还要为许多喜欢他书法的人写字。

1986年6月，嵯峨浩的肾病开始恶化，住进了北京友谊医院，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族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的溥杰一直陪护病榻上的妻子。

1987年6月，嵯峨浩去世，溥杰伤心不已，此后身体逐渐衰弱。]

1988年7月23日，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举行了一次文物捐赠仪式。捐赠者是爱新觉罗·溥杰和爱新觉罗·溥任。

1991年11月28日，爱新觉罗·溥杰获日本立命馆大学颁发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1994年2月28日，爱新觉罗·溥杰因病于北京逝世，享年87岁。

（三）爱新觉罗·慧生

　　爱新觉罗·慧生为爱新觉罗·溥杰与其妻子嵯峨浩的长女，1938年2月26日出生于当时伪满洲国“新京”（即中国长春）。因为父母希望她成为一个智慧高深的人，故命名为慧生。

1943年春天离开父母由其阿姨带到日本上幼儿园，住在慧生的姥姥家。

1943年秋天，溥杰被派到日本陆军大学学习。全家住在东京。

1945年2月，溥杰和嵯峨浩带着次女嫮生（嫮，读作hù，意为“美好”，亦指“美女”）乘军用飞机返回长春，慧生因为要上小学，留在日吉嵯峨的家里。这次别离，是溥杰和慧生的永别。

嵯峨浩

溥杰次女嫮生

　　1947年慧生9岁，嵯峨浩与次女嫮生回到日本，母女三人团聚，但是溥杰却仍然身陷苏联，后来又被送到抚顺，与她们母女断绝音讯。慧生就读中学以后，努力学习中文。

1954年慧生17岁，私下写信寄给周恩来，请求让溥杰与她们母女联络。这封信使周恩来相当感动，遂答应让溥杰与她们通信。

1957年12月4日，慧生19岁，为日本著名学府学习院大学二年级学生，被狂热追求她的同校男生大久保武道胁裹至伊豆半岛天城山树林中用手枪杀害，大久保本人随后当场自杀。这就是五十年代轰动中日的“天城山心中事件”。

慧生自幼便对文学思想方面的学问有兴趣，她一岁抓周时，所抓到的便是笔，被溥杰认为她与笔墨有缘份。后来她在日本念书，从幼稚园起一直到大学时也是进入学习院大学的国文学系，其志向是希望将日本的文学介绍到中国，而她对中国的文学也有浓厚的兴趣。

1961年5月，溥杰才得以与浩、嫮生团圆，但是却只能见到慧生的骨灰，这时离他们父女分别，已经过了十六年。

溥仪喜欢音乐，会弹钢琴。慧生4岁时，溥仪就送给她一台钢琴，由当时唱满洲出名的岩田寿子先生教练。后来慧生又学会了拉小提琴，曾经进宫为溥仪钢琴伴奏，曾经自己编了支歌《阿玛和小慧生》和溥杰一起即兴唱着。

1961年，嵯峨浩抱着慧生的遗骨回到北京丈夫的身旁。慧生生前曾为自己是醇亲王家的后代而感到骄傲，所以溥杰夫妇想把她的遗骨安葬在醇亲王家的墓地。

但是由于“文革”的动乱，失去了机会。

“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过去后，溥杰夫妇觉得应该把慧生的遗骨安放在一个安全、宁静的地方。

于是1978年将慧生的一部分骨灰安放在二尊院（安葬着嵯峨家历代的祖先），另一部分骨灰装在一只景泰蓝壶中，放在北京的家里。

在嵯峨浩死后，溥杰将嵯峨浩骨灰的一部分安奉在山口县下关市的中山神社（嵯峨家的神社）的爱新觉罗分社内，溥杰死后骨灰一半也葬在那里，另一半葬于北京。

慧生写给周总理的信：1954年（慧生17岁）

尊敬的中国总理、伯伯、先生：

我是伪满罪犯爱新觉罗·溥杰的大女儿，名叫慧生。这封信是我背着所有的亲人写给您的，因为我太想念我的父亲了。相信伯伯一定能理解一个十七岁女孩的心情。

我的中文虽然很拙劣，但请允许我用在日本学的中文给您写这封信……。我的父亲溥杰久无音讯，母亲和我们都很担心。我们不知给日夜思念的父亲写过多少次信，寄过多少张照片，但是从来没收到过一封回信，只好望洋兴叹！

虽然中日两国体制不同，人们的思想各异，但骨肉之情在中国和日本都是一样的。若周总理也有孩子，一定能够理解我们对父亲的思念。一定能够理解盼望与丈夫团聚、同时含辛茹苦地将我们姊妹抚育成人的母亲的心情。

当前，中国与日本没有外交关系，但是，我们的家庭却是由中国的父亲和日本的母亲组成的，我们全家人都真心实意地期望中日友好。这一心愿是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拦的。母亲盼望早日回到父亲的身边。我也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中日友好的桥梁，所以才这样拼命地学习中文。

谢谢，拜托了！请伯伯能将这封信连同照片一起转交给我亲爱的父亲，并衷心希望能允许我和父亲通信……。

天城山心中事件：

在慧生大学时，同班男同学大久保武道对她相当倾心，并且展开强烈的追求。

1957年12月4日，慧生离家后便没有再回家，一直到12月10日被发现与大久保武道一同陈尸于天城山。被发现时，慧生头上有弹孔，左手无名指上戴着婚戒，枕在大久保的左臂上。

两人还有剪下的指甲与头发被包在白纸里，埋在附近。于是判定这是一起殉情事件，两人以大久保武道带来的手枪自杀。

新闻被报导出来后，将这件事称为“在天国结合的恋爱”。

   不过在母方的嵯峨家看来，由许多方面的迹象显示，慧生并不爱大久保，甚至对大久保的追求感到困扰，故应该是大久保胁迫慧生与他同死。

到底是出于真心的殉情或是单方面的情杀，就成为一桩悬案了。这个案件，后来被称为“天城山心中”，甚至被拍成爱情电影。

注：日语的“心中”是男女一齐殉情自杀的意思。



嵯峨浩认为：

我怎么也不能相信世俗的那些看法。慧生在十二月四日失踪之前，全然没有自杀的迹象。

慧生在十二月的日历中，详细记载了这个月每天的计划安排。

桌上放着几张写着1958年的抱负的贺年卡。她曾掰着手指高兴地算着取订做的大衣的日子。

就在失踪的那一天，她仍然象往常一样，只拿走了上课用的东西……这难道是准备去自杀吗？

综合同学们向我们讲的话，我明白慧生是因为大久保的问题而陷入了无穷的烦恼之中。

   大久保君是个独占欲非常强烈的人。曾经说过“你为什么对那个男生那样好？你再和他好，我把你和他都杀了。

”慧生和别的男生说两句话，他就这样威胁她说。

这对有生以来从没受过一点儿无礼刁难的慧生是相当大的打击。

“你没有权利这样谴责我！”当时，她一面气愤地抗议大久保君的粗暴野蛮；一面对东洋文化研究会负责人，比她高一年级的M君挑明了和大久保的事情。

但是M君反而劝她：“我理解你厌恶大久保君粗暴无礼的心情。但他固执而暴躁，你想躲开他，他越会发疯似的追你。

你能不能站得高一点儿，象母亲一样治愈他的烦恼？”尽管这样，慧生可能还是忍无可忍，曾多次向大久保君提出中断关系。

   听他的朋友讲，大久保常说“我失恋了”，还曾到镰仓的圆觉寺去坐禅。

后来又说“我已经觉醒，心中的烦恼消散了”他剃了光头，以后又留起了头发。

   六月，慧生曾拜访过新星宿舍的宿舍长，请求说：“我不想和大久保交朋友，所以请您关照。”

   据说大久保君不仅对慧生这样，还曾企图把忠告过他的M君从大学的楼梯上推下去；又向和慧生亲密交谈过的O君提出决斗。

   对于大久保君这些举动，大家都感到困惑不解。

高年级同学M君实在看不过去,终于写了一封信给他。希望他能醒悟。

但是，从此以后，大久保对于忠告他的人一概不予理睬，性格变得更加孤僻沉闷。

   “啊，我要自杀。”这句话成了大久保的口头禅。慧生和大久保为什么要死？这是除了他们两个当事人之外，任何人都无法知道的永久的迷。

即使怨恨大久保，慧生也不会回来了。

   但三十年来，失去了心爱女儿的父亲母亲至今伤痛不已。

溥杰听闻噩耗，伤心欲绝，溥杰号啕大哭。一直到慧生死后，溥杰才得以与浩、嫮生团圆，但是却只能见到慧生的骨灰，这时距他们父女分别，已经过了十六年。

溥杰回忆

自从和浩、慧生、嫮生以及北京的弟妹恢复通信以后，我觉得生活变得充实了。

抚顺战犯管理所大墙内的天空似乎也变得宽阔了。我天天盼望海外来信。

   我通过信和妻女们交谈着，觉得生活有了盼头，我等待着有朝一日走出大门与家人团聚。

慧生的中文信写得很好。她攻读中国文学，已经读了林语堂的《京华烟云》，中文版鲁迅的《彷徨》，甚至读了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

   这使我想起她周岁的时候，为了占卜孩子的未来，让孩子在一个摆着各种各样东西的盘子里随意抓东西，抓到什么就意味着她将来有什么样的前程。

慧生居然抓着离她最远的笔。这使我觉得很高兴，孩子与笔墨有缘，这就能继承我将来的事业了。

   她真的喜欢中国文学，而且已经知道爱新觉罗家的门第，她要使她自己能够有足够的文学素养可以继承起书香门第的传统。

   我的慧儿！你让我得到多大安慰呀！你给了我多大的信心呀！如果我要是改造不好，怎么对得起你们呀！慧生要考大学了，她想报考东京大学哲学专业。她来信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尊重你本人的意见。

”亲友们不同意，有人说报考东京大学哲学系的女生只有慧生一个，混在男生中间，耳鬃厮磨，又谈论哲学，时间长了，弄不好姑娘的性情发生变化，万一变成个独身主义者怎么办？

   于是慧生动摇了，她决定参加学习院的考试，报考国文专业。

我想这也不错，将来她可以把日本的古典文学介绍到中国来。

我和浩、还有慧生，不是都愿意作中日友好的桥梁吗？

   浩可是很久没有来信了。1954年11月26日她来信说，为了鼓励我和溥仪学习和写作，她要送给我们两人各一支自来水笔，她将托正在日本访问的李德全部长带回来。

已是1958年1月了。李德全部长早已于1957年底回国，怎么还没有把笔送来呢？浩本人也迟迟不来信，出了什么问题吗？真使我不放心。

1月26日，管理所收到李德全部长带回来的已回到日本的前日本战犯写给仍留在管理所内日本战犯的信，因此我觉得我的笔也快捎来了。

但是浩的信仍没有来。

望穿秋水。1月28日，浩的信终于来了。

同时到达的还有浩的妹妹启子的信。拆开一看，真是晴天霹雳，我的慧儿她自杀了。

难怪浩没有给我来信，她正陷在难以自拔的悲痛之中。

过了一段时间，我才弄清楚事情的原委。慧生在学习院认识了男同学大久保武道，两人相爱。

浩的心思是她既嫁给了中国人，她就是中国人，女儿也是中国人，应当嫁给个中国人，而且应该是满族。浩这种热爱中国的想法，始终让我感动。

当我长期以来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复辟清朝，同时又因受日本欺侮深感屈辱内心陷于极端矛盾的时候，常因浩的反抗日寇横行霸道的情绪而增强了自己的民族意识。

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不能不如一个加入中国籍的外国女人呀！我要保持中国人的尊严。

但是在儿女婚姻问题上，应该是尊重本人意愿的，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阻碍女儿和一个日本人结婚。

我想起慧生在最后一封信中就告诉我她有个男朋友，她很喜欢他，但没有提到结婚，也没有说明她的母亲持反对态度，只是问我她该如何办？

我想我是有罪之身，长期不和女儿在一起，也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实在没有资格来答复她这种问题，因此回信中只说我不了解情况，希望她照母亲的意见办。（选自《溥杰自传》，爱新觉罗·溥杰 著）

（四）爱新觉罗·韫欢

　　爱新觉罗·韫欢（又名：金志坚），1921年9月11日生于北京醇亲王府，末代皇帝溥仪胞妹。作为最后出生的清朝皇室成员，其父为摄政王载沣，姐妹中排行第七，王府内上下都称“七格格”。

   1928年，全家迁住天津。1929年，和四哥溥任、六姐韫娱一起进入英国工部局所办的“耀华学校”读书。1939年，一家人又回到醇亲王府。1948年和朋友李淑芬一起开办一所女子职业学校“坚志女子职业学校”。

1949年，经过李淑芬的介绍，认识年长她两岁的乔宏志。1949年后化名“金志坚”投身教育事业。1月31日，北京各界人民举行庆祝解放的成大游行，韫欢同学生们一起加入游行队伍。10月1日，和学生们一起参加开国盛典。

1950年，以“金志坚”之名被政府正式吸收为公办小学的教员，成为兄弟姐妹当中第一个参加革命工作的人。

   1950年2月12日，和乔宏志结婚，是姐妹当中唯一和汉族平民结婚的人。乔宏志（1919年－1960年）生于山东省博山县一个贫民家庭，曾任北京第四中学副教导主任。

   金志坚从1955年起任北京市崇文区政协常委，1957年，开始担任精忠街小学教导主任。

1960年，在周恩来总理安排下和大哥溥仪等兄妹们团聚，平生第一次叫大哥。

1960年4月14日，丈夫乔宏志病故，时年四十一岁。

金志坚认为自身清朝皇室后裔的身份是沉重的负担，对兄长溥仪投靠日本建立伪满洲国的行为感到失望与不认同，她将祖产上交国家，并投身教育事业。

2004年病逝前，金志坚表示：“我的家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中国历史的罪人，我这一生还能够有机会为人民服务，是我最大的荣幸。”

由于王府禁止格格做家务，金志坚起初不擅家务，但为了丈夫开始学习做饭、洗衣等。据记载，她曾因切菜不慎切掉指甲，丈夫乔宏志心疼地开玩笑说“皇姑露馅儿了，以后还是我来”，并安慰她“心肠好比什么都好”。两人志趣相投，常一起谈论工作和学生。

金志坚与乔宏志育有一女二子：长女乔英（1950年－）、长子乔岷（1952年－）、次子乔宏（1953年－2001年） 。1960年，丈夫乔宏志因心脏病猝然去世以后，金志坚未再婚，独自抚养三个孩子。2001年，次子乔宏因鼻咽癌去世 。

金志坚投身教育事业近半个世纪，她教学勤恳，精通业务，敬业精神备受同事称道，为首都教育事业作出贡献。

20世纪60年代曾出席全国群英会，并多次获得“模范教师”等荣誉称号 。她深受学生爱戴，学生评价其“人太好了” 。

1975年，金志坚任北京市第227中学副教导主任。1979年，从北京市第227中学副教导主任岗位上退休。

2004年初夏时重病住院，8月9日病逝于北京。

（五）爱新觉罗·韫龢

　　爱新觉罗·韫龢是是爱新觉罗·溥仪的二妹。生于1911年11月24日，后改名金欣如，出生于北京醇亲王府。

作为溥仪的二妹，自幼出入紫禁城，是与同治帝、光绪帝妃嫔及溥仪、婉容、文绣等人在逊清宫廷一起生活过的“亲历之人”。在溥仪一生中，韫龢是姊妹中与之关系最密切者。

   1917年6月，爱新觉罗·韫龢随祖母第一次进宫会亲。1924年，前往日本公使馆探望溥仪。

1926年，随父亲搬入北京西什库教堂半年左右。1928年，跟随家人迁往天津英租界十三号路一六六号。

1931年，与郑广元订婚。1932年4月，在长春与郑广元正式结婚并于同年陪同郑广元赴英国留学，曾居住在溥仪的洋师傅庄士敦家中。

   郑广元1908—1995，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大臣郑孝胥的孙子、伪满洲国奉天市长郑禹的儿子，建国后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

   1933年2月，爱新觉罗·韫龢诞下长女郑英才。1934年，返回中国后，住进长春伪皇宫的西花园。

1936年8月，诞下次女郑爽。1937年底，偕郑广元赴日本留学，并于同年12月，诞下幼女郑洁。1938年，从日本返回中国长春。1947年4月，诞下儿子郑大力。

日本投降后，韫龢与丈夫郑广元携带子女在东北冰天雪地中流浪，被人戏称为“流浪皇妹”。

新中国成立前夕，韫龢与家人历经磨难返回北京。

1960年，在北京街道创办托儿所，1973年退休。

1961年，与爱新觉罗家族一起受到周恩来的接见。

1966年“文革”期间，爱新觉罗·韫龢被抄家两次，并调往窗纱厂工作。

郑爽

　　2002年，韫龢因病去世，享年91岁。其女郑爽成为著名画家（中国当代版画家、美术教育家、广州美术学院教授）。

（六）爱新觉罗·韫颖

　　爱新觉罗·韫颖，1913年出生，乳名“佩格”，清朝摄政王载沣第三女、末代皇帝溥仪三妹，故紫禁城中人称“三格格”。

   因与溥仪、二姐韫龢为同母所生，深得溥仪宠爱，常入宫相伴。

   1924年，冯玉祥将溥仪逐出宫，溥仪迁居天津张园，韫颖也来到天津。每天，她和溥仪及兄弟姐妹学日语，打网球。

由于韫颖和溥仪同为瓜尔佳氏幼兰所生，故溥仪很喜欢韫颖。订亲成婚19岁时，韫颖由溥仪指定婚事，同前清大臣荣源的二儿子、皇后婉容的弟弟润麒订亲。

   1931年，溥仪在日本军警的保护下潜赴中国东北，建立伪满洲国。

后来，韫颖与润麒的婚礼遂在伪满洲国新京（今长春）举行。二人婚后不到1个月，溥仪派溥杰和润麒赴日本学军事，韫颖也随同前往。

刚抵日本，韫颖便被日本皇室包围，不仅要其出任妇女会名誉会长，且裕仁天皇的弟媳特邀其来寓所教授中文。韫颖颇觉束缚，乃经常致信溥仪，溥仪将其来信装订成册。

1933年，韫颖回长春探亲，此后坚决不肯回日本。润麒也自日本回到伪满洲国，在伪满洲国高等军事学校任中校教官。韫颖和润麒乃在长春长住。

   1945年日本投降，韫颖随伪满洲国皇室逃到大栗子沟，随后苏联红军接管东北。

润麒在逃亡途中下落不明。韫颖把随身携带的十几箱金银珠宝全部上交后，带着三个孩子来到通化。

为了糊口，这位昔日的“格格”一度靠在街上卖香烟、兼收一些穷户人家的破衣破鞋为生。

   1949年，北京解放，在通化四年的流离生活终于结束了，韫颖被政府告之迁回北京。韫颖和三个孩子以及婆母在一起居住，婆母年老体衰，经济也不充裕，她不仅要照顾卧床不起的孩子，又承担起照顾婆母生活起居的重任。

   1950年7月，韫颖的丈夫润麒被作为“伪满战犯”交给新中国政府。

1951年，韫颖的父亲载沣去世，韫颖分得了一点遗产，靠几间旧房的租金勉强度日，从那时起，她开始参加街道工作，由于她识字断文，大家便推举她当了居民组长、治保主任。

   1954年，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章士钊和一位朋友同逛旧书摊，偶见一本《满宫残照记》，内收有当年韫颖在日本时写给溥仪的信。

章士钊乃经载涛介绍见到了韫颖，并要韫颖写一份自述，由章士钊呈送毛泽东，毛泽东批示送周恩来阅，考虑是否酌情处理。

不久，韫颖被安排为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委员，生活得到很大改善。

   1956年，经毛泽东批准，韫颖和七叔载涛等赴抚顺战犯管理所看望了溥仪。

3月9日，韫颖一行抵达抚顺，在战犯管理所先后见到了溥仪、溥杰、润麒、万嘉熙、毓嵣、毓喦、毓嵒等人。润麒骤然发现，妻子明显苍老了许多，额头与眼角已爬上皱纹，蓝色灯芯绒上衣下，还露出一角磨破的棉袄。对于这些年历经的艰辛，韫颖只字未提。随后，一行人还参观了管理所的宿舍、食堂、图书馆与运动场。

1957年，润麒因认罪较好被免于起诉释放，回到北京，与韫颖开启新生活。

1960年1月26日，周恩来总理在全国政协会议室接见了韫颖与载涛、溥仪、金欣如、金韫馨、金友之、金韫娱、金韫欢等人，并且共进午餐。

1961年2月12日（农历十二月三十日，除夕），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了韫颖及其亲属，此次接见为总理第二次接见该亲属群体。被接见人员包括载涛（溥仪之叔）、溥仪、溥杰、郑广元与金欣如（溥仪二妹韫和）、郭布罗·润麒与韫颖、金韫娴（溥仪四妹）、万嘉熙与金韫馨（溥仪五妹）、金友之夫妇（溥仪之弟溥任）、王利民与金韫娱（溥仪六妹）、金韫欢（溥仪七妹）等，均为溥仪的亲属成员。

周总理以“请你们来，一起过过年”为由，邀请众人共度除夕，传递了党和国家对他们的关怀。

1961年6月10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了溥仪、溥杰夫妇等一众亲属，韫颖与丈夫郭布罗·润麒一同受邀参加此次接见，这也是总理第三次接见相关亲属群体，彼时溥杰之妻嵯峨浩刚抵达北京不久。

此次被接见的人员除韫颖与郭布罗·润麒外，还包括溥仪、溥杰、嵯峨浩，以及嵯峨浩的母亲嵯峨尚子、四妹町田干子，溥杰次女嫮生，郑广元与金欣如（溥仪二妹金韫和）、金韫娴、葛嘉熙与金韫馨、金友之夫妇、王利民与金韫娱、金韫欢等。此外，还有老舍先生夫妇、程砚秋夫人果素英等满族人作陪，现场就连护士也均为满族人。

1962年，刘少奇主席设国宴招待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时，韫颖和溥仪、溥杰、嵯峨浩、町田干子、嫮生应邀参加了国宴。

1976年1月8日，韫颖听到周总理逝世的消息，与丈夫郭布罗润麒通过国务院办公厅给周总理夫人邓颖超写了慰问信，述说怀念之情。

1988年，韫颖撰写文史资料《溥仪释放前后》。

1992年，因病离开了人世，享年七十九岁。

（七）爱新觉罗·载沣

民国时期的载沣

　　爱新觉罗·载沣（1883年2月12日—1951年2月3日），号静云，晚年改名金静云，清宣宗道光帝之孙，醇亲王奕譞第五子，光绪帝载湉异母弟，宣统帝溥仪生父，宣统年间任监国摄政王。

载沣生于北京醇亲王府内。光绪十六年（1890年）袭王爵，成为第二代醇亲王。因义和团运动中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北京被杀，他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被委派充任头等专使大臣赴德国道歉谢罪，曾拒绝德皇威廉二世跪拜要求。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任军机大臣。同年11月其子溥仪入承大统，载沣任监国摄政王。次年代理陆海军大元帅。

因此，在清朝的最后三年中（1909年—1911年），他是中国实际的统治者。

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被迫辞去摄政王职，闭门家居，次年溥仪退位，清朝灭亡。

1928年，载沣迁往天津幽居。

1932年，溥仪在日本帝国主义扶持下建立“伪满洲国”，载沣拒绝日本人劝降之要求，并怒斥溥仪投靠日本。

解放后，载沣将醇王府贡献给人民政府以作公用。

1951年初，因多年老病感染风寒，1951年2月病逝于北京 。

（八）爱新觉罗·载涛

　　爱新觉罗·载涛（1887年6月23日－1970年9月2日），字叔源 ，清宣宗爱新觉罗·旻宁之孙，醇贤亲王奕譞第七子，清德宗载湉（光绪）异母弟，清宣统帝爱新觉罗·溥仪的叔叔。

载涛于1902年袭封贝勒，1908年加郡王衔，同年任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期间曾入北京陆军贵育学校、法国索米骑兵学校学习军事 。

光绪十六年（1890年），封为二等镇国将军。光绪二十年（1894年），晋封辅国公。光绪二十八年（1898年），奉旨承继钟郡王奕詥为嗣，并承袭贝勒。光绪三十年（1900年），入陆军贵胄学堂，为官费生。

光绪三十四年（1904年），出任总司稽察大臣，并加封郡王衔，后又出任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

宣统元年（1909年）5月，清廷设立军咨处，先派毓朗为军咨处管理，旋即改派载涛管理军咨处事务。同年，载涛进法国索米骑兵学校学习，飞机大炮让他大开眼界。

至宣统二年（1910年）春结束，继而赴欧洲各国考察陆军。

宣统三年（1911年）四月，清廷改军咨处为军咨府，载涛与毓朗同任军咨大臣。

10月，武昌起义发生，清廷命载涛督率禁卫各军守卫京畿。九月，清廷起用袁世凯出任内阁总理大臣，载涛被罢去军咨大臣职务。

民国元年（1912年）1月，载涛出席清室王公亲贵会议，庆亲王奕劻提议清帝主动退位，载涛与铁良、良弼、善耆、毓朗、溥伟、载洵等反对退位，决定组织“宗社党”。同月，良弼在北京被革命党人刺杀。2月，清帝溥仪下诏退位。3月，隆裕太后传谕解散“宗社党”。

民国六年（1917年）3月，北京政府大总统黎元洪任命载涛为镶黄旗蒙古都统；7月1日，张勋复辟，废帝溥仪任载涛为“禁卫军司令”。12日，复辟失败，翌日，溥仪第二次宣布退位。

民国七年（1918年）10月，大总统徐世昌任命载涛为将军。民国十一年（1922年），溥仪选后，载涛力主选荣源之女婉容为“皇后”。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月，国民政府聘载涛为国难会议会员。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三月一日，伪“满洲国”改称“满洲帝国”，溥仪“改元康德”，载涛自北平前往长春“朝贺”，但他拒绝出任伪职。

约在1944年前后，一队日本兵突然来到贝勒府，没过多久，这群日本人悻悻离去。事后载涛告诉家人，关东军伪满洲国要他去东北当“满蒙骑兵总司令”，以助溥仪侄一臂之力，遭载涛拒绝。

1945年夏，日本投降前夕，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曾专程登门邀载涛“出山”收拾残局，当北平市市长，他说我宁愿摆摊糊口，也不干。

1950年6月14日，经周恩来提议、毛泽东批准，载涛列席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8月10日被毛泽东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

1954年9月15日，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毛主席接见载涛

　　1955年7月5日，载涛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在大会休息的时候，周恩来把载涛介绍给毛主席。毛主席亲切地同他握手，并说：“你与溥仪还有来往吗？”载涛有些紧张，连忙答道：“他是战犯，我怎能与他来往呢？”毛主席笑着说：“我们消灭的是整个剥削阶级，而不是哪个人。你们家族要关心他、帮助他，共同使他改造成新人。听说溥仪学习得不错，你可以去看看他。”

不久，北京市人民政府派人专程来到载涛的住所，对他说：“毛主席给了你一个任务，去看看你侄子吧。”

因抚顺战犯管理所事先没有通知溥仪等人谁来探亲，他并没有任何思想准备。

因此，当溥仪见到离别了多年的“七叔”，一下子愣住了。顷刻，他突然大步跑了过来，紧紧抱住载涛，脱口叫了声“七叔”，便呜呜痛哭了起来。

   会见中，载涛向他详细介绍了皇室家族在党和人民政府关怀下的进步，讲了党对少数民族的政策，以及国家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

临别时，载涛一再叮嘱溥仪：“一定要好好学习，好好改造，争取早日成为新人。”溥仪则连连点头称“是”。

   1956年5月，赴广东、四川视察。6月19日，经李济深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后任中央委员。同年，出任全国政协民族组副组长。

1957年9月，出任北京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1959年4月，继任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和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1959年12月4日，溥仪获得特赦。他亲眼看到了，二妹已经创办了一个街道托儿所，二妹夫担任邮电部门的工程师；三妹夫妇正在区政协参加学习；四妹在故宫档案部门工作；六妹夫妇是一对画家；七妹夫妇是教育工作者；四弟是小学教师。

   当然，溥仪能够与弟弟、妹妹们相处好，也经历了一个过程。

在一次周总理参加的座谈会上，载涛、溥仪及其弟弟、妹妹们也都应邀出席。周总理看到载涛与溥仪的几个妹妹坐在一起，而溥仪却单个坐在一边，便开玩笑说：“好啊，你们还把他当皇帝啊？”载涛赶紧召集大家与溥仪坐在了一起。

谈话中，周总理特别表扬了刚刚出席人民大会堂群英会的七妹，但同时又循循善诱地说：“溥仪刚有进步，你们要帮助他。一个家族要争取先进，帮助落后。先进和落后总是有的。你们家族中也是这样。后进的要向先进学，先进的也要把帮助落后的当作自己分内的事。”七妹从谈话中，悟出了周总理的深情和期望。她改变了原来的成见，决心帮助大哥一起进步。

   载涛欣喜地向溥仪介绍了家族的第三代。在载涛家里，溥仪亲眼看到，十几位红领巾拥满了七叔的屋内屋外。在他的子侄中，一些已成为青年，投身到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洪流中，他们中有工人、干部、医生、护士、教师、汽车司机，还有为祖国立下功勋的志愿军英雄战士。其中，有些加入了共产党、共青团的先进行列。

   溥仪还见到了家族中的一些老人，他们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过上了安定、美满的生活，有的还被邀为地方政权的代表，参与协商党和国家的大事。

   1963年载涛赴福建视察。1964年12月20日，继任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1969年秋，载涛得偏瘫病后卧床不起。1970年9月2日，载涛在北京逝世，终年83岁，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溥仪、载涛、溥杰

（九）爱新觉罗·溥任

　　爱新觉罗·溥任，又名金友之，1918年9月21日出生于醇亲王府，醇亲王爱新觉罗·载沣之子，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异母弟。溥任曾任北京市政协第七、八、九届委员，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生前居住在北京后海南锣鼓巷胡同边的蓑衣胡同2号院，一处平房院落内。有妻金瑜庭（1971年病逝）、张茂滢（1975年续娶，已去世）。与前妻共有三子二女，分别为长子金毓嶂、二子金毓峑、大女儿金毓琨、二女儿金毓珵、幼子金毓岚。自幼学习旧学（旧时的历史文学）、书画。

“9·18”以后，溥任曾陪同父亲载沣以私人身份去过一次东北，看溥仪和溥杰。亲眼看见他们处处受制于日本人和任凭关东军飞扬跋扈的样子，载沣很痛心。他对溥任说：“当人家的儿皇帝有什么好处？连石敬瑭都不如。”

后来，他装病不吃东西，溥仪怕出事，只得让他们回北京。

他未随溥仪出任伪满洲国“执政”，而在1947年，溥任先生利用后海府里的空房子，办了个竞业小学，是私立的，靠变卖家里的东西维持。

载沣是董事长，溥任是校长，老师不来他就代课。学校办得很有起色，最多时有200多个学生。

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进驻王府正宅，特务机关也看中了这座幽深的王府，里面秘设了监狱。全家住在花园里，载沣病重只能坐轮椅活动，里里外外全靠20多岁的溥任。大哥二哥自伪满洲国覆灭后生死不知，解放大军势如破竹围困北京势态不详，而每日艰难不安的生活又受到府内军、特务的骚扰，困苦可知。“那真是度日如年的日子！”溥老回忆说。

1949年1月30日，北京和平解放，盘踞府里的军队特务一扫而光。王府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然而卧病在床的载沣心里总不轻松。

全家赖以生存的王府产业会不会被人民政府没收，一家老小今后的生活怎么办？答案出人意外，又令全家皆大欢喜。当时的市领导请示了中央，醇王府作为载沣的私产，政府可以出钱收购，以解当时办公用房短缺之急。

1949年10月，载沣让溥任出面将王府出售给高级工业学校，年底全家迁到东城魏家胡同一个挺大的宅院。

1951年3月，遵父命，溥任把王府的金印、银册等珍贵文物40多件和《廿四史》等七千多册图书献给文化部文物局，还陆续把府藏的一大批图书献给北京大学、北京图书馆等单位。他先后3次分别向文化部文物管理局和北京图书馆等单位捐献了“醇亲王宝”金印和镀金册、铜镜、八音盒等珍贵文物共28件及《二十四史》等古籍7121册、清朱批谕旨14包和孙中山照片、载沣照片等大量文物，文化部向他颁发了奖状予以嘉奖。

其父载沣还率先废除了王府沿袭多年的繁文缛礼，欣然同意七女韫欢（金志坚）与一个平民的自由恋爱，并派溥任作代表出席了韫欢和她爱人乔宏志的集体婚礼。

1956年，溥任将北京竞业小学连同房产，全部交给了国家。之后，他先后在西什库小学、西板桥小学、厂桥小学任教。

   1982年，他和溥杰向承德市博物馆捐献了清帝康熙、咸丰的御笔书法、慈禧太后书法等文物。

1983年他们又向中国历史博物馆捐献了乾隆御题澄泥砚、清宫皇帝画像和末代皇帝溥仪的书法等文物。

   直到1988年方才退职。其大半生都奉献给了教育事业。

   1991年，他和溥杰一道，将书画款10000元捐献给北京郊区檀营满蒙小学。同年，安徽、江苏等省遭受了严重的洪涝灾害，溥任又向灾区人民捐赠5000元。

   1994年，他和二哥溥杰合作的书画在日本售出得60万日元，回国后全部捐献给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为建立中国“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基金”首开先河。

   1996年6月，他应邀赴韩国举办书画展，行前置装仅用300元人民币买了一套廉价西服。回国后，却把在国外出售书画的钱全部捐献，溥任热心祖国民族教育事业的高风亮节实为罕见。

   他作为市政协委员赴密云县视察民族教育，当即向古北口满回民族小学捐款。该校特聘溥任为名誉校长，并将此款设立“友之奖学金”，奖给品学兼优、家庭困难的学生；

   退休后的溥任投入研究清史。

   1997年他向北京市文史研究馆捐献了《清史稿》《十一朝东华录》等古今版本图书211册。

1998年再一次向西城区档案馆捐献了图书。在资助公益事业方面，溥任更是不遗余力，曾分别向希望工程、灾区人民和民族中小学捐款捐物，为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1998年，再次向古北口满回民族小学捐赠10万元。

溥任年逾八秩，淡泊名利，甘守清寒。他所居住的几间旧平房，年久失修，夏天漏雨，本来可以将书画所得用来修缮，他却将大量款项捐献给公益事业，宁愿同老伴靠本来不丰的退休金节俭度日。

他参加文史馆的活动，本来可以报销出租车费，可他总是尽量骑自行车，以便节省开支。平日，所用是花5元钱买来的旧式书包，穿的是花30元钱买来的处理夹克衫。他的这种俭以律己、厚心以济众的好品德，使周围的人深为感动。

2015年4月10日下午3时，97岁的溥任因病在南锣鼓巷旧宅去世。

4月16日上午10时，爱新觉罗·溥任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上百名爱新觉罗家族成员到现场悼念。

（十）爱新觉罗·善耆

　　爱新觉罗·善耆(读音为qí)，生于1866年3月15日，字艾堂，晚清贵族重臣，清朝十二家铁帽子王之一。

清太宗皇太极长子肃武亲王豪格后代，女间谍川岛芳子生父。

善耆从小习武，英武过人，有传闻说，他曾空手夺取过洋流氓的手枪。1887年，封二等镇国将军。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袭肃亲王爵。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光绪帝和慈禧太后从北京仓皇出逃，行抵大同时，慈禧命善耆回京，会同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办理善后事宜。

善耆回京不久，结识了在日军中担任翻译官的川岛浪速，两人相见恨晚，后来拜了把兄弟。善耆在川岛浪速等人支持下，根据日本警察法和北京城的现状，编成“巡捕队。

在庚子之变中，肃亲王府被八国联军一把火彻底烧毁。为了补偿肃亲王府的损失，朝廷将崇文门正监督这个肥缺给善耆以作补偿。崇文门监督是清代京师的税务总管，统管崇文税务总局及23个分局，负责征收出入京城的各种货税，是个人人垂涎的肥差。因有补偿之意，朝廷规定上缴税款由历年的30万两降为12万两，余下的尽可以收入善耆个人腰包。

偏偏善耆不领此情。就任伊始，他就大刀阔斧整顿官吏，严禁贪污受贿。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崇文门监督收纳的税金扣除支出后，竟高达60余万两，善耆自己没有留下一两，全额上缴了国库。

以往洋人带货入京不纳税，他改为一体纳税；以往商民入关由经济人包揽上税，从中抽厘，他改为官员直接验货收税，减去了中间盘剥的环节。

善耆这一举动无形中将他推到了某些权贵的对立面。未及多久，他就被庆亲王奕劻参奏弹劾，惨遭罢免。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4月，善耆再次出任工巡总局管理事务大臣，意气风发的善耆在其任职的1年零8个月的时间内，锐意革新，留下了不少可记录史册的成绩。

其中之一即是整修王府井大街。庚子年以前，王府井一带路面很窄，凹凸不平，常常是晴天一身灰，雨天两脚泥，街道两边的店铺很少。《辛丑条约》签订后，王府井南口的东交民巷成了使馆区。鉴于此地出入的洋人增多，善耆很快意识到此地潜在的巨大商业价值。

经他奏请，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2月，王府井大街路东建成了“东安市场”，随之，相继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许多店铺，而且街道也得到了拓展整修。当时京师呈现出新的气象。

善耆还明令在西珠市口内开设名为“文明茶院”的戏院，戏院楼上为女座，楼下为男座，取消了妇女不能进戏院观戏的禁律，在首善之区的北京，一时轰传。

善耆管理工巡局期间，出台了一篇用白话文撰写的禁止燃放鞭炮的告示，其中“正值年关，天气干燥，市民燃放鞭炮需严加注意”等字句，与今天我们告示中的用语可说是没有什么不同。

此事引起了京城《京话日报》的关注，认为善耆此举无疑推动了白话文的推广进程。善耆在工巡总局之外，设立中东西三个分局，建立起新式警察机构。

善耆担任民政部尚书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警政、户口、卫生、市政等方面的建设。

担任过北洋政府内务总长和安徽省长的许世英曾经在善耆手下主管京师治安。有一次，善耆的福晋不遵守交通规则，许世英责令罚银十元。但是许世英此举不但未获罪责，反而得到善耆的赞赏。

然而，善耆这些具有改革意义的作法在当时并不被认同。终于，在他提出撤销步军统领衙门的建议时，遭到了顽固守旧派的抵制和反对，唆使步军统领衙门的2万余官兵到庆亲王那儿控诉，善耆又一次被罢免。

1900年，善耆在担任崇文门税务衙门正监督（主要负责进京商品征税）时，他禁止官吏滥用职权，强行加税，要求一切按照规章办理，并严禁索贿和私吞税款。

善耆在担任理藩院尚书后，1906年春，他前往内外蒙古地区进行调研，了解民情、畜牧业情况以及工业、铁路、水利建设情况。

之后，其上书五事：“一联络蒙情折服蒙心，一训练蒙军，一劝谕蒙古兴学，一详勘蒙地矿产，一测绘蒙古地图。”他对蒙疆建设问题提出了利用闲置机器开发呢绒工厂、建设蒙疆铁路网等建议。

1907年，他担任民政部尚书，并以京师为试验田，建立了首批公厕，加强公共管理，成立了消防队、派出所，并在主要街区设立了巡警阁子。

并且，民政部还着手建立户籍制度，进行了初步的人口统计。此外，受日本学习院的启发，其在京师创办了“贵胄学堂”，招收京师富贵人家子弟接受正规的近代化学校教育，经费由国家拨给。

宣统二年（1910年），汪精卫秘密潜来北京，图谋刺杀溥仪的父亲、清王朝摄政王载沣。汪精卫行刺不成被捕，朝廷责成善耆负责审理此案。审案过程中，善耆看到汪精卫的手稿《革命之趋势》、《革命之决心》、《告别同志书》之后，感慨万分，遂有了不杀之意。

此外，善耆已经预感到清王朝的统治岌岌可危，认为此时杀几个革命党人无济于事，不如以怀柔手段对付之。

在其力促之下，汪精卫得到从轻发落，仅以“误解朝廷政策”之罪名，被判处永远监禁。不久，又得以释放。汪精卫入狱期间，善耆多次到狱中看望他，想借机做汪的思想工作，希望能为己所用。但结果是，两人的谈话每次都如一场辩论赛，二人旗鼓相当，谁也说服不了谁。

善耆私下里与人半是玩笑半认真地说：“如果不是出生在王族，我早就加入革命党反叛朝廷了。”而汪精卫见善耆谈吐文雅，远见卓识，非一般愚钝无能的昏官污吏所能比，也生敬佩之心。后来，人们问起汪精卫对善耆的印象时，汪精卫只评价了一句：“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

肃亲王善耆在宣统三年（1911年）10月，张绍曾和蓝天蔚在滦州发动“兵谏”，清廷被迫下罪己诏，宣布解除党禁、特赦“国事犯”。乘此机会，善耆建议清廷释放汪精卫。

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清王朝的统治陷入土崩瓦解的状况。

民国元年（1912年）1月12日，善耆与良弼、溥伟、铁良等组织“君主立宪维持会”（俗称“宗社党”），反对南北议和与清帝逊位；1月19日，宗社党发布宣言，主张罢黜袁世凯，组建“战时皇族内阁”，由铁良任总司令，组织忠于清室的军队与革命军决战。

1月17日，清廷召开御前会议，讨论溥仪退位事，宗室溥伟竭力反对。1月26日，良弼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伤，两日后死亡，宗社党解散。

同年2月，溥仪退位，清朝灭亡。在川岛浪速的怂恿下，2月6日，善耆携家人逃到旅顺，继续为复辟清朝而努力。来到旅顺后，善耆死心塌地投入日本人怀抱，鼓吹“中日提携”。7月，日本明治天皇去世举行大丧时，他竟以清室贵胄之尊，身着丧服，斋戒素食，为其服丧三天。

民国三年（1914年）元旦，日本大正天皇即位，他冒着刺骨的寒风登上旅顺白玉山，拜谒日本侵华将士的亡灵。

为拉近与川岛浪速的关系，他还将年仅六岁的十四女金壁辉（即川岛芳子）送给川岛当养女。每逢川岛来拜访，他必带领全家老小到家门口排队等候，亲自上去拥抱迎接，还让最年轻的侧妃陪着川岛浪速畅饮。

善耆于民国元年（1912年）6月开始，全力组织“勤王军”来配合日本政府策动的“满蒙独立运动”。

第一次，善耆准备在民国元年（1912年）9月20日起事。他将购买的大批军火伪装成农具，由公主岭运往内蒙古。可就在这批军火运抵郑家屯附近时，被吴俊升的军队截获，47辆大车全部被收缴。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就这样胎死腹中。

民国四年（1915年），袁世凯称帝，善耆认为复辟的时机成熟了，便开始紧锣密鼓地活动。他的计划是：由辽宁千山的部队点起讨袁烽火，与巴布扎布的蒙古军队合力拿下北京，建立一个“包括内外蒙古、满洲三省和华北为一体”的大王国，然后请溥仪即位。

为了计划成功，善耆动用了全部家财，把自己所有的农田、森林、金矿、牧场、煤矿都抵押了出去，向日本财阀大仓喜八郎借款100万元，他用这笔经费，招募了大量土匪，进行军事训练，磨刀霍霍，踌躇满志。

正当善耆以为复辟指日可待时，袁世凯暴毙，“扶清讨袁”的口号已经失去意义。日本人为了避免引起中国人的反感，开始压制善耆，不让其轻举妄动，“满蒙独立运动”再告失败。这次失败，不仅让善耆的精神备受打击，也导致其倾家荡产，失去了东山再起的财力。

此后，善耆深感复辟无望，便把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他不许子女作中国的官，也不许为中国的民。到旅顺后，他把38个子女（男21、女17）陆续都送去国外，除3个儿子分别去了英国、德国、比利时，其余全部进了日本学校。

当他一个女儿在日本出嫁时，他特地在陪嫁中添进一套日本和服，告诫其不可忘记日本的恩情，牢记将来与日本提携之事。

民国十一年（1922年）2月27日，善耆因抑郁成疾，在旅顺不治而亡，终年56岁。

（十一）爱新觉罗·显玗（又名：金壁辉、川岛芳子）

　　爱新觉罗·显玗（川岛芳子1906年5月24日—1948年3月），汉名金碧辉，日本间谍，汉奸。清朝和硕肃亲王善耆第十四女。民国元年（1912年）清朝灭亡，善耆欲借日本之力复国，将女儿显玗送给川岛浪速做养女。

1913年，六岁的显玗更名川岛芳子，随养父川岛浪速前往日本，进入松本高等女子学校接受严格的军国主义教育，并从川岛浪速那里接受到政治、军事、情报等多方面训练。

长大后的川岛芳子思想举止已日本化，且容貌清秀，亭亭玉立，但此后的遭遇却极为不幸，甚至令她终其一生都无法忘记所受到的凌辱。她曾为此亲笔写下一首《辞世诗》：“有家不得归，有泪无处垂，有法不公正，有冤诉向谁。”

第一个让川岛芳子动心的是少尉山家亨，但两人的爱情没有实质进展，很快一个思想极右的岩田爱之助步入川岛芳子的视线。

他是“兴亚主义”的拥护者，主张日本立即发兵中国占领东北，利用东北的资源“振兴大东亚”。岩田爱之助与川岛芳子之间的交往“理性”多于爱慕，他们谈论的话题不是风花雪月，而是严肃的政治国事。岩田爱之助常以思想指导者的面目出现在川岛芳子面前而不是情人。

   出人意料的是，年近花甲的养父川岛浪速在此时对芳子生出淫念。他曾对芳子的哥哥爱新觉罗·宪立说：“你父亲肃亲王是位仁者，我是个勇者。我想如将仁者和勇者的血液结合在一起，所生的孩子必然是仁勇兼备。”他希望宪立同意他娶川岛芳子为妾。

   1924年，17岁的川岛芳子被养父强暴。悲愤异常的她在手记里控诉道：“大正13年10月6日，我永远清算了女性！”次日她头梳日本式发髻，身穿底摆带花和服，拍了张少女诀别照，从此剪了个男式分头，与女性身份彻底“诀别”。

   川岛芳子的少年时期充满灰色与压抑，极端的军国主义思想以及被养父强暴的经历让这个本该是明眸玉肤、出水芙蓉的皇室公主变得性格乖张、放荡不羁，甚至在上课时会溜出学校扬鞭策马，逐渐形成了有些畸形甚至疯狂的性格。

川岛芳子长大后时常女扮男装，痴迷于各类激烈的“男性运动”（如骑马、击剑、射击等），认为这样做是“永远解脱了女性”。

   1924年10月，岩田爱之助准备向川岛芳子求婚，然而芳子的情绪变得暴躁，她多次向岩田爱之助表示：“我不想活了，我应该了此一生。”岩田爱之助见芳子心情不好，起初时常陪伴在侧为她排忧解闷。

但时间久了，岩田爱之助开始不耐烦，他生气了，对川岛芳子怒示，如果她想死就去死，随后将上膛的手枪放在她面前。之后的情景出乎意料，川岛芳子竟毫不犹豫拿起手枪对准自己扣动扳机，全家顿时乱作一团，幸好最终抢救及时，子弹穿过左肋而没有危及生命。

事发数日后，芳子向亲人控诉了川岛浪速的无耻行径，把川岛浪速奸污自己的事公之于众。此时芳子的生父肃亲王已辞世，哥哥爱新觉罗·宪开和弟弟爱新觉罗·宪东也寄养在川岛家，他们决定写信给国内的兄长爱新觉罗·宪立询问对策。然而宪立接到信后却急忙表示：“现在决不能和川岛浪速公开决裂，希望妹妹一定鼓起勇气生活下去。川岛浪速会做适当反省，设法解决已经发生的事。”

果然川岛浪速为帮助芳子尽快恢复健康，将其送到鹿儿岛暂住。此后送进了东京陆军士官学校，离开了川岛家。家中只剩下川岛浪速、宪东和仆人。然而宪东面对这个伪善的长者充满怨怼，川岛浪速也倍觉尴尬而不愿继续抚养宪东，于是将其送回中国旅顺上学。就这样，宪东摆脱了川岛的控制，为日后加入革命队列埋下伏笔。

川岛芳子在鹿儿岛过着表面宁静却内心凄苦的日子，她不断给兄长宪立写信寻求解脱。宪立只得言语安慰，鼓励她活下去，要忘记伤心事多憧憬未来，牢记父王遗志。

1924年11月，冯玉祥将溥仪赶出紫禁城，宣布废除清朝皇帝尊号以及皇室优待条例，清朝宗室人心惶惶。

此刻的日本政府对中国的政局动荡，特别是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感到十分焦虑和恐慌，而日本国内则发生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帝国政府急欲摆脱困境，转移国内视线和压力，开始伺机对中国下手。

1927年7月7日，田中义一在首相官邸召开“东方会议”，公开发表《对华政策纲领》。会议结束后，田中义一拟定《对满蒙积极政策》奏折，开始将目光投向中国东北，这就是众所周知的《田中奏折》。

川岛浪速闻讯欢呼雀跃，他的满蒙独立理念失败多年后再见曙光，这次将得到日本政界和军界的公开支持。他立即采取行动在大连设立办事处，继续加强同善耆一家人的紧密联系，因为他需要依靠大连露天市场的收益，那里是关东厅划拨给肃亲王的土地。

1927年夏，川岛芳子断然拒绝回到川岛浪速身边，只身返回中国，改汉名金碧辉。不久后，川岛芳子依从父亲善耆的满蒙联合匡复清廷遗训，在旅顺与蒙古王族结婚。但仅仅三年之后，性格乖张不羁的川岛芳子就选择了叛逃，转而接近日本关东军。

1931年，日军伺机发动侵华事变，川岛芳子受日本驱遣开始从事间谍活动。此时东北已掀起排日运动，面对中国人民的抗日大潮，日军建立“满洲青年联盟”作为应付民间反日运动的机构，由一批狂热的日本青年和卖国汉奸组成，企图挑起事端为日本入侵东北制造借口。作为骨干青年的川岛芳子很快被派往大连负责调度运动，在她的影响下这个组织逐渐发展成专业窃取中国情报的得力团体，使关东军掌握了大量有关张学良部军的驻兵情况，为事变爆发作了大量谍报工作。

9月18日，日军发动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开始侵占中国东北。

10月上旬，川岛芳子奉田中隆吉之命赶到奉天，投到关东军高级参谋的指挥之下。此时的川岛芳子不仅能熟练使用中日两国语言，而且田中为把她培养成一个出色的间谍而“倾尽全力”，教她说简单英语，加上芳子清室公主的招牌，成为日军不可多得的骨干分子。得到日军信任的川岛芳子不负田中将军所望，为日军稳定人心、与各国租界修好出了大力。

此时日本正密谋拥立清废帝爱新觉罗·溥仪，暗中将溥仪从天津静园弄到旅顺大和旅馆，为建立傀儡政权满洲国做准备。

由于出逃匆忙，溥仪的皇后婉容（秋鸿皇后）仍留在天津。但为完成建国，日军必须设法将婉容接到满洲。川岛芳子很快被日军相中。由于她在皇姑屯事件、“满洲青年联盟”、九一八事变等一系列重大活动中的“上佳表现”，以及其爱新觉罗家族成员的身份，川岛芳子最终被确定为转移婉容的执行者。

1931年11月，脸搽脂粉、唇涂口红，打扮冶艳的川岛芳子来到婉容居所，身边还带着一个男扮女装的随从。

几天后静园放出风来，说肃亲王十四格格的朋友不幸病逝，需把棺材运出。就这样，载着婉容的棺材堂而皇之地运出静园，一路畅通无阻抵达旅顺。事后婉容对这次冒险深感满意，于是将母亲遗留下的翡翠耳坠赠于川岛芳子。

由于川岛芳子巧施妙计，为帝后团圆、创建伪满洲国立下“汗马功劳”，日本关东军特别嘉奖川岛芳子，授其陆军少佐军衔。这之后川岛芳子春风得意，不仅与日本军部取得更为牢固的联系，还得以从一些旧财阀和满清遗老手中筹集军饷，并很快向八方伸手，在满洲旗人中物色男丁充当兵卒，为日后成为安国军总司令捞足资本。

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川岛芳子在“新京”（长春）被任命为伪满洲国女官长。

1933年，川岛芳子正式被任命为伪满洲国“安国军总司令”，“安国军”则被宣传为“由满洲公主带领的满洲国义勇军。”

在皇姑屯事件中，成功炸死张作霖；在上海兴风作浪，煽动起一二八事变；成功将婉容偷运到大连，协助伪满洲国建国。川岛芳子被日本军称赞为“可抵一个精锐的装甲师团”。

东条英机上台后，日本与中国的战争全面爆发，但同时太平洋战争使日本在兵源、物资上陷于捉襟见肘的困窘境地，他希望暂与国民政府和谈。

此时闲居在东京的川岛芳子认为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打电话给东条夫人胜子说：“有件重要事情请一定转达东条阁下。关于蒋介石军队方面，有许多将军是我熟人，我一定会使日中和谈早日实现。”

胜子把川岛芳子的意思传达给东条英机，东条听后脸色立变，对妻子说：“日本还没落到非这种女人不可的地步。”

但实际上，东条为川岛芳子掌握消息的快和准感到吃惊。思忖再三，东条向北京宪兵司令田宫中佐发电，令他保护川岛芳子的安全，并将跃跃欲试的川岛芳子派到北京，让她以东兴楼饭庄女老板的身份与国民党在京要员广泛接触，搜集有关和谈动向的情报。

川岛芳子很快以美色和手腕把田宫中佐“俘虏”，有条不紊地开始着手和谈事宜。

川岛芳子首先利用自己庆生机会大事铺张，遍请在京朝野名流，当中包括华北政务委员会情报局局长官翼贤、常来华北的邢士廉、满洲国实业部长张燕卿、三六九画报社社长朱书绅等知名人士，以及日满大使馆的参赞和不少梨园名人。宴会开始不久，川岛芳子就差人抬来一块刻着“祝川岛芳子生日快乐北支那方面军司令多田骏”的银色大匾，震慑在场人员。此后川岛芳子又通过汉奸周佛海、陈公博等人与蒋介石的红人——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搭上线，为此川岛芳子将日本在南京政府安插的特务分布网及北平谍报人员名单送给戴笠。戴笠早就仰慕川岛芳子的才华，对她在上海“1·28”事变中左右逢源、“胸怀大局”的超级间谍风范十分佩服。于是戴笠欣然同意合作，并派亲信唐贤秋扮作北京大药商行的老板与川岛芳子磋商。但后来由于日军进攻缅甸，陷中国远征军于绝境，这种接触暂时中断。

由于形势急转直下，国民党与日军秘密达成了“和平相处，共同剿共”的协议，川岛芳子在不知不觉中又被日本军部遗忘。

面对日益枯竭的活动费用，川岛芳子决定重新换上“金碧辉司令”的招牌，以便招摇过市骗取钱财。

她在田宫中佐的帮助下网罗了二十几个杀手，时常穿着镶有大将军衔的服装出入公共场合，专门看准有钱的士绅和名旦下手。

但是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在太平洋战场和东南亚战区的节节败退，这位权柄炙手的“东方魔女”只能逞得一时落日余辉，在挣扎和孤寂中等待着历史的惩罚。

   1945年，日军战败投降，伪满洲国随之覆灭，清朝宗室的复辟梦彻底粉碎。同年十月，川岛芳子在北平东四九条胡同私宅被军统特工张霈芝逮捕，并以汉奸罪提起公诉。

川岛芳子受审

　1947年10月15日，华北高等法院对川岛芳子举行公审，围观者达3000人，审判厅里里外外都挤满了人，于是法官草草问了一下，半小时便宣布退庭。

第二天再次开庭，看热闹的人竟来了5000人，法庭根本无法开庭。再过了一天，法院换了一个审判庭，仅通知媒体参加旁听，才把审判进行了下去。主审法官为吴盛涵，检察官为贾秉铨。审判从下午1点50分开始到4点10分结束，全过程为2小时20分钟。

1947年10月22日上午11点，河北省高等法院在第一监狱再次开庭，由吴盛涵法官宣布：审判终结，金碧辉（川岛芳子）被判处死刑。

判处死刑的主要理由是：

一、被告自称为中国血统，日本国籍。其父肃亲王为中国国民，金碧辉当然为中国人。

二、是“一·二八”的主要策划者。

三、“九一八”事变后，参加关东军，帮日本人偷渡伪满洲国皇后婉容，任“安国军司令”，残害百姓……。

当时川岛芳子唯一的救命稻草便是证明自己是日本国籍。与芳子同样有名的有一个大名鼎鼎的女歌手叫李香兰。当时国人皆曰可杀，但有着中国名字的李香兰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日本人，最后被遣返回国。

于是，川岛芳子在狱中不停地写信给当时已经年过八旬的川岛浪速：第一是要他帮自己修改年龄，将她的出生日期改在1916年，这么一来，“九一八”事变时她不过15岁，许多事情她都不可能参与。但芳子出生在满清王爷家里，谱牒上的出生年月记载得清清楚楚，减去10岁根本没有可能。

芳子一计不成，又生一计。

说1906年她的父亲肃亲王与四侧妃是在日本生下她的，因此她是日本人。

然而，善耆是清王朝的重要大臣，出不出洋，何时出洋均有明确记载，自然无法篡改。

于是她就只好在自己送给川岛浪速当养女时，即已加入日本国籍上做文章。她在狱中多次写信给浪速，希望浪速为自己佐证，然而此时的川岛芳子已毫无利用价值，川岛浪速不胜其烦，终于复了封长信，称：“你认我作干爹的所有户籍资料，都在关东大地震引发的火灾中烧毁了，我好不容易拿到的，是现在的乡村组织出具你何时来我家的目击证明……”

这等于是一页废纸，川岛芳子彻底绝望了。

1948年3月，川岛芳子以汉奸、间谍罪被处决。

（十二）爱新觉罗·显琦

爱新觉罗·显琦（又名：金默玉）

　　爱新觉罗·显琦（又名：金默玉）1918年9月14日生于辽宁省旅顺市，是清末八大亲王之一的肃亲王爱新觉罗·善耆最小的女儿，川岛芳子的妹妹，也是现代书画篆刻艺术家、美术教育家马万里（著名花鸟画家马万里（1904–1979））的第三任妻子。

金默玉年仅4岁时父母双亡，由同父异母的三位姐姐抚养长大。

1927年，金默玉在旅顺第一次见到了同父同母的姐姐川岛芳子。13岁时东渡日本东京读书。大学就读于“东京女子学习院”英文系。

1941年，因战争中断学业回到北平 。

1948年哥哥离开北平，只留给金默玉100块钱，为了维持一家9口人生计，她只能开始陆续变卖家中物品。

1952年，在香港的大哥给金默玉寄来了一笔钱，她在自家院子里开了间西餐厅，结果没人上门。

当时剧作家吴祖光却是喜欢金默玉的西餐厅，几乎当成了食堂，随后他向金默玉提议，不要卖西餐，改做川菜。

后来金默玉改开四川饭馆（“益康食堂”），北京当时有40万四川人，这家四川饭馆一下子火了起来。金默玉开了四川饭馆，生意不错 ，吃穿不再发愁。

1954年，金默玉的饭馆被公私合营，她成为中央编译社的一名职员，每月拿60元工资，开心得哼起了小曲。同年，36岁的金默玉与花鸟画家马万里结婚。

1958年2月初的一个傍晚，十几名警察突然闯进金默玉家里，宣告她被捕了。告发人是店里一位常客的女儿。

一开始，她以为只是调查几天就可以回去，因为问的都是她在海外的哥哥的情况。3个月后，她被押送到劳改队。

6年后，正在干活的金默玉被队长叫进办公室，告知经过审查决定判处她有期徒刑15年。

唯一的罪名就是她的出身：肃亲王的女儿，特务川岛芳子的妹妹。随后她被带到秦城监狱开始服刑。

1966年，为了不连累马万里（两人无子女），金默玉在监狱中申请了离婚，她决定独自度过漫长的刑期。

还好这十几年，没有让她毫无收获。在监狱的时候，她帮助别的犯人写材料，听到许多她从前想象不到的故事：一个妈妈为了保住祖传的房产，失手把儿子打死了；一个无辜的女学生被认定成杀人犯。她想，如果大家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人对人的理解就不会这么简单和浅薄。从那时起，她一直想办一所学校。

1973年，刑满释放的金默玉来到天津茶淀农场，成为一名农场工人。她第一回与泥土打交道。她开始熟悉扁担、筐、铁锹、锄头等农具，了解麦秧和草的区别，看到了自己吃的、穿的是怎样得来的。

她感到农场的生活很新鲜，每天都有新的收获。她说:“初到农场挑物，自己连一根扁担也不会拿，但我好胜，总想人家能做到，我也能做到。她每天的工作是和人用筐抬100多斤重的猪粪，在冰冷刺骨的泥塘中割芦苇，拿铁锹把葡萄藤埋在土下等。

在天津茶淀农场，经人介绍，认识了农场的技术员上海人施有为，他对金默玉郑重表示：我没钱，也是穷人，你的出身我知道，没关系的。听了施有为的朴素话语，金默玉很快答应了他的求婚。施有为向农场的几个单身汉借了120元钱，简简单单地把婚礼办了。结婚时，金默玉57岁，施有为56 岁。婚后亦未生育，无亲生子女。

施有为对金默玉照顾得非常好，结婚那天，他把家里刷成了金默玉最喜欢的绿色。金默玉说了一两次自己爱吃鸡蛋，他就一直给她煮鸡蛋。平反回北京之后，作家吴越去金默玉家中看望，发现“施有为承担了全部的家务，像一位男保姆”。

1976年，金默玉跟丈夫回上海探亲时病倒了。X光片显示，她的脊椎有9节都坏了，病历上写着“脊椎骨质增生、骨髓炎、腰肌劳损”。农场给她办了病退，每月工资降至19元2角，“连吸烟的钱都不够”，何况还要给婆婆寄钱。吸烟，是金默玉在监狱里养成的习惯，“腰疼得受不了，或者累得撑不住，我就吸烟，后来一天能吸一包。

1979年，金默玉给邓小平写了封信，表明想有份工作。

不久金默玉等来了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平反通知书。

金默玉终于成为北京街头市民中最普通的一分子。金默玉平反后于同年底回到北京，她丈夫施有为不久也来到北京。

1980年，她被聘为北京文史研究馆馆员。入馆后她被分配在翻译组。不久，她又分到一套二居室的房子。时隔23年，她又一次拥有一个家。

金默玉平反后开始自由地和许多同学通信。

1982年10月1日，小坂且子、福冈百合子、武久慕子等朋友以学习院同窗的名义邀请她访日。

自从重访日本后，金默玉看到战后日本的经济腾飞和文化发展，深有感触。

她想，中日两国人民一衣带水，应当永远友好下去。而这一千秋大业必须从儿童抓起，创办儿童日语班的想法由此逐渐确立。

金默玉办学的想法得到北京市文史研究馆和中日友好协会的支持，而且在日本经新闻界报道后，还得到了她的同学、朋友和社会各界人士的慨助，其中一位退休教授向她捐赠10万日币。

同时，金默玉与丈夫将家中所有的存款全部拿出来，购买了书桌、教材等学习用品课桌、教材、玩具等学习用品及租借房子。

1992年2月，金默玉的爱心儿童日语班正式开学了。 “爱心”暗喻“爱新”，表明她是爱新觉罗家族中的一员，又表明她在晚年为培养儿童的日语能力而奉献自己的爱心。

为了把“班”办成学校，从1993年起，金默玉在日本和北京之间奔波了数年，动用了同学、朋友、亲戚等一切关系，四处演讲，终于筹足了办学经费。

1996年5月，位于河北廊坊市开发区的爱心日语培训学校正式挂牌。据有关部门确认，该校是当时中国设施最齐全的民办日语专修学校。

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金默玉的爱心日语培训学校的基础上，建起了廊坊东方大学城。

金默玉还积极参与东方大学城的筹建工作，2000年9月新兴东方大学城正式开学，近万名大学生人校学习。金默玉任副董事长。

金默玉一生坎坷，但她十分爱国，晚年致力于中日文化交流。

2007年，金默玉接受了凤凰卫视《鲁豫有约》栏目的专访。“她的奇不仅仅是她的身份和身世，而是在于她那令人称奇的心态和性格。80多岁的老人历经一生磨难仍保持豁达、开朗。她的一生大起大落，甚至在人们看来是悲剧人生，但从她嘴里娓娓道来却变成一场喜剧：家庭变故、牢狱之灾、文革磨难、婚姻变故、疾病缠身......一切的悲情与苦难在她口中变为欢快的闹剧。生活给了她苦难，她却微笑着一一化解，保持着童真与乐观。如她自己所说：人的生活中有"喜怒哀乐"。但"怒"和"哀"应该放在心里，只有"喜"和"乐"才拿出来与人分享，让别人开心，人生就是这样。（《鲁豫有约》栏目 评）

2000年9月金默玉被日本静冈县日本A.C.C.国际文化交流学院聘为客座教授。

北京东方研修学院是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于2002年批准成立的一所优质民办高校，创办者是北京外企服务集团总裁、金默玉女士。2008年，接受了《世纪》杂志的专访。

金默玉一生无亲生子女。1948—1949 年间，金默玉的兄长（金宪立等）赴香港，留下6 个子女（大哥 4 个、二哥 2 个），由她独立抚养长大，直至他们成年。

2014年金默玉在北京因心脏病逝世，享年9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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