棣花古镇，在贾平凹的笔墨里

水果阿兰（美篇内无事不私信）

知道商州，是因为一本书；来到商州，是为寻一本书的根。

《商州》的墨迹将我引至此地。

放下行囊，便与先生商议：“既已到了贾平凹笔墨的源头，那个叫棣花的古镇，是非去不可的。那里不止是他的出生地，更该是《丑石》《秦腔》里所有故事的故乡。”

初到商州，是在一个云层低垂的下午，天阴沉着脸，预报说夜雨将至。

翌日清晨，窗外果然还悬着细密的雨帘。

我们撑伞步入古镇，青石板路被洗得发亮，四下里人迹稀疏，店铺多闭着门——这倒成全了我们。

一场雨，仿佛为我们按下了古镇的静音键，天地间只剩雨声、脚步声，和一份得以从容贴近文学呼吸的安宁。

沿着湿漉漉的石板路漫溯在贾平凹文学艺术馆内一转角处，忽见一块刻着《丑石》的木牌，木牌的前面一块大石头大概就是贾平凹散文中写的丑石吧。

牌子上的文字，像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我与这片土地的精神联结。

原来，古镇的每一块砖、每一缕风，都曾在他的笔下苏醒过。

它静静立在一角，短短几行介绍，却像一记温柔的叩问，瞬间撞开了我与此地之间那层看不见的隔膜。

这镇上的风物，早已在他的文字里活过了一遍。

古镇的每一块砖、每一缕风，都曾在他的笔下苏醒过。

贾平凹旧居，文字的根须。

“贾平凹文学艺术馆”，灰砖青瓦的院落静默如旧。木门吱呀推开，仿佛闯入他的童年。

墙角的竹篱、檐下的红灯笼、案头堆叠的著作，连空气里都飘着墨香与乡土气。

展厅里，有他的手稿、旧照片、获奖证书静静陈列，而最动人的，是那本翻开的《秦腔》，书页间夹着的棣花泥土，仿佛在诉说作家与故乡的血肉联系。

旧居的庭院里，一块菜地被修理得整整齐齐，一位中年妇女正侍弄菜畦，她手中的葱蒜带着新鲜土气。

看她很平和的样子，我斗胆上前问道：“您是贾老师的家人吧？”

管贾平凹叫贾老师，她可能不习惯，我又说贾先生，她还是像没听懂似的，我再说老贾，她一下子就听懂了。

笑着回答：“是的，我是他的家人。”

“那您是他很亲近的家人吧？”她笑着点点头，我没有好意思再继续问下去，看那样子好像是贾平凹的妹妹，因为他们俩长得有点像。

“您在这就负责看家护院？”

她笑了笑说是。

话语不多，却给人一种很好接近的感觉，她一直在微笑着回答我所提的问题。

她说：“老贾小时候，也常在这样的地里帮衬。” 菜畦旁的墙，还留着他少年时涂鸦的痕迹——原来，文学的萌芽，早已扎根在这烟火人间。

古镇风物，被文字点亮的日常。

离开旧居，漫步古镇街巷，每一步仿佛都踩着贾平凹的文字节奏：

宋金桥，石拱桥横跨水面，桥身斑驳如岁月褶皱，桥栏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红字，与桥下流水交相呼映。

站在桥上，仿佛看见他笔下的“商州往事”随波荡漾——这里曾是宋金交战的前沿，如今却成了文化交融的纽带。

和谈厅，古色古香的木构建筑，匾额“和谈厅”三字苍劲。

推门而入，厅内的桌椅、陈设，似还留着当年谈判的余温。

历史的厚重与文学的轻盈，在此奇妙碰撞。

青砖墙缝里的苔草、屋檐下垂落的红椒、老人坐在门槛上晒暖的身影……这些细节，都被贾平凹写进《商州三录》和《浮躁》里，如今亲见，才懂“故乡的一切，都是文学的素材。

小镇里，每家的商铺门口都有一块小黑板，上面用粉笔写的该店内特色美食的名称和价格，那隽秀的字体，一看就是有点儿文化的人写的。

我跟先生说：“你看每家门口挂着的黑板上写的菜单的字都挺好看的。”

他说：“当然了，这里有一个大文人，乡亲们耳濡目染，各个都有两笔刷子。”

当我们再次驻足《丑石》的木牌前，读那句“是的，丑到极处，便是美到极处”。

古镇本身，何尝不是一块“丑石”？它不似江南水乡的柔媚，没有徽派建筑的精巧，却以粗粝的黄土、古朴的砖瓦、厚重的秦腔，在岁月里沉淀出独特的美。

就像贾平凹的文字，初看平实甚至“笨拙”，细品却有直抵人心的力量。

这块“丑石”，承载着商州的历史（宋金对峙、古镇兴衰），也孕育了文学的传奇（贾平凹的崛起）。

它告诉我们：故乡的美，不在皮囊，而在骨血里的坚韧与真实。

暮色渐浓，古镇的灯笼次第亮起，暖光映着青石板，恍若贾平凹笔下的“暖色”。

我揣着一颗被文字与烟火浸润的心离开，明白棣花古镇不止是一个旅游地，更是一个“文学的原乡”——它让我们懂得，故乡是作家的根，也是每个游子精神的原乡。

下次再来，或许会带着一本《贾平凹散文集》，在宋金桥边读，在旧居庭院读，让文字与土地，在灵魂里再次共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