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来了知识青年

施建邦

　　清明节前后是家乡一年中最好的时节之一。这时的田野已被绿色覆盖，二寸高的麦苗绿了，地埂旁的小草也绿了。那些不知名的花，红黄紫白芬芳，五彩缤纷。果树的叶子油绿，杨树的叶子也油绿。榆钱树长出了翠绿的榆钱，风一吹，数不清的榆钱飘落下来，一个个圆圆的，像古代的钱币。杨树叶发出沙沙的响声，垂柳在微风中轻摇。杏花、桃花、梨花等相继绽放。这其中，开的最早的是杏花，开的最晚的是槐花，最香的也是槐花。

天上的燕子，闪电般的飞舞，发出尖尖的叫声。一群群麻雀，不时的落在地下，落在树上，叫个不停……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毛主席的指示，像四月的春风，既触动了城镇，也涉及了乡村。

1975年春，大队来了第一批知识青年，他们是刘新、李子明、杨党生、刘翠英、张开萍、周红月，再后来的第二批、第三批又来了柏文辉、迟民成、李泉、赵翠玲。他们的到来，给相对落后封闭的乡村输入了新鲜血液，也带来了朝气与活力。

最初，知青们住在大队部宅院内。大队部是一个四合院，院内除南面外，其余东、西、北均有房屋。东面是宅院大门、合作医疗卫生所、卫生所药材库房。西南角是厕所，以及药材库房，院内维一的一棵大（软儿）梨树生长在厕所与药材库房间。弯曲的树枝斜搭在院墙和药材库房顶，是我们翻越院墙、攀爬屋顶的好支架。北面分别依次是知青厨房、知青临时宿舍、大队部办公室、大队部各种用品库房。

　　因大队部在自己所在生产队六队，知青们也在六队参加劳动，与社员们一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并在六队记工分，参加年终分红。再后来，大队又为知青们在队上修建了知青点，他们有了独立的宿舍、厨房、院场。

因知青点与家宅相邻，又在一起劳动，一来二往，大家由陌生到熟悉，由不了解到了解。特别是逢雨天闲暇和冬季落雪，大家聚在一齐，你讲城里的故事，我说农村的见闻，还利用休息时间垒土坯、找水泥、拣钢筋，一齐动手在知青院中搭建了乒乓球台。

　　1975年“小暑”过后，田间小麦一片片、一块块渐渐的由绿变黄，再过了几天，就完全黄了。在骄阳的照射下，田间不时传来麦穗干裂的爆响声，轻轻的在这响、在那响，摧促着人们赶快收割，赶快拉运。

在麦穗轻轻的炸响声中，自己也迎来了学生时代的最后一个暑假，第一次与男知青们去小川参加劳动。在那里，大家同吃一锅饭，同住一孔连腰身也支不起的土窑洞；同时下地，同时收工。今天在这个山头的谷地锄草，明天在那个沟底的糜地锄草，有疲劳，有快乐。如遇雨天，就在低矮的窑洞中打扑克、吹口琴……还第一次品尝了杨党生母亲从兰州带来的腌榨菜，是那样的咸，那样的辣。

李子明口中的《三套车》“冰雪覆盖着伏尔加河”、刘翠英善唱的《榕树下》“风吹榕树沙沙响”在他们的小院上空回荡。青年人特有的共鸣和共同的劳动，逐渐拉近了我们的距离。夏天共同去水库游泳，冬天一齐去河滩溜冰。特别是秋天果梨成熟时节，每逢他们回家，都要与他们借夜色掩护去偷摘一些队上的苹果梨子，供他们作为回家的礼物。

　　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与知青们接触愈多，跳出农村的想法也越来越迫切。经常想，我们生在一片蓝天下，长在同时代，均是同龄人，他们锻炼几年就可以进城，未来的生活一片阳光，而我们这些出生在农村的人，就只有永远面朝黄土背朝天。

自己暗下决心，有机会一定要跳出农门。

通过三年多交往，与知青中的刘新、杨党生、刘翠英、柏文辉等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无论在生产队务农，还是在新疆部队服役，以及后来调兰州军区空军机关，一直与他们保持书信联系和友好往来。有时还利用探家看望他们，有时利用节日互相走动。直到现在，仍然与已在珠海定居的刘新保持联系。电话聊天时，还经常谈起他们当年插队的许多往事，相邀相约去珠海，来兰州，来成都。逢年过节和时鲜水果上市，有时他给我寄点广式月饼和茶叶，我给他寄点家乡的大巴梨、玫瑰花、玫瑰苗。

　　知青对于“八零后”、“九零后”、“零零后”，以及将来的后人，可能是一个陌生而又远去的名词。以至于对知青们当年的生活、知青们的故事不了解不清楚，既不知道他们当时的现实意义，也不知道后来的深远意义。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特殊历史为一代青年提供的一条特殊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有宝贵青春的荒废，有美好理想的破灭，有生活信心的动摇，更有一代知识青年的奋斗业绩。

“知青”二字已不再是单纯字面上的含义，而是那段特殊经历赋予他们的一种特殊“资格”。

今天，回望历史，回顾与村上知识青年相处的诸多往事，他们的身影仍然历历在目……

2026年5月4日 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