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少将曾生将军 赋🌲

金其伟

昵 称:金 其 伟

美篇号:4962919

图 曲:网络致谢

粤岭钟灵，鹏川毓穹；惠阳孕秀，豪杰蜚声。生逢浊世，国破尘横；志擎霄汉，心昭日明。少怀匡济之思，早砺坚贞之性；长抱安邦之略，久怀济世之情 。

岂无乱世烽烟，漫卷南溟之雾；岂无倭奴铁马，横驰五岭之程。山河破碎，谁扶社稷倾颓；黎庶流离，孰挽苍生命窘。将军奋起东江，振戈扫秽；孤悬敌后砺锋，聚旅安瀛 。

四言铺景，六句敷荣；骈俪错落，散韵相萦。蹈沧海以扬旌，越层峦而斩狞；聚海疆之义士，集乡野之骁英。建游击雄师，威扬百越；立东江劲旅，名震寰瀛。千阵鏖兵，势如奔霆裂昊；万回血战，气若长虹贯穹 。

摧狂寇如摧枯木，破凶顽似破坚冰；守疆隅以安黔首，复故土以靖沧溟。策驰千里，谋藏万形；功昭竹帛，德润苍生。受降粤甸，膺元帅之殊荣；列爵军阶，膺少将之嘉名 。

尔乃戡定烽尘，肃清边圹；镇抚南疆，绥宁海坰。掌藩垣之枢要，理邦国之庶政；司舟航之远略，拓水陆之通程。历坎坷而初心不改，经霜雪而素志弥恒；蒙幽囚而丹心不泯，历艰屯而浩气长存 。

观夫一世峥嵘，半生驰骋；勋高万古，誉满千城。如松凝翠，傲岁寒而常青；如玉含光，历尘嚣而愈莹。试问千秋青史，几多将帅留馨；漫言百代风云，孰似将军忠耿。

岂不闻勋业无穷，何须炫耀功名；岂不闻丹心不朽，何必矜夸荣宠。守赤诚以奉家国，秉清操以顺舆情；崇谦慎而戒骄奢，尚笃行而轻浮盈。

粤稽往哲，勋耀鸿穹；仰兹英魄，德耀沧瀛。山河永记东江壮节，日月长铭南国忠灵；风骨长存青嶂峻节，精神永驻碧霄长明。垂范千秋，警后世以修身砺行；流芳百代，励来人以报国竭诚。

敦俭去奢，戒骄守正；崇公抑私，守拙持诚。此赋铺扬伟绩，以彰将军高节；末陈箴诫微，以昭万古清宁。

开国少将曾生将军生平事迹（来自网络）

曾生（1910—1995），原名曾振声。广东惠阳坪山（今属深圳龙岗区）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中共香港海员工委组织部部长、书记，中共惠（阳）宝（安）工委书记，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总队长，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副总队长、总队长，广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东军区军政大学副校长，渤海军区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两广纵队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原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华南军区第一副参谋长，珠江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珠江地委书记，南海舰队第一副司令员，广州市委第三书记，广东省副省长，广州市市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副部长、部长，国务院顾问，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一

曾生出生于惠阳坪山乡石灰陂村。他从小立志救国救民，追求革命真理，敬仰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心怀报效祖国、振兴中华的志愿。1933年7月，他进入中山大学读书，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熏陶。随着日本侵略中国的日益猖狂，全国各地不断掀起抗日救亡运动高潮，广州的青年学生也积极投身到抗日救国的活动中。曾生加入青年秘密组织中国青年同盟后，与中山大学的同学们一起，以各种方式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的主张，反对日军在河北成立的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和推行的“华北自治”，组织成立“抗日会”，号召同学们投身抗日救国行列。1935年北平“一二·九”学生抗日示威游行消息传到广州后，12月11日曾生召集中山大学同学3000余人举行大会并通电全国，声援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并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活动，以演讲、张贴标语等形式，宣传抗日救国，将广东乃至整个华南地区抗日救亡运动推向高潮。

为了粉碎国民党当局阻挠、破坏青年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阴谋，曾生与中国青年同盟成员一起发动全校同学再次召开大会，谴责“抗声社”成员消极抗日的行径，取消他们“中山大学抗日会主席团”成员资格，重新选举曾生为主席团主席。12月31日，曾生以抗日会主席团主席的身份，再次发动中山大学学生举行第二次示威大游行。沿途大中学生和群众纷纷加入游行队伍。当游行队伍到达西南政务委员会（国民政府管辖两广等5省的地方机构）时，曾生率领6名学生代表与之交涉，要求政府当局表明抗日立场和态度。随后，中山大学员生工友抗敌会、广州市学生抗敌联合会成立，均推举曾生为主席。1936年1月9日，中山大学学生联合广州各大中学校学生和群众20000余人游行示威，并召开大会，通电全国呼吁全国学生继续进行抗日救亡运动。这次游行活动人数之多、规模之大是前所未有的，广东的抗日救亡运动由教育界扩展到全社会，由自发分散走向集中统一领导的新阶段。

“一·九”大游行，引起国民党广东当局的恐惧和不安。国民党当局竟然以学生“造反”为由，大肆搜捕学生运动骨干和领导人。派出军警镇压国民大学游行学生，打死打伤爱国青年学生数十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一·一三”荔枝湾惨案。惨案发生后，进步教师邓初民、何思敬被迫逃亡，中山大学学生粟稔、张凤楼等人被秘密逮捕，两名学生遭杀害。被停止学籍的曾生遭到通缉，避走香港寻找中共组织。

二

1936年1月中旬，曾生到达香港，很快就在一个海员工会以海员身份，组织“余闲乐社”，创办刊物《余闲》，并通过关系，寻找中共组织，先后与失去党组织关系的曾寿隆、张东荃、丘金等取得了联系，并通过创办“惠坪乐善公所”，团结惠属青年，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工作。随后，曾生按照丘金的建议，担任香港海员工会的领导工作。9月，曾生回到中山大学复学继续读书，经中共广州市工委书记王均予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曾生在香港开展海员工人运动工作已经有了一定基础，经党组织批准，一边继续读书，一边继续做香港海员工运的领导工作，并在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薛尚实的领导下，着手在海员中恢复和建立党组织。同年12月，中共香港海员工作委员会（简称香港海委）成立，由丘金任书记，曾生任组织部部长。随后，陆续恢复了与组织失去联系的曾寿隆、周石永、刘达潮等一批人的组织关系，并吸收一批先进青年、海员入党。党组织建立后，以发展“余闲乐社”为主要工作，建立了“香港海员工会”，支援广东人民抗日斗争。

1936年11月，傅作义率领绥远部队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得到全国人民的声援和支持。曾生和丘金以救济战区灾民名义，由“余闲乐社”等36个团体联合发起、组织“香港海员、洋务工人筹赈绥远兵灾联合会”，举行募捐活动，“余闲乐社”的抗日救亡活动也由秘密转为公开，成为闻名全港的爱国进步团体，到1937年社员发展到17000余人。“余闲乐社”的活动有力地推动了香港社会各界的抗日救亡运动。

为了掩护革命活动，1937年7月曾生由中山大学毕业后，以曾子屏的名字申请开办了海员子弟学校——“海华学校”，并兼任校长。8月15日，香港海员工会正式成立，曾生任组织部部长。海员工会成立后，开展了一系列的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参加反日罢工斗争的海员达5479人，在日本轮船公司工作的中国海员3500人全部离职回国，致使日本许多轮船公司无法开航营运。后因日本政府向港英当局威胁施压，港英当局颁布《治安法》，查封了“香港海员工会”。不久，曾生接任中共香港海员工委书记，以“余闲乐社”为主要活动基地，组织“香港惠阳青年会”和“洋务工会”，继续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抗战爆发后，这些团体先后组织“回乡服务团”回到东江、珠江三角洲等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和武装斗争。后来，他们中的大多数成员成为“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的骨干。

三

1938年10月12日，日军在广东惠阳县大亚湾登陆，东江下游地区全面沦陷。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召集曾生和中共香港市委书记吴有恒等，传达中央关于在东江地区开辟游击区的指示。曾生主动请缨，与中共香港市委组织部部长周伯明、中共香港区委书记谢鹤筹，及被抽调的一批党员干部回东江组织人民抗日武装。10月30日，成立中共惠（阳）宝（安）工作委员会，曾生任书记，谢鹤筹任组织部部长，周伯明任宣传部部长，同时确定组建抗日武装，开展统战工作，争取与国民党当局联合抗击入侵的日军。根据廖承志“要争取一个公开合法的名义”以利发动群众的指示，曾生、刘宣与国民党温淑海部谈判，要求给予合法名义，温淑海当即委以番号。12月2日，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正式成立，曾生任总队长，周伯明任政治委员，郑晋任副总队长兼参谋长。与此同时，中共东莞中心县委也先后建立了“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队”及“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等人民抗日武装，在惠阳、东莞、宝安、增城等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曾生带领的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集中在坪山、淡水一带活动，铲除伪政权、惩办汉奸，发动群众组织自卫队，不断袭击日军，迫使日军于12月7日退出淡水。随即，曾生率部进驻淡水，于12月10日在淡水建立“惠阳县第二区临时行政委员会”，严尚民为主任，这是华南地区建立的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

为加强东江地区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领导，中共广东省委于1939年2月成立中共东江特别委员会，林平（尹林平）任书记。5月，中共广东省委决定成立由中共东南特委书记梁广及梁鸿钧、林平、曾生、王作尧、何与成等组成的东江军事委员会，梁鸿钧为主席。由于由温淑海委以的番号没有得到国民党第四战区的认可，根据中共广东省委的指示，曾生亲自拜见国民党第四战区第三游击纵队司令骆凤翔，由骆凤翔给予“第四战区第三游击纵队新编大队”的番号，曾生任大队长，郑晋任副大队长，周伯明任政训员。王作尧率领的“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也取得番号，改称为“第四战区第四游击纵队直属第二大队”。

新编大队成立后，曾生率部在葵涌、沙田、沙头角、横岗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先后与日军作战30余次，打击了入侵东江地区日军的嚣张气焰，鼓舞了东江敌后军民的抗战热情，初步打开了东江敌后游击战争的局面，部队也在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到1940年初，新编大队发展到500多人。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后，国民党广东军政当局也开始以限制发展、“调虎离山”、拉拢腐蚀、分化瓦解等手段，限制曾生所部扩充兵员、重新划定活动范围，甚至以集训为由，企图解除武装而一网打尽。其阴谋被曾生、周伯明识破之后，东江军委作出了部队东移海陆丰的部署。1940年2月，国民党顽固派调集兵力，准备围攻坪山、乌石岩等地。3月8日，国民党当局纠集第一八六师和保安第八团各一部共3000余人的兵力，从龙岗、坑梓、淡水三个方向向坪山合围。曾生率新编大队向东、王作尧率第二大队也由乌石岩向淡水方向突围。国民党顽军闻讯即向东追击，部队遭受严重挫折，曾生部由500多人减少到100余人，王作尧部由200余人减少到70余人。余部在地方党的支持下，分散隐蔽于海丰一带山区，以图整编后继续开展游击战争。

6月初，曾生接到梁鸿钧从香港带来的由廖承志转交的中共中央5月8日的电文指示：（一）目前全国尚是拖的局面，现不易整个投降分裂，也不易好转。当局尚在保持抗日面目，同时进行反共准备投降中，但地方突变随时可能。在此局势下，我们必须大胆坚持敌后游击战，同时不怕摩擦，才能生存发展。（二）曾、王两部仍应回东、宝、惠地区，在日军与国民党矛盾间，在政治与人民优良条件下，大胆坚持抗战与打摩擦仗。曾、王两部决不可在我后方停留。不向敌人进攻，而向我后方行动的政策，在政治上是绝对错误的，军事上也必归失败，国民党会把我们当土匪剿灭，很少发展可能。如去潮梅，人地生疏，顽固派仍可以扰乱抗日后方打我，将牵动当地灰色武装的暴露。电文还对回防抗日前线工作，作了具体的指示。

为迅速返回惠、东、宝地区，6月中旬曾生率所部与王作尧部在海丰鲘门会合，7月间部队返回坪山。因部队供给十分困难，曾生立即前往香港为部队筹措款项，保障部队供给。6月，中共广东省委召开会议，委派省委常委、军事部长、东江特委书记林平兼任曾、王两部政治委员。为了贯彻中共中央“五八”指示，确定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方针，9月中旬，林平、曾生、梁鸿钧、王作尧等在宝安布吉上下坪村召开会议。会议一致认为，部队东移海陆丰是严重的错误行动。会议决定，坚决贯彻中共中央的“五八”指示精神，独立自主地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抛弃新编大队、第二大队的番号，部队改称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整编为两个大队，曾生任第三大队大队长，王作尧任第五大队大队长。第三大队开赴东莞活动，创建以大岭山区为中心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第五大队留在宝安地区，创建以阳台山为中心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第三大队进驻大岭山大环村后，为迅速发展壮大队伍，曾生亲自部署中共大岭山区委，动员青年参军参战。至10月下旬，部队扩编为两个中队、一个短枪队，同时组织大岭山的8个乡各自成立自卫队。到1941年5月，曾生所率第三大队发展到300余人，加上自卫队共有900余人。当日军获悉第三大队挺进大岭山后，日军、伪军立即进犯，图谋趁第三大队立足未稳而一举歼灭。11月初，日军200余人奔袭大岭山，曾生所部主动迎敌，在黄潭村与敌激战，毙伤敌30余人，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了大岭山区军民斗志。随后，曾生所部在群众的支持下，连续袭击厚街、桥头、赤岭、篁村、杨西乡等地的日伪军。

为了开辟大岭山根据地，第三大队设立以叶锋为部长的民运部，组织民运工作队，配合中共大岭山区委，开展群众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各阶层民主人士参加抗日斗争，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实施减租减息的社会政策，调动了群众的抗日积极性，从而使部队的给养来源有了保障。

由于第三大队和第五大队不断打击日伪军，声威大震，在日伪军中引起震动。日军为了巩固其占领区，消灭广东人民抗日武装，对大岭山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6月10日，日、伪军600余人，奔袭大岭山中心百花洞村，曾生、林平当机立断，以少胜多，以弱制强，形成包围态势将敌围困于百花洞村。经一天激战，将敌击溃，击毙日军大队长长濑以下官兵50余人，取得百花洞之战的胜利。

1941年12月，日军侵占香港。曾生按照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的指示，立即组织力量，深入港九地区开展游击战，营救被困于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曾生从部队抽调近百人分成两个小分队深入西贡半岛和元朗地区开展活动。派出小分队深入港九地区与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取得联系，由武工队员负责沿途的护送工作和接待工作。仅五个月的时间，营救出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800余人，国民党高级官员，以及英、美、印（度）籍的国际友人近百人。此外，游击队还护送了港澳青年学生1000余人到大后方，护送香港同胞、侨商、侨眷上万人回到内地。被营救的著名民主人士邹韬奋，有感于游击队的营救，亲书“保卫祖国，为民先锋”题词赠送给曾生。

为统一东江地区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和地方党的领导工作，1942年3月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张文彬主持，在宝安白石龙村召开会议，成立东江军政委员会，由林平、曾生、梁鸿钧、王作尧、杨康华、谭天度、黄宇组成，林平为主任；同时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梁鸿钧任总队长，林平任政治委员，曾生任副总队长（后任总队长），王作尧任副总队长兼参谋长，下辖5个大队。会后，曾生率领第三大队重返大岭山根据地，经三个多月反击顽军的斗争后，重返路东，负责港九地区和惠宝边的领导工作。曾生、王作尧打退顽军对阳台山根据地的进攻，同时取得东莞赤岭和宝安西乡、横岗铜锣径等反顽战斗的胜利。

1943年2月，中共广东省临委和东江军政委员会为了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示，总结敌后游击战争的经验教训和部署今后工作，在九龙新界沙头角区乌蛟腾村召开会议。曾生出席了会议。会议确定了必须以积极主动反击日伪顽作为部队行动的方针，并作出在全军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深入敌后发展新区、精兵简政等决议。会议期间，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发来电文指示，批准广东军政委员会成员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领导干部调整名单。林平、曾生等7人为广东军政委员会委员，游击总队由林平任政治委员，曾生任总队长、王作尧任副总队长，杨康华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梁鸿钧任参谋长。

会后，曾生率部开展反击顽军进攻的斗争，先后取得三洲田、澳头、暗街、平海等一系列战斗的胜利，迫使顽军不得不停止对惠宝边抗日根据地的进攻。在打击顽军的同时，曾生率部深入敌后，先后在沙井头村全歼伪军一个中队，在坳下打击日军毙敌70余人，在陈贵村夜袭全歼伪军一个中队，在马鞭洲海上全歼伪海军第四大队，粉碎了日军企图在大亚湾一带建立据点的阴谋。使惠宝沿海敌后根据地连成一片，阳台山和大岭山根据地进一步得到巩固。

1943年12月2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宣告成立。曾生任司令员，林平任政治委员，王作尧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杨康华任政治部主任。东江纵队成立后，加强了部队的军政建设，扩大了部队，提高了部队的军政素质；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在广九铁路两侧、东宝敌后、惠宝沿海、增龙博敌后及广州外围、港九敌后及大鹏湾、大亚湾海域，积极主动出击，取得一系列战斗的胜利，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日益扩大。在东江纵队的不断打击下，广九铁路处于瘫痪状态，日伪军被迫龟缩于铁路沿线的几个据点。仅半年时间，东江纵队与日伪军较大的战斗就达148次，攻克敌伪据点10余处，破坏公路377里、铁路70里、桥梁11座，毙、伤、俘日伪军1800余人。1944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军委在给东江纵队的嘉勉电文中，高度评价东江纵队取得的胜利，指出：“自广州沦陷，迄今六年，你们全体指战员在华南沦陷区组织和发展敌后抗战的人民武装和民主政权，至今天已成为广东人民解放的旗帜，使我党在华南政治影响和作用日益提高，并成为敌后三大战场之一。”

1944年8月，根据中共中央对开展广东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部署，中共广东省临委和军政委员会先后在大鹏半岛的土洋村召开会议，曾生、林平等出席会议。会议作出《关于今后工作的决定》，要求东江纵队在巩固现有游击根据地的同时，建立新的根据地和游击区，首先创立罗浮山以北、翁源以南及东江、北江之间的根据地，并向东江、韩江之间伸展。根据这一决议，曾生组织了以邬强为队长的“北上抗日先遣队”，从东江向粤北挺进，于9月9日一度解放清远县城后，陆续解放了英德、佛冈、翁源、新丰等县部分地区，并成立县级抗日民主政权——北江东岸抗日行政委员会。与此同时，曾生命令新组建的第三支队第三大队，进入罗浮山西南、增江河以东地区开展活动，与独立第二大队协同作战，以罗浮山为依托，积极主动打击敌人，接连取得福田、鸾岗等战斗的胜利，解放了博罗全境（除县城外）及增城、龙门两县部分地区，东江南北两岸敌后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1945年5月，中共广东省临委和东江纵队司令部进入罗浮山根据地。与此同时，东进的第六、第七支队挺进东江、韩江间，打开了东进通道，使惠东、海丰根据地连为一体。惠东行政督导处、海丰县抗日民主政府、博罗县民主政府等3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先后建立。

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向盟国发出乞降照会。为歼灭顽抗的日本侵略者，朱德总司令向各解放区人民抗日武装部队发布受降命令。11日，曾生与林平等向东江纵队各部队发布紧急命令，要求各部队进逼敌据点，解除日伪武装，维持治安，镇压土匪特务破坏活动，保护人民生命财产。15日，朱德总司令命令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在广东的日军，应由你指定在广州的代表，至华南抗日纵队东莞地区，接受曾生将军的命令”。按照朱德总司令的命令和中共广东区党委的指示，曾生率领东江纵队向东江两岸、广九铁路和沿海日伪军据点推进，并以东江纵队司令员的名义，向日伪军发出最后通牒。先后收复广九线重镇常平、东莞赤岭、宝安深圳，并围攻博罗县城，打击拒绝投降的日军。随后收复增城、宝安沙头角、海丰、惠阳稔平半岛等地。在受降斗争中，受降日军171人，轻重武器2500件。

在抗日战斗中，曾生和他领导的游击队创建了总面积6万多平方里、人口约450万的抗日根据地，对日伪军作战1400余次，毙伤日伪军6000余人，俘虏投诚3500余人，缴获轻重武器6500余件。先后有2500余名指战员为国捐躯。

四

抗战胜利后，国内形势发生了变化，国民党蒋介石不顾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呼吁和平的愿望，加速调集军队向解放区进攻，疯狂地抢夺人民的胜利果实，挑起内战。早在日本投降之前，国民党就开始调集8个军的兵力分别向各解放区进攻，企图一举消灭东江纵队。为了保存力量，曾生按照中共中央“分散坚持”的斗争方针，将部队化整为零，分散到粤北、赣南、湘南、东江两岸等地区活动。曾生仍留在惠宝边一带坚持斗争，先后打退国民党军第一五四师、新一军、新六军对稔平半岛和路西解放区的进攻。

《双十协定》签订和国共双方签署的“停战令”颁发后，负责调处国共双方冲突的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第八执行小组到达广州，监督广东停火行动。但是国民党在积极部署进攻东江纵队的同时，矢口否认广东中共军队的存在，并极力阻挠执行小组与东江纵队接触。为此，新华社发表了华南抗日纵队发言人的谈话，香港《华商报》又先后发表中共广东区委发言人的重要谈话和第八执行小组中共代表方在广州对各报记者的谈话，用铁的事实阐明广东境内中共武装的存在。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叶剑英郑重地向重庆和广州方面交涉，要求承认广东人民抗日游击纵队，并指出“它的领袖是曾生”。3月9日，中共中央安排纵队政治委员林平飞赴重庆参与谈判，由周恩来亲自主持中外记者招待会，林平介绍东江纵队的建立、发展过程和抗战成绩。民主党派、宗教人士及被东江纵队营救过的国际友人和香港各报刊等，都纷纷发表谈话和撰文，呼吁停止内战，促进和平，赞扬东江纵队是一支英雄的部队。在国内外舆论压力及其军事进攻失利的情况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承认东江纵队的存在，被迫签署了东江纵队北撤问题的协议，同意东江纵队2400人撤到陇海路以北。1946年6月30日，曾生、王作尧率领东江纵队指战员2583人北撤山东解放区，开始新的征程。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北撤部队“保存华南骨干，提高干部质量”的指示精神，曾生与中共华东局讨论确定，北撤部队保留东江纵队名义，战斗部队编为教导团，仍由东江纵队司政机关统率；地方干部分别进入党校及卫生、通讯学校学习；军政干部编成一个大队进入华东军政大学学习。曾生仍留任东江纵队司令员，并任华东军政大学副校长，负责北撤部队的训练与学习。学员们边训练、边学习，军事、政治素质得到提高。

1947年8月1日，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以北撤部队为基础组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两广纵队”正式成立，曾生任司令员，雷经天任政治委员。纵队成立后以南下解放华南为主要任务，作为机动部队跟随华东野战军行动，参与实战积累经验，为南下解放广东做准备。11月，为充实部队兵员，曾生率领接收人员前往晋察冀和晋冀鲁豫军区，接受武器装备和兵员。朱德总司令亲自批给山炮一门，并叮嘱曾生“要好好学习使用，为建立两广纵队炮兵团打好基础”。与此同时，曾生还接受了晋察冀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发给的一个营的两广籍兵员及一批武器装备。随后，曾生到达西柏坡，聆听刘少奇同志的教诲，刘少奇同志勉励曾生说：“你要尽最大努力把两广纵队建设好！”曾生还前往晋冀鲁豫军区，接受了副司令员徐向前从鲁南军区调拨的一个新兵团，使两广纵队的兵员得到充实。

1948年2月中旬，曾生率部在鲁西南地区配合晋察冀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及晋冀鲁豫军区独立旅，进行宽大正面的防御战，抗击装备精良的国民党第五军，分别歼其第四十五旅（师）、第九十六旅（师）各一部。六七月间，曾生再次率部配合华东野战军参加豫东战役，于金乡阻击国民党第五军第二十旅、第九十六旅；稍后奉命急驰睢县，阻击黄百韬兵团，并经商丘西进合围黄百韬兵团。9月，济南战役打响，曾生率部担负独立作战任务，攻击有2000余兵力守备的长清县城，歼敌1914人，缴获钢炮、轻重机枪、长短枪1600余件。11月，由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共同组织的淮海战役打响。曾生率部首先配合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牵制国民党军邱清泉兵团，继而进逼徐州与邱清泉部整编第五师激战于唐寨。19日，在三堡车站与孙元良兵团第四十一军第一二二师遭遇，毙伤敌500余人。26日，在津浦路以西地区，正面阻击可能向南突围的杜聿明兵团。在山东兵团第九纵队和晋冀鲁豫军区独立第一、第三旅的增援下，于徐南地区的纱帽山、大方村、秤砣山、卢村寨等阵地，曾生率部与敌血战四昼夜，顶住了敌人的强攻，胜利完成阻击任务，粉碎了杜聿明兵团向南突围的阴谋，为淮海战役取得彻底胜利创造了条件。在淮海战役的总结会上，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对两广纵队在徐南阻击战中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陈毅非常亲切地对曾生说：“在徐南阻击战中你们辛苦了，我们当时手上实在是一个预备队也没有了，所以未能及早增援你们。”并明确表示，为发挥两广纵队的号召作用和影响，保留两广纵队的名义，打回两广去。

1949年3月，两广纵队由第三野战军转属第四野战军后整编为一个师开赴河南商丘待命。又从部队中抽出干部，接收由国民党原第六十二军第一五七师和平改编的第四野战军独立第二十四师。曾生前往西柏坡向中央汇报工作，受到周恩来的接见，并随周恩来乘坐中央迁移的专列前往北平，周恩来向毛泽东引荐曾生，毛泽东与曾生进行了亲切交谈。到达北平后，曾生被安排跟随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中共中央领导，参加了在西苑机场举行的阅兵式。

1949年7月，两广纵队由王作尧率领，作为先遣部队回师广东参加广东战役，于9月27日抵达赣州地区。曾生则与雷经天和纵队参谋长姜茂生先期于9月8日到达赣州，参加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召开的扩大会议，接受解放广东战役的作战任务。9月28日，由广东战役联合指挥部司令员叶剑英、副司令员陈赓，签发广东战役作战命令，分左、右、南三路向广东进军。两广纵队和粤赣湘边纵队、粤中纵队为南路军，由曾生指挥，担负南路作战任务，奉命从赣州经定南进入广东和平，于10月20日进至广州、虎门之间地区，截断敌人南逃之路。

10月9日，曾生率两广纵队与粤赣湘边纵队领导机关会师于龙川佗城。根据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的决定，由雷经天、曾生、林平组成广东战役南路军前线委员会，统一指挥南路军的作战行动。10日，南路军前线委员会发布第一号作战命令，分三路向广州东南疾进，先后解放河源、博罗、惠州等地，并迅速占领虎门要塞，截断珠江之敌南逃通道。10月下旬，两广纵队与粤赣湘边纵队组成珠江三角洲指挥部，曾生任司令员，林平任政治委员，同时组成前线委员会，曾生任书记，担负追歼珠江三角洲地区残敌，肃清土匪，协助地方建立人民政权，征筹粮食接济广州市和支援西进部队的重任。到11月底，除少数岛屿外，珠三角陆地全境解放。

曾生所率的两广纵队自1947年8月建立至广东战役结束，先后参加豫东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广东战役，歼敌19000余人，缴获坦克8辆，大小炮279门，轻重机枪1200挺，长短枪23000余支。部队经历了从游击队到野战军，从游击战到运动战、阵地战，从小部队到大兵团的作战过程。曾生认为，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是关键，两广纵队之所以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内，不断地得到进步，首先是由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华东分局、华东野战军、第四野战军的亲切关怀和正确领导，部队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开展政治思想工作是重要保证，同时也离不开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

五

1949年11月，按照中央军委指示，成立广东军区，由叶剑英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陈光、洪学智、曾生任副司令员。1950年2月，又以两广纵队为基础成立珠江军分区，曾生兼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还同时兼任中共珠江地委书记。主要任务是肃清土匪、特务和反动地主武装，保护河道航行安全，巩固社会治安，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严密封锁海边防，监视港英澳葡的行动，禁止粮食外流和港澳人员涌进，建立各级政权和群众组织，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恢复和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守卫和建设好祖国的南大门——珠江三角洲。

刚刚解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残存土匪敌特十分猖獗。大股土匪26股，小股土匪97股，共约13000人。这些土匪与乡村封建势力和国民党潜伏下来的地下武装相互勾结，以各种手段威胁各级政府干部和人民群众，企图颠覆、控制人民政权。有鉴于此，叶剑英指示，必须切断土匪敌特与港澳的联系，彻底铲除土匪武装。根据叶剑英的指示，曾生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制定了军队与地方相结合、进剿与发动群众相结合、公开出击与便衣侦缉相结合、军事进剿与政治攻势相结合的策略，清匪反特斗争全面展开。到1951年底，共剿灭土匪13000余人，自新、投诚7200人，缴获火炮154门，轻重机枪800余挺，长短枪27000余支，长期盘踞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土匪和黑恶势力基本肃清。与此同时，加强边防管理和海防建设，在宝安、中山分别建立边防管理委员会和边防部队，边防海防安全不断巩固，社会治安得到保障。

身兼党政军数职的曾生，在抓好剿匪、巩固边防工作的同时，着力抓紧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恢复国民经济、组织群众发展生产、兴修水利、生产度荒，仅一年时间，珠江地区经济得到恢复，人民生活得到改善，社会秩序迅速好转。

1952年2月，广东军区改组为华南军区，叶剑英任司令员，曾生任第一副参谋长，离开珠江地委和珠江军分区，到广州参加华南军区的筹建工作。3月，奉命率领中南军区赴朝学习团到朝鲜抗美前线学习。8月，曾生回国后，从华南军区转入海军，进入南京军事学院海军系学习。1955年，曾生被授予少将军衔和三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56年6月出任南海舰队第一副司令员，负责舰队的作战、训练、舰船修造以及水面舰艇部队建设。围绕提高作战能力，曾生强调对部队的训练既要按教范程序，又要按任务需要进行。他成功地组织了南海舰队自组建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登陆实兵演习；建立了南海航队军官军事训练队，以学用一致的原则，对所有在职官佐进行分期分批培训。曾生倡导的学习方法，得到海军司令员萧劲光的好评。在舰船建造、修理方面，曾生本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以海军发展积蓄力量为目的，从培养机电业务长入手，提高舰船的自修率。一年多时间后，南海舰队的舰船自修率达50%，为国家节约了巨额的修船经费，为舰船建造创造了条件。海军党委就此召开现场会，对南海舰队的经验给予充分肯定。1959年，南海舰队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艘高速护卫艇获得成功。后来还为越南海军建造了24艘高速护卫艇，并为其代训接舰人员。

1960年11月，曾生“临危受命”，出任广东省副省长兼广州市市长，主管广东省的国防、外事和统战工作及广州市政府的全面工作。这是正值国民经济困难的非常时期。曾生在首先考虑和安排好人民群众吃饭问题的同时，完成了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大事。一是建立陆地新村，使世代水上居民4665户68225人，全部搬到岸上居住；改造广州街区简陋木屋2.44万间57.7万平方米，使3.29万户13.9万居民改善了居住条件。二是扩建广州最高层建筑物爱群大厦，建成主要用于接待外宾、港澳台同胞的全国最高的建筑物广州宾馆。三是全面整治、改造珠江两岸。四是全面整治、改造广州市区道路交通设施。五是美化绿化广州，新建公园15个，建设白云山风景区，修复一大批名胜古迹，种植道路两旁树木280多公里，80多万株。六是扩建白云机场。七是建成广州电视塔和人防九号工程。八是参与领导建设东深供水工程，解决了香港长期缺水问题。这些项目的兴建，是在国民经济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此外，由曾生主管的广东省、广州市的体育、文化艺术、外事、统战、政法等领域的工作，都取得很大的成就，得到人民的赞扬。

六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在这场动乱中，大批干部和群众遭受残酷迫害。曾生也当然在劫难逃了。1967年春节前夕，曾生被秘密逮捕。随后其夫人阮群英也被关押到广州警备司令部，后送到从化县干校劳动达7年之久。曾生被秘密逮捕关押后不久，有人造谣说：“曾生逃跑到香港去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竟以此为由，于1968年5月18日将曾生关押到秦城监狱，成了一名真正的“囚犯”。

曾生被关押1年多时间，完全与外界隔绝，无法和家人联系。1973年3月，他的女儿克南给周恩来写信要求探监，克南才获准到秦城监狱看望自己的父亲。父女见面，曾生老泪横流，哽咽无语。不久，离别7年的妻子阮群英获准到监狱看望曾生，并告诉他关于林彪集团粉碎的消息。直至1974年7月，在周恩来的过问下，曾生才“无罪释放”。他出狱时，佝偻驼背，思维迟钝，言语不清，身体状况极差，经过相当长时间的适应和调养才逐步恢复正常。

1974年9月30日，曾生出席由周恩来主持的庆祝新中国成立25周年招待会，这是他出狱后第一次公开亮相。1975年10月，曾生被任命为交通部副部长，协助部长负责全面工作，支持和协助叶飞整顿交通企业，发展远洋船队和开发蛇口工业区。1979年2月，曾生接任交通部部长、党组书记，兼任香港招商局董事长。根据中共中央“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经济政策和香港招商局的经济发展方针，曾生萌生了筹建“工业区”的设想，得到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刘田夫的支持。随后，曾生派出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袁庚会同广东省革委会多次实地考察，最后工业区选址蛇口，并由交通部和广东省革委会联合向国务院报告。报告经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批准后开始实施。蛇口工业区计划的实施，成为建立经济特区的前奏曲。曾生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实践改革开放的思想理论，吹响了对外开放的第一声号角，进行最初始的探索与实践，取得成功的宝贵经验，为后来改革开放的全面推进提供了借鉴和启迪。

曾生出任交通部部长期间，切实加强对各地交通工作的领导、技术支持，加大投资力度，协助地方政府制订发展规划和全国水陆联运的交通网络规划。同时积极促进交通行业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推进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往来和商务洽谈，为发展中国的国际贸易做出贡献。为贯彻中央关于台湾与祖国和平统一的方针，曾生主持制定交通部《关于准备随时与台湾通航的决定》，不遗余力推动两岸“三通”问题的解决。

1981年，曾生出任国务院顾问。由于他是华侨，早年又在香港工作，认识的华侨、港澳同胞很多，当年东江纵队的军需物资、生活给养主要也是依靠华侨、港澳同胞支持资助的。曾生从开展统战工作和招商引资需要出发，先后前往香港、澳门地区，以及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访问，会见当年一起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支援东江纵队的港澳同胞和华侨华人及国际友人。曾生在美国访问期间，纽约多家报刊刊发了题为《纪念“七七”访问抗日将领曾生》《曾生纵横戎马半生》《鏖战沙场屡立战功，脱下征袍从政为民——访问抗日将领曾生》等文章，盛赞曾生奋起抗敌、为国为民建功立业的光辉人生。访问期间，曾生每到一地，大力宣传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发展变化，希望海外侨胞关心祖国的繁荣进步，真诚欢迎他们回国投资创业，推动祖国的经济社会发展。

1995年11月20日，曾生因病逝世，享年85岁。

曾生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和社会主义祖国繁荣富强而不息奋斗的一生。他热爱党、热爱祖国和人民的高度爱国主义精神和胸怀世界的国际主义精神，百折不挠、坚定不移的革命必胜的信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思想境界，不怕艰难困苦、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胸怀坦白、光明磊落、克己奉公、无私无畏的高风亮节，犹如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永远耸立在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