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工王戴笠（6）

老才

　　第六章 河内暗杀汪精卫

1938年汪精卫叛逃河内，1939年戴笠奉蒋介石之命策划跨国暗杀。

从香港调集精锐特工，以越南河内领事馆为掩护，历经周密部署，却在行动中误杀曾仲鸣。

这场惊心动魄的刺杀虽未成功，却暴露了抗战时期隐蔽战线的残酷与不可预见性。

一、紧急策划暗杀汪精卫

1938年12月18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从重庆乘飞机出走，路经成都转飞昆明逃往河内，随即于29日发表通电，公开向日本投降。

通电发表后，蒋介石对此十分恼怒，当即命令戴笠派人去河内行刺汪精卫，趁汪尚未离开河内之前把他除掉。

戴笠接到命令后，深知事关重大，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完成任务。

他首先考虑到的是，军统在河内虽然派有人员，但力量薄弱，担负不起刺汪重任，急需另调一批人员潜入河内，专门执行这项任务。

因此必须在河内建立一个隐蔽的工作地点，国民党政府在河内设有一个总领事馆，总领事是许念曾。

于是河内总领事馆便成为戴笠刺汪的活动据点。

戴笠是一个非常机警的人，他感到这次奉命刺杀汪精卫，任务十分艰巨，必须谨慎从事，周密部署，不能有半点差错，而且非亲自出马不可。

但他觉得如果自己前去河内部署指挥，逗留时间长了，容易引起外界的注意，事情反易败露，有负使命。所以，把指挥中心设在香港。

戴笠之所以这样做是有原因的。首先，香港是一个自由港，人员可以随时进出，不受签证等项手续的限制。

其次，香港距离河内不远，乘坐海轮一个昼夜即可到达。而且香港交通四通八达，人员调遣，极为方便。

再次，军统局在香港原已设有一个区，人员和其他方面的配备均较齐全，可以随时调用。

由于香港具有上述这些有利条件，戴笠便于1939年1月中旬，从重庆秘密飞到香港。戴笠到港后，立即与军统局香港区区长王新衡研究刺汪办法，积极进行部署。

二、调集精兵强将往河内

但由于这次刺汪案件特别重要，戴笠格外郑重其事，决定挑选一批精干人员前往河内。

军统局有一个素为戴笠所赏识的人叫余乐醒，一向主持训练工作，曾先后担任过军统局杭州、临遭等训练班的副主任。

此人曾在法国勤工俭学，能讲法语，而且熟悉情报业务，通晓爆破术和毒药制造，人亦精明干练，办事负责，戴笠认为派余前去最为适合。

于是在他离开重庆来香港之前，便决定派余乐醒带领几个行动人员先去河内进行侦察，伺机行动。

戴笠到香港后，觉得在行动方面还需增派一些得力人员，以便集中力量采取行动，便把原军统局北平区区长陈恭澍调到香港，要他前去河内会同余乐醒直接指挥这次行动。

陈以前曾参加过暗杀张敬尧的行动，在暗杀方面有经验。

接着戴笠又把军统重庆武术训练班的教官唐英杰和跟随他多年的警卫员王鲁翘两人从重庆调来香港。

唐英杰从小学习武术，有飞檐走壁的功夫。王鲁翘是军统局杭州训练班的学生，身强力壮，枪法很准，是戴笠亲自选中的贴身护卫。

另外，戴笠还从上海调来两个行动人员。这些人员到达香港后，戴笠一一接见，勉励他们竭力为“领袖”尽忠效命，事成之后，定予重用。

随后，这批人便由陈恭澍率领从香港乘坐海轮前往河内。至此，军统派往河内的人员，先后已达10余人之多。

三、枪只如何运进河内

河内当时处在法国殖民统治之下，想在那里一下子找到一批枪支很不容易，即使用钱购买，一时也买不到很多并有质量的枪支。

唯一的办法只有从外面运送进来。

当时滇越铁路因为是法国人经营的，尚能通行无阻。我国需要输出的物资，也可以从昆明运往河内。

同时还有滇缅公路的运输，也是以昆明为起点的。

所以昆明便成为我国当时对外交通运输的枢纽和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国民党政府交通部在昆明设立了一个西南运输处，专门负责办理这方面的运输业务。

西南运输处在香港设有一个分支机构，其名称为交通部西南运输处香港监运科，由军统局控制。

这个科的科长，由军统局香港区区长王新衡兼任，内部主要负责人均为军统分子。

由于有这种业务上的便利，戴笠立即让王新衡派人从香港运送一批手枪去河内，于是武器问题便解决了。

这就为刺汪行动作好了充分的准备。

四、刺杀过程

人员和武器问题解决以后，已是1939年的3月了，戴笠唯恐汪精卫离开河内前往南京，如果汪到南京，刺杀行动困难更大，因此，尽量争取在河内解决。

他几次去电河内，催促余乐醒、陈恭澍争取时间，早日动手

余乐醒、陈恭澍等到达河内后，经过多方侦查，得知汪精卫住在哥伦路25号。

他们便设法在汪的住宅对面租到一栋楼房，派人日夜观察汪寓动静，知道汪精卫住在2楼的一间房子里。

他们原有各种刺杀行动方式，由于汪精卫防备严密，不便动手。

最后由于时间紧迫，又没有别的良策，只好决定采取于夜间乘其不备越墙进去偷袭的办法。

经过余、陈的精心策划和安排，最后决定于3月20日晚对汪采取行动。

这次行动，是由王鲁翘、唐英杰具体执行的。

于是，在3月20日晚上，由余乐醒、陈恭澍指定王鲁翘、唐英杰两人具体执行这次行动，王担任射手，唐负责掩护，另外还派有五六个行动人员在汪宅墙外负责接应。

上述人员各自携带手枪，王、唐两人还带有电筒和利斧，分头行动。

当天晚上，当王、唐两人翻入墙内时，一只狼狗猛扑过来，他们当即开枪将狗击毙。

有个巡捕发现后向他们开枪射击，但被王、唐强烈的火力压服。

就在这个时候，王鲁翘在唐英杰的掩护下，疾步登上二楼，直奔汪精卫的卧室，只见房门紧闭，他便举起斧头将房门劈开一个洞口，用手电筒往房内一照，发现有一男人躲在床下，但看不见头部，以为这就是汪精卫，当即对准他连发3弹，将其打死。

王见目的已经达到，便赶快下楼与唐英杰一同越墙逃出，安全返回，向余乐醒和陈恭渤报告情况，大家都以为大功告成了。

但等到第二天早晨看报，才知道被打死的不是汪精卫，而是他的高级秘书曾仲鸣。

戴笠听完汇报后，虽然因这次没有杀死汪精卫而心犹未甘，深感失望，但对王鲁翘等的忠勇行为还是表示赞赏，慰勉有加。

接着，陈恭澍和唐英杰也从河内逃到香港，余乐醒则仍返回重庆去了。

在这次行动中，有几个行动人员被越南巡捕当场逮捕，由法方以扰乱社会治安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一直关押在河内监狱，直到抗战胜利后才被释放回国。

那么，汪精卫的秘书怎么在汪的房间呢？原因是这样：那天恰巧曾的妻子方君璧从香港来到河内，汪精卫临时将原来住的那间大一点的房子让与曾仲鸣夫妇住，自己搬到另外一间房子里去了。

这样曾仲鸣就成了替死鬼。

这次暗杀汪精卫的行动，自始至终都是戴笠亲自布置、亲自指挥的，但是没有成功，他感到十分苦恼。

戴笠之所以如此不安，是因为心存恐惧，生怕没有完成任务，蒋介石要处罚他。

五、在上海继续暗杀汪精卫

河内暗杀汪精卫失败后，他的投降活动也更加积极了。

在日本人的护送下，他于1939年4月中旬从河内秘密乘船到了上海，与日本人策划筹备组织伪政府事宜。

戴笠得知这一消息后，又立即派遣陈恭澍率领王鲁翘和唐英杰跟踪赶往上海，继续行刺。

陈、王、唐到达上海后，曾与军统局上海区区长王天木共同研究行刺办法，并积极进行部署伺机采取行动，均没有成功。

但由于汪精卫住在租界内，防范十分严密，一时难以下手。

而汪伪政权的筹组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已逐步接近完成，汪精卫不久便从上海前往南京。因此，陈恭澍他们在上海刺杀汪精卫的计划也没有实现。

汪去南京后，暗杀工作更加困难，戴笠便没有再派人前往行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