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级‘德阳市’位于成都平原的东北部，早为“先秦”时期（从“旧石器”到“战国”的漫长历史）古老族群的“百濮”之地。唐武德三年（620年），析“雒绵”建置“德阳”，为县名之始：而该词出自《黄帝四经》（马王堆帛书）“刑阴而德阳”，它们没有关联。<br> 辖下的‘年画村’（绵竹市孝德镇）由原“射箭台村、大乘村”合并而成，几乎每栋住宅外墙都有内容丰富的彩绘“年画”。“绵竹年画”与“杨柳青（天津西青区）、杨家埠（山东潍坊市）、桃花坞（江苏苏州市）”齐名，是“中国”四大年画之一。它是人们喜爱的一种民间美术形式，常张贴在大门上，以庆贺“农历新年”的到来。<br> 由于“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它起源于“北宋”，兴盛于“明清”；以木版刻印、手工彩绘为特色，内容以吉祥喜庆、民间传说、乡土生活等为主题，构图夸张、色彩明快，具有鲜明的农耕文化特色。 作为“纸上的吉祥符”，曾经“商贩远自陕甘滇黔，裹银来市易画，仲则接踵城南”，还远销“东南亚、港澳”等国家和地区。 “民间艺术一绝”已扩展成“绵竹年画节”，每年“农历腊月二十三”至“元宵节”期间热闹非凡，充满迎春“年味”。喧嚣过后，家家户户依然在彩墨轻扬中，传承并发展着指尖上的“非遗”。<br> 辖下最宝贵的遗产则是“三星堆遗址”（广汉市三星堆镇），出土了大批国宝级文物，是20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那里！可曾是神秘“古蜀”王国的都邑，是迄今为止“西南”发现的范围最大（城址达3.6平方公里），延续时间最长的文化遗址，从“新石器”晚期至“夏”朝的中心聚落，到“商”代早期出现的城墙和大型建筑，再至“西周”前期，见证了“古蜀”文明的发展、鼎盛和戛然而止。<br> 中华民国十八年（1929年），‘鸭子河（长江之沱江水系）’南岸农民‘燕道诚’父子在自家沟渠中（月亮湾）挖到了一坑玉石器，并鉴定其为“先秦”之物，被认可是“三星堆遗址”（原名：兴古遗址）的最早发现；中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对该遗址进行首次发掘考古。以后才知道，这条河竟然是孕育“古蜀”文明的母亲河。<br> 50年代及以后，考古工作者围绕遗址开展调查、系统挖掘、阶段研究，不断发现和出土“古蜀”文化的遗存，1980年被正式命名为“三星堆文化”。1986年，1号和2号祭祀坑的露面，从此揭开了“三星堆”大发现的序幕，可谓“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br> 进入21世纪，2019-2020年，新发现6座（3-8号）祭祀坑；2022-2024年，又找到与玉石器加工相关的“生产车间”遗存，属于“商”代中期，比祭祀坑的埋藏年代更早。此外，祭祀区、居住区、宫殿区、墓葬区等古城内外的格局逐渐明晰。特别提醒！“堆”不是祭（土）坛，是后来在内城墙上开的两个缺口，形成“三堆”。<br> 长方形的祭祀区位于内城墙（西北-东南走向）外侧（南）并与之平行，1号祭祀坑距城墙50余米，“金面罩”就在这里出土。<br> 它整体用黄金捶揲成型，厚度约0.2毫米，眉眼及口部镂空，鼻部凸起。其基体为金银合金，金含量约85%，属于青铜人头像的附属装饰物。出土时粘贴于头像面部，使用与宗教祭祀密切相关，是象征高贵、身份的权力标识，为“古蜀”青铜文明特有的文化现象。<br> 1、2号坑出土的57件头像仅4件覆贴金面罩，颇显尊贵。 “金杖”也在1号坑，长142厘米，是同期金器中体量最大的。它包卷在木材上，一端有约46厘米长的图案，包括笑容可掬的人头及鸟、鱼像，造型和纹饰兼具“中原”与“西亚”文化的特征。 多数学者推断其为“鱼凫”（教人捕鱼的第三代蜀王）之权杖，为政教合一体制统治身份的象征：也可能代表部族联盟的图腾。 “青铜人头像”在1、2号坑是首次发现，出土时面部均有彩绘且棱角分明，特征基本都是高鼻阔嘴、方颐大耳，是神还是人？ 衣冠各异、高矮不同的“青铜人头像”都只有同样的凝重肃然，无一例外地紧闭嘴唇，似乎若有所思，他们表达“神”的威严？ 祭祀活动是温和的，从未发现血腥的“人牲”殉葬，也许这就是供奉“人像”的意义，和同期其它残酷习俗相比，他们更文明。 2号祭祀坑与1号仅相距25米，这里出土了国家一级文物“青铜通天神树（一号）”，它是全世界已发现的最大单件青铜文物。 它修复完高达396厘米，最大径140厘米，底座直径93.5厘米。穹隆形的基座构拟出“神山”的意象；树干立于正中，每层三枝，共九枝，有九只神鸟站立向上，蓄势待飞，有直接天宇之势。它体现铸造工艺的集大成者，是先民人神互通的神话意识而形象化写照。<br> “青铜立人像”同样出自2号坑，又一件举世瞩目的重器。其采用分段嵌入浇铸而成，分人像与底座两部分。它通高260.8厘米，其中人像高180厘米，人体修长且中空，双手平举起作持物状态。<br> 它头顶两层高冠，身穿窄袖，佩戴脚镯，赤足站立于方形怪兽座上。其衣上纹饰繁复精丽，以龙纹为主，配有鸟、虫和“目”纹等；身佩方格纹带饰，两侧下垂呈燕尾式。它的形象庄严典重，似乎表现的是一个具有通天异禀、神威赫赫的大人物正在作法。这位“东方巨人”绝对震撼眼球，是我国所见“先秦”时代，体量最大的青铜人物雕像，对“古蜀人”形象、服饰、宗教、冶金等研究均有意义。 结构繁复的“青铜神坛”首先在2号坑发现，但部件散落于3、7、8号三个坑，2022年才“跨坑组装”修复成功，历时36年。 它为三层结构，上图是顶层，四角饰有神鸟的建筑模型，象征着神庙；下图是中层有神兽托举，反映神庙在宗教中的核心地位。 下图是有小铜人的基座，不同姿态展现了祭祀仪式中的分工，它是“古蜀”祭祀场景的微缩再现，反映了“天地人”三界观念。 “青铜纵目（兽）面具”同样来自2号坑，高66厘米，宽138厘米，除了眉尖上挑，双眼斜长，最为夸张的是其凸出双眼和舒展大耳，称为“千里眼”和“顺风耳”，是“蚕丛（第一代蜀王）”的神像吗？夸张的五官，也许是为了拉大与现实的距离而凸显其神性。 “花朵形青铜铃”也在2号坑被发现，它口径6.8厘米，高12.2厘米。青铜“花”悬于铜挂架上，仿佛它就在风中轻轻地摇曳。 “玉璋”（中国古代六礼器之一）的形制为扁平长方体，一端是斜刃，另一端有穿孔，而此类中的“边璋”就是顶端无凹刃者。 2号坑中的它通长54.5厘米，宽8.8厘米，上有阴刻两组图案，描绘“古蜀”先民在圣坛上举着“牙璋”祭祀天地山川的场面。 3号坑出土的“青铜爬龙器盖”具有头下尾上的独特姿态，造型融合了虎、蛇特征，其上龙纹印证了“古蜀”同样对龙的崇拜。 这里出土的“青铜大面具”采用分铸法铸造，宽131厘米、高71厘米、深66厘米，重131斤，是目前出土的体量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大型青铜面具。它宽颐广额，面庞夸张，棱角分明，眉部、眼睛、嘴唇等线条流畅，都突出于面部。作为“三星堆文化”的典型器物，体现了“古蜀”先民对自然万物与“人神”世界的理解与思考。<br> 坑内器物均分层放置，这前所未见；但埋藏前明显经过有意焚烧和破坏，这可能是仪式性的燎烧活动。有人判断，祭祀坑为掩埋坑，而非“亡国坑”！前人成果为何非要毁掉，献给神灵？即便不能苛求“那时”的“他们”！说明这种“文明”也有其“劣根”一面。<br> 这座“夏商”时的古城布局严整，高度繁荣，在同期“都邑”中名列前茅，为何延续了2000年后突然中断了？至今未解之谜。<br> 3号坑的“青铜顶尊跪坐人像”高115厘米，再现“古蜀”巫者祭祀的场景，与“尊”的结合则显现出与“中原”的文化交融。<br> “青铜扭头跪坐人像”出土于4号坑，更接近真实的人体。只是一双超乎寻常的大手和冲天而上的头发，表现出强烈的负重感。 5号坑飞出了一只水滴形的“金鸟形饰”，后有三尾羽毛。它非常薄，几乎是A4纸的厚度，这里出土的唯一一件鸟形金饰片。 6号坑出土了一把“玉刀”，长22厘米，宽3.4厘米，也许与女性紧密相关。刃部还较锋利，刀背有类似于鱼背鳍的小小突起。 7号坑出土的“龟背形网格状器”由上下两层青铜网格构成椭圆形镂空结构，内部夹藏玉器及金器残片，为青铜时代的首次发现。它突破了既有认知体系，祭祀或封禅中，到底扮演着什么角色呢？ “青铜鸟足曲身顶尊神像”的主体首先是在8号坑被发现。 它呈现人首蛇身，獠牙纵目，后与2、3号坑中的残件组合成功，造型为头顶觚（gū）形尊，双手撑于带方座的青铜罍（léi）上。 其整体表现为“巫觋（xí）”献祭，沟通人神的场景。与之前青铜人像发绺的不同，可能代表着“三星堆”又一种身份的人群。 “青铜持龙杖形器立人像”出土于8号坑，身着刻满龙纹的服饰，双手紧握龙杖，象征“古蜀”集神权和王权于一体的最高权力。 回顾一下2号坑的“青铜太阳轮形器”，被列为一级文物并禁止出国。它直径85厘米，一般认为该器物是象征对太阳的崇拜。<br> 对太阳（神）的崇拜，是人类早期共同的文化心理，在世界各地的早期文物中，相关的图案或纹饰不胜枚举。即便这件以青铜作为实物形态来表现太阳（神）的很少见，但各个角落的人们，抬头看见的镜像是一样的，“三星堆文化”很自然地与世界可以是相通的。<br> “三星堆”这里有高度发达的青铜铸造、黄金加工和玉器制作，这里还有复杂的社会结构，成熟的祭祀体系，这一切彰显出其统治中心、宗教中心、经济中心的独特地位，巍然“王都”跃然而出。<br> 八个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器物，大多是过去（中原）从未发现过的新架构，如众多人像、神树群、太阳形器、金面罩等。它们不仅数量巨大，种类丰富，面貌复杂、新颖、神秘，且造型奇特，规格极高，制作精美绝伦。它们与“中原”迥异，是自成体系的原生文明！<br> 最早的‘中国’是一“方国”（河南洛阳境内），后分分合合，你来我往，才形成今天疆域，认知“中原（黄河）文明”是鼻祖。 根据官方碳-14测年法的结果，“三星堆”埋藏年代为“商”晚期，即公元前1201年至公元前1012年，但它决不是从属性的文明。 它甚至可能比“夏”朝的文明更为悠久，但又与其有着紧密的联系，出土的青铜罍和青铜尊，就带有“中原”（商）文化烙印。 祭祀坑发掘出的完整“金面具”和“金杖”多见于“北非”（埃及）和“西亚”比这年代更早的墓葬，属于拥有特殊身份的“法老”；而这里却为一群青铜人像所独享，它们之间存在着传播渊源吗？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首先证明了“古蜀”国家的存在。 其次揭示了文明起源的多元性，以及互相渗透性和趋同性。 “三星堆”文物是“古蜀”先民对自然万物无比虔敬，天地人神和谐的生动写照。礼敬天地的美玉，人鸟合一的神像，振翅翔飞的金凤，灵魂不朽的面具，都展现了浪漫的想象力和非凡的创造力。 “三星堆文明”的缺憾是至今尚未发现文字，这是不及“中原文明”的。此后，“蜀地”彻底纳入“中原”体系，它的原生文明也许在自然灾害和人为战争中逐渐消亡，掩埋在历史的尘土之下了。 独特美学震撼了三千年后的我们，这神秘面纱终将被揭开。 <br><br> 2026年4月12日 星期日 22点34分<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