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之 大境门外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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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王永顺，今年八十二岁，家住张家口大境门外头道沟。打小听老人说，张家口是长城的关口，大境门上头写着“大好河山”四个字。那字有多大？站在城楼底下仰着头看，帽子能掉。我这一辈子，就在大境门外的风里长大，风里变老。

张家口的风，一年刮两回，一回刮半年。春天是黄风，从坝上扑下来，裹着沙土，打得人脸生疼。冬天是白毛风，刮起来像刀子，能冻掉耳朵。我小时候穷，冬天没棉鞋，光脚穿一双破布鞋，脚后跟冻得裂口子，血渗出来就冻住了。奶奶用羊油给我抹，说：“顺子，咱们坝下人，皮实，冻不坏。”

我爹是个皮匠，在大境门外头开了一间小小的皮坊。张家口自古是皮毛集散地，坝上的羊皮、牛皮运下来，鞣制好了再卖到口里口外。爹的手整天泡在硝水里，指头肿得像胡萝卜，指甲里全是黑泥。我七八岁就帮着干活，刮皮子、晾皮子、抻皮子。皮坊里一股子腥膻味，呛得人睁不开眼。可爹说：“这味儿就是咱家的饭，没有这味儿，你早饿死了。”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五六岁，记不清多少事。就记得大境门上头换过旗，换了一茬又一茬。爹说那些年不安生，皮坊的活儿也少了。后来八路军来了，他跟我说：“这回看着像好人，不欺负咱老百姓。”1948年张家口解放，我正在街上玩土，看见队伍进城，步子齐刷刷的，老百姓在两边拍手。我跟着跑，跑掉了一只鞋也没顾上捡。

十六岁，我参了军，在张家口军分区当通信员。那时候刚建国不久，坝上还不太平，有残匪。我骑着一匹灰骡子，在山路上送信。坝上的路难走，不是上坡就是下坡，冬天路滑，骡子都不敢走快。有一回送紧急公文，从张北往沽源赶，半路遇上白毛风，天昏地暗，看不见路。骡子停下来不走，我抽它也不动。后来我下来牵着它，一步一步往前挪，耳朵冻得没了知觉，脚趾头冻得生疼。赶到目的地，进了屋子，烤了半天火才缓过来。首长说：“你这小鬼，命大。”我说：“不是命大，是骡子认路。”

转业以后我回了张家口，进了皮毛厂。那时候国营的，几百号人，机器轰隆隆响。我不再用刮刀，改开压皮机。厂子里生产出的皮袄、皮帽子，运到东北、内蒙、新疆。有一年冬天，一批皮袄要赶在春节前发出去，全厂连轴转。我在机器前站了三天两夜，困了就嚼辣椒。那批货按时发了，车间主任给我发了一张奖状，我拿回家贴在墙上，我妈看了哭了一场。

日子慢慢过了起来。我娶了媳妇，是坝上的姑娘，叫翠花。她放羊出身，能扛能背，也能吃苦。我们住在桥东的老平房里，冬天生炉子，夏天睡凉席。生了两个儿子一个闺女，一家五口挤在一间半屋里，转不开身。翠花从来不抱怨，说：“比坝上的窑洞强多了。”

八几年改革开放，皮毛厂慢慢不行了，后来关了门。我下了岗，那年我快五十了。说不慌是假的，一辈子在厂子里，突然没了着落。我在街上摆过摊，卖过羊皮手套，也蹬过三轮车。后来张家口搞旅游，大境门修复了，来的人多了。我和翠花在门口摆了个小摊，卖莜面、卖烤红薯。莜面是坝上的做法，搓成细条，上锅蒸，蘸着酸菜汤吃。很多外地人没吃过，尝了都说好。

那几年虽然累，但踏实。大境门天天在眼前，外地来的客人问起“大好河山”那四个字是谁写的，我就给他们讲，是察哈尔都统高维岳写的，那字写得好，跟大境门一样，站得住。

翠花走了七年了。走的时候是冬天，白毛风在外面刮了一夜。她拉着我的手，说：“永顺，我想回坝上看看。”我说：“等天暖和了，我带你回去。”她说：“怕是等不到了。”第二天早上，她就在我怀里走了。那年春天，我一个人坐班车上坝，把她的一包骨灰撒在她小时候放羊的草坡上。风很大，扬得到处都是。我站在坡上，朝着张家口的方向鞠了一个躬。

我现在跟着大儿子住，在纬一路的楼房里。楼里暖和，有暖气，不像老平房那么冷。可我住不惯，看不见大境门，心里不踏实。儿子每个星期天开车带我去大境门外转一圈，我就坐在轮椅上，抬头看那四个字，看了几十年，还是看不够。

大境门外的风还在刮，没有从前那么大了，沙也少了。岸上种了树，修了路，变了样。可我闭上眼睛，还能看见小时候的土路，听见皮坊里捶皮子的声音，闻见硝水那股呛人的味。

那些东西都没了，可我记着。记着大境门，记着坝上的风，记着翠花放羊的山坡。

张家口人实在，不会说好听的。我就一句话：

这辈子生在这儿，长在这儿，老在这儿，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