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5月9日：从上海到黑龙江北安——纪念知青上山下乡五十六周年！

亞國

1970年5月9日，当我背上行囊登上去往北大荒的列车时，茫然不知这条漫长的知青之路，将如何改变自己往后的人生。

那天上午，上海彭浦火车站人山人海，“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彩旗在月台上猎猎飘扬，高音喇叭反复播放着“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语录，铿锵的革命歌曲汇成震耳的声浪。我们这群稚气未脱的少男少女，挤在绿皮火车的车厢里，有人低头整理着自己的行李，有人默默望着窗外出神，而更多的人则是将半个身子探出车窗外，向着月台上送行的亲人挥手道别……

而站台上已是哭声一片。父母们追着缓缓开动的列车，母亲们掩面哭泣，父亲们拼命挥手，临别的话语被汽笛声淹没。那时年少，以为只是远行，谁知此去却不知归期。列车驶离站台，汽笛声里夹着送别曲的旋律。渐渐远去的是繁闹的都市，迎面扑来的，将是辽阔的北国黑土地和全然陌生的命运。

1968年年底，毛泽东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上山下乡运动在各城市掀起高潮。从1968年到1978年，全国近2000多万知识青年被送往农村和边疆，城市在断崖般腾挪中清空了大批1966、1967、1968届初高中毕业生——那个后来被称为“老三届”的群体，大部分被送往了农村与边疆。而1970年5月9日，正挤在那列北行列车上的，则都是一些稚气未脱的69届初中生。他们只有十六七岁，从许多家庭里被“一片红”的浪潮卷起，又被抛进了这场改变了千万人命运的洪流。

列车驶过山海关后，窗外的大地开始铺展无边的黑色沃野。

我们被分配到的是黑龙江北安农场。这座农场坐落在小兴安岭南北麓，1953年建场，初始曾承担劳改职能，1964年后逐步转为国营农场。1968年至1974年间，3600多名知识青年先后抵达这里，他们分别来自上海、天津、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绥化、北安、通北等各级城市。仅上海一地，就分别在1970年5月9日、5月27日和6月18日连发三批。我们是第一批来到这里的上海知青，以虹口区和杨浦区的69届初中生为主。

北方5月的春寒，比南方想象中更加尖锐。下了火车，几辆卡车把我们载到了北安农场六分场，这里没有阳光下的热烈欢迎，只有5月冻土返浆时泥泞的土路和几栋红砖砌成的平房映入眼帘。当晚，有很多知青在被窝里压抑地啜泣，第一次感受到上海与北大荒之间，隔着的不仅是那两千三百多公里的铁轨，还有冰与火之间巨大落差的青春断崖。

十六七岁的年龄，从被父母呵护的学生，到在北大荒独当一面的知青，这一蜕变充满了迷惘、阵痛和漫长的彷徨。在那片黑土地上，我们用最笨拙却最诚实的方式，开始为自己的人生做出每一个选择。没有老师教导，只有经验和教训累积出的成长印迹。我们学会了忍耐，忍耐饥饿、忍耐疲惫、忍耐思乡之苦。这些忍耐的岁月，最终沉淀为内心的坚韧。就像在黑土地上播下的种子，在漫长寒冬后终将破土而出。也许正是那一季又一季的小麦、大豆的耕种，教会了我们笃信国家政策的春天一定会到来。曾几何时，知青们有的参了军，有的成为了工农兵大学生，有的则通过病退等形式返城后顶替了父母的工作岗位。我们中有人成为了改革开放的弄潮儿，有人成了医生、工程师、教师、公安干警，也有人留守在了那片黑土地。无论走到哪里，北大荒刻进血肉的执着都在支撑着我们在人生的其他战场上继续前行。它让我们在后来的岁月里，无论面对怎样的风浪，都不再轻易说“我不行了”。

2008年8月28日，由上海知青陈建明与牡丹江知青李让等一众知青代表发起筹建的知青墙，在纪念知青下乡40周年之际，在原北安农场场部附近落成。花岗石墙正面是男女知青浮雕，上刻“知青岁月，永志不忘”八个大字。背面镌刻着：“公元1968年至1979年，曾经有2500多名来自上海、天津、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绥化、北安、通北等地的知识青年下乡在此。北安农场知青建墙于此，以铭记这十年的青春岁月”。自那天起，那堵墙一直矗立在那里，在风吹日晒中保持沉默。它不是对那段历史的裁决，也不是对某一种立场的完全认同。它只是在说：我们在这里生活过，在这片土地上流过汗，把苦与乐一起揉进了这片黑土地里。

五十六年后，黑土地的风依旧刮着当年的哨音。一代人的青春无法轮回，我们却选择用“永志不忘”来铭刻那段挣扎与奋斗交织的岁月。

不是因为那段岁月完美，而是因为那是我们用十六七岁以后的血液和汗水，在冻土与麦浪之间写下的、再也无法复写的命运序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