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天门

黄建华

　　因为妻子是地道的天门人，这些年我去天门的次数渐渐多了。起初只是随她回乡探亲，后来竟生出几分牵挂，仿佛那里也与我有了某种血缘。最近又去了一次，缘由有些特别——天门供水公司因产业政策调整收归国有，我随着原公司的负责人一同回去。车过汉宜高速，窗外江汉平原的绿浪一层层涌来，我忽然想，人这一生，总要与一些地方反复相遇，而每一次重逢，都是一次重新认识。

天门不大。在湖北的版图上，它安静地卧在江汉平原腹地，像一块被时光反复摩挲的玉，温润而不张扬。妻子常说，天门人是"喝西江水长大的"，语气里有一种宿命般的骄傲。我初时不解，后来读了一点地方志，才知道竟陵古城确有"千羡万羡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来"的诗句。水与城的纠缠，原是从古至今的。此次因供水公司改制而来，竟意外触到了这城市的一根隐秘脉络——水如何滋养一座城，政策如何改变一群人，而一群人又如何在这片土地上继续他们的日子。这些看似宏大的命题，最终都落在具体的院落、具体的饭桌上、具体的一声叹息里。

此行去了白龙寺。寺在皂市镇，始建于南朝，明清重修，现为国家级文保单位。我向来对寺庙有一种复杂的感情：既不信奉，又敬重。敬重的是那些在漫长岁月中固执地守护某种精神的人。白龙寺的建筑是榫卯结构，不用一钉一铁，这让我驻足良久。古人相信，木头与木头的咬合自有其道理，正如人与人、人与天地，不必依赖外力的强制，而应求得一种内在的契合。寺中有两棵银杏，一公一母，母树瘦小苍老，公树伟岸挺拔。讲解员说，母树把养分都给了果实。我望着那棵疲惫的母树，忽然想到妻子，想到天下所有默默消耗自己的母亲。伟大的女性引导我们走——歌德这句话，在此刻竟不是抒情，而是一种事实的陈述。

又去了石家河遗址。五千年前，这里是长江中游的政治文化中心。我站在那些新石器时代的陶片面前，有一种奇异的恍惚：我们脚下一直涌动着璀璨的文明，我们却毫无觉察。这"毫无觉察"四个字，道尽了人类生存的常态。我们携带优质的文化自信，却一无所知；我们拥有深厚的传统，却日用而不知。石家河的玉鹰精致得令人屏息，五千年前的人，竟已有如此审美的自觉。美是什么？美或许就是人在有限的生存中，对无限的一种徒劳而固执的眺望。

茶经楼是必去的。陆羽故里，这四个字便足以让天门在文化版图上占有一席之地。楼高九层，登临远眺，整个天门尽收眼底。我向来以为，茶在中国人的生活中，从来不只是一种饮品。琴棋书画诗酒茶，柴米油盐酱醋茶——前者养神，后者和味，茶恰好居于两端之间，是物质与精神的交汇点。从神农尝百草，到陆羽著《茶经》，再到李时珍修《本草纲目》，一片叶子被推向了神坛，又被请回了人间。这上升与回落之间，藏着中国文化的全部秘密：它从来不拒绝世俗，却总在世俗中保持着一种向上的姿态。

胡家花园藏在简陋的街巷里，"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同行的朋友如此感叹。我倒是觉得，真正的好东西往往藏在不起眼处。喧嚣处多浮沫，寂静处见真章。这座院落的价值，或许不在于它多么精美，而在于它提醒我们：在江汉平原的腹地，在寻常巷陌的深处，历史并未远去，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

回程的车上，我一直在想"侨乡"二字。天门人远走他乡，最初是因为水患、战乱、贫穷。一代代人出去，做纸花、挑牙虫、耍三棒鼓，在异国他乡从最低微的生计做起。如今，这些逃荒的行为被升华成了"侨乡文化"，成了名片。这升华里，有自豪，也有一种不易察觉的辛酸。历史总是这样，它把苦难酿成酒，把流离写成诗，而我们后人品尝的，已是另一种滋味。

费孝通晚年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十六个字，我此次在天门反复咀嚼。一座小城，如何自处？我想，"小而美"或许是最好的答案。小，是地理的尺度；美，是存在的姿态。天门有茶、有玉、有诗、有花鼓戏，有这些便够了。全球化的大潮中，不是每一座城市都要成为上海或深圳。守住自己的"原乡"，与"美"同行，便是对这个世界最好的贡献。

车过沉湖，夕阳正落在水面上。我想起妻子说过，她那时候在竟陵中学的破旧课桌上读书。那些破旧的教室已没有了，但湖还在，水还在，某种说不清的东西还在。我们一生会走过许多地方，有些地方只是路过，有些地方却会成为你的一部分。天门于我，或许正在从"路过"变成"一部分"——因为一个人，因为几次偶然的机缘，因为水，因为茶，因为那些沉默的遗址和倔强的银杏树。

人寻找故乡，有时是在寻找一种可以安放自己的方式。天门不大，但足够安放一些思念，一些追问，一些在别处无法言说的东西都刻在鸿渐路上，这便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