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友金坛联谊会记事（八）——参观金坛博物馆（续篇）

天伦之乐之

这是金坛博物馆里，新石器时代三星村遗址出土陶器的恒温陈列柜，集中展示了距今约5500-6500多年前的史前陶器，是长江下游马家浜文化晚期的重要实物——别看新石器时代三星村遗址出土的陶器个头小，可件件文物价值连城。这些陶器按功能和形制，可分为几大类：陶豆（如上图：中下部高足盘形器物），是陈列里数量最多的器型，也是三星村文化的代表器物。它是高足盛食器，用来盛放食物、酱料，后来也演变为祭祀用的礼器。

三星村出土的云雷纹彩陶豆（国家一级文物）就属于这类，它的纹饰是目前国内发现最早的云雷纹实证，开创了商周青铜器云雷纹的先河。三足陶鼎（如上图：最下层三足器物），这是史前先民的炊煮器，用来烧水、煮食，三足的设计可以直接架在火上加热，兼具实用与稳定性。鼎身多为夹砂陶，耐高温、导热性好，是当时家庭的“主力炊具”。

陶罐/陶壶（如上图：中上部圆腹器物），作为储物器使用，用来盛放粮食、水或其他物资，部分带流口的陶壶也可作为水器使用。这些陶器大多为泥质陶或夹砂陶，表面带有打磨痕迹，部分还保留了烧制和使用的磨损痕迹。

​其他小型陶器（如上图：最上层和中层小件器物），包括陶杯、陶盘、陶支座等，覆盖了当时先民饮食、祭祀的多种生活场景，反映了新石器时代晚期江南地区陶器制作的成熟工艺。三星村遗址是长江下游史前文化的重要遗址，这些陶器不仅是先民生活的直接见证，也填补了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序列的空白。陶器上的纹饰、器型，也为研究中国早期礼制、纹饰文化的起源提供了关键线索，比如云雷纹的出现，直接影响了后世商周青铜器的装饰传统。

这是一件周代原始青瓷印纹筒形罐，是陶器向瓷器过渡阶段的重要器物，也是江南地区商周时期印纹硬陶文化的典型代表。整体为直口、筒形腹、平底的造型，器型稳重敦实，线条简洁。器身布满多层拍印几何纹（以变体云雷纹/重圈纹为主），是商周时期江南地区流行的装饰手法，由陶拍在湿胎上反复拍打形成，兼具加固胎体与装饰的作用。

它属于原始青瓷，表面施有一层青釉，虽釉色斑驳不均，但已是陶器向成熟瓷器过渡的关键形态，胎质比普通陶器更致密坚硬。这类筒形罐主要作为储物器使用，用来盛放粮食、酒水等物资，是当时家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器具。它的印纹风格与江南地区的印纹硬陶一脉相承，同时出现了施釉工艺，体现了商周时期江南制陶技术的进步，也反映了当地与中原文化的交流融合。

​原始青瓷是中国瓷器的雏形，这类器物的出现，为东汉时期成熟青瓷的诞生奠定了技术基础。江苏金坛地区出土的这件器物，也印证了商周时期江南太湖流域发达的制陶/制瓷手工业水平，以及当地独特的文化面貌。印纹硬陶和原始青瓷是商周时期江南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器物类型，其中印纹硬陶以拍印几何纹为特征，而原始青瓷则在其基础上增加了施釉工艺，是陶瓷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这是一件唐代月宫龙凤铜镜，是唐代铜镜艺术与神话文化结合的典型代表，也是你之前拍的金坛博物馆系列文物中，时代最早的精品之一。镜体为八出葵花形（菱花形），是唐代流行的花式镜造型，突破了汉式铜镜的圆形框架，线条舒展灵动。镜面为高锡青铜材质，呈深黑亮的“黑漆古”包浆，是千年氧化形成的典型特征；镜钮居中，是古代穿绳悬挂铜镜的部件。

​月宫元素：镜面上的圆形区域刻画了桂树、玉兔捣药的场景，还原了嫦娥奔月的神话故事，是唐代铜镜的热门题材。龙凤与双鸾：镜钮下方是盘曲的蛟龙，两侧是衔绶飞翔的鸾鸟，搭配祥云纹，既体现了龙凤呈祥的吉祥寓意，也反映了唐代对“瑞鸟衔绶”（寓意长寿、祥瑞）的审美偏好。整面镜子将月宫神话与龙凤瑞兽融合，构图饱满、线条流畅，是唐代中晚期铜镜“浪漫写实风格”的体现。

​唐代铜镜是中国古代铜镜工艺的巅峰，这件月宫龙凤镜不仅工艺精湛，更承载了唐代人对神话、祥瑞的浪漫想象，也印证了当时江南地区的文化交流与手工业水平。唐代的月宫镜，常被称为“中秋主题铜镜”，镜上的桂树、玉兔、蟾蜍，都是古人对月亮的浪漫想象，也寄托了团圆、长寿的美好祈愿。这类铜镜在唐代不仅是生活用品，也是贵族之间互赠的高档礼品。

这是一件战国时期的青瓷带盖提梁盉，出土于江苏金坛五叶，是战国时期江南地区原始青瓷工艺与青铜礼器文化融合的代表器物。它是典型的三足提梁盉，造型仿自同时期的青铜盉：器身呈扁圆形，带盖，肩部设提梁，一侧为兽首流，底部有三只蹄形足，可稳定放置或直接架在火上加热。器身通体施青黄釉，表面布满拍印的水波纹/几何纹，是战国原始青瓷常见的装饰手法，既加固胎体，也体现了江南地区的制瓷传统。提梁两端的装饰呈齿状/云纹状，整体线条古朴厚重，胎质坚硬，釉面虽有磨损，但仍保留了原始青瓷特有的温润质感。

核心功能：盉是古代的礼器兼实用器，主要用于调和酒、水，或是温酒、盛水，在宴饮和祭祀活动中使用，是当时贵族阶层的重要器具。这件青瓷盉的造型完全模仿青铜盉，是战国时期“以瓷代铜”的体现——随着原始青瓷工艺的成熟，部分礼器开始用瓷器替代昂贵的青铜器，既满足了礼制需求，也降低了成本。金坛五叶属于太湖流域，这里出土的战国原始青瓷盉，印证了当时吴越地区发达的制瓷手工业，以及当地贵族阶层的礼乐文化传统。

​它是陶器向瓷器过渡阶段的重要实物，原始青瓷的胎质、施釉技术，为东汉成熟青瓷的诞生奠定了基础。这类盉也是研究战国时期江南地区社会等级、丧葬习俗和手工业水平的关键资料，反映了吴越文化与中原礼制的交流融合。战国时期的原始青瓷盉，大多出土于高等级墓葬中，是墓主人身份地位的象征。和青铜盉相比，青瓷盉更轻便、耐腐蚀，也更符合江南地区潮湿多水的环境，因此在吴越地区更为流行。

这是一件汉代铜鐎（焦）斗，出土于金坛薛埠罗村，是汉晋时期兼具实用与巧思的代表性器物。整体为宽折沿浅腹盆形，底部配有三足，可直接置于火上加热；一侧伸出龙首长柄，既方便握持操作，也兼具装饰性，是汉代常见的器柄设计。表面带有青铜氧化形成的青绿色铜锈，器身古朴厚重，是典型的汉代实用青铜器风格。

​它最主要的身份是古代的“行军炊具”，又名“刁斗”，是汉代军队的标配器具：白天用来煮食、温羹汤，晚上则被士兵敲击发声，用于军营巡更警戒，一器多用，非常便携高效。它和之前看到的铜熨斗有明显区别：鐎斗带三足，可直接生火加热；熨斗无足，靠内部炭火导热熨衣，二者用途完全不同。

鐎斗在两汉魏晋时期非常流行，除了军用，民间也会用它来温酒、加热流食，是当时的“多功能加热锅”。这类带龙首柄的鐎斗，也体现了汉代器物“实用与审美结合”的特点，龙纹不仅是装饰，也暗含了古人对吉祥、威猛的文化寓意追求。

这是一件汉代玉璧，出土于江苏金坛洮西湖溪村太师墩，是汉代玉器文化与礼制的典型代表。它是扁平圆形、中心有圆孔的玉器，是玉璧的经典形制。器身带有明显的沁色与裂纹，是埋藏千年形成的自然痕迹。玉质呈青灰色调，表面可见汉代玉璧常见的谷纹/蒲纹类纹饰，线条古朴，体现了汉代玉器工艺的特点。

​礼器功能：玉璧是古代重要的礼器，《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是祭祀天地、沟通神灵的重要信物。丧葬用玉：这件玉璧出土于墓葬，作为随葬玉器使用，汉代人认为玉能保护尸体不朽，玉璧常被放置在墓主身上或棺内，象征灵魂升天、永生不灭。

​玉璧的使用在汉代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只有贵族阶层才能拥有和使用，是墓主人身份地位的体现。相比战国玉璧，汉代玉璧形体更大，纹饰更丰富，除了传统的谷纹、蒲纹，还流行龙凤纹、透雕等装饰，兼具礼仪性与审美性。

江苏金坛地区出土的汉代玉璧，也反映了当时江南地区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以及当地贵族阶层的用玉传统。玉璧是中国古代使用时间最长的玉器之一，从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一直沿用到明清，是礼制文化的重要载体。汉代玉璧上的谷纹，象征着五谷丰登、生生不息，寄托了古人对丰收和生命延续的美好祈愿。

这是一件六朝时期的龙合柄铜熨斗，是古人的“熨衣神器”，也是汉魏六朝时期生活美学的缩影。它由斗身与长柄组成，柄与斗身的连接处采用龙合柄工艺，以龙首衔接斗身，是六朝时期常见的装饰手法，既加固了结构，也赋予器物吉祥寓意。

​斗身呈敞口、宽沿、平底设计，口沿的特殊造型可防止炭火外溢，平底则保证熨烫时受力均匀。器身带有清晰的纹饰，是六朝时期青铜工艺与实用器结合的典型代表。它的核心功能是熨烫衣物，又称“火斗”“金斗”。使用时，将烧红的木炭放入斗内，利用铜器的导热性加热底部，再熨平织物上的褶皱。

这种熨斗在魏晋时期已成为寻常家庭的生活用具，甚至有“贫家亦备熨斗”的记载，足见其普及程度。

熨斗的起源很早，汉代已广泛使用，而六朝时期的熨斗在形制上更趋精巧，龙纹、凤纹等装饰开始流行，兼具实用与审美价值。它还有“副业”：部分形制相似的器物也可作为温酒器使用，体现了古代器具“一器多用”的巧思。这种带柄的铜熨斗，一直沿用到明清时期，才逐渐被更轻便的铁熨斗取代。

这是一件六朝时期的环头柄带流铜鐎斗，出土于金坛水北中学，是汉晋六朝时期非常流行的多功能青铜温煮器。整体由斗身、长柄、三足三部分组成：斗身呈盆形，口沿一侧带有流口（方便倾倒液体），底部为三蹄形足，可直接架在火上加热；长柄末端为环头设计，便于悬挂或握持。

​器身带有明显的青铜锈迹，风格古朴厚重，是典型的六朝实用青铜器。它是古代的“万能加热锅”，最初作为行军炊具（又称“刁斗”）使用：白天用来煮食、温羹汤，夜晚士兵敲击它发出声响，用于军营警戒。民间也常用它温酒、加热流食，带流口的设计让倾倒更方便，是军民通用的多功能器具。

​铜熨斗 平底无足、无流口 内部装炭火，熨烫衣物 ，汉代铜鐎斗 三足、龙首长柄 直接生火加热，炊煮/警戒 ，六朝带流铜鐎斗 三足、带流口、环头长柄 加热/倾倒液体，功能更细化 。

鐎斗在六朝时期的器形演变中，带流口、环头柄的款式越来越多，说明它的民用场景（温酒、盛汤）逐渐强化，使用更便捷。这类器物在江苏金坛地区多次出土，也反映了六朝时期江南地区的生活方式与手工业水平。

这是一件六朝青瓷虎子，出土于江苏金坛白塔傅巷，是六朝时期江南青瓷工艺与生活习俗的典型代表。整体呈卧虎造型：器身塑为猛虎形态，虎头高昂，双目圆睁，张口作为出水口，背部有麻花状提梁，四肢作蹲伏状，线条饱满生动，把实用器与瑞兽形象巧妙结合。通体施青釉，釉色温润，器身还带有刻画的翼纹和点纹装饰，既强化了虎的威猛感，也体现了六朝青瓷的装饰风格。

​它的主要功能是古代的溺器（夜壶），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它在特殊场合也可作为水器使用，但主流观点认为它是日常卫生器具。虎子的造型设计非常实用：提梁方便握持倾倒，兽口出水口防漏，器身圆润便于清洗，是古代工匠兼顾功能与审美的体现。以虎为形，除了工艺上的美观，也暗含了古人“以虎辟邪”的观念，用瑞兽形象压制污秽，祈求平安。

六朝时期江南地区的青瓷虎子产量很大，金坛、南京、绍兴等地都有大量出土，是当时贵族与平民家庭中都很常见的器具，也反映了六朝时期青瓷手工业的繁荣。“虎子”这个名称最早见于汉代，六朝时期的虎子造型最为丰富，除了青瓷，也有铜质、陶质的。到了唐宋以后，虎子逐渐被其他样式的器具取代，这种兽形的设计也越来越少见了。

这是一件隋代鳝釉桥系双凤首龙执壶，是南北朝至隋代瓷器工艺与文化交融的典型代表。它是典型的鸡首壶（凤首壶）变体，盘口、束颈、丰肩、鼓腹，肩部一侧为凤首流（壶嘴），另一侧是龙形执柄，龙头衔住盘口，造型生动，是隋代流行的设计。肩部带有桥形系，用于穿绳提携，釉色为鳝釉（黑釉/酱釉），釉面带有岁月形成的斑驳痕迹，胎釉结合自然，是隋代南方窑口的常见工艺。

​龙凤意象：凤首与龙柄的组合，是“龙凤呈祥”的早期表达，既体现了古人对祥瑞的追求，也反映了当时南北文化融合的审美取向。这类壶源自魏晋南北朝的鸡首壶，到隋代发展出龙柄凤首的样式，功能上多作为酒器或水器使用，是当时贵族阶层的生活用瓷。

​隋代统一后，南方青瓷工艺与北方的文化元素交融，这类器物的风格也体现了当时南北手工业技术的交流成果。故宫博物院藏有北朝至隋的青釉凤首龙柄壶，是这类器物的代表。这件鳝釉版本，是南方窑口的民间风格变体，同样是研究隋代瓷器工艺的重要实物。鸡首壶在隋代之后逐渐被注子（执壶）取代，这件壶也成为魏晋南北朝至隋唐过渡时期，陶瓷器型演变的重要见证。

这是一件隋代鳝釉鸡首壶，出土于江苏金坛洮西新河村，是六朝至隋代瓷器器型演变的典型器物。它是典型的鸡首壶造型：盘口、束颈、丰肩、鼓腹、平底，肩部一侧为鸡首形流，另一侧为弯曲的执柄，肩腹部还带有桥形系，方便穿绳提携。通体施鳝釉（酱黑釉），釉色深沉温润，带有细碎的光泽，是隋代南方窑口常见的釉色风格。鸡首造型简洁写实，壶柄线条流畅，整体风格古朴实用。

​鸡首壶是魏晋南北朝至隋代流行的酒器/水器，鸡首最初只是装饰性的“盲流”，到了隋代，鸡首逐渐演变成贯通的流口，功能更完善，使用也更便捷。这件鳝釉鸡首壶，是六朝青瓷鸡首壶向唐代执壶过渡的重要形态，见证了陶瓷器型从“装饰化”向“实用化”的转变。

​之前拍的隋代鳝釉桥系双凤首龙执壶，和这件鸡首壶是同一时期的器物，二者都是隋代南方窑口的代表。鳝釉鸡首壶 单鸡首流 、弧形执柄 、鳝釉 、鸡首壶在唐代逐渐被注子（执壶）取代，这类带鸡首、龙柄的造型，也成为了魏晋南北朝至隋代陶瓷的标志性符号，是研究当时社会生活与手工业水平的重要实物。

这是一件明代绿底紫毫瓷碗，出土于金坛洮西西王村，是明代仿建窑兔毫釉风格的实用瓷器。它的釉色名为“绿底紫毫”，是仿宋代建窑兔毫釉的变体：以偏绿的酱色为底釉，釉面呈现出细密的紫褐色流纹，如同兔毛般垂挂，是窑变过程中釉料流动形成的自然纹理。这种工艺在明代民间窑口中较为常见，既延续了宋代“黑釉茶盏”的审美传统，又融入了明代民间制瓷的特色。

​这类碗最初源于宋代斗茶用的建盏，到了明代，饮茶方式发生变化，斗茶之风渐弱，这类带窑变效果的碗更多作为日常餐具或茶碗使用，不再局限于特定的斗茶场景。金坛地区出土的这件瓷碗，也反映了明代江南地区民间制瓷工艺的普及，以及当时人们对宋代釉色审美的延续与传承。“兔毫釉”原本是宋代建窑的标志性工艺，以黑底银/金/褐毫纹为特征。明代的仿制品中，底釉和毫纹的颜色会因窑口、配方不同出现变化，这件的“绿底紫毫”就是其中一种特色变体。

这是一件明代紫砂提梁壶，出土于江苏金坛金沙广场的明代古井，是研究早期宜兴紫砂工艺的重要实物资料。整体为圆腹、短直流、硬提梁的造型，是明代中晚期紫砂煮水器的典型样式。器身保留着古拙的紫砂胎质感，带有明显的使用痕迹与岁月包浆。它的制作工艺与南京吴经墓出土的明代嘉靖紫砂提梁壶风格高度相似，同属明代早期紫砂工艺的代表，胎质偏粗，以实用为核心，装饰极简。

​这类提梁壶是明代的煮水器/温酒器，容量较大，提梁设计方便悬挂或直接放在火上加热，适配当时江南地区的饮茶、温酒生活场景。它出土于古井中，推测是当时居民废弃后沉入井内，也侧面反映了紫砂器在明代民间的普及度，不再是贵族专属的器具。

​这件壶是明代宜兴紫砂工艺发展的重要见证，和南京吴经提梁壶、无锡南禅寺古井出土紫砂器一起，填补了早期紫砂器的考古空白，印证了宜兴紫砂在明代中期已形成成熟的制作体系。

​金坛紧邻宜兴，这件出土文物也体现了明代紫砂工艺在江南地区的传播与影响。明代早期的紫砂壶大多胎质较粗，和清代以后细腻光滑的紫砂器不同，风格更偏向“实用主义”，而这种提梁壶也是当时茶馆、家庭里最常见的紫砂器型之一。

这是一件清代银锭，是古代中国白银货币的典型形态，也是你前面看到的金坛博物馆系列文物里，时代最晚的一件。它是清代常见的马蹄形（元宝形）银锭，也叫“宝银”，这类大锭通常重约50两，是当时的大额货币。表面的黑褐色包浆，是白银历经数百年氧化、埋藏形成的自然痕迹，而银锭底部常见的“蜂窝状”气孔，是古代浇铸工艺留下的特征，也是鉴定银锭真伪的重要依据。

​银锭是清代的主要流通货币之一，官方与民间都可铸造。它的价值由重量+成色决定，常用于缴纳赋税、大额交易、官员俸禄发放，也可作为财富储藏手段。清代白银的使用非常广泛，康熙年间还确立了“库平银”标准，规范了银锭的重量和成色，这种银锭也成为当时全国通用的硬通货。

清代银锭的形制多样，除了这种马蹄形大锭，还有圆形、砝码形、腰形等，且不同地区的铸造风格也有差异。你看到的这种元宝形银锭，是清代最具代表性的样式之一，也成了大众认知里“银元宝”的经典形象。银锭在1933年民国政府“废两改元”政策推行后，才正式退出流通，被银元取代。而它从唐代开始出现，到清代达到鼎盛，前后作为货币流通了上千年。

这面器物是清代“龙凤呈祥”礼镜，是一件兼具实用功能与礼制寓意的铜质文物。这是一面圆形铜镜，镜体厚重，边缘起宽棱，中央设圆钮（用于穿绳悬挂或固定）。镜面采用铸字工艺，将“龙、凤、呈、祥”四字分别置于方形框内，呈十字对称分布，字体规整，是清代吉语铜镜的典型样式。

“龙凤呈祥”是中国传统中最高等级的吉祥主题之一。龙象征阳刚、权威与祥瑞，凤象征阴柔、美好与安宁，二者结合代表阴阳和谐、天地交泰。在清代，这类铜镜常作为婚俗礼器，寓意婚姻美满、帝后同德，也用于祈福纳祥，兼具陈设与礼仪功能。

清代铜镜的特点，清代铜镜已逐渐被玻璃镜取代，实用功能减弱，更多转向礼仪、陈设与收藏。这类铸有吉语的铜镜，是当时民俗文化与礼制需求的直接体现。同类器物对比，清代还有“寿山福海”“富贵双全”等吉语铜镜，形制与这面“龙凤呈祥”礼镜相似，都是以文字为核心纹饰，传递不同的吉祥诉求。礼镜的用途：除婚嫁外，这类铜镜也用于宫廷祭祀、民间庆典等场合，既是“礼器”，也是承载美好祝愿的信物。

这画面中央的青铜质感半身像，是段玉裁的纪念雕塑。段玉裁（1735-1815）是清代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师从大书法家王羲之、苏东坡。因其卓越贡献被尊为“训诂学宗师”、朴学（考据学）宗师，代表作《说文解字注》。

​雕塑后方的四幅竖幅山水画，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文人画风格，与段玉裁所处的清代文化氛围相呼应。这类作品在纪念馆中常用来烘托“朴学宗师”的文人气质。

金坛博物馆内除了段玉裁塑像，还陈列有他的著作版本、生平介绍，以及与他相关的书画、篆刻作品，还原了清代朴学大师的治学环境与学术成就。段玉裁的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对《说文解字》的校勘与注释上，他的《说文解字注》被誉为“《说文》学”的巅峰之作，对后世文字学研究影响深远。

战友和军嫂军工们分组分头自愿组合，站在金坛博物馆的台阶上，纷纷拍照留念。牢牢记住金坛博物馆的馆藏以本地出土文物为核心，尤其是新石器时代三星村遗址、六朝至唐宋的青瓷、青铜器，以及清代段玉裁相关的文化藏品，是了解金坛历史文化的重要窗口。

综上，从新石器时代三星村的云雷纹彩陶豆，到周代印纹硬陶、战国青瓷提梁盉；从汉代玉璧与铜鐎斗，到六朝青瓷虎子、隋代鸡首壶；再到唐代月宫铜镜、明代紫砂提梁壶，最后定格在清代银锭。

一馆之内，串联起了从史前到明清的江南烟火，这些跨越6000千多年前的器型与纹饰，均诉说着这片土地上的文明脉络与生活日常绵延不断——新石器时代三星村遗址的先民们，为中华民族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起源，提供了科学实物证据，值得后人瞻仰参观铭记。

（未完待续，感谢光临，下次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