宛若清莲的张老师

仁者爱人

一九八四年秋，我上了高中，学校坐落在一座温泉小镇。校舍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建起的青砖瓦房，设施老旧，门窗斑驳，处处透着岁月的痕迹。

班里的同学，大多是农家子弟，裤脚沾着田埂的泥土，指缝里藏着未洗尽的尘垢，一张张面孔青涩稚嫩，眼神干净透亮。任课的老师，多半刚从师专毕业，比我们大不了几岁，一身书卷气尚未褪去，初登讲台，眉眼间还带着几份紧张与羞涩。

记得教代数的王老师，长长的头发遮住了半边脸，讲课时头发总是一甩一甩的。为解一道数列题，粉笔写满整个黑板，忽然思路卡了壳，怔怔立在讲台前瞅上半天。底下同学们交头接耳，有人低喊：“老师，错了！”，他便侧过身，羞赧地擦去板书，轻声说：“是错了，我重新讲。”

我们的语文张老师，却与旁人截然不同。她皮肤白皙，面庞清秀，虽架着一副金丝眼镜，也掩饰不住那宛若清泉的双眸。身穿一套淡灰色的西装，洁白衬衫领口熨得平整挺括，整个人青春明朗，清纯朝气。有男生调皮做鬼脸，引得班里哄堂大笑，她从不气恼，只拿着讲义遮住脸，跟着软软地笑，肩膀轻轻耸动。待笑声渐歇，双颊染开淡淡的粉霞，她轻咳两声镇住神，便又继续讲课。

开学第一课，讲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读到“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时，她莞尔一笑，眉眼轻柔，真的像风中送来一缕清香，又像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讲台之上，她亭亭而立，恰如一朵含苞的清莲，清丽脱俗，不染尘埃。

课后她布置写作文，没过几日，张老师抱着一摞作文本走进教室。她翻开最上面一本，环视课堂，叫出了我的名字。我心里忐忑，缓缓站起，她却温和点头，示意我坐下。我的那篇作文，被她当作范文，在全班细细点评。作文的内容我早已模糊，只记得写的是收到高中入学通知书时的激动。坦白说，文中多有虚饰——当年没能考上县重点，心底满是失落和沮丧，半点也谈不上欢喜。这些心思，终究没逃过张老师的眼睛。她温和指出，文中描写略有夸张，却也夸赞动词运用巧妙，情节刻画细腻，给了我莫大的鼓励。

国庆节将至，学校举办征文比赛。我熬了两个晚自习，搜肠刮肚写了一首《祖国颂》。内容早已记不清，只依稀记得几句：当乌苏里江的渔民撒下第一张幸福的网，帕米尔高原牧民的孩子还沉浸在甜美的梦乡；当大兴安岭冰封大地、素裹银装，南国三亚却温暖如春、椰林飘香。我未曾多想，更不敢奢望，悄悄地把稿件投了出去。万万没想到，这首诗经张老师悉心修改，竟斩获全校一等奖，被用彩色粉笔抄录在学校黑板报上，引得不少同学驻足观看，投来许多赞许的目光。

那个年代，课外读物难得一见。偶尔借来一本《读者》《辽宁青年》，大家视若珍宝，读起来甘之若饴。那年冬天，我在课堂中爬在桌洞偷看《收获》，正读得着迷，不料被化学老师发现，一把夺过，二话不说将杂志投进熊熊燃烧的炉膛里。

可张老师与众不同，她总是鼓励我们，不要只拘囿于课本，要多读名篇名著，从中汲取滋养，开阔眼界，厚重思想。在她的引导下，我们知道了冉·阿让的苦难人生，读懂了少年维特的烦恼，了解了诗人普希金的坎坷命运。那时的我们，虽懵懵懂懂，却也慢慢推开了求知的窗，像跋涉在沙漠里的行者，望见了一片又一片知识的绿洲。

张老师还带我们练习硬笔书法。她把卢梅坡的《雪梅》工工整整写在黑板上：“梅雪争春未肯降，骚人搁笔费评章。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我们在本子上跟着一笔一画地临摹，她从笔画、结构到章法，一一悉心指点，告诉我们，写一手好字，不单是修身养性，高考作文里，兴许能多添两分。

那时老师们，个个兢兢业业，每天晚自习都来教室辅导。张老师也常来，为我们答疑解惑，直到很晚。窗外夜色里，偶尔有个健硕的黑影背手踱着，应是学校体育老师，平日里他总对张老师嬉皮笑脸，跟同学们一脸横眉冷对。

后来，同学们忽然发现，张老师变了模样。她换上一件淡蓝色绒丝面料旗袍上装，立领盘扣，斜襟温婉，松松的圆髻盘在脑后，脸色却憔悴了很多，像是经历了一场风霜，愈发显得清瘦柔弱。有次上课，张老师忽然恶心，匆匆跑出教室，再回到讲台时，眼里已噙着泪花，却还是咬着牙，坚持讲完了整堂课。

转过年来，后山的果树刚要开花，还未等到落果，我们便得知了一个令人失落的消息：张老师调走了，听说去了临县师范学校任教。自那以后，便再无音讯。

四十多年光阴流转，张老师应早已桃李天下，如今也该到了退休的年纪。感念我青涩懵懂的少年时光，能遇见这样一位温润如玉、教育有方的好老师。每每想起，脑海里总能浮现出荷塘月色下，那一朵亭亭而立、不甘染尘的清莲。

（图片：来自网络，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