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的中国（二）

烨煜森（原创作者）

题记：

林则徐临终前预言“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一语成谶。他身后六年，英法联军与沙俄联手，将中国拖入更深重的浩劫——皇帝逃亡、国都沦陷、万园之园化为灰烬，一百五十余万平方公里疆土被割。第二次鸦片战争，用最残忍的方式宣告：天朝上国的旧梦已然破碎，半殖民地的深渊无边无际。从1856到1860，这四年血火，是1840年悲歌的延续，更是1921年一个政党必将诞生的历史伏笔——因为唯有在屈辱的极点，救亡的呐喊才最震耳欲聋。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已经去世，他未能亲眼目睹这场比第一次鸦片战争更加惨烈的浩劫。但历史恰以另一种方式印证了他的远见与遗言。1850年深秋，这位被流放新疆后又重新起用的民族英雄，在赴广西平乱的路上病逝于广东普宁。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里，他曾对一位青年后生说出那句著名的警言：“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 。这位青年，是后来抬棺出征、收复新疆的左宗棠。林则徐担心的是沙俄的鲸吞蚕食，而在他身后仅仅六年，沙俄与英法就联手，将中国拖入了一场更加致命的浩劫。

公元1856年10月的一天，当咸丰皇帝还在圆明园里为太平天国军费焦头烂额时，一个被称为“亚罗号”的中国船只在广州黄埔港被广东水师搜查，并无伤大雅地扯下了英国国旗。这在水手眼里的小事，被英方蓄意无限放大——此时英法联军舰队早已磨刀霍霍。冰冷的炮口瞄准了珠江沿线炮台，炮弹呼哨着如雨点般落下。一座座炮台接连失守，总督府沦为残垣。

时任两广总督叶名琛，抱着“以静制动，不战为妙”的幻想，对此始终置若罔闻。1857年12月28日清晨，当英法联军主力5700人组成的登陆队在炮火掩护下分三路大肆进攻时，坚守城墙的1.3万守军竟然“稍战即溃”。次日，英法联军的米字旗与三色旗便在广州城头随风招摇——一代封疆大吏叶名琛没能成为林则徐，倒成了被掳到印度加尔各答的亡魂，在异国他乡绝食而死。

1858年5月20日，英法舰队北上炮攻大沽口，次月兵锋直逼天津城下。战火熊熊，咸丰帝急派大臣前往议和，几乎在刺刀寒光的胁迫下，被迫与俄、美、英、法四国分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 。但清廷的决策在密旨中暴露无遗：咸丰接连下令谈判大臣，用“全免税课，开驰烟禁”的代价，换取对方撤回“外国公使进驻北京”这一条——在巨大的安危利钝面前，年轻帝王计较的仍是拜与跪的天朝颜面。

1859年6月，英法利用去天津换约的机会，悍然炮击大沽炮台。这是清军在整场战争中唯一占据上风的时刻，侵略舰队狼狈溃逃，死伤惨重。但龙颜大悦仅持续到次年夏天。1860年8月，恼羞成怒的英法调集两万多人卷土重来，攻陷天津，继而在通州张家湾与清军僧格林沁的蒙古马队血战结束后，兵临北京城下。

咸丰皇帝再次刷新了历代帝王的耻辱底线——丢下江山与城民，仓皇狼狈地逃往热河承德避暑山庄。

这是250多年的清朝开国史上从无前例的致命逃亡。更令人骨寒的是皇帝的密谕留给议和亲王的底线：只要英法联军撤离北京，一切条件皆可允准。

于是，1860年10月，一场横祸降临在中国皇家园林的瑰宝——圆明园。 英法联军闯入万园之园，成千上万的金银珠宝被洗劫一空，然后纵火焚烧。从10月18日起，数千名英军士兵将这座一百五十余年积萃的艺术宝库化作冲天大火，整整三天三夜，浓烟蔽日，余烬染黑了半个北京城。清廷在强盗的战刀下彻底投降，先后签订了更加苛刻的 《北京条约》 ，并且承认了《瑷珲条约》。沙俄借助“调停有功”的外衣，乘机趁火打劫，割占中国东北及西北共计超过15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北京城破、皇帝出逃、万劫不复的悲剧而告终。在列强的合力重创与太平天国的猛烈夹攻下，奄奄一息的清王朝内外交困。而逃到热河行宫苟延残喘的咸丰帝，再也没能回到自己的紫禁城——1861年8月，31岁的咸丰帝在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病逝。此后，慈禧太后伙同恭亲王奕䜣密谋发动宫廷政变，推翻顾命八大臣，中国政治的权柄落入那位垂帘听政的女人手中。从此，列强的魔爪与腐朽的皇权相互勾结，半殖民地化的深渊无边无际。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更加残酷的方式敲响了中国近代史的丧钟——它不仅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程度的进一步加深，也让中外反动势力公开勾结，合力残酷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将全中华民族拖入了翻不了身的深渊。

尤其令后世警醒的是，无能的清政府在外交战场上，“天朝上国”的陈腐旧梦一直要酣睡到庚子年后的彻底破产。而历史的正义与真理，却悄悄在西方投下光芒：当英法联军在圆明园肆意纵火时，《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笔者卡尔·马克思，正撰写一系列为中国人民发声的尖锐时评，彻底揭开侵略者的伤疤。

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硝烟散尽，到中国共产党的淬血诞生，这中间隔了大半个世纪的风雨如晦。这期间，无论是洋务派的“自强变法”，还是戊戌志士的君主立宪，或是辛亥革命的反帝共和，均以惨烈失望落幕。唯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之光，1921年诞生的中国共产党接过1840年以来所有未竟的复兴使命。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看待中共党史不能简单从1921年党的“一大”召开讲起，而必须看到鸦片战争以后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屈辱之痛和仁人志士前赴后继的探索。惟有以大历史观的视角，才能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才能读懂党带领人民在血火交织中走向民族复兴的历史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