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纸包裹的心

振翼山人

　　五月十日，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又到了，妈，您在天堂里一切安好吧？我想您了！

（母亲生前是位教师）

　　我总记得，母亲量米的样子。糙米从米袋里流进那口老旧的陶瓷缸，她量得满满的，又用那双瘦而筋骨分明的手，不声不响地往米缸里抓回一把。她说：“日子要一粒一粒攒，一天抓一把，月底就能多一碗饭。”后来才明白，那“多出来”的，是母亲从自己碗边一粒一粒省下来的。

（母亲生前的照片）

　　母亲的“道理”渗透在每一个缝隙里。隔夜饭要留着，她说这样饭“有稠性，经饱”；一块肥皂要用票，金贵，她便去野外采一种叫“羊墨股子”的植物，捣出深绿的汁液洗衣，手上总留着一股清苦气。至于那块真正的肥皂，她用香烟盒里剥下的金锡纸仔仔细细裹好，只在洗大件衣物时，剪开一角，小心翼翼地蹭几下。那块肥皂用得极慢，一年到头似乎总是它，只是金纸磨损得发乌，边角卷了起来。

　　我们家的蚊帐是特别的。那是父亲从医院寻来的医用纱布，经纬稀疏，能透进夏夜的月光。母亲用针线密密缝了边，挂起来，便成了我们的“纱笼”。我嫌它不挡蚊子，也羡慕别人的新蚊帐。母亲一边在灯下为我赶蚊子，一边低声说：“这个透气，凉快。省下的布票，能给你们兄弟几个做件新衣服。”

　　这“省”出来的每一分，都流向了别处。父母都是教师，每月工资合起来七八十块。可一到发薪日，母亲便摊开那本扉页写着“赠给优秀教师”的蓝皮笔记本，戴上老花镜，一笔一划地记。寄给在外地读大学的侄子，每月十元，雷打不动——“孩子在外头，不能让人看轻了。”孝敬外婆和奶奶，各十元——“老人在，是福气。”父亲老家有族亲子弟上学手紧，来信一提，母亲便默默匀出一些。我记得父亲有一次拿着信，面有难色，母亲看了，从贴身口袋摸出用手帕包着的票子，抽出两张十元币递过去：“先寄去，孩子的学费耽搁不起。这个月，咱们的菜里，多放点盐就是。”

　　于是，那点工资像浸水的海绵，被一丝丝拧干，滋养了远方的根苗。落到自家锅里的，便真的只剩下“多放点盐”的清苦。饭桌上永远是父亲利用课余时间到山上种的四季青菜，难得见荤腥。我们四兄弟的衣服是大的穿小了的。可母亲从无怨色，她只是更精心地打点一切。

　　母亲的爱，是具体而微的仪式。味精瓶里装着的“谷氨酸钠”，每次只用筷子尖蘸一点，在菜汤里搅一搅，那味道便成了一生关于“鲜”的、带着化学式气味的记忆。洗衣服时，她蹲在井边，用那把被金纸包裹的肥皂，在领口、袖口这些容易脏的地方，格外认真地搓揉。金纸在阳光下偶尔一闪，像她沉默人生里不易察觉的光泽。夏夜，蚊帐里的月光水一样淌在脸上，她在帐外轻轻摇着蒲扇，为我们送来断续的凉风，自己却熬着闷热与蚊蚋的叮咬。

　　多年后，我自己有了家，在超市琳琅满目的货架前，在为一餐饭花费上百元而毫不心疼时，母亲那用金纸包裹的肥皂、那把多抓的米、那顶透光的蚊帐，总会毫无防备地撞进心里。我开始懂得，在物质丰盈到几乎泛滥的时代，那种近乎严苛的节俭背后，是怎样的珍重与敬畏——对物的敬畏，对所得的珍重，以及将这所得毫不犹豫赠予他人的、近乎本能的慷慨。她的“省”与“给”，原是生命的一体两面，那极致的压榨自我，是为了更饱满地成就他人。

　　母亲是在一个清寂的秋天走的。整理遗物时，没有金银，没有存折。只有几件洗得发白、叠得整齐的旧衣，那本蓝皮笔记本，以及一个小铁盒。我打开铁盒，里面是一些零碎的票证，几张褪色的旧照，还有——几块用金纸包着的、小小的、已经干缩发硬的肥皂头。我拿起一块，那熟悉的、混合着岁月尘埃的皂荚气味，猛地冲进鼻腔。那一刻，隔着漫长岁月，我终于触摸到了母亲那颗心的质地。

（母亲抱着还小的我）

　　我合上铁盒。窗外，秋光沉静，像母亲看我们时最后的目光。她没有留下万贯家财，却留下了一种在匮乏中创造丰盈、在索取前先予赠予的生存密码。那枚用金纸包裹的心，已然在岁月中褪去了闪亮的外表，却将最恒久的温暖与光芒，无声地、沉甸甸地，流进了我的血脉，成为了我面对这个世界时，最初的底气与最后的乡愁。

（母亲和她的学生们）

　　作者简介：振翼山人（笔名）。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文章百余篇发表在《中国乡村》《红土地》《每周文摘》《福建日报》《福建老年报》《泉州晚报》等报刊杂志上，著有三十万字《足迹》散文集一书，由北京九州出版社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