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台湾女孩，在大陆生活11年嫁陕西老公，带娘家五口人定居西安

风驰

来自: 冰面尽兴溜汗冰

十一年前，我拖着行李箱走出咸阳机场的时候，绝对想不到自己会在这片土地上扎下这么深的根。那时我刚从台北的大学毕业，因为学的是中国文学，就想来看看课本里的长安城是什么样子。计划是待半年，走走看看，然后回台湾找个出版社的工作。

我在西安古城墙下第一次见到陈浩。那天我在租自行车的地方犹豫，不知道该怎么把押金付了，因为那时候移动支付还没现在这么方便。他在旁边等车，用带着陕西口音的普通话问我需不需要帮忙。我到现在都记得他那天穿一件灰色的夹克，个子很高，笑起来眼角有很深的纹路。他帮我付了押金，我说要还他现金，他说不用，就当欢迎我来西安。

后来我们加了微信。他是一家建筑公司的项目经理，土生土长的西安人。他开始带我逛这座城市，不是去游客扎堆的回民街，而是去那些老巷子，吃本地人才知道的泡馍小店，看城墙根下下棋的老人，听秦腔自乐班在公园里吼戏。我渐渐发现，这座城市的厚重和温度，和台湾完全不一样，却又莫名地让我觉得踏实。

半年期限快到的时候，我犹豫了。台湾家里打来电话，妈妈问我机票订了没有，说已经托人帮我问了出版社的职位。我看着手机里和陈浩的聊天记录，还有相册里我们一起去的法门寺、华山、延安，突然觉得不想走了。我跟家里说，我想再待一年，找个工作试试。

我在一家台资企业找到了行政工作。陈浩工作忙，但每周总会抽时间陪我。我们关系的转折点是在一起后的第一个春节。他带我回他老家，在渭南的一个村子里。一大家子二十多口人，住的是自己盖的两层楼。他爸妈不会说普通话，我也听不懂陕西话，全程靠陈浩翻译。但那种热闹是实实在在的——院子里架着大锅炖羊肉，小孩跑来跑去，亲戚们进进出出，每个人都对我笑，往我手里塞花生、柿饼。

年夜饭桌上，他爸爸突然用陕西话对我说了一长串。陈浩翻译说，我爸说，姑娘，这么远跑来不容易，以后这就是你家。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在台湾，我家是很典型的小家庭，爸妈加我和弟弟，过年也就是四五个人吃饭。这种被整个家族接纳的感觉，我从没体验过。

第三年，我们决定结婚。这个决定在两边家里都掀起了波澜。我爸妈特意从台北飞过来，要见见陈浩和他家人。见面安排在一家饭店，我爸妈很客气，但也问得很直接：房子买在哪里，收入稳不稳定，以后打不打算回台湾。陈浩爸妈不太会应对这种场面，只是反复说，我们会对她好的，当自己女儿一样。

最关键的矛盾出现在婚礼安排上。我爸妈希望按台湾习俗办，在台北请客；陈浩爸妈觉得儿子结婚当然要在老家办酒席。两边僵持不下，我和陈浩夹在中间很难受。最后是陈浩想了个办法，他说，我们在西安办一场，主要请男方亲戚和我们的朋友；然后去台湾办一场，请女方亲戚。费用我们自己承担。

这个方案勉强被接受了。但在准备西安婚礼的过程中，我妈妈和婆婆还是有了摩擦。比如喜糖的选择，台湾习惯用精致的西式糖果，婆婆觉得应该用陕西传统的老虎糖、花生酥；比如敬茶仪式，细节上很多不同。有一次我听见妈妈在电话里跟台湾的阿姨抱怨，说这边什么都土土的。

婚礼那天，按照陕西习俗，新郎要来女方住的酒店接亲。我住在酒店，从台湾来的亲戚当“娘家人”堵门。陈浩带着他的兄弟团在门外喊门，塞红包，回答各种问题。最后门开了，他走进来，看见我穿着婚纱坐在床上，突然就愣住了，然后眼睛有点红。这个细节我后来记了很久。

婚后我们住在西安高新区，贷款买了套两居室。生活慢慢步入正轨，但问题也开始出现。最大的问题是饮食。我是吃米饭和清淡菜肴长大的，陈浩家是无面不欢，油盐重。刚开始我还试着学做面食，但不是碱放多了，就是揉面不到位。婆婆每次来，总会带一大堆手工面、臊子、辣子，然后委婉地说，浩子从小吃惯了这个。

有次我做了三杯鸡和卤肉饭，满心期待等陈浩下班。他吃了，说好吃，但明显没吃多少，晚上自己又煮了包泡面。我坐在厨房里，看着那锅没动多少的卤肉饭，突然觉得很委屈。这好像不只是吃饭的问题，而是两种生活方式的碰撞。

第二年，我怀孕了。这个消息让两家人都很高兴，但随之而来的是照顾月子的问题。我妈妈希望我回台湾坐月子，说台湾的月子中心专业，而且她能天天来看我。婆婆觉得儿媳妇当然应该在婆家坐月子，她会好好照顾。最后我还是留在西安，因为我孕期反应大，不适合长途飞行。

婆婆搬来和我们同住，照顾我。她是好心，每天变着花样给我做吃的，但都是陕西的月子餐：小米粥、红糖鸡蛋、猪蹄汤下奶。我想吃麻油鸡、喝鱼汤，但不好意思说。有次我妈妈从台湾寄来月子药材包，婆婆看了看，说这些药材性子寒，不适合北方人。那包药材最后一直放在柜子里。

女儿出生后，矛盾更多了。取名字，婆婆希望按陈家的辈分排，我爸妈希望有个台湾特色的名字。洗澡水该热该凉，该不该绑腿，能不能抱出门，几乎每件事都有分歧。我和陈浩也开始吵架，都是些小事，但累积起来很伤感情。最严重的一次，他说，你能不能别老拿台湾那套来说事，我们现在是在西安生活。我说，那我也不能完全变成陕西人吧。

女儿一岁多的时候，我爸爸在台湾生了一场大病，住院手术。我带着孩子飞回去照顾了一个月。在医院的那些天，我看着妈妈一个人忙前忙后，弟弟还在读研帮不上大忙，突然意识到父母老了。回西安的飞机上，我一直在想，我是独生女，以后父母怎么办。

我跟陈浩认真谈了一次。我说，我想把我爸妈接过来住。他沉默了很长时间，说，咱们家就两居室，怎么住。我说可以换房子。他说，那生活开销呢，你爸的医保在台湾，过来看病怎么办。我说这些都可以想办法。

真正推动这件事的，是我弟弟。他在台湾大学毕业后找工作不顺利，换了几份工作都不稳定。有次他来西安玩，我带他去大唐不夜城，看西安的夜景。他说，姐，这边发展机会好像比台湾多。我说是啊，很多台青都过来创业。

一个大胆的想法在我脑子里成形：为什么不把全家都接过来？爸妈退休了，弟弟还年轻，过来可以重新开始。我在西安生活了这么多年，认识不少人，可以帮弟弟找找机会。而且一家人在一起，互相有照应。

我跟陈浩提这个想法的时候，他正在看图纸，抬起头看了我半天，说，你是说，把你爸妈、弟弟、还有你外婆，一共五口人，都接来西安？我说对。他说，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我说我知道，但我想试试。

我们开始了漫长的家庭会议。先跟我爸妈谈，他们一开始坚决不同意。我爸说，我在台湾生活了一辈子，朋友、习惯都在这里，去大陆生活不习惯。我妈担心医疗，担心语言不通。我让他们先来住一段时间试试。

那年春节，我爸妈来了西安。陈浩特意请了假，带他们到处逛。去看兵马俑的时候，我爸站在一号坑前看了很久，说，这在课本上看过无数次，亲眼看到还是不一样。我妈对西安的菜市场很感兴趣，说蔬菜新鲜又便宜。我们还去了陕北，看壶口瀑布，住窑洞民宿。那趟旅行让他们的态度松动了些。

接下来是现实问题：住哪里。我们俩的存款加上我爸妈的一些积蓄，可以在西安买一套大一点的房子。看了三个多月，最后在曲江新区定了一套四居室的二手房，小区环境好，离医院近，台湾人聚居的社区也不远。房子装修的时候，我特意留了一间做茶室，因为我爸爸喜欢泡茶；厨房做了两个灶台，一个可以煲汤，一个可以做面食。

搬家那天是2019年的秋天。我从机场接了他们五个人，浩浩荡荡地回到新家。婆婆和公公也来了，带着自己做的臊子面、肉夹馍。两家人第一次全部坐在一起吃饭。语言不太通，我爸妈说闽南话和普通话，陈浩爸妈说陕西话，我弟弟和陈浩用普通话交流，我就在中间当翻译。但饭桌上笑声不断，我婆婆一直给我妈夹菜，我爸和陈浩爸爸在比划着聊茶叶。

真正的挑战在生活细节里。我妈妈不习惯西安干燥的气候，皮肤过敏；爸爸觉得这边电视节目不好看，想念台湾的新闻和政论节目；弟弟找工作遇到了困难，他的学历在台湾不错，但在大陆需要重新适应；外婆已经八十多岁，出门不方便，整天待在屋里闷得慌。

最麻烦的是医保。我爸有慢性病，需要定期拿药。台湾的健保在这里不能用，全部自费的话负担很重。我们跑了社保局、台办，咨询了很多部门，最后通过办理居住证，申请了跨省异地就医备案，虽然手续麻烦，但总算解决了大部分问题。

弟弟的工作是我最操心的。他在台湾学的是设计，但大陆的设计软件和风格不太一样。我帮他联系了几个在西安的台商企业，最后有一家文创公司愿意给他机会，从助理开始做起。薪水不高，但老板是台湾人，环境比较适应。弟弟很努力，经常加班到很晚，他说想快点做出成绩。

2020年初，疫情来了。这个意外事件反而让我们一家人的关系变得更紧密。封控期间，大家都出不去，整天待在家里。我婆婆和我妈开始在厨房合作，婆婆教我妈做油泼面、包饺子，我妈教婆婆做三杯鸡、凤梨酥。两个老太太用手机翻译软件加上比划，居然能交流了。

我爸爸和陈浩爸爸找到了共同爱好：下棋。两人在阳台摆开棋盘，一下就是半天，虽然语言不通，但棋路是相通的。有时候为了一步棋争论起来，各说各的话，我在旁边看着觉得好笑又感动。

弟弟在疫情期间也没闲着，他在家做设计接案，还学会了用大陆的电商平台。解封后，他跟公司提了做线上文创产品的建议，被采纳了。他设计的“长安遇见台北”系列明信片和胶带，在网络上卖得不错。

疫情缓和后，我们一家七口——加上陈浩爸妈经常来，其实是九口人——开始真正融合成一个大家庭。